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的國際社會中，多邊主義儼然已經成為大多數國際建制的運作模式。然而我們必須瞭解的是，多邊主義作為一種國家間關係運作的模式，它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許多國家聚集在一起，更蘊含著參與國必須遵行共同的遊戲規則、並且各自有著自視為成員的向心力等重要的意涵。因為其運作存在著這些特性，全球性的多邊主義機制大大裨益國際秩序的建立。儘管這個重要的概念直至九O年代才被真正突顯出來，但從過去國際關係的發展經驗來看，多邊主義早已運作良久，而其強調的概念也可詳見於各種國際關係理論之中，因此，此概念的提出，重要性可見一斑。 本研究先從歷史脈絡找出多邊主義的相關概念，再以魯傑的多邊主義概念出發，做一理論性的概念分析。而為進一步瞭解多邊主義機制及其內含概念的成形，本研究以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作為實例，從其演進的過程中循線找出多邊主義各個概念的蹤跡。從一開始的歐洲政治合作演變成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歐盟試圖建構出高階政治領域中歐盟國家所應遵行之普遍行為準則，其後又因為共同安全暨防禦政策以及《歐洲安全戰略》的出現，使得歐盟國家逐漸體認到歐盟在國際社會上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因而找出自己的認同，進而強化機制的向心力量。顯然，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正在朝著成為一個多邊主義機制的方向邁進，如此進化的動態過程可進一步幫助我們理解多邊主義機制的形成與演化，進而使我們更加瞭解多邊主義的概念。 / Multilateralism is a kind of institutional form and now exists in mos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for this term “multilateralism” not only the gathering of many states, but also the common rules all the participants need to follow and the centripetal force from the member states who think they are bound together have to be understood. Wi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re really contributive to the forming of international rules. Though this important concept was not much discussed until the 1990s, we could see it from the working of many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a long term. Besides, the concepts it stresses were also scattered in all sor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ies. Therefore,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multilateralism is now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concepts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re should be more understanding in its meaning and its internal workings. The main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is research starts with John Ruggie’s perspective and some more exploration was made from this viewpoint. To know more deeply the formation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ts interior concepts, EU’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see the evolutional process of a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and to find how those above-mentioned concepts emerge in such an institution. From the 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EPC) to CFSP, European states tried to build up some common rules for high politics.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then helped them to realize the role European Union should play in the world, to find their identity, to strengthen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this institution. Apparently, this institution is tending to become a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This active development ai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and the concepts of multilateralism as well.

冷戰後加上後共時期的轉型促使俄羅斯與歐盟的關係日趨緊密，而俄羅斯的領導階層亦將俄歐關係視為戰略伙伴關係。俄羅斯在葉爾辛執政時期，由於決策階層對於俄歐夥伴關係缺乏清晰的認知，導致俄歐戰略夥伴關係之發展並未有重要成果。 俄羅斯對歐盟關係經過長時間的停滯不前後，在普欽執政下，歐盟逐漸成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俄羅斯與歐盟在政治、經濟、商貿及安全等領域之關係發展對於彼此均非常重要，但是雙方在民主、人權、貿易及能源等方面仍然存有許多分歧，俄羅斯與歐盟唯有透過協商及彼此妥協方能有效解決上述歧見。 / Post-Cold War and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s had brought Russia closer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 Russian leadership had declared that it had made a European choice and viewed EU-Russian relations a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ut during Yeltsin’s presidency, many Russian policy-makers seemed to lack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o get from the EU-Russian partnership, the EU-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d not produce any serious results. After a decade of uncertainty about Russia’s relations to the EU, the EU has become a constant theme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of Putin’s presiden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is very important to both parti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business, and security terms. But there are many disputes between Russia and EU i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trade, energy, etc. Russia and the EU can only solv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compromises.

在冷戰結束與經濟議題的興起之下，非傳統安全在國際關係中所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隨著石油危機的發生，『能源安全』開始成為討論的目標，也重重影響各國的國防、外交與經濟政策。然而，在80年代後所吹起的環保風潮，也使得能源的使用開始受到環保人士的監督。過去以經濟目標為主的能源安全內涵已經不符合全球暖化下的要求，新的能源安全典範開始融入『環境安全』與永續發展的環保目標。此外，在油價高漲的時代之下，『能源外交』的出現，也使得各國間的能源合作成為一種外交手段，俄羅斯的興起就是最佳範例。在能源、環保、經濟與國家安全的相互交錯之下，都使得現今的能源議題比過去複雜。 而歐盟正面臨的這種新式能源安全的挑戰，所以歐盟在2006年提出了《永續發展、競爭力和能源安全的歐洲戰略》的能源綠皮書（Green Paper）。在歐盟內部的能源政策目標中，積極希望能夠達成環境安全的要求來因應氣候變遷。同時也希望能夠配合歐盟的東擴，整合歐盟的內部天然氣市場，增加經濟與工業的競爭力；而在歐盟對外的能源戰略方面，主要是希望達成能源供應源多樣化的目標。因此，希望能與重要的能源生產國如俄羅斯、裡海地區與中東地區的國家建立能源合作的機制。最後，儘管面對許多挑戰，但是歐盟內部還是希望能建立共同能源政策，來增加歐盟對外能源談判的籌碼。 在全球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能源生產國與能源進口國都面臨著不同的安全挑戰，並相互依賴著。沒有任何一方的獨善其身，都必須面對能源、環境與經濟的平衡。因此，希望藉由討論歐盟的經驗，讓其他國家在面對相同問題的時候可以有所借鏡。 關鍵詞：歐盟、能源政策、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遷

1950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之初，中立國家並未急著趕搭歐洲統合列車，其理由除與當時冷戰方熾之國際大環境有關外，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的宗旨與中立國家所追求之政策相牴觸亦是主因。 　　1991年12月，歐洲共同體十二國領袖在荷蘭馬斯垂克高峰會議中通過一項以三個柱石（Pillar）為主要架構之「歐洲聯盟條約」。其第二個柱石，即條約中第五章「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條款」，尤可視為歐洲統合運動史上另一個突破。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形成，不僅是建立「政治歐盟」的重要基礎，對於歐洲國家推動政治統合亦有鼓舞作用。此外，後冷戰時期之國際權力結構丕變，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形成，對歐洲國家在國際政治事務上之影響力必有所助益。依據該章條款的規定，歐洲聯盟未來勢必將統合工作拓展至安全防禦方面，這是歐洲統合運動發展的一大進步，惟亦將加深中立國家加入歐洲聯盟之困難度，因為中立國家不應參與任何軍事防禦聯盟。儘管如此，瑞典卻仍在歐體全方位進行整合之際提出入會申請，而歐盟也於1994年3月間批准其入會申請。瑞典並發表宣言，表示願意遵守及推動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瑞典對於加入歐體與否態度轉變之快實令人矚目；其從表示加入的意願到正式提出申請，費時僅一年，且選擇加入之時機正值歐體成員國決定大步邁向整合，進一步展開經濟及政治整合之際，因此瑞典入會的動機尤值吾人研究。 　　究竟那些原因促成瑞典忽略其引以為傲的中立政策，不顧民意分歧而執意提出入會申請？冷戰結束之後，國際局勢巨幅變動，「中立」真如部分學者所稱已經過時，且從國家眼中珍惜的資產變成負擔了嗎？中立國家加入歐盟是否會拖累歐盟統合的腳步，造成歐洲統合過程的質變呢？這些問題正是作者撰文之初心存的疑問，而或許可從本論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目錄： 緒論 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範圍 第一章、瑞典之中立政策 第一節：中立之意義 第二節：瑞典中立政策之特色 第二章、兼顧中立之另一種選擇─歐洲經濟區 第一節：瑞典早期與歐洲經濟共同體之關係 第二節：瑞典之第三條路-歐洲經濟區 第三節：瑞典對「歐洲經濟區」之失望 第三章、瑞典申請加入歐體之因素 第一節：加入歐體之中立問題 第二節：決定加入歐體之外在因素 第三節：決定加入歐體之國內經濟因素 第四章、加入歐體之正式談判與結果 第一節：加入歐體之談判 第二節：瑞典公民投票決定加入歐盟 第五章、瑞典入會後與歐盟之互動 第一節：瑞典與歐盟之關係： （1995年至1999年） 第二節：瑞典入會後對歐盟之影響 第三節：瑞典加入歐盟利幣得失之探討 結論

隨著超級大國爭奪勢力範圍時代的結束，安全研究對象不再純粹以國家的軍事和意識形態為主，這種對傳統國家安全威脅來源的不同理解，導致「非傳統安全」概念的產生。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擴散性、跨國性特質，使其威脅往往比傳統安全來的難以控制，國際社會的安全合作也不得不從傳統安全轉向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合作似已取代傳統軍事結盟觀點，成為國際安全合作的主要面貌，故本文認為國際社會或區域組織的安全能否得到確保，必須看它的非傳統安全合作能否有效深化。 　　此外，安全不再是狹義地以國家為唯一適用單位，更應包含對人類安全的保護以及對於恐怖主義、毒品走私、強迫遷徙等問題的正視。本文認為，人類安全是非傳統安全能否跳脫傳統安全框架重要的元素之一，不應只以人權角度來理解，而應放在「國際安全」架構下檢視，一個安全合作機制是否涵蓋人類安全理念，將是傳統安全合作機制與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重要差異之處。 　　本文此標準檢視歐盟這個擁27會員國的區域組織，並以其第三支柱「內政暨司法事務(JHA)」的運作架構為檢視對象，探討歐盟在安全合作上的特殊性及其價值。本文認為，歐盟在其安全戰略中雖表示強化軍事力量的決心，但卻也處處顯示出對人類安全的考量，在JHA之實際政策面更看到針對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全面對策，顯示歐盟不只是針對傳統安全合作的機制，更是國際社會上少數真正針對非傳統安全威脅進行合作的機制。 /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ssue of non-traditional threat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than ever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oreover, it has taken the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issue and has become the hottest topic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third pillar of European Union- The Justice and Homes affaire( JHA) and how it works when dealing with the boundless non-traditional threat, this paper have proved that EU is not only 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argeted for traditional threat comparing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t also the one aimed to handle the non-traditional issue such as terrorism, organized crime and drug trafficking by practicing its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which is centered in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in 2003.

中共與歐盟自1975年建交至今已滿30年，兩者已建立成熟的合作夥伴關係。尤其，在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已轉化為「一超多強」，中共與歐盟作為兩支在國際舞台上正在崛起的重要力量，均具有長遠的戰略目標，以實現各自的國家利益。故本論文乃藉由攻、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探究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之戰略。 基本上，中共與歐體(歐盟前身)雖於1975建交，但在當時冷戰的內外條件下，雙方都將不可能發展經貿關係，作為具根本意義的戰略選擇。直到1978年底中共改革開放實施，同時歐盟整合亦不斷深化及廣化，雙方關係才日趨緊密。然而，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卻使得中(共)歐關係嚴重倒退。1990年代中期，由於中共經濟實力快速成長及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因此歐盟在政治、經濟等多重因素考量下，重新體會到亞洲和中共之重要性，並於1995年對中共發表《歐盟對中國長期政策》第一份文件，其後又相繼發表《歐盟對華新戰略》(1996年)、《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1998年)、《國家戰略文件2002-2006：中國》(2002年)、《歐中關係的共同利益與挑戰－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2003年)等四篇文件，並視中共為其全球六大戰略伙伴之一。而中共亦於2003年10月13日發表有史以來第一份對外關係文件－《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公開闡明中共在中(共)歐關係中的國家利益與目標，更標誌著中(共)歐總體關係邁向一個新階段。 由於歐盟欲透過政治與人權對話、經濟及貿易關係、安全合作計畫之三大途徑來達成其所規劃之中共政策目標。因此，中共對在追求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提昇之國家發展目標下，亦欣然接受。同時，中共在國家內部和對外皆做出許多彈性調整，以進一步發展與歐盟的友好關係。 進而言之，中(共)歐雙邊關係迅速提升，以2004年為例，歐盟已超越美國，成為中共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然而，中共對於歐盟重視的人權問題等有所堅持，故在經貿利益上，雙邊呈現是利益互補、各取所需之態，但對於普世人權價值卻呈現「同床異夢」現象。另外，在國際安全上，雖然中共與歐盟兩者並無直接威脅及利益衝突，且皆共同主張多極化，但為維持「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實現其「三步走」戰略目標，故筆者認為中共對歐盟戰略目前乃採取「明聯歐，暗制美」的積極守勢戰略。

近年來失業問題日益嚴重，使得我國中高齡者、低教育程度及其他弱勢族群的勞動力，即使有高的「再就業」意願，但在職場上卻缺乏適當且充足的就業機會，如果是因為整體經濟環境不景氣的影響，而導致私部門的雇用需求的減少，政府（公部門）推動人事精簡政策又不再增加政府直接雇用人力，那麼是否可以尋求其他部門的協助呢？由於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兼具雙重性質，一方面它代表公共福祉與社會正義的追求，因為它不以市場利益為導向，而以社會公益為目標，彌補政府失靈所造成的困擾，因此，本研究主張透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力解決失業問題的途徑，是目前可以選擇的「第三條路」。 本研究的主軸，就是嘗試從對於非營利組織相關文獻的討論，探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之間各種可能的關係，再進一步討論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力開創「永續性」就業機會之可行性及國家角色，由於我國非營利組織就業方案是師法歐盟第三部門就業方案的架構及精神，故本研究亦將探討歐盟的「第三部門就業方案」與我國非營利組織就業方案－「永續就業工程計畫」內涵及執行成效，以提出我國非營利組織就業政策上的建議。 本研究探討了我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力創造就業機會之可行性，對於我國藉由非營利組織發展就業促進政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在規劃非營利就業方案時必須增加「區域發展」的視野。 （2）在執行非營利組織就業方案時必須加強可以增加失業者就業能力的職業訓練計畫，而非單僅為了申請「救助」性質的用人津貼補助。 （3）除經費補助外亦可運用其他資源協助非營利組織執行就業方案，例如：設立專責機構提供非營利組織創業諮詢服務。 （4）持續發展具有財務支持機制的「經濟型」就業方案，並修正對於社會勞務價值的「社會型」計畫補助方向，例如建立真正地具有社會勞務價值的方案模式以及輔導機制。 （5）加強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以及非營利組織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加強兩部門間親密的溝通及互動往來程度。

歐盟多層次治理由超國家歐盟機構、國家、跨國家網絡與次國家代表團體串聯而成，此四層次行為者緊密相關並互動產出歐盟政策。此模式進而延伸至歐盟境外治理，使得管制(regulation)增加，區域無政府狀態也漸趨向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三大同步進展的推動力導致歐盟多層次治理。其一，歐盟公民共享世界觀形塑出歐盟內部一致性；其二，歐盟中央化(centralize)成員國不能或不願治理之議題領域；其三，歐盟分裂化(fragmentate)其治理權威予跨國家網絡與次國家代表團體。歐盟境外治理以其周邊為主，其面向潛在會員國的擴大政策(enlargement policy)將區域和平共榮區大幅擴張，為國際關係史上的巨大成就。同時，歐盟對於非潛在會員國的境外治理行為模式漸受關注。此即會籍條件性(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與政策條件性(policy conditionality)的比較。 　　歐盟地中海政策即歐盟對於非潛在會員國境外治理的個案。相較於以中東北非區域或非洲區域為整體，地中海區域主義更加密切，並因而有其研究價值。歐盟作為成員國集體行動的代理人(agent)，在歐盟地中海政策的推展中，也漸產生前述的多層次治理模式。本文對歐盟地中海政策網絡進行檢驗，並發現其與主權國家的外交政策的相異性。就低主權爭議性而言，跨國家與次國家層次有效迴避殖民遺緒爭議與干涉內政疑慮；就高政策滲透性而言，跨國與地方網絡易於串聯滲透至地中海區域公民社會、企業及地方代表機構之中，有助於促成文化同質性與共同生活經驗，並從根本上促進和平共榮區的目標；就低強制性而言，歐盟地中海政策中的共有制(co-ownership)精神，國家、跨國家與次國家層次的自願參與及水平式合作，都使得地中海夥伴國較以往更願意納入歐盟地中海政策的治理網絡之中。 / EU multilevel governance consists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nation state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and subnational representative bodie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four levels contributes to EU policies, and even EU external governance,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its neighborhood. EU enlargement policy toward potential member states successfully expands EU ar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Meanwhile, EU external governance in non-potential member states become systematic and obvious. EU Mediterranean policy is a case of EU external governance in non-potential member states. Compar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or Africa, regionalism across Mediterranean Sea is much stronger and thus worth more researches. EU promotes its Mediterranean policy in a way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s well, especially after Arab uprising in 2011 as EU starts to cooperate more with legislatur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Mediterranean regions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governments there.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networks of EU Mediterranean policy and figures out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diplomatic policies of sovereign states. First, they involve less sovereignty issues since trans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level effectively avoid post-colonial disputes and intervention concerns. Second, they are highly accessible because of their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civil society, enterprises and local representative bod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Third, they uphold principle of co-ownership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participants are thus more willing to join the policy networks.

因國際局勢各項客觀因素，台灣的外交政策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均是以「美中台三方關係」為主要政策考量，然而歐盟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影響力日漸增加，尤其是歐盟東擴，其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勢必使歐盟成為日後的國際政治強權之一，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學術研究及文獻資料等，探討台灣與歐盟自天安門事件後雙方關係的變化及發展，同時透過資料整理及研析，驗證歐盟對台灣在採取「政經分離」之原則下，雙邊關係之發展及變化，主要研究面向共計三項，第一，雙邊在官方層級之關係發展，第二，台灣與歐盟的經貿交流發展，第三，非官方領域的台灣與歐盟關係，希望藉由這三個研究問題，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其他可行與精進方案，以供未來台灣在研擬與制定對歐盟外交政策時之參考資料，以期雙邊可達更深化與更廣化之全方位外交關係。

民族主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發威，民族國家在第二次大戰後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政治組織，聯合國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訂定憲章，其中具重要關鍵的是具有領土性與排他性的主權原則，確立民族國家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單位。民族國家對內制訂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建立起憲政秩序，主權在民，憲法不僅保障人民權利義務，並賦予政府執行主權賦予之職權，在其領土之內運用國家資源發展國民經濟、繁榮社會與福國利民。 然而，對處在二戰後、美蘇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中的歐亞中小型國家而言，既要促進國家之經濟成長和發展，又要維護國家安全，遂各自形成其區域安全與經濟貿易間之合作經驗，以因應內外部情勢之變動與需求，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來的愈趨明顯的全球化浪潮。 本論文以歐盟與東協兩大區域組織經驗為案例，以民族主義研究途徑、歷史與文獻研究法，分由主權與政府、主權與領土、主權與人民三方面，討論民族國家以區域整合方式回應經濟全球化衝擊的發展，併同探討全球化其他浪潮之衝擊的作為，如網際網路發展與生態環境危機。 本研究發現歐盟與東協的區域整合經驗顯示，前者已走向部分的超國家結構，各會員國轉移部份主權到歐盟，然其最終決策權仍掌握在各會員國手上；東協則仍是以政府間會議為主。兩者仍有共通之處就是，經由民族國家間較緊密的區域整合，共同因應全球化浪潮之衝擊，獲取更大的生存能力與國際談判籌碼。 簡言之，民族國家係經由區域化來回應全球化之挑戰，並不會因此而喪失國家主權，民族國家主權並未衰退，民族國家長存。而在區域整合之外的事實，網際網路方面，需依賴各民族國家的基礎設施與投入資源來維持其品質與提昇其效率；至於地球生態議題的全球性，各國的「互賴」關係非常明確，各民族國家在聯合國的多邊機制下，協商因應措施，最後仍須回到各民族國家的配合度上。不可否認，國家主權的排他性與暴力若能適度調整，將會有助於地球環境的友善發展。 / Nationalism started being influential from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20th century.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s nation-state becomes the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In order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United Nations established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he sovereign principal involve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inviolability. Sovereignty makes the nation-state become the basic uni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ation-states established constitution to maintain the order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Constitutions not only protect people’s rights, but also give the government the power to execute its authority. Within the territory, government can utilize its resources to develop economy, enrich the society and create benefit for its people. However, after World War II ,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sia want to develop economic growth and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 especially for the clear tendency of globalization in 1980s,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gain the cooperate experience from regional security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to meet the changes and needs from the world. This thesis uses the case studies of European Unions and ASEAN, nationalist approach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y to argue the main topic in three aspects of sovereignty and government, sovereign and territory, sovereignty and people. The main idea is to discuss how nation-state uses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respond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other impacts on internet and the cri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 EU members have transferred parts of sovereignty to EU, but the power of final policy-making is still in every country’s hand; as for ASEAN, decision-making is still among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s. The same part in both EU and ASEAN is that both of them gain more ability to survive under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obtain more chip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by the experi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short, nation-state will not lose sovereignty through regionalization to respo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Sovereignty of nation-sates does not decrease but lasts forever. Beyond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is nation-state that maintain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et services. As for the iss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depends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ach country,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negotiations among countries. We cannot deny that if the exclusiveness and violence of sovereignty can be modified reasonably, it will be friendlier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