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關係。內容可分為三部份：(1)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及學校效能之現況；(2)探討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相關；(3)校長人口變項、教師人口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與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及學校效能之關係，並說明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對教育改革的看法。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為取樣對象，有效樣本共459人（男140人，女319人）。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轉型領導量表」、「交易領導量表」、「生活經驗量表」、「教師教學創新行為量表」及「學校效能量表」。研究中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皮爾森積差相關、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等。 本研究的主要結果如下： 一、全體中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的「轉型領導」及「交易領導」介於「有時有」與「蠻常有」之間，自評「教師創意生活經驗」介於「很少有」與「有時有」之間，自評「教學創新行為」介於「不太符合」與「還算符合」之間。知覺的「學校效能」介於「不太符合」與「還算符合上之間。 二、校長的「轉型領導」行為越多，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就越高，「交易領導」的情形亦如此；而且越是有「轉型領導」行為表現的校長，越是會用「交易領導」的方式來管理教師。 三、教師有越多的「創意生活經驗」，越能以學生為中心來教學、重視教師專業精神，同時有能力培養學生全人發展、適應變遷的關鍵能力。 四、教師越有「教學創新行為」，其知覺的「學校效能」就越高，但與「重視升學競賽」無關。 五、在校長的人口變項方面：(1)性別－女性校長在「轉型領導」的「遠景與吸引力」及「智識啟發」上多於男性校長；(2)與教師的年齡差距－比教師大3-9歲的校長則在「遠景與吸引力」、「激勵共成願景」及「智識啟發」上多於比教師大10歲以上的校長。 六、在教師的人口變項方面：(1)性別－男教師在「教師創意生活經驗」的「科學的創新的問題解決」、「製造意外驚喜」、「電腦程式設計」以及「教學創新行為」上多於女教師，女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在「學生中心的學習成長」、「重視升學競賽」和「家長、社區、學校密切配合」上高於男教師；(2)年齡－年長教師知覺的「校長轉型領導」在激勵共成願景」上以及「學校效能」的「培養全人發展、適應變遷的關鍵能力」高於年輕教師；(3)教育年資－資淺教師的「表演藝術創新」高於資深教師，資深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高於資淺教師；(4)最高學歷－專科舉業的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高於大學畢業及碩士學歷的教師，但碩士學歷的教師知覺的「重視升學競賽」高於大學及專科畢業的教師；(5)是否曾經讀過師範院校－曾經讀過師範院校的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在「培養全人發展、適應變遷的關鍵能力」及「有效的教學資源」上高於未曾讀過師範院校的教師。 七、在學校環境變項方面：(1)學校大小－小型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轉型領導」的「親近融合」、「個別關懷」，自評「教師創意生活經驗」的「表演藝術創新」、「生活風格變化」多於大型學校的教師，而大型學校的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在「重視升學競賽」上高於小型學校的教師；(2)學校位置－城市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的轉型領導」和「學校效能」多於鄉鎮學校的教師，而特偏學校的教師在「教師創意生活經驗」的「表演藝術創新」及「有效的教學資源」上多於城市與鄉鎮學校的教師。 八、對教育改革的看法：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近九成往平常閱讀書報雜誌時，曾特別留意並閱讀教改方面的訊息，六成對行政院教改會「總諮議報告書」所提的建議表示贊同，但有三成仍不消楚，而對台灣教育的未來樂觀及不樂觀者分別為57%及42.7%。

隨著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新興電子媒體的出現，媒體傳播管道和傳播內容更趨多樣化。有線電視由於提供豐富的頻道及電視節目，不僅打破了三台對電視媒體的壟斷，也為不同興趣的觀眾提供服務，使他們願意付費收看。有線電視與電信及電腦科技結合，可發展雙向互動電視、應求視訊(VOD)、資訊高速公路等系統，使電視的主動權移至觀眾手中，成為資訊社會中知識發展的重要媒介。 　　本研究之貢獻，在於探討有線電視合法前、合法後訂戶、非訂戶三者的一般生活型態及有線電視觀賞行為現況，並探討背景因素、一般生活型態、自我監控和有線電視各種觀賞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以大台中家戶為取樣對象，有效樣本計有400人（女248人，男152人）。所採用研究工具，包括「一般生活型態問卷」、「有線電視觀賞行為問卷」和「自我監控短題本」。研究中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包括次數分配、卡方分析、因素分析、典型相關、皮爾森積差相關、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等。 　　本研究主要結果如下： 　　一、有線電視合法前、合法後訂戶、非訂戶三者，在性別、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項背景因素上，有顯著差異。 　　二、有線電視合法前、合法後訂戶、非訂戶三者，在「關注政治動態社會議題」、「忙於工作勤於充電」、「家事電視全家過日」三個生活型態因素上，有顯著差異，但在創新上則否。 　　三、有線電視合法前、合法後訂戶、非訂戶三者，在自我監控上並無顯著差異。 　　四、有線電視合法前、合法後訂戶、非訂戶三者，在有線電視「節目偏好」、「頻道偏好」、「計次付費意願」上，皆有顯著差異；而在有線電視「互動電視需求」、「裝訂與否理由」、「提供服務滿意度」上則無顯著差異。 　　五、背景因素在各種有線電視觀賞行為上，皆有顯著差異，包括有線電視「節目偏好」、「頻道偏好」、「計次付費意願」、「互動電視需求」上，皆有顯著差異。 　　六、一般生活型態、創新等前置變項與有線電視「節目偏好」之間，共可抽取四組顯著的典型相關；與有線電視「頻道偏好」之間，則無任何顯著的典型相關存在；與有線電視「計次付費意願」之間，共可抽取二組顯著的典型相關；與有線電視「裝訂理由、服務滿意度」之間，共可抽取三組顯著的典型相關；而與非訂戶「不裝訂理由」之間，只抽取一組顯著的典型相關。 　　七、在自我監控和有線電視觀賞行為的關係方面，自我監控與節目偏好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和「知識節目」的相關最高；與頻道偏好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調整表現符合要求和「教學頻道」的相關最高；與計次付費意願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調整表現符合要求和「頒獎典禮實況轉播」的相關最高；與互動電視需求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觀察敏銳和「自選觀看角度」的相關最高。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供若干建議以供後續研究及有線電視業者制定經營策略之參考。

本研究目的係為探索中年未婚女性畢業照顧者之生活經驗，以瞭解其生活調適情形與對未來生活的規劃，促使社會工作者對畢業照顧者有更深層的認識，並作為未來擬定處遇計畫及支持性福利措施或方案的參考。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以立意取樣選取8位符合研究條件（照顧失能家人之時間至少需達1年以上；且被照顧者已逝世，照顧者脫離照顧身份時間已達6個月以上）之受訪者。主要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成為「畢業照顧者」的心情包含：卸下重擔的輕鬆感、感傷自己孤獨一人、慢慢釋放的壓力等三種類型，因應受訪者的照顧年資、畢業年限、被照顧者的自我意識是否清楚，以及自身適應能力等差異，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情緒反應。 二、中年未婚女性畢業照顧者之生活重心移轉情形，依「程度」劃分出：頓失生活重心、摸索生活重心、重拾生活重心等三類，並將「場域」劃分為：職場工作、志工、社交與休閒娛樂等。呈現出畢業照顧者的生活重心由「逝者」漸轉移至「生者」，進而開始重視自身需求的情形。現階段遇到的挑戰包含：（1）不易重返職場；（2）孤獨與寂寞；（3）處理內心解不開的結。 三、對於老年生活的規劃，研究結果指出：（1）理想居住型態有二，以與單身未婚的朋友共居為主，進住養老院為輔；（2）為降低個人在晚年生活的風險，體認保健、保險與儲蓄的重要性。（3）作好面對死亡的準備，包括預立遺囑、遺產分配、接受安寧療護的意願釐清，以及身後歸屬與處理方式等。本研究彙集了受訪者分享「當照顧已成往事」的心得，有感於畢業照顧者淬鍊過後的人生智慧益發顯得寶貴，本研究歸納出：重拾原有的夢想和興趣、把握當下與志工生活，以及注重生命品質等三項重點作分享。 根據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發現：（1）中年未婚女性畢業照顧者面臨喪親時的調適方式與一般人相去不遠，相異之處在於照顧工作帶給她們身體、心靈、社交活動上的影響，導致畢業照顧者容易出現「筋骨酸痛」、「失落又解脫的矛盾心情」與「不易重返職場」等特殊需求，進而需要「職能治療與復健」、「專業心理諮商」以及「提供友善政策以支持重返職場」等專業服務或福利政策；（2）畢業照顧者因提前接觸老年與臨終生活，彷彿替自己預習了老年生活與死亡的課程，這種經驗將有助於自身面對老年生活的態度與適應；（3）中年單身者擔憂未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後的照顧問題，我們必須正視此一中高齡單身族群的照顧議題，文末並依結果分析提出對社工實務、政策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life experience that former caregivers which were unmarried middle-aged female, to understand the life adjusting and future planning, and to promote social workers to get deeper understanding for the former caregivers in order to help draft the action plans and supporting welfare measures or projects. This research employe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with eight former caregivers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ed in-depth data. 8 interviewees who conform to research conditions (time of taking care of disabled family members is at least more than 1 year; if care receiver passed away, the time that caregiver loses care-giving status has been more than 6 months) are selec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The study findings after data analyzed are listed below： First, the feelings of became former caregivers were three types： The relaxation of unloading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loneliness and strain was slow down.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 totally different emotional responses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cluding interviewee’s care-giving seniority, years of graduation, whether care receiver’s self awareness is clear or not, and self adaption ability. Second, As for middle-aged single female former caregiver’s life center shift condition, it can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level”: three kinds including losing life center, exploring life center, and regaining life center. In addition, it can also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field”: workplace, volunteer, social and leisure entertainment. The conditions that former caregiver’s life center gradually shifts from “dead” to “living”, and begin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self requirements are demonstrated. The challenges in current stage include:（1）Not easy to go back to workplace,（2）solitude and loneliness, and（3）dealing with the untied knot in heart. Third, Concerning the planning of old age lif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1） There are two ideal living styles, which is mainly living together with single friend supplemented with living in House for the Aged,（2）in order to reduce individual risk in old age life, an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care, insurance, and saving.（3） Prepare for facing death, including living will, estate distribution, clarification of willingness to accept hospice care, after-death ownership and disposal method. This study summarizes interviewees’ experiences of sharing “when care giving has become bygones”. Realizing that former caregiver’s life wisdom is valuable, it is summarized in this study: Sharing the three points including regaining the original dream and interest, seizing the moment and volunteer life, and focusing on life quality.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finds three points：（1）middle-aged single female former caregiver’s adjustment method when facing bereavement is quite similar to general people. The difference is the effect of care giving work on their body, mind, and social activity, which easily induces former caregiver’s special requirements including “aching muscles”, “ambivalence of loss and relief”, and “not easy to go back to workplace”, and then professional service or welfare policy includ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roviding friendly policy to support going back to workplace” are required.（2）Former caregivers contacts old age and death life earlier, so it is just like to preview the lesson of old age life and death for themselves.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attitude and adjustment of facing old age life.（3）Middle-aged single people worry about the care giving problem when they lose life providing ability in the future, and we must face the care giving issue of this elderly single group. The outcome could be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policy and future research.

本論文以用水及照明為中心，探討清末中國城市生活的轉變情形，及轉變時所引發的種種衝突。論文大致上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傳統面的探討（即第一章）；第二部分則介紹新式照明及新式供水方式的引入過程（即第二、三章）；第三部分則討論這些新式設施被引入中國後，中國人的適應情形（即第四章）。 第一章〈傳統的照明與用水方式〉，主要介紹傳統中國城市居民所使用的照明燃料及水資源的類型，同時也探討城市居民如何獲得這些生活資源，以及在獲得這些生活資源的過程中所受到的干擾。探討的結果顯示：清末期間，中國城市在傳統的照明及用水方面，就使用的種類而言，城鄉的差距並不大。但就都市民生問題的角度來看，由於照明燃料與水資源多半仰賴城外供應，因而兩者的價格，除了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外，也經常面臨商人的居中剝削。其中，水夫對於都市用水的壟斷，更是嚴重，即使是北京也不例外。不過，清代官方對於水夫或油商這種居奇、壟斷的行為，似乎並沒有實際而有效的管理措施。因而從某種層面來看，不論是用水或照明，城市居民可能經常必須面對這些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古人所云：「都市居大不易」，其實不只表現在柴米貴，也呈現在照明燃料及用水方面。 第二章〈煤油、煤氣燈與電燈〉討論清末新式照明方式傳入的情況。清末是中國城市照明材料的重要轉變期，在短短的幾十年間，火油、煤氣燈與電燈，相繼引進中國，使得中國城市的照明材料發生重大的轉便。不過，若就普及的程度來看，清末所傳入的這三項新式照明，只有煤油才真正打開當時的中國市場。煤油大約在1863年開始進口，由於價格便宜，且亮度為傳統燈盞的4-5倍，再加上又不需要特別的技術與設備，因而很快地便佔有廣大的市場。而其傳播的路線，主要是以沿海的各大口岸，如煙台、青島、天津、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等地為據點，其後再沿著交通便利（沿江、沿海）的路線向四周及內地擴散。 至於煤氣燈及電燈，則清末時的使用情形並不普遍。尤其是煤氣燈，由於所涉及的技術及設備較為複雜，所需資金亦較龐大，因而除了上海曾普遍使用外，其餘地區則並不多見，且用戶也不若上海普遍。就筆者所掌握的資料而言，當時中國本土設有煤氣局供氣的地區，似乎僅止於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其他地區則未見記載。至於電燈，在當時主要的用途是公共照明，至於一般家庭用戶，僅為少數。電燈的普及，主要是民國以後的事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新式照明材料的傳入，使得原本照明方式差距不大的城鄉之間，逐漸有了明顯的差別。這是由於這些新式的照明材料，都是透過幾個大城市傳入中國的，因而其最先使用的，自然是這些城市的居民了。另外，早期這些新式照明的使用者，除了廉價的火油以外，多半是從上層社會開始流行，其後才普及到廣大的平民社會，煤氣燈如此，電燈也是如此。至於火油，由於當時其價格多半要比傳統的油、燭來得低廉，因而其使用者幾乎遍及所有階層。這或許也正是煤油能快速、普遍、且長期地佔有中國照明市場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雖然煤氣燈和電燈都在十九世紀末就傳入中國，但這兩項照明材料在當時並不普及，煤油才是清末各個城市照明的主要燃料。 第三章〈新式供水方式的傳入〉，主要探討自來水的引入。由第一章的討論可知：水質不良一直是中國大部分城市所共同面臨的難題之一，十九世紀末，中國第一個自來水供水系統出現在上海。從此，城市居民的用水環境，開始有了些微的改善。不久，自來水清潔衛生且有利於消防的優點，逐漸受到一些開明的華人所重視，而在其他的城市倡辦。不過，創辦自來水廠畢竟不易，因而在清末期間，自來水廠只分佈在某些大型的通商口岸或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島、北京等地；而其使用情形也並不普遍，真正接管至家中的用戶則更是少見；大多數使用自來水的民眾，不是由自來水公司僱用水夫挑送到家，就是自行到公共水龍頭購水使用。至於其他的城市，或由於資金籌措不易，或由於技術、經驗不足，或礙於水夫的抗爭，最後都未能成事。故清末時期，大多數中國城市的居民，仍是從江河、土井中汲水，自來水的普及程度並不高。其實這種情況也同樣發生在新式照明上。清末，除了不需特別技術、以及價廉光亮的火油外，自來水、煤氣燈、電燈等，在當時整個中國的分佈情況，不僅並不普遍，同時，其存在的地區也多半是以通商口岸為主，尤其是外人集中、資金充裕的上海與天津，更往往是全中國最早出現的地區。 第四章〈轉變與衝突〉則是本論文的重點，主要在探討新式照明及新式供水被引入中國後，城市居民的使用及適應情形。分析的結果發現：就清末而言，除了煤油以外，大部分的華人在面對這些新事物時，其心態上多半歷經了排拒、適應、接受三個階段。不管是自來水、自來火，或是電燈，當華人首次接觸之時，由於陌生，因而通常都帶著一種排斥的態度，或附之以謠言，或不願意（不敢）使用。其後在經過業者的廣告，及開明華人的鼓吹使用等適應期之後，民眾逐漸見怪不怪，進而視之為理所當然，並加入使用的行列。此外，這些新事物的引進，也對傳統的相關產業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例如自來水就使傳統的挑水夫感到其生計受到威脅，因而在自來水引進之初，曾引起不少挑水夫的抗爭。不過，由於當時接管到家的用戶並不多，故有不少挑水夫反而成了自來水公司的員工，負責挑送自來水至未接管的用戶家中。相較之下，傳統照明產業可就不這麼幸運了。鄭觀應就曾指出：「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樹棄為不材。」而其中，煤油更是造成打擊的主要原因。在這種情形下，再加上自強運動的影響，清末大部分的官員，在面對這些新事物時，與當時中國境內方興未艾的軍事工業及礦業相較之下，其態度多半是消極被動的。以自來水為例，當時雖然有不少官員私底下認為自來水具有清潔、便利，且有助於消防的優點，但因創設自來水廠所涉事務過於繁雜，資金籌措又甚不易，因而大部分的官員均採取一種「官不與聞」的態度。至於廣受一般民眾愛用的煤油，雖然具有光亮價廉的優點，不過，卻因為其延燒性強、容易致災的缺點，而一度成為某些地方員禁用的對象。另外，上海電光公司初建之時，也曾引起上海道台的疑慮，而「函請西官禁止」。可見，當時大部分的官員，寧願採取消極的禁止措施，也不願積極地去思考如何了解、預防，或改良新式物品缺點，以便用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時，煤氣燈、電燈、自來水等的分佈，其實還不太普遍。至於曾一度受到官方排斥的煤油，由於其外觀及使用方式均與傳統燈油相差不多；再加上煤油自進口伊始，即以賤價在市場中行銷，因而煤油自始即在廣大的平民階層中流行，而非像自來水、煤氣燈、電燈等，是由上層社會開始使用。正因為如此，煤油始終是清末多數城市居民照明燃料的主要內容。 最後，〈結論〉則指出：傳統上，中國城鄉居民在居家照明及生活用水上，本無太大的差別；但到了清末時期，隨著新式照明及新式供水在一些通商口岸和大城市的出現，「城鄉分離」的情形也逐明顯。另外，這些新式物品在當時中國的土地上，除火油的使用較為普遍外，其餘三項設施的普及率並不高，只是零星地分佈在幾個通商口岸間，其情形頗如西方學者R.H.Tawney所形容的：就像是「老式長袍所鑲飾的新式花邊」。而在這轉變的過程中，中國人的腳步雖然有些遲緩、猶豫，但畢竟還是向前走了。雖然步伐走得相當緩慢，但現在我們所認為的一小步，在當時卻已經是一大步了。[參考文獻]

長久以來，大家都會習慣用一個社會的經濟程度來看這個地方人民的幸福或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卻忽略了人民幸福與否，雖與經濟好壞有關，但應該還是有一些其他的東西，不應只有經濟這部分。OECD認為，幸福應從多元的角度去衡量，而不是只著重在單一方面的成長，所以，推出了「美好生活指數」，期望可以從不同方向來看一個地區的人民幸福感，經建會也因此推出了臺灣的美好生活指數。 在臺灣整體幸福感之外，應該也把這種計算方式往下拓展至各地區，本研究以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為主軸，希望可以由此來了解臺灣的美好生活地區。為了達到此一目的，除了計算各縣市的美好生活指數高低外，還以「美好生活指數」做為集群分群依據，從物質生活條件跟生活品質兩方面著手進行分群，最後以所有變數分群，並與所計算各縣市的美好生活指數的大小相互對照，期望藉由此分析結果探究台灣各縣市的大概狀況，期望在未來相關單位擬定計劃時能夠成為參考依據。 藉由計算各縣市的美好生活指數，發現有北高南低、西高東低的現象，也就是北部的美好生活指數大多高於南部，而西部地區的美好生活指數又大多高於東部地區；而在分群的部分，不論是在物質生活條件、生活品質部分，亦或是綜合分群，相鄰的縣市通常會被分在同一集群，代表鄰近地區縣市在各方面大多有相同的特性，因此被分在同一群，造成分群結果的群聚趨勢；而將綜合分群結果與所計算之各縣市美好生活指數做對照，發現各分群內的美好生活指數差異不大，且由於分群有群聚趨勢，最後美好生活指數的平均以北最大（6.62）；南次之（4.82）；東最小（4.2）。 臺灣的美好生活指數的群聚趨勢大多以地區來分別，所以政府在擬定政策時，應以地區的發展現況為主，擬訂不同的政策；而企業在規劃計畫時，也應對照各地區的不同特性，提出不同的對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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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18735号 / 教博第173号 / 新制||教||153(附属図書館) / 31686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前平 泰志, 准教授 渡邊 洋子, 教授 田中 耕治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國內化妝品市場以往是以滿足大多數人的需要為目標，並未針對特定對象，而且侷限 於成年女性市場。但為擴大市場及符合消費者需要，業者已將市場區隔，推出「少女 系列化妝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少女」的生活型態，並進一步分析其生 活型態與化妝品消費行為之間的關係。 所研究之化妝品項目，以市場上現有之「少女系列化妝品」所包括項目分為色彩化妝 品〔眼影、腮紅、唇膏、香水、粉餅、指甲油〕及保養化妝品〔潤膚露（乳、霜）、 清潔霜（冷霜）、營養霜、美膚霜〕二大類，共十項產品；研究對象則為台北市在學 之十五歲未滿二十歲之「少女」；消費行為則包括對化妝品使用之意見、使用頻率、 購買地點、選擇化妝品之意見╱訊息來源、使用品牌類別、知覺風險及參考群體之化 妝品使用情形。 研究過程為ぇ以AIO 生活型態量表之調查資料，進行因素構面萃取，再加以集群為各 生活型態群，探討各群在因素構面、人口統計變數及化妝品消費行為之差異；え以各 項化妝品使用頻率集群為各使用型態群，探討其在生活型態構面、人口統計變數及化 妝品消費者行為之差異；お研究少女之化妝品消費行為；か針對前述研究，提出行銷 上之涵義。 少女之生活型態有別於成年女性，而生活型態與化妝品使用情形有密切之關係。本研 究期能對「少女」之生活型態深入剖析，並對此一新開發之「少女」化妝品市場及其 消費行為作探討。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自用轎車買主的人口統計資料、生 活型態、購車動機、評估標準及最終決策，並驗證消費者行為EXB 模式中所指稱：不 同的生活型態會造成不同的動機，進而影響評估標準及最終決策。本研究期望透過這 些調查和分析而達到以下兩個目的： ぇ對國內歷年來的汽車消費者行為研究作生活型態變數方面的補充。 え提供汽車行銷人員一個發展及修正市場區隔的參考。 本研究之資料來自郵寄問卷調查所得結果。問卷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調查受測者所 擁有的汽車之基本資料。第二部分調查受測者買車的動機及用途。第三部分以58題生 活型態項目調查受測者對這些項目的同意程度。第四部分調查受測者轉換最終決策的 傾向。第五部分調查受測者的基本人口統計資料。 問卷的發放以喜美等十三種廠牌汽車之台北地區車主之為母體，以民國77年10月至73 年3 月間購車者為有效樣本區間，依各廠牌銷售量多寡分別抽取100至200分樣本，合 計1500分，於民國78年4 月4 日至4 月20日間分別郵寄，並以4 月30日為回收截止日 。預期回收350至400分。 在統計分析上，本研究擬先以因素分析簡化生活型態、評估標準兩變數，再根據因素 分析結果，配合研究假設，分別進行集群分析、變異數分析、合適度檢定、正準相關 分析。 本研究有以下先決限制： ぇ回收問卷之樣本結構與抽樣之樣本結構不一致。 え生活型態問卷調查之Field Error 難以控制。 ぉ缺乏對社會經濟情境因素之考慮。 お缺乏對地理區隔情境因素之考慮。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不同的消費者生活型態群，對汽車產品屬性之偏好為何？比較其 間差異所在，並進一步模擬出消費者心目中汽車產品屬性之理想組合。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包括：ぇAIO 生活型態量表資料，作為生活型態市場區隔之用。 え人口統計變數，以求得不同生活型態群於人口統計上的特徵。ぉ產品屬性偏好資料 ，本研究之產品屬性有四，即價格、車型、耗油量及傳動方式，乃利用整體輪廓法及 直交排列法，以得出模擬之產品屬性組合，並請消費者決定其偏好順序。 本研究資料之分析，乃利用因素分析，以縮減消費者AIO 變數之構面，再以各樣本於 因素分析後所得之因子得點進行集群分析，以求得不同之生活型態群，之後針對不同 之生活型態群，利用聯合分析之Johnson 單調迴歸法，將依整體輪廓法所得之產品偏 好順序資料，分解成對各個產品屬性之成分效用值，藉以得出消費者理想之汽車產品 屬性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