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以亞齊省為範圍的華族研究，主要對象是以政治因素被聚集在班達亞齊的以客家人為主的華族及其與亞齊族等當地民族的互動關係做相關研究。本文架構除「緒論」與「結論」外，內文共分為四章。緒論主要介紹本論文的研究緣起、研究設計與相關文獻回顧，以及研究對象的範圍介紹與相關名詞的界定。 第一章「亞齊的背景」，分別從亞齊的歷史地理背景、宗教狀況和民族分佈來介紹亞齊。在歷史地理背景中說明亞齊戰事頻仍的因素，並介紹伊斯蘭教傳入亞齊和其對亞齊的影響，並從語種分析其民族概況。 第二章「亞齊的客家人」，首先從中國的古籍中試圖整理與亞齊的關係，之後便是亞齊的移民史，分別從不同的遷徙路線構築出亞齊華族移民的來源情形。再由宗教、結社、語言、婚姻、經濟活動等項目進行移民史訪談，呈現出亞齊華族社會的現今面貌。並比較與印尼其他地區的排華衝突，解釋造成民族衝突的核心為何。 進入到第三章，開始探討「亞齊地區亞齊族與華族—客家民族關係的兩個脈絡其一：語言」，從所得資料彙整的結果看來，亞齊客家話與台灣多種客家話比較起來，有其單一性與特殊性。單一性在於亞齊華族社會的小規模，不同於台灣地區客家話的多元與紛雜；特殊性在於亞齊客家話較台灣地區客家話離廣府話近，閩南話遠。事實上，除了華語範圍內的廣府話與閩南話外，他們分別也受到官方語言印尼話或普通話的影響，因文化的接觸，勢必造成語言改變，而客家話也是造成亞齊客家人對自我認同的重要指標，惟亞齊客家話的特點在於幾乎沒有以書面語保存，於是記錄其變異可供日後研究者參考。除此之外也討論語言和文化間的關係。 第四章繼續探討「亞齊地區亞齊族與華族—客家民族關係的兩個脈絡其二：通婚與宗教」。事實上，伊斯蘭教在亞齊造成民族間的某種隔離，首先由日常生活中檢視，在審視民族間互動狀況的同時，觀察出其間有「我群」與「他群」的事實。並觀察在兩群之間處於邊界鬆動的改宗或通婚的人群，其對分屬的群體有何影響？認同在亞齊客家人身上又有什麼樣的改變？ 最後是結論。將前述的各章節綜合，本文從文化角度切入從而理解當地的華人，尤其針對民族關係的互動情形，以語言和通婚兩個角度來對亞齊華族進行分析和紀錄。

企業管理者在擬定策略時專注於如何打敗對手以獲取勝利，甚至忽略策略真正的本質─為創造顧客價值，將策略著重於瓜分現有領土而無法跳脫已知市場，鮮少能秉持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精神去探索未知市場空間，因此藍海策略就是這種不同於以往策略的新概念。 Kim 與 Mauborgne（2005）提出藍海策略並提供一套分析工具協助企業構思藍海，藉由策略草圖（strategy canvas）分析已知市場的競爭型態以及六大跳脫已知市場的思考方式與「消除─減少─提升─創造」四種行動架構來創造新價值曲線。本研究發現此論點僅著重分析外部環境的方式，卻未適當地檢視自身資源可能會影響到藍海策略的實現。Wernerfelt（1995）認為策略制訂時要將資源基礎觀點納入考慮，否則此策略將不會是最好的，故本研究以此缺口為研究方向。 本研究藉由資源基礎理論之觀點提出一個二維架構，並由個案研究法探索企業進入藍海的途徑，分別印證五種可能進入藍海的路徑圖。並且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各企業在不同的情境下選擇進入藍海的方式也將有所不同，故歸納出不同路徑圖的適用情境，提供各公司的策略擬定者選擇合適的藍海進入途徑及更瞭解該策略行動的優、缺點，能更有系統地檢視其所擁有的資源特性是否足以使該企業在正確的路徑上或使用情境是否吻合，此分析能使企業的策略擬定者及早發現不足之處，因而提出修正方案，成功地邁向藍海。

有時被稱為“小拉薩”的達蘭薩拉是海外藏族社會中的地理、文化、宗教與經濟上的中心。筆者2003年第一次去達蘭薩拉之前，以為這是位在山林中的一個既安寧又單純的小村莊，不過我所發現的地方既不安寧且非常不單純，並很快地察覺到了如活潑、複雜、政治化與國際化等形容詞更適合描述達蘭薩拉的環境，我到了當地後不到幾個小時就看到了各種各樣的畫面：穿著傳統服裝的藏族居民、穿著僧服的尼姑與和尚 (包括不少的外國人)、印度商人與乞丐、積極招攬客人的喀什米爾店主、穿著美國流行風衣服的年輕藏族、好幾百個外國旅客(不少正在穿印度與西藏的服裝)、義大利餐廳、啤酒屋、數不盡的網咖等等，更不用提那些混在人潮之中的牛、羊、驢子、猴子等動物，這些畫面塞滿了構成“小拉薩”的小小三條街道之中。以下希望本論文將針對這個既複雜又活潑的海外藏族之都提供新鮮的討論與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有關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與適應的研究是一個西方學者的成果，換言之，筆者在田野地點的印象與經驗以西方人的想法與感受為根據，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必定會察覺到不同的世界，另外一方面，我必須承認在選寫論文的過程中，我進入了敏感的政治領域，在這種範圍之內，文字的使用受各方觀察者的關注，我盡量小心翼翼地選擇最適當且最中立的詞彙，不過在談及西藏問題時，「難民」、「流亡」、「入侵」與「解放」等字必然會造成部分讀者不悅，以我的看法，文字就是文字，以筆者的身分，對於陳述的內容有清楚的理解，但是談到西藏這方面，一些特定的詞彙帶著濃厚的涵義，因而在此請求讀者的理解與忍耐，至少在閱讀本論文的過程，即使碰到「錯誤」的用法，不必敏感地馬上反應，我希望在摸索的過程當中，筆者與讀者可以從中察覺文字造成的誤解是取決於各方早已經建立的成見與期望。

藥物濫用及毒品的危害，是全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據估 計，2006 年全球的古柯產量約為984 噸。在198 個國家和地區中， 有172 個國家和地區報告種植有大麻，全球有1 點6 億人口吸食大 麻。大麻因此成為全球吸食人口最多的非法麻醉藥品。安非他命類興 奮劑是全球使用人口第二多的毒品。台海兩岸受到毒品危害的歷史甚 長，近十餘年更因兩岸經濟發展與相互交流，使兩岸間跨區販毒活動 隨之興盛，因為受到政治因素影響，兩岸執法人員，交往與合作受到 嚴重限制，未能相互瞭解對方內部毒品犯罪活動情況，亦未能積極合 作緝毒，毒梟利用此一漏洞，進出兩岸從事毒品犯罪並逃避追查，徒 增兩岸執法人員查緝之困難。筆者嚐試從兩岸毒品犯罪的歷史、毒品 犯罪情況、法律制度、組織架構、反毒策略、反毒成效等方向進行分 析，希望能對台海兩岸毒品犯罪問題作一系統性的瞭解。另對兩岸跨 區毒品犯罪的現況與困境進行分析，並進一步探討兩岸合作打擊毒品 犯罪之可行方式，以增進兩岸緝毒合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維護兩 岸人民福祉。

自從有海上戰爭以來，人們為了摧毀敵方的軍艦，就無所不用其極的使用水下爆破器材，水雷的製造就是在此種狀況下，被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六個月內，美軍在日本的近海執行「飢餓行動(水雷封鎖)」作戰計畫，致使日本民不聊生。水雷，曾經在戰場上締造絕佳的紀錄，一旦布放進入備炸狀態，不論任何天候都會日以繼夜的執行所分配的任務，而且沒有人類身理上的各種限制。惟水雷之使用對武裝衝突雙方及非交戰國的船舶航行自由與安全影響甚鉅，更有布放後不易清除而影響國際社會貿易航行及海域使用的秩序與利益。因此，如何限制水雷的布放以避免無法預測的災害發生，便成為國際社會中一項重要的課題。但無論如何，水雷目前依然是一種合法的戰爭武器，其使用範圍仍受一些武裝衝突法和國際法的限制。本研究主要目的就是在探討水雷如何在相關限制約束、符合軍事合理性及必要性原則下，仍能有效執行它的傳統任務。透過本研究將更能瞭解當遭受水雷封鎖時，應考量之國際法問題及如何因應。

This study seek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 and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terways in the world, linking the Middl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Ocean. It is of crucial interes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ransit of energy and other resources as well as power projection via the American naval fleet. These waters are of interest to China as well, b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PRC claims an historic right to the area as a part of its territorial waters. The analysis uses declassified American Presidential correspondence and policy memorand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s, and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among other first-degree sources, to discuss American policy; Chinese policy is explored through domestic law, official statements, government maps, and official news sources. After examining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 history of the issues, and the work of other academics on the subject, this paper presents each side's individual policy towards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inally, the two policies are contrasted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how conflict might be minimized. / This study seek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 and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terways in the world, linking the Middl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Ocean. It is of crucial interes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ransit of energy and other resources as well as power projection via the American naval fleet. These waters are of interest to China as well, b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PRC claims an historic right to the area as a part of its territorial waters. The analysis uses declassified American Presidential correspondence and policy memorand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s, and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among other first-degree sources, to discuss American policy; Chinese policy is explored through domestic law, official statements, government maps, and official news sources. After examining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 history of the issues, and the work of other academics on the subject, this paper presents each side's individual policy towards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inally, the two policies are contrasted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how conflict might be minimized.

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是由中亞四個國家、俄羅斯和中國組成的地區性國際組織。該組織的職能是維護地區安全，加強經濟合作，在國際問題上相互支援，促進人文交流。上海合作組織自「上海五國」機制開始，逐步由一個解決邊境問題的國家元首會晤機制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組織，實現由安全合作到以經濟為中心的廣泛合作。中國關於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落實到中亞成為構建「和諧地區」的目標。 中亞是中國的重要周邊，既有重要戰略地位，又有豐富資源，可為中國發展提供能源和市場支援，是中國重點經營的戰略要地，也是大國博弈的舞臺。以加強政治軍事互信和打擊三股勢力為契機催生的上海合作組織，中共持續促成組織內政治協商、經濟互利、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對構建和諧中亞發揮主導作用，在推廣「上海精神」中，開啓地區安全穩定的新型國家關係，新型安全觀，新型區域合作模式。但在發展進程中仍存在諸般內部矛盾，機制不暢，增員以及如何與國際和地區組織加強合作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本論文以2004年至2009年共582家台灣企業為範圍，分析在金融海嘯發生前後，超額現金持有比率對於股價異常報酬是否有所影響。本論文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分為兩階段，在第一階段以複迴歸分析來評估企業在一般情況下之正常現金持有比率。第二階段，將企業分為低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及高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兩組，分別以複迴歸分析及獨立樣本T檢定來檢視超額現金持有比率對於股價異常報酬率的影響為何。本研究發現，在金融海嘯發生前，低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在股價異常報酬率之表現較高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佳。金融海嘯發生後，低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之股價異常報酬率呈現下降趨勢，但高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之股價異常報酬率則呈現上升趨勢。此發現有別於過去文獻所認為的，高現金持有政策能夠使企業之績效表現較佳。

台商1980年代對外投資的地點是主要集中於東南亞國家，惟1990年代後期，台商對東南亞的投資明顯減少，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卻快速增加。近來因中國大陸實施新的勞工法、兩稅合一等招商選資政策，加以越南等國積極吸引台商前往投資，已有部份台商轉赴越南、印度、印尼等國家投資，出現新一波台商海外投資風潮。 企業從事海外投資首先面臨的重要課題即為選擇適當之「進入模式（entry mode）」，因進入模式之適當與否將對日後的經營管理與營運績效產生重大影響。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策略類型很多，每一類型都與其企業經營目標息息相關。而台商面對眾多影響進入模式的因素時，若無正確的衡量標準而逕赴海外投資，勢必增加其投資風險。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分析、交叉分析及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實證分析台商赴中國大陸及海外其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之比較及影響因素。經實證結果指出，企業之投資動機、企業規模、對外投資國家地區及產業類別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或其他海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之選擇具顯著性影響；國際化經驗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或海外其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無顯著影響。 / In the 1980s, Taiwan’s outward investment mainly went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late 1990s, the island’s investment ther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while in mainland China it rapidly increased. Recently, mainland China has made its promotion of investment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like more selective by implementing a new labor law and a unified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and Vietnam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moved vigorously to attract investment from Taiwan. As a result, some Taiwan businesses have shifted their investment to Vietnam, India, Indonesi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appears to constitute a new trend in Taiwa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foremost issue for an enterprise investing overseas is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entry mode”, because the entry mode will affect the enterprise’s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trategies that enterprises use to ent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every ki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oals of the investor. When Taiwan enterprises investing overseas and face numer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entry mode,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measurement standards will inevitably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risk. This study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cross-analysis, and ANOVA to analyze empirically the differenced of entry mode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overseas areas.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investment motivation, scale of investing business, outward investment destination, and industry categor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try mode that Taiwan enterprises adopt when investing in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overseas area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owever,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try mode that Taiwanese enterprises adopt.

消費研究在近來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消費不再僅僅被當作是一種純粹的經濟行為來理解，消費行為的背後更涉及了社會、文化層次的議題探討，以往西方傳統的消費文化理論研究大多認為，消費社會的變遷與消費主義的興起，主要趨動的力量來自民間社會，包括經濟能力的變化、階級間的的攀比效應等，然而這些理論視角並不足以完整的解釋上海消費社會變遷的脈絡與消費主義的興起原因。近來有學者開始注意到上海消費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國家角色的重要性。消費社會分析中，國家角色的提出對吾人理解中國消費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切入點，有助於吾人能更加貼近的耙疏中國消費社會的發展脈絡。 本文欲透過對中共消費話語建構的分析，探討中共在消費政策發展與變遷，重新描繪出在不同歷史時空及主客觀環境條件限制下，這些政策主軸如何形成動態變遷的軌跡，並梳理出其背後的知識脈絡，以廓清中共的消費話語建構與上海消費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消費話語權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被建構的目標為何？話語權力的實踐如何成為可能？其中又經過哪些轉折？影響話語權流轉的背後結構因素又為何？中共又是如何透過話語力量打造一個新的「消費秩序」？這樣的消費秩序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本文試著透過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來點出消費社會之中國家角色的重要性，並借用傅柯知識／權力話語分析的啟發，來探討國家如何在消費社會之中貫徹其文化霸權的施展。因此本文從歷史脈絡的文本資料著手，分析上海城市生活中的消費社會之興起、發展與變遷，耙梳其脈絡並廓清在此過程中箇中的發展邏輯。 本文發現，整個上海消費社會的發展其實就是一場實存世界中政治權力、經濟利益與知識論述的競逐，綜觀上海消費社會國家話語的建構脈絡，吾人得出了幾點結論：首先，上海從生產城市到消費城市的定位轉型過程中，上海消費社會中的國家之手從未退出，國家反而透過不同的話語建構持續其權力的施展；其次，從革命時期開始的「革命式現代化典範」到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進行現代化典範轉軌，國家在上海建構的消費話語，始終是鑲嵌在中國現代化話語典範的轉折脈絡下而開展的；再次，從毛澤東、鄧小平乃、江澤民乃至於胡錦濤時期，消費話語始終作為一個權力施展的機制，與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及基礎息息相關；最後，隨著全球化浪潮與資本主義話語的影響，中共在消費話語權上將面臨更多的挑戰，尤其是消費主義帶來的消費費異化、貧窮不均、資源環境破壞等問題，都將直接衝擊黨的權威與合法性，這也將是日後中共領導人在進行新的消費話語論述時必須重視的地方。 關鍵字：上海、消費社會、中共消費政策、話語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