在本研究，筆者針對以下三項重點： 一、 歐體及歐盟人權政策兩項基本研究問題 二、 歐體及歐盟人權政策四項比較議題 三、 歐盟未來對中國人權政策發展之評估 一、 歐體及歐盟人權政策兩項基本研究問題： (一) 歐體及歐盟對外人權政策為何，其決策如何？歐體及歐盟對外人 權政策存有何種結構性問題？ (二) 歐體及歐盟對中國人權政策為何，其目標為何？歐體及歐盟因何選擇執行如此的中國人權政策？歐體及歐盟對中國人權政策存有何種問題，又其效率為何？ 二、　歐體及歐盟人權政策四項比較議題： (一) 歐體與歐盟的對外人權機制、決策與政策工具 (二) 六四事件前後歐體對中國之人權政策 (三) 歐體與歐盟對中國的人權政策及其效能 (四) 歐盟第一支柱與第二支柱對中國執行的人權政策及其效能 / This dissertation deals with the human rights policy of the EC and EU towards China. In a first part,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European human rights policy are analyzed, as well as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he available too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 and EU human rights policy. In chapter 3, the author analyzes EC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in chapter four, the author deals with EU policy towards China

在1989年捷克「絲絨革命」的過程中，幾乎所有捷克共產黨領導人都被迫辭職下台，因此共產黨對政府的控制完全瓦解，其後，捷克進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努力想擺脫共產體制帶來的種種不良影響。之後，歷經1993年與斯洛伐克的和平分裂，捷克共和國正式成立，並開始積極推動中、東歐地區的整合，進而達到加入歐洲聯盟的目標。終於，在2004年，歐盟完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擴張，新加入的成員共有十國。其中，捷克不但在入盟談判中一直表現良好，更於2009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以成熟穩健的態度負責協調並舉辦歐盟的議事活動，也順利完成任務。因此，捷克的民主轉型是應該受到肯定的，而在整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我認為歐盟在捷克所推動的國際社會化是最重要的因素，歐盟提出的政治條件，促使捷克朝向民主與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同時，在轉型的過程中，捷克必須接納的國際規範，最後也成功內化到捷克國家體制內，只是在不同政策領域中，有不同程度的實踐。因此，本文使用建構主義的理論架構，對歐盟與捷克的案例進行檢視，希望透過比較分析實際情況與理論觀點的異同之處，一方面將國際社會化概念的內容具體化，也藉由實際情況對理論內容做補充，使本文的研究發現成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波蘭於2004年正式加入歐盟，加入歐盟至今已有八年，並於2011年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國。波蘭加入歐盟是否對其外貿具影響力?本論文透過波蘭參與歐盟的過程、加入歐盟後的經濟面向，以及引力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從引力模型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一、歐盟雖然對波蘭進、出口貿易都具有正相關，但相較於進口方面，對波蘭出口影響程度卻相當微小。可能因素為波蘭加入歐盟後，在進口歐盟地區商品方面，受惠於歐盟規範下的貿易自由化，進口商品更為多元；而波蘭自1993年至2010年以來，出口貿易對象高達九成以上都屬歐洲地區，當然包含歐盟國家，因此無法確切指出波蘭出口額逐年增長的趨勢，完全是受到加入歐盟的影響。不過，整體而言，加入歐盟對波蘭外貿還是具有相當正面的效益。二、貿易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變數，對波蘭外貿具有正面效益，換言之，貿易國家的經濟水準逐漸提升後，使得人民可支配所得增加，進而增加對波蘭商品的購買次數。三、貿易國家的人口變數，對波蘭外貿具有正面效益，表示當貿易國家的人口增加，對波蘭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使得兩國貿易量也隨之增加。四、兩國首都距離變數，對波蘭外貿具有負面效益：當兩國首都距離較近時，運輸成本也較低，因此兩國貿易次數頻繁；而當兩國首都距離較遠時，運輸成本提高，使得兩國貿易量減少。

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造成前蘇聯地區國家歷經二十多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至今仍呈現政局不穩、區域政治和經濟合作步調緩慢、社會經濟關係的態勢緊張、內部種族糾紛及跨邊界衝突不斷等現象。尤其2003年開始，以喬治亞為首的玫瑰革命進一步表現出獨立國家國協國家去俄入歐的意識形態萌芽，歐盟面對現實政治的變遷，很難繼續迴避思考歐俄關係變局的因應策略。2004年起歐盟正式提出以自由貿易的睦鄰夥伴關係緩衝東擴效力的想法，企圖提高歐盟擴張質化效果。 　　歐盟睦鄰政策由歐盟執委會對外關係與歐盟睦鄰政策委員主導，以協議換取歐洲睦鄰國對政治、經濟、貿易及人權改革的承諾。本次研究選擇以中東歐國家做為檢驗政策效力的指標，東歐地區在地緣政治上被歐俄賦予緩衝區的期待，近年來伴隨歐盟擴張，歐俄雙方勢力在此競逐交涉，從俄羅斯2000年普亭外交政策觀之，俄方將東歐地區視為其地緣勢力及核心利益的一部份，俄羅斯對歐盟擴張至東歐地區的立場將逐漸從消極懷疑轉為積極對抗。

在普丁就任總統之後，讓一個經濟衰敗、國力萎靡的俄羅斯，從谷底翻身，進入世界強國之列。其間與歐盟的合盟與競爭，成為普丁強國戰略的運用。然而當俄羅斯開始強大，無法避免的也與歐盟有了政治現實利益的衝突，烏克蘭事件即是俄歐利益衝突具體的體現。 　　本研究探討普丁時期，俄羅斯與歐盟的關係。採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來獲得本研究進行之資料與文獻，並由現實主義以及地緣政治理論，做為本研究的研究途徑，得出研究結論有三項。 一、 強化俄歐合作，以尋找多極世界建構的可能 二、烏克蘭事件是普丁俄歐關係之底牌 三、克里米亞入俄公投揭示俄歐關係的遠程目標 / After Putin took up a post, he let the economy decline, debilitating national power in Russia ,turning over the lowest point, and entering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cooperating and competing with European Union, he uses the strategy of becoming a powerful country. However, when Russia becomes stronger, it can't avoid having conflicts of political benefits with European Union. The Ukraine incident embodies the beneficial conflict concretely. This research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an Union during Putin's time, and it adopts research law documentation analyses to acquire it's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 through the realism and geopolitics theory as the means to reach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First, intensif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an Unions to seek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 world design. Second, The Ukraine inciden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an Unions the card in Putin's hands. Third, Crimea's referendums to Russia reveals the long range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

東南亞國家自十五世紀以來即置於歐洲列強統治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時對東南亞與歐洲之發展造成影響。東南亞各國於二次大戰期間，逐漸經由民族自覺形成區域主義，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建立「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以下簡稱東協）；歐洲各國則基於經濟合作之考量而逐步建立「歐洲共同體」（EC，以下簡稱歐體）。 經由東方歷史薰陶與村莊文化，尤其是馬來文化中協商討論與共識的影響，形成東協於國際組織中特殊之共識決外交政策，並以一致之立場反映於國際間。歐體發展較早且組織亦較東協成熟，惟各國基於本身利益之考量，對於國際議題往往意見相左，使歐體於國際間之團結程度反而不若東協。 一九七二年開始，東協與歐體雙方展開接觸，東協需要來自歐體之經貿優惠、技術轉讓、合作開發與政治支持，歐體則需要來自東協提供之原料與市場，雙方基於實際利益考量而進行合作是相當自然的，彼此於一九七八年正式展開部長級會議並於一九八零年簽訂合作協定。此後，雙方將合作範疇逐步擴大，並針對多項國際議題進行具體合作。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有新的發展，東協與歐體皆有擴增，歐體進一步發展成「歐洲聯盟」（EU，以下簡稱歐盟），東協亦朝向十國組織邁進，彼此合作更為密切，亦促成兩次「亞歐高峰會」（ASEM）之召開。但雙方亦因緬甸之加入東協與東帝汶等人權議題產生歧見。 整體而言，東協對歐盟之政策係以彼此共識為基礎，以整體立場對歐盟尋求最大利益。展望未來，東協與歐盟之合作關係，將於現今基礎上繼續擴展其他包括安全面向之合作。 / Southeast Asia had been dominated by European Powers since 15thcntury until the second world wa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emerge in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 andASEAN was founded in 1967. ASEAN is famous of i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ell known as"common decision", every member's opinion must be heared by theothers, and "feelers technique" do help each other on understandingmutually. According to common interests, ASEAN and EC begin dialoguessince 1978, and signed an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in 1980. As the Cold War ended in 1990s, ASEAN and EC both expandedthemselves, and under the urges of both sides, the ASEM was held inBangkok and London 1996 and 1998, to get mutual understandings andto promote the common interests for bothsides. The most difference between ASEAN and EC is the human rights issue,especially on Burma and East Timor. Fortunately, ASEAN and EC will intense their cooperativerelationship in the foreseenable future.

跨境犯罪隨著國家間頻繁地交流而日趨增長，因此國際間跨國追訴犯罪的合作面臨極大挑戰，然而跨國調查取證時常遭遇效率不彰的問題，跨國取證的合作發展遠遠不及於跨國犯罪蓬勃滋生之腳步，因而該如何建立更完善的取證制度，用以促進各國間的相互合作為跨國調查取證之首要目標。除了效率之要求外，對於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權利保障，以及境外證據證據能力的問題也是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面臨的問題，要如何避免被告及犯罪嫌疑人的相關權利在跨境追訴中被犧牲，不使之成為跨境追訴下的次等公民，以及如何確保跨境證據在請求國法院被採用而達到司法互助的目的？因此，本文主要以《歐盟刑事偵查令狀指令》為比較對象，介紹歐盟首度以單一立法規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調查取證的《歐盟證據令》與取代《歐盟證據令》之《歐盟刑事偵查令狀指令》，了解歐盟法制如何規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調查取證，並討論《歐盟刑事偵查令狀指令》規範的完整性以及運作上面臨的挑戰。在了解外國法制後，反思我國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調查取證方法制上可以做如何的改善；在跨境證據的採用上，除了以傳聞法則作為篩選跨境證據的標準以外，我國實務是否還有其他管控機制；以及如何平衡被告對質詰問權的保障，最後，對於我國草擬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提出粗淺的看法與建議。

過去十年來，人們體認到任何單一事件可能改變一個國家、一個區域，或全世界的政治情況。以歐盟而言，2014年歐洲議會的選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許多研究者稱之為政治地震，這個事件可能促使對於「疑歐運動」脫離歐洲統合過程的陰影產生威脅，歐洲會議所呈現的疑歐論調可能被視為是歐盟末日的開端，或僅只是信任的暫時危機。 本研究試圖分析自歐盟成立以來造成疑歐論興起的各項因素。再者本論文也包含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對歐洲穩定和各國政治情況的影響，最後作者應用雙層賽局理論尋求疑歐論興起的適當方法，以及歐洲分化的可能問題。很多觀察者宣稱疑歐論團體 對歐洲的統合沒有造成任何威脅，作者建議疑歐論在最近期應被視為主要的問題，歐盟應有效地回應。 藉著解答這三個研究問題，作者建議進一步了解大多數疑歐政治團體所擁有的動力，此外基於雙層賽局理論和折衝的角色，結論亦包含於處理疑歐論的可能意涵。 / In the past decade, people have witnessed that one single event may alter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a single country, region or even the whole world. In case of the EU, the 2014 Europ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was one of them. Referred to by many researchers as a “political earthquake,” this event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euroscepetic movement to emerge from the shadows and pose a threat to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presence of euroscepticism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ay be seen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EU or perhaps just a temporary crisis of trust. This study seeks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euroscepticis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U. Moreover, the impact of the 2014 Europ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n European stability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is also included in this paper. Finally, the author applies two-level games theory to find a proper solution to the rise of euroscepticism and the problem of potential European disintegration. Many observers claim that eurosceptic parties do not pose a threat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I suggest that euroscepticism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to which the EU must respond effectively in the near future. By answering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author gives further insight into the power gained by most of the eurosceptic political partie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two-level games theory and the role of negotiations,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s in dealing with euroscepticism are included in this paper.

法國與歐洲共同移民政策的規範目的相似，但是內容不同。其相同點在於法國與歐盟對於歐盟內部移民或會員國國民皆是採取包容的政策型態，而對於歐盟外來者或第三國人民則以排斥政策及限制條件對待。不過探究兩者的移民規範細節後卻能發現尚存許多相異之處，因此即使法國在歐盟整合移民政策的過程中係為主要的協調國之一，法國的移民政策仍不必然引導著歐洲共同移民的方針，且為歐洲共同移民政策模仿的範本。再者由於歐盟移民政策的整合過程並非是一國促成，法國必須與其他會員國協商及尊重歐盟超國家機構的決定。在多層次移民治理的模式下，國家不是唯一的決策行為者，超國家機構與非政府組織亦將納入考量。因而法國可能對歐洲移民政策持續具有影響力，但是仍須與其他行為者協調，無法單獨主導政策發展。

一九五０年法國外長舒曼總合莫內（Jean Monnet）的主張，在一九五０年五月九日發表「舒曼宣言」(Schuman Declaration)主張各國將煤、鋼資源的所有權移轉給一個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機構，由這個機構負責煤鋼的生產。「舒曼計劃」（Schuman Plan）具體建構出超國家組織機構，這個倡議得到了法、德、意、荷、比、盧六國的響應，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簡稱ECSC），開啟歐洲統合之道。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歐洲共同體馬斯垂克高峰會議透過了以建立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洲政治聯盟為目標的「歐洲聯盟條約」(The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亦稱「馬斯垂克條約」。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馬斯垂克條約正式生效，歐洲共同體更名為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這代表歐洲共同體從經濟實體向經濟政治實體過渡。 二００二年 十一月十八日，歐洲聯盟十五國外長會議決定邀請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十個中東歐國家入盟。二００四年五月一日，這十個國家正式成為歐洲聯盟的成員國。 歐洲議會於歐盟體系之角色與職權的變遷並沒有可依據理論模型，為其應屬於實務之議會運作。儘管歐洲議會的職權逐漸擴張，為了回應民意要求改善「民主赤字」問題，歐洲議會得以增強其角色，包括了獲得申訴權力、調查權力與任命行政監督，以及在立法程序中歐洲議會可以利用諮詢程序（consultation procedure）、合作程序（cooperation procedure）、共同決定程序( Co-decision procedure)以及同意合作程序（assent procedure）等四種參與決策的程序，但是仍然有其侷限性， 並不如各國國內一般議會的權力執掌。 筆者想要藉由對使歐洲議會各階段權力增長法源的分析，以及歐洲議會與歐洲聯盟下轄之部長會議與執委會三者對於立法權、預算權以及監督權等各方面職權消長之探討，瞭解歐洲議會的職權是否真正擴張，並對二００四年歐盟東擴與歐洲制訂新憲法等重大議題作一整理探討，以期最後能導出歐洲議會是否真正從一超國家議會，轉變為國家內部議會組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