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的今日，不僅環保團體與環保機關致力於環境保護的工作，證管會亦於民國入十一年修訂公佈「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需在年報中揭露公司某些特定的環保資訊。假設投資人在評估公司的經營績效時，會將環保資訊的社會成本與社會利益納入會計盈餘中，得一綜合社會盈餘，再以綜合社會盈餘訂定投資決策。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欲藉由媒體揭露的環保資訊，探討環保資訊在股價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為公司應否在財務報表中揭露環保資訊，提供一項證據。在本研究中，環保資訊分為三大類：一是，環保署公佈之「五百大製造業環保評鑑」；二是，環保公害糾紛；三是，「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次修正案的修訂。 　　研究結果發現，除了環保署公佈之「五百大製造業環保評鑑」無資訊內涵外，其餘二項環保資訊（環保公害糾紛、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次修正案）確實具有資訊內涵存在的。 　　換言之，投資人在訂定投資決策時，環保資訊確實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也驗證投資人取得環保資訊後，會主動修正報表中所揭露的盈餘，在利用修正後的社會盈餘來訂定投資決策。既然，環保資訊是投資人決定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企業除了傳統上在財務報表的應揭露事項外，應再主動於報表中揭露與公司有關的環保資訊，以供社會大眾使用。

臺灣水資源多年來供不應求的問題，由於供給面管理已面臨瓶頸，不得不尋求以強調經濟誘因，效率使用為理念的需求面管理。水權交易制度是需求面管理政策中最符合價格機能運作的制度，本文由臺灣的水資源財產權演進的歷史，以及理論模型的推導，加上既有文獻的探討，和國外施行的經驗，認為此制度確實可行。它的優點是讓用水者面對真實的機會成本，可以增加用水效率，除此之外，還可分散缺水風險，使分配更具彈性，反應留川使用效益的公共價值，並且可以顧及公平性和增進整體社會福利。雖然此制度有其缺陷，但是藉制度的設計，政府適當的管制，應可克服這些問題。 　　國內現行的水利法不允許水權自由交易，其中充滿政府管制色彩。在制定之初幾乎不顧及經濟法則，但是隨著由供需主導的經濟力量，例如嘉南平原水權之爭，已迫使水利法的修正，允許需由政府核准的附帶補償的移轉，這新增條文的精神已離自由交易不遠。不過由各種跡象顯示，政府對水資源的管理態度將更強調對水資源調配的主控權，但是此主控權的行使，四十年以來一直拋不開各種包袱，在未來也很難相信主管機關能做到社會最適的調配。 　　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模型，是為了做政策上的選擇。參考Baumol and Oates(1988)，徐世勳（民國80年），蕭代基（民國81年）等的模型架構，將留川及離川使用交互影響的關係，以及污染排放因素模型化。並討論在確定及不確定下的政策選擇，比較Pareto最適條件及市場均衡條件，在水量方面，主要是是探討水權費及水權交易制度，在水質方面，比較污染排放稅和可轉讓污染染排放許可證。論文結果發現，在確定情況下，上述政策無差異。在供給函數不確定下，應採水權交易制度和污染排放稅。本文最後提出政策建議，以集水區地方自治組織，來輔助市場交易，以及外部效果內部化工作。本文目的除了在財產權歷史和理論上做進一步探討，也希望提供臺灣成立水權交易制度政策上的參考。

水利開發被稱為台灣農業史上第一次革命，由於水利開發後對台灣農村經濟及農村社會產生莫大的改變。過去對於台灣農村社會的研究稍嫌薄弱，故本文從水利開發的角度切入來探討農村社會，時間以整個清代為斷限；研究區域以嘉南平原為對象。本文的研究除緒論及結論外，全文共分為四章作細部分析：第二章〈嘉南平原的自然環境及土地拓墾〉，水利開發的先決條件取決在自然環境的良窳，其次必須配合農業的發展。嘉南平原為典型的看天田，故在進入水利開發之前，必須先了解嘉南平原的自然環境。第三章〈清代嘉南平原的水利開發〉，本章主要是藉由水利開發史實的探討，來建構清代嘉南平原農村的水利原貌。本章主要分水利開發的進展、水利開發的模式及水利組織的經營三部分來說明。第四章〈水利開發對嘉南平原的影響〉，農村社會的主軸主要包括農業生產、商業行為及宗教活動三部分，而水利開發之後直接影響到農業生產、稻米產量增加、生產方式的改變、新市場圈的產生等；對農村經濟有莫大的影響，間接的影響新的地緣組織產生、水利糾紛及解決、人群關係的重新組合變了農村社會的秩序；這些影響無形中促成聚落的發展與人口的形成。第五章〈水利開發、區域發展與官府角色〉，本章主要藉由與台灣北部及閩粵的比較，來探討水利開發與區域展的關係，及不同地區官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最後從日據時期嘉南平原水利開發的轉變來釐清所謂官府角色問題。

本研究有兩個主題，第一個是近年我國家戶租稅負擔的分析，主要是以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的個別家戶為基礎，透過戶數十分位法來檢視近年我國家戶間，各分位租稅負擔的情況。研究中，除了傳統的家戶租稅負擔率分析之外，還根據了每個家庭人口數的不同，檢視了有依據人口數調整的家戶租稅負擔率。 第二個主題是關於所得重分配效果的解析，研究依循Aronson、Johnson、Lambert在1994年所提出的AJL模型，計算近年我國各稅目的重分配效果，並將重分配效果分解成垂直效果、水平不公平效果以及所得重排序效果，藉此檢視各個租稅的重分配效果是否存在，並瞭解重分配效果的組成狀況。 研究結果發現：在我國的稅負分配中，最高所得分位與最低所得分位負擔了較重的租稅。所得稅的最高所得分位有高度累進的情況，財產稅在最高所得分位亦有高度累進，不同於以往大多呈現比例稅的狀況，A組假設下的消費稅趨近於比例稅，B組假設下的消費稅則是呈現累退。經過家戶相當規模因子調整後的家戶租稅負擔率，所得稅的有效稅率在第六分位以下有下降的現象，而第六分位以上有上升的現象，財產稅的有效稅率在第七、八分位以下有下降的現象，而第七、八分位以上有上升的現象，消費稅的有效稅率在第三、四分位以下有上升的現象，而第三、四分位以上有下降的現象。我國所有的租稅項目皆具有所的重分配的效果。所得稅與財產稅具有改善所得不平等的作用，消費稅則是加重所得不平等。而所得稅、消費稅、財產稅的水平不公平效果佔重分配效果的比例皆很小。至於所得重排序效果佔重分配效果的比例，所得稅最大，消費稅次之，財產稅最小。

多年來台灣大陸政策的演變與國家領導人的更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蔣經國時期的「三不政策」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李登輝時期的「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與「戒急用忍」經貿政策；陳水扁時期的「四不一沒有」與「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經貿政策。而各個領導人對於大陸政策的調整，主要的影響要素有國內、兩岸及國際等重要因素。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馬英九宣示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起，兩岸局勢與台灣的大陸政策又再次開展新局。 如同前任領導人，馬總統仍然面臨來自國家認同、國內選舉、民意及反對黨對於大陸政策的正面意見與負面批評，甚至對於政策內容完全不贊同的國內因素所影響。尤其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使得政府各項公共政策趨向透明化，並且必須受到國會的監督，亦即受到民意的制衡。如何充分彙集各方意見，並且堅持作對台灣未來有利的大陸政策決策，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 兩岸經貿往來頻繁，大陸已經成為台灣貿易第一大出口地區及第二大進口地區，且台灣享有巨額的貿易順差。兩岸軍力日益向中方傾斜，尤其在大陸改革開放有成之後，經濟實力日益堅強，更加大在軍事方面的投資，台灣在軍事投資的方向與國家戰略目標亦應有所調整。另外兩岸在主權上的爭議，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兩岸對於「一個中國」意涵的解釋，經歷過相當多的變化，尤其在台灣方面，各個政府每一時期有其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策決策出發點。 脫離美國來談兩岸關係，是一個不現實的觀點。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台灣倚賴美國甚深。不論是對美軍事採購，以提供台灣軍事防衛武器，或者在台灣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的協助，如世界貿易組織。甚至在台灣面臨戰爭邊緣時的支持。台灣與日本、歐盟及東協各國等世界其他國家，亦交往甚深，但絕大部分是建立在經貿關係上，亦藉由經貿關係的建立而進一步發展有實無名的外交關係。台灣不能也無法自外於全球化浪潮中，為爭取台灣在國際舞台的活動空間，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對於各種國際組織與國際活動的參與，也必須積極以對。 馬英九總統的大陸政策，考量國內、兩岸及國際等因素，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及依照「九二共識」為基礎處理兩岸關係。並且提出「先經濟後政治」與「兩岸外交休兵」等各種大陸政策實際作法，對未來兩岸關係能否創造新局面，本文擬加以探討。

本文探討莫衡擔任台灣鐵路管理局局長12年期間（1949-1961）四個特殊面向的發展：1949年的時代特殊性、美援、鐵路事故搶修與復舊、兼辦業務。1949年3月，莫衡接任鐵路局長之後，配合鐵路黨部指示儘量安置逃難來台的鐵路人員進入台鐵任職，並接運日償物資、搶運鐵路器材，投入台鐵建設，此外透過接收民營鐵路、重新鋪設舊線、因應經濟需要等訴求拓展路線。 台鐵為公營事業，有一定程度的社會責任，卻有沉重的盈餘繳庫、義務負擔，雖然竭盡所能力行節約、減少支出，但在政府不給予補貼的情形下，申請美援以圖客貨業務的發展。台鐵透過美援申請基礎設備、客貨機車、電訊號誌等設備一改戰後初期殘破景象，並確立動力柴油化的發展方向。 台鐵在1948年設立行車保安委員會、1949年實施〈無責任事變獎勵辦法〉，依據：獎優於罰、團體獎勵原則，激起從業人員的服務熱忱，雖然台鐵對社會大眾呼籲鐵路安全的重要，但人為事故依舊時有所聞。 八七水災是戰後台灣所遭遇大規模之天然災害，水災期間透過海、空聯繫，維持南北交通不致中斷。災後台鐵將事業收入總額百分之一列為緊急災害修復費用，因應大規模天災後的重建。 台鐵曾經營若干兼辦業務：鐵路醫院、鐵路小學、花東公路修復工程與客運業務、福隆海水浴場。醫院與小學原本只嘉惠鐵路員工的用意，但對社會大眾開放；花東公路修復有軍事考量，兼辦客運業務及接管福隆海水浴場則為承受上級之政令，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

由聯合國環境署和世界氣象組織在1988年成立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公佈之「2007氣候變遷報告」中指出，近五十年來觀察到之暖化現象極可能係由人類活動所導致。報告中引用最新科學研究資料指出，氣候變暖之趨勢正在加快，明顯可觀察到之現象包括：極端氣溫天氣之增多、全球海平面上升、一些地區乾旱加重、冰川融化、冰蓋萎縮等等。這種快速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對於地球生態而言，是一種嚴峻的考驗。 台灣地處亞熱帶，且因所在地理位置，深受海洋與大氣交互作用之影響，再加上地形狹窄、河道短促等自然環境因素影響，使台灣成為颱風頻繁的地方；除了颱風本身外，颱風之累積雨量與單位時間內之降雨量又屢創新高，甚至出現了罕見之冬颱；其所附帶的豪雨，造成重大損失。 我國文獻對於颱風洪水險是否作為政策性保險之討論較少，故本論文希望能就颱風洪水險是否適合做為政策性保險加以探討。首先，從氣候風險管理之角度著手，收集現行國內外氣候變遷現況之資料，提出氣候巨災風險管理之方法。再介紹外國與我國現行之颱風洪水保險制度，並論述颱風洪水保險制度之設計原則與方式。接下來，介紹政策性保險，並針對颱風洪水保險可否為政策性保險為違憲審查。最後，針對颱風洪水險作為政策性保險之可行性進行研討，提出可行之方案，並與我國現行已存在之政策性保險相比較，討論我國現行颱風洪水保險之優缺點，再為制度之抉擇。之後，再討論相關問題，以作為我國以後是否發展強制或半強制颱風洪水險之參考。

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行政院也界定出科技與文化雙主軸的發展策略。根據文建會文化白皮書中指出台灣十三項文化創意項目中，工藝產業發展最具傳統文化價值及突顯地方傳統特色。台灣資訊科技產業發達但如何結合文化創意，以開創新的市場商機便成為本研究主要動機。　 　　本研究主要探討科技商品結合文化創意並運用水平行銷來開創新市場，並透過未來的行銷概念，提供未來進入文化創意產業者一個實用的行銷策略。針對選取個案，採深度訪談法，輔以次級資料蒐集與分析以瞭解運用水平行銷的觀點，分析文化創意與科技產品結合的產品重新定位策略並運用行銷3.0模式，提供新產品與新市場之行銷策略。根據分析結果有以下發現： 　　運用水平行銷法可產生以下效益：1. 創造新市場。2. 新商品價值。3. 新行銷運作模式。而文化商品行銷策略特別在以下幾點更要注重未來的溝通方式。1. 人性行銷：包括品牌認同、品牌誠信與品牌形象。2. 共同創作。3.選擇相互契合的通路夥伴。 /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become worldw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cus, and the Executive Yuan has also formulated a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the industry both i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spects. According to the 13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listed in the White Paper on Cultural Affairs from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aft industry is most valuable culturally and can highlight local traditions. The Taiwan IT industry has been mature,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how to incorporate cultural creativity to create new market opportuniti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with lateral marketing to create new markets, and on the applications of future marketing ideas to provide practical marketing strategy for any potenti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businesses. This research exercises in-depth interview for selected cas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secondary information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lateral marketing.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new products and new marketing strategy by analyz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into technological products, re-positioning strategy and utilizing Marketing 3.0.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the followings: The lateral marketing yields the following benefits: 1) creating new markets, 2) new product value, and 3) new marketing models. Besides,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cultural product should emphasize the following points to improve futur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1) human-based marketing: brand recognition, brand integrity, and brand image, 2) cooperative creation, and 3) selecting suitable channel partner.

首先針對個人在創業時,如何將公司事業策略與行銷策略結合作結合，規劃在改變消費者行為時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要如因應。並且在顧客與通路之間如何透過其行銷關係取得市場的先機作為研究的目的設定。 本研究從各「文獻探討」出發，旁徵博引全球抗感染用藥市場與腸病毒用藥市場及H1N1流感疫苗市場，說明禽流疫情仍持續在台灣進行中。進而藉由日本環境用藥市場推估資料以假設的方式探討確立台灣整體環境用藥市場未來的變化狀況。藉以當市場需求被引出時，以禾千代股份有限公司為例，討論禾千代在價值交換的過程中，生產者如何利用與通路、與消費者之間的三角關係，透過差異化服務的行銷手法，去改變消費者使用習慣。並在競爭廠商林立中，打開台灣環境抗菌生物產業的需求，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整體研究並藉由實際至賣場與競爭對手店鋪銷售員做意見訪談及匯聚台灣國內各家著名次氯酸水生產公司的銷售方式並蒐集次氯酸水目前的使用相關文獻、次級資料，找出次氯酸水之正確經營策略，以此建立起論文整體之架構。並以業界相關理論之說明為輔，透過台灣環境用藥市場分析推估與假設及對競爭對手通路的實際拜訪來釐定公司之初期與未來創業方向。找出公司之定位與未來5年內所需之行銷策略並確立未來公司整體方向。 研究結果顯示，以滿足顧客價值及服務差異化及測底改變消費者使用習慣為導向，為禾千代股份有限公司之最佳核心方向。在透過深度了解市場後，找出需求的目標區塊，並透過產品差異化服務與價格策略整合，提升附加價值以增加商品之競爭力。在此同時與有專業度與可信賴度的通路進行策略聯盟與合作銷售以降低消費者初期的不便利性及取得成本，並獲得消者的青睞。另外最重要的是，藉由專業人員的商品說明與SOLUTION建議銷售，可引起消費者當下的預防知識並對次氯酸水的認識而引起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同時藉由改變使用習慣以獲得廣泛使用的口碑，建立消費者對公司產品的長期信賴與使用。 從整體經營策略著手，俾使合千代股份有限公司初期公司發展方向即趨完整及正確，並需時時觀察與因應消費者意向、競爭者動態並審視生活環境抗菌生物科技產業的關鍵需求因素，依此方向，禾千代股份有限公司持續依滿足顧客需求作為經營依歸，持續發展相關系列定位清楚之新商品，並戮力引進環境抗菌之新創意產品，以建立強而有力的門檻，即有機會使得企業持續成長並圓創業之夢，並希冀能對全球日益重要的環境保護與改善問題作出對策與貢獻。

中國環境保護主義記者在近期的反怒江大壩運動中，整合水電移民的草根抗爭以及黨政媒體的力量，成功引發龐大輿論以影響中國中央決策，乃至展現中國社會與國家的關係逐漸轉變，尤其媒體在受到中央控管之下，還得以發揮民間社會的強大力量，證明中國綠色媒體在中國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 Media in China are generally categorized as the extensions of propaganda machin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cause despite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China maintains heavy-handed censorship at the whim of political will.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nstances in which journalists are active participant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China. One recent case in particular is the “Battle to Protect the Nu River,” in which China’s environmental NGOs, scholars, and media formed joint coalition to fight off the Nu River Project, and stop efforts to build hydropower plants on Nujiang. This paper uses John Kingdon’s Multiple Streams Model to map out the ways in which the Policy Entrepreneurs –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 – capitalized on tools of the press to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and decision-makers in the government, systematically brought the anti-NRP campaign up to the policy agenda, and eventually swayed the outcome of the national polic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posal to build a cascade of 13 dams o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of Nujiang in 2003,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personally intervened, and twice ordered suspension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while the final outcome of the anti-NRP campaign is still pending, at least China’s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 have successfully prolonged the unusual nine-year hiatus on a project that was slated for three consecutive Five-Year Pl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