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は、ソーシャルワーク実践やその方法の「日本流」の展開やかたちを描くこと、すなわちソーシャルワークの「日本モデル」の構築と発展を目指すものである。具体的には、「場の文化」とされる日本人の文化に根ざしたソーシャルワークのあり方として、「生活場モデル」を提示した。それは、「場」が持つ力に働きかけながら、人々とその暮らしを支える「生活場」を構築していくソーシャルワークの理論と実践のかたちである。 / 博士(社会福祉学)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Social Welfare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生存權亦有稱之為生活權者，為國民有權利要求國家保障其得以過著合乎最低限度人性尊嚴的生活；國家亦應積極地為各項措施，以主動保障人民得過著文化的、合乎人性尊嚴的最低限度生活。 　　向來之土地徵收補償係在填補被徵收人財產上的損失；惟近年來，更有加上生存權之概念者，認為土地徵收補償之範圍應及於生存權補償，使被徵收人或其他權利關係人能回復至被徵收前之生活狀態。故本文乃試圖以生存權來分析土地徵收補償的課題，並以人性尊嚴保護原則及憲法生存權保障之意義為理論基礎，從我國損失補償體系出發，得出土地徵收補償之原則應以完全補償為宜；完全補償之內容，即包括了生存權補償。生存權補償為損失補償，非社會補償，應以現物補償為主，金錢補償為輔；它的內容包括狹義生活補償、少數殘存者補償、離職者補償及生活重建措施等。生活重建措施是生存權補償項目中之最重要者與成敗之關鍵，它包括了拆遷戶安置、土地建物重新取得之斡旋、職業介紹、指導或訓練、低利融資、公營住宅入居之斡旋等。 　　生存權補償對國家財政將造成重大之負擔，故宜限縮其適用對象，以被徵收人或其他權利關係人中之低收入戶者為限。此些人本來即為憲法生存權保障之對象，國家在平日尚須本於其職責而給予弱勢者生存權保障；則在土地徵收之特別犠牲場合，因而造成剝奪或限制其權利時，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更應給予生存權補償始為至理。至於請求之方式，得以特別犠牲理論、憲法生存權保障及憲法最高性之人性尊嚴保護原則為請求。而身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之行政法院法官，則不應拘泥於補償法定原則，尚可依據大法官解釋或憲法原理原則等，以法官造法之方式來裁判，期填補現行人民權利保障之缺口。 　　本文從土地徵收補償傳統概念的財產權保障出發，經由完全補償導出生存權補償，而要具體落實生存權補償之生活重建措施，其所包括之職業介紹、指導或訓練等，實質內涵即為憲法上的工作權。質言之，本文從財產權導出生存權再導出工作權，從而土地徵收補償之立論基礎，乃要兼顧生活、工作及財產等三者；故憲法第15條乃構成以生存權為核心之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最重要條款，工作權保障及財產權保障均在達成生存權保障之目的，這是從生存權之面向論述土地徵收補償所得之反饋與結論，可用以重新詮釋我國憲法第15條。

(一)研究目的：近年來，國內國民所得提高，已達7，500美元，生活素質及文化水準 亦相對提昇，消費大眾對知識追求比以往迫切，然而國人平均每年購買書報雜志的費 用僅佔全部收入的3.5％， 此比率與臨近日本比較差距甚大，此顯示未來圖書市場潛 能頗大，本研究乃從上班族消費者購書行為著手，探討不同消費群在利益變項、生活 型態、購書類別、產品屬性、情報來源、購書地點及人口統計變數等變數上有何差異 並進而找出具有潛力之區隔市場及擬訂行銷策略。 (二)文獻探討：1.生活型態理論：此觀念源於心理學及社會學，1963年由William L- azer引入行銷領域。以AIO(活動、興趣、意見 )變數來衡量生活型態。2.市場區隔理 論：Wendell Smith 於1956年首先提出市場區隔的觀念，並應用於行銷領域。區隔模 式採事前區隔及事後區隔法。3.意見領袖：探討意見領袖在產品訊息傳達至有關市場 時扮演何種角色，其定義如何? 有那些行為特徵。 (三)研究方法：1.使用問卷調查法研究，研究母體為台北市區上班族，抽樣設計採便 利抽樣方式。2.問卷內容包含：消費者有無購買書籍，沒有購買書籍原因，全年購書 量及金額，對各類書籍喜歡的程度，書籍屬性，追求的利益，情報來源，購書地點， 意見領袖，生活型態量表及人品統計變數量表。3.分析方法：交叉分類法、因素分析 、T– 檢定、X 檢定、ANOVA 及集群分析等。 (四)研究內容及結果：研究不同性別之購買者、男女購買者與非購買者、男女經常購 買者與非經常購買者、男女意見領袖與非意見領袖及不同利益區隔群體在人口統計變 數、生活型態、書籍類別、產品屬性、情報來源、購書地點等孌數上的差異，進而找 出具有潛力之區隔市場及擬訂行銷策略。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一)探討中年男人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及整體生活目標指數與憂 鬱程度之關係。(二)探討中年男人的生活壓力、內外控與憂鬱程度之相關。(三)以逐 步多元迴歸分析法探討個人基本資料、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整體生活目標指數、 生活壓力、內外控等變項與憂鬱程度之關係，並闡明各獨變項在預測依變項時的相對 重要順序。(四)探討不同基本資料組的人年男人的憂鬱程度有無顯著差異存在。(五) 探討內外控變項是否會影響生活壓力及整體生活目標指數與憂鬱程度之關係。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三十六歲至卜十五歲的中年男人共計四百二十四人 。研究工具除自編之「自我認同量表」及修訂之「生活事件量表」外，尚有「內外控 量表」及「情緒量表」。統計方法採用變異數分析、淨相關分析、共變數分析及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結果如下：(一)中年男人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與整體生活目標指數對憂鬱程 度有交互作用存在，即中年男人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的多少影響憂鬱程度的關係， 需視其整體生活目標指數的高低而定。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多且整體生活目標指數 低的中年男人有最高的憂鬱程度。(二)在控制內外控與整體生活目標指數的情況下， 客觀生活壓力、主觀生活壓力（歡迎程度、影響生活的程度、影響長短程度、自己能 否控制的程度、預期自己能不能應付的程度）與憂鬱程度沒有顯著的相關。(三)在控 制生活壓力與整體生活目標指數的情況下內外控與憂鬱程度有顯著的相關。(四)內外 控變項並不影響生活壓力及整體生活目標指數與憂鬱程度的關係。(五)以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結果發現整體生活目標指數是預測憂鬱程度的最重要變項。(六)不同居住狀況 組的中年男人的憂鬱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

當今社會是一個變化快速、重視物質文明、普世價值多元的環境，復以家庭結構改變及大眾傳媒發達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此背景下的青年在進入軍中後，是否會衍生相關適應問題，殊值深究。 基於此，研究者希望透過對士官兵適應問題的蒐整，探討其中潛在因素，除了提供理論貢獻外，尚可讓實際負責官兵生活管理的基層幹部及相關心理輔導工作人員，據以瞭解士官兵在生活適應程度、生活壓力高低、人際關係好壞、憂鬱情緒掌握的程度，藉以做為官兵輔導工作的依據以及改善部隊適應問題政策的參考。 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法，選擇北部地區陸軍單位義務役士官兵1089員為施測對象，最後以1044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有效比率為95.87％） 研究工具依據文獻探討所得資料，結合軍中從事官兵心理輔導工作人員、心理（社工）系所畢業人員、學者專家以及研究者個人工作經驗共同編製 。問卷共有126題，其中120題為測量題，6 題為個人基本資料，內容包含「個人特質」以及「生活適應」、「生活壓力」、「人際關係」、「憂鬱情緒」等四個部分；個人特質則包含受試者的性別、年齡、階級、職務、單位性質、婚姻狀況、以及服役時間等。因素分析結果：生活適應之解釋力為 54.31％，分別命名為環境壓力、身心調適、人際互動、生理需求及正向想法；生活壓力之解釋力為 55.39％，分別命名為連隊壓力、任務達成、管教感受、勤務經驗及支持系統；人際關係之解釋力為 53.15％，分別命名為人際疏離、人際圓融、人際分享、人際信賴及團體領導；憂鬱情緒之解釋力為 60.33％，分別命名為無意義感、情緒轉換、穩定情緒、自我傷害及情緒控制。而整體問卷之內部一致性信度α值為 .98，且其建構效度結果均為解釋同一因素，解釋量為81.25％。 本研究共提出五個假設，有一個假設獲得驗證，另外四個假設獲得部份驗證。研究發現，在適應問題上，士官兵學歷的高低扮演著重要因素，且有學歷愈高者，服役期間的適應問題愈少的趨勢。另外，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了解問卷各因素對士官兵適應問題之預測力，結果發現有效解決士官兵適應問題的方法是從降低其憂鬱情緒困擾、增加其生活適應能力、改善其人際互動關係及紓解其生活壓力感受等四個面向著手；而實際輔導作為則可以從降低個人「連隊壓力」、「無意義感」、「人際疏離」以及「環境壓力」的困擾；提昇個人「身心調適」、「情緒轉換」及「人際圓融」等技巧。因為同時降低或提高一單位上述因素的困擾或能力，就會相對減少士官兵約79.6％的適應問題。 根據研究結果之發現，提出以下十項建議：(一)充實學識，提昇適應能力—學歷愈高者，其適應狀況愈好；因此，提供學歷較低的士官兵在職進修的機會，以提昇其適應能力。(二)適應輔導，建立人際網絡—入伍未滿半年之士官兵，其生活適應能力與人際互動關係均較差；因此，應加強輔導渠等之生活適應能力，以及人際網絡的建立。(三)不適應者，暫予職務調整—擔任文書業務之士官兵，其適應狀況較佳；因此，遇有適應問題之士官兵時，暫時調整其職務或擔任文書類的工作，或可有效改善其適應狀況。(四)服役期間，注意憂鬱情緒—士官兵的憂鬱情緒，並不會因服役時間的增長而減少，表示幹部在士官兵服役期間，均須注意士官兵因憂鬱情緒所產生的適應問題。(五)休假安排，甚獲士兵重視—有近七成六的士官兵擔心自己事情做不好而影響到休假，表示「休假」問題仍是他們相當關心的議題。(六)培養節儉，注意經濟問題—有近四成六的士官兵有經濟上的困擾；因此，應多注意士官兵的經濟狀況，並在平日生活中培養其正確理財觀念，以及節儉勤奮的習慣。(七)服從觀念，平日教育要務—有近七成五的士官兵對長官所交辦的任務均能用心完成，且貫徹命令，這種服從觀念的養成，是各級幹部平日教育訓練的成果，應持續保持並強化精進之。(八)合理管教，重視情緒管理—單位管教作為以及幹部個人的情緒，均會影響士官兵適應狀況的好壞；因此，單位今後更應積極朝向正常、合理的管教作為，並增加幹部情緒管理及溝通技巧等學能，落實凡事「說清楚」、「講明白」之雙向溝通模式。(九)增加適應，改善外在環境—影響士官兵適應狀況的不外乎是個人內在認知問題、外在環境問題以及個人與環境互動的問題，要改變個人內在認知的困難度或許比較大，但外在環境的改變卻是顯而易做的，而且可收具體實效。(十)適應問題，有賴體系解決—部隊管理者在處理士官兵適應問題的方法時，可從降低其憂鬱情緒困擾、增加其生活適應能力、改善其人際互動關係及紓解其生活壓力感受等方向著手。 最後，針對未來研究發展方向提出五點看法：(一)質性研究之發展—針對士官兵的填答結果實施訪談，進一步了解其內心世界及想法，以期獲得量化資料所無法窺知的細微資料。(二)不同軍種之比較—了解不同軍種的士官兵在適應問題上，與本研究之差異。(三)志願役軍官及士官兵之探討—以了解志願役軍官及士官兵在適應問題上，與本研究之差異。(四)役前社會工作經驗之探討—了解士官兵役前社會工作經驗長短，對其部隊適應良窳的影響。(五)其他國家之探討—了解其他國家部隊士官兵的適應問題，以及對適應不良士官兵之輔導策略，提供國軍日後精進作法之參考。

本研究旨在了解臺北市國民小學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現況，探究臺北市不同學校背景，國民小學校園生活休憩空間設置及使用的差異性，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於校園生活休憩空間在場地選擇、活動選擇、使用頻率、友伴人數、興趣高低等使用情形及其差異性，以及學童對於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意見，最後並提出國民小學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相關建議，俾供相關單位、人員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以臺北市141所公立國民小學為普查對象，再依據學校規模、設立年代分為六類，從六類學校中隨機抽取各1所學校，並以6所國民小學的學童為問卷調查（有效樣本951人；男生508人，女生443人；二年級305人，四年級327人，六年級319人）及觀察（共計5922人次）對象。在資料分析上，主要採用描述性分析、次數百分比統計、Cochran Q考驗、肯德爾和諧係數、斯皮爾曼等級相關、t考驗、卡方考驗、單因子變異數（ANOVA）分析等方法。經研究結果發現：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每所學校都有設置走廊、教室、圖書館、遊戲場，八成以上有設置球場、川堂、庭園、田徑場、步道，六成有設置教材園和體育館（或室內球場），而合作社、戶外劇場、交誼廳、交誼平臺、小橋和屋頂花園的設置比例不到四成。 二、下課時間學童較常使用的校園生活休憩空間，以教室、走廊、遊戲場、球場和田徑場為主。 三、大規模學校在川堂、交誼廳、合作社、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小橋、步道、庭園、球場、田徑場、交誼平臺、屋頂花園的設置比例均較中規模和小規模學校高，但在校園生活休憩空間内的休憩座椅或休憩設施方面，不同學校規模在設置方面有差異存在。 四、1990年代後的學校在走廊、川堂、教室、交誼廳、小橋、庭園、球場、田徑場、戶外劇場、交誼平臺、屋頂花園設置的比例皆比1990年代前的學校高，而1990年代前的學校在合作社、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步道、教材園設置的比例較1990年代後的學校高。 五、不同學校規模內的學童在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場地選擇和活動選擇方面排序有關聯。在友伴人數方面，大規模學校顯著高於中、小規模學校。 六、大規模學校內的學童在室內生活休憩空間的使用頻率較高，中規模學校內的學童在室外生活休憩空間的使用頻率較高。中規模學校內的學童較喜歡校園生活休憩空間。 七、不同設立年代學校內的學童在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場地選擇和活動選擇方面排序有關聯。在友伴人數方面都以跟二至四個同學為主，沒有顯著差異。 八、不同設立年代學校內的學童在室內生活休憩空間使用頻率無顯著差異，而1990年代前的學校學童在室外生活休憩空間使用頻率高於1990年代後的學校學童。不同設立年代學校內學童在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興趣高低沒有顯著差異。 九、男生在下課時間較常使用球場。男生選擇「打球」的活動人數顯著多於女生。男女學童下課時間休憩活動友伴人數都以跟二至四個同學為主。 十、女生在室內生活休憩空間的使用頻率高於男生，男生在室外生活休憩空間的使用頻率高於女生。男女學童在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興趣高低沒有顯著差異，但男生較喜歡球場。 十一、低年級學童較常使用遊戲場，高年級學童較常使用球場。低年級學童較喜歡玩遊戲，高年級學童較喜歡打球。低、中、高年級學童下課時間休憩活動友伴人數，都以跟二至四個同學為主。 十二、不同年級學童在室內生活休憩空間的使用頻率沒有顯著差異，而低年級學童在室外生活休憩空間的使用頻率較高。低年級學童較喜歡校園生活休憩空間，而低、中年級學童較喜歡遊戲場，高年級學童較喜歡球場。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與研究發現，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國民小學的教室及走廊應有生活休憩空間的規畫設計。 二、國民小學應充實遊戲場、球場及田徑場的設施。 三、大規模學校在走廊、川堂、教室、庭園、田徑場、屋頂花園內應增設休憩設施和休憩座椅，中、小規模學校也應增設川堂、交誼廳、合作社、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小橋、步道、球場、遊戲場、教材園、戶外劇場等生活休憩空間。 四、1990年代前的學校可考量學童的需求與意見後增設校園生活休憩空間。 五、國民小學應延長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開放時間，以提升校園生活休憩空間的使用效能。 六、校園生活休憩空間內，應設置適當的座椅，提供學童短暫休息之用。 七、校園生活休憩空間在不影響教學活動及考量男女學童需求後做適當調整。 八、遊戲場可設置在低、中年級的教室區附近，球場則須距離教室區較遠。 九、國民小學田徑場跑道的使用效益不盡理想，規畫時可作更彈性的考量。 十、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一）研究對象方面，可以國中生、學校教職員、家長、社區人士為研究對象；可做國中與國小、其他縣市學校差異比較。（二）研究內容方面，可針對空間技術、功能層面、滿意度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可比較學童晴天和雨天的使用情形、場地及活動選擇等的差異。（三）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使用文獻查詢、調查問卷、觀察等方法外，也可使用用後評估、訪談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可採用個案研究法，以深入了解校園生活休憩空間規畫及使用情形。 關鍵詞：國民小學、生活休憩、校園生活休憩空間 /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current elementary school leisure space in Taipei City, to research into the differences of leisure space arrangement among different schools, to analyz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use of leisure space on campus as well as the opinions of them, and to propose suggestions and advice concerned, which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authorities, staff concerned, and future researches. In this research, 141 municipal elementary schools are surveyed, which are categorized into six categories based on their school size and building age. In each category, one school was randomly sampled. Students in the six elementary schools are the targets of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951 valid samples; 508 male students and 443 female students; 305 second graders; 327 fourth graders; 319 sixth graders) The study also observe about 5922 students. About the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use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Percentile points, Cochran Q test, the Kendall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t-test, χ2 test, and One-way ANOVA Method. Besides, the researcher also combined many observational records and picture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is as below: 1.Each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has corridors, classrooms, libraries, and playgrounds. Over eighty percent of elementary schools set up courts, passages, gardens, athletic fields, and paths. Sixty percent of them are sited with eco-gardens and gymnasiums. Yet less than forty percent of them are equipped with cooperative societies, amphitheaters, lounges, lounge balconies, bridges, and roof gardens. 2.The leisure space that is mainly used by students during the break time is classrooms, corridors, playgrounds, courts and athletic fields. 3.Large size schools set up more facilities than those of middle or small size, such as passages, lounges, cooperative societies, gymnasiums, bridges, paths, gardens, courts, athletic fields, lounge balconies, and roof gardens. As to the installation of benches and facilities in leisure space on campus,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schools of different sizes. 4.Higher proportion of schools built after 1990 is sited with corridors, passages, classrooms, lounges, bridges, gardens, courts, athletic fields, amphitheaters, lounge balconies, and roof gardens than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built before 1990. Yet the cooperative societies, gymnasiums, paths, and eco-gardens are vice versa. 5.The choice of leisure space made by students in schools of different sizes are interrelated, so as the choice of activities made by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different sizes. As to the company number, students in large size school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an students in schools of middle and small size. 6.Students in large size schools utilize indoor leisure space more frequently, while students of middle size schools utilize outdoor leisure space more frequently. Students of middle size school prefer school leisure space. 7.The choice of leisure space made by students in schools of different building age are interrelated, so as the choice of activities made by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different building age. As to the company number, most students have two to four compani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schools. 8.The frequency of indoor leisure space use of schools of different building age differs little. The frequency of outdoor leisure space use of schools built before 1990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chools built after 1990.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interests in school leisure space no matter when the school is built. 9.Male students utilize ball courts more often during the break time. It is obvious that more male students than female students choose to play balls. Generally,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have two to four companies when they do leisure activities during the break time. 10.Female students utilize indoor leisure space more frequently than male students, while male students utilize outdoor leisure space more frequently than female students. The rank of interests in school leisure space differs little between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 but male students prefer ball courts. 11.Second grade students utilize the playground more frequently,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utilize ball courts more frequently. Second grade students prefer to play games,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prefer to play balls more. The company number of students in each grade is from two to four. 12.The use frequency of indoor leisure space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but second grade students utilize outdoor leisure space more frequently. Second grade students prefer school leisure space. Second and fourth grade students prefer the playground,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prefer ball court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and study result,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worth being referred: 1.Elementary schools should have leisure space in classrooms and corridors. 2.Elementary schools should increase the facilities in the playgrounds, ball courts and athletic fields. 3.Large size schools should set up more leisure facilities and benches in the corridors, passages, classrooms, gardens, athletic fields, and roof gardens; middle and small size schools should set up leisure space such as passages, lounges, cooperative societies, gymnasiums, bridges, paths, ball courts, playgrounds, eco-gardens, and amphitheaters as well. 4.Schools built before 1990 can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students’ need and opinions, and increase leisure space based on the above. 5.Elementary schools should extend the open hours of leisure space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leisure space. 6.Proper benches should be installed in school leisure space, which enable students to take a short break. 7.Leisure space should be adjusted without affecting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he needs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8.Playgrounds can be built near the classroom of second to fourth grade students, and ball courts should be built farther from classrooms. 9.The tracks on athletic fields in elementary schools achieve little benefit. Thus, it can be rendered with more flexibility when the plan is made.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leisure, school leisure space

近年來隨著通訊費率調降、無線網路發展進步及平價化等因素，智慧型手機已融入民眾生活，不僅是通訊工具，也同時反映著使用者的生活風格與型態，並具有形象傳達的功能；透過文獻回顧，本研究以「生活型態」、「生活風格」和「品牌形象」等相關論述作為理論依據，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並建構台灣地區智慧型手機使用者的生活風格樣貌，以期對智慧型手機採用現象有進一步了解，並且根據所得結論，提出智慧型手機銷售廠商未來行銷策略上的相關建議。 　　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消費者以網路問卷的形式調查，共得到有效問卷1085份，以因素分析將生活型態量表萃取出「流行時髦」、「樂活主義」、「積極進取」、「傾慕他國」、「挑戰創新」和「資訊需求」等六大因素；智慧型手機使用者的生活風格量表則可區分出：「擁有手機的渴望」、「設計美感的愉悅」、「享樂主義的體驗」、「特定品牌的偏好」、「個人風格的彰顯」及「流行廣告的吸引」等六大因素；品牌形象量表則有三大因素：「功能型」、「象徵型」和「經驗型」。 　　本研究經由集群分析將受訪者分為四大集群，依據該集群在生活型態因素、生活風格因素、品牌形象因素及人口變項上的差異與特徵命名，有獨鍾iPhone體驗娛樂的「風格玩樂學生族」、務實堪用不追時髦的「保守穩健踏實族」、愛用國貨排斥韓流的「支持國產創新族」和趕搭熱潮喜愛洋牌的「追求時髦熟女族」，並發現不同生活風格樣貌的消費者間，所偏好的手機品牌有顯著差異。 　　此外研究亦發現智慧型手機各品牌之間的品牌形象，與不同智慧型手機品牌偏好消費者，在本國中心主義傾向上均有顯著差異。最後，本研究針對不同集群下的智慧型手機消費者，根據本研究所論述之生活型態、生活風格和品牌形象等因素，提出相關行銷建議與策略。 / Smartphone have gained considerable popularity in daily life because of the cheap cell phone plans and the Wi-Fi (Wireless Fidelity) convenience. While many people use smartphone to make and receive calls, a great segment of society has view smartphone as a stylish device conveying the their own lifestyles and personal image.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the lifestyle and the lifestyles of users as well as the brand image of smartphone are the three reasons that guide the consumer choice of smartphone. To understand consumer buying decision proces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choic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Taiwan mobile users’ habits and preferences. 　　The survey asked respondents for their smartphone usage behaviors by online questionnaires. One thousand and eighty-five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Six factors of the lifestyle scale are extracted by the factor analysis, including pursuing fashion trends, demanding for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proactive for new products, having challenges and creations, and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Six factors of the lifestyles scale include the desire to own a smartphone, the attraction of the best design smartphone, the experience of pleasures, the preference of brand, and the attraction of commercial. Brand image scales include three factors: Functional, Symbolic, and Experiential. 　The respondent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lusters by the three reasons and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tylish teenagers, function-orientated consumers, domestic products embracers, and fashion-orientated wom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ur clusters of responde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t preferences between the mobile phone brands. 　 In addition, the brand images and consumers with different preferences of smartphone brand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thnocentrism tendencies. This study would conclude consumer buying decision proces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choice to address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smartphone.

本研究是以Foa等人(1993)的「資源」觀點，來分析婦女在離婚時所可能擁有的生活資源與其離婚後適應的關係，分為自己提供給自己的資源，即個人的條件和特質；和別人所給與的資源兩大類。並採質化研究深入訪談為資料的主要蒐集方法，由分析的資料來看，離婚對女性的衝擊始於婚姻出現狀況開始，而隨時間過去，婦女離婚後生活的適應在型態上也會有一些差異，所以資源在不同階段所能發揮的作用也不相同。研究者依適應型態的不同將離婚適應分成四階段，1.「離」、「合」之間的混亂階段；2.離婚後需立即面對的主要適應議題與離婚資源的關係；3.適應議題的轉變與離婚資源的關係；與4.成長等四個階段。此四階段並無明確的時間區隔，只是發生的順序不同。文中還比較了不同人際關係所提供的資源在具體性上的差別以及其引申的意涵。 研究發現：1.離婚適應是一個長期的動態歷程，包含與生活相關的各向度，所以離婚者可獲得的資源如何，影響其離婚後生活適應的品質。2.以資源影響適應的觀點而言，資源當然對適應有益，但當適應牽涉到生活的各層面時，同一資源對不同向度的生活適應，便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3.既然離婚適應是一個長期的歷程，同一項資源在不同的時間點上，特別是在人際關係所提供的資源方面，人際間的互動，可能隨著時間的消逝，而在心理層面有所改變，則這些改變就可能影響其所提供的資源，並進而影響婦女離婚後的生活適應。 / Based on Foa’s “Resource” perspective in 1993,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sources women potentially own during the course of getting divorced and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post-divorced life style. The resources are grouped into two major sources: self-resources, i.e. personal qualif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resources provided by others. This research relies on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s its main source of input data collection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input data analyses, women’s post-divorced life styles have very different adaptive patterns. Therefore, “resources” also display different functions in divorce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adaptive patterns,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four phases of divorce adaptability: 1) the chaotic phase of “marriage” or “divorce”; 2)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aptation issues and resources during the phase immediate after divorce; 3)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daptation issues and resources; and 4) growth. There is no fixed timeframe for the four phases. The only distinction is the sequence of occurrence.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compares the “concreteness” of resources provided by various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its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1) the post-divorced adaptation is a long-term, dynamic process,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life. As a result,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divorce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her post-divorced adaptation.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affecting adaptability, resources are certainly positive. However, when the adaptation involves with all aspects of life, the same resource might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some certain dimensions. 3) Because divorce adaptation is a long-term process, the same resources, especially those provided by inter-personal networks, would likely fade away as a result of changes in 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might psychologically affect the resource function, which in turn will affect women’s post-divorced life adaptability.

「簡單生活節」是個自2006年底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位於台北市中心華山1914文創園區的大型活動，以城市的生活風格為主軸，「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為號召，內容涵括音樂、市集、論壇等，多元且具創新。活動為期兩天，三屆下來每屆均有超過三萬人入場，更創下上千萬元的消費，不論規模、經營模式在國內皆可說是首見。 在國內開始注重文化創意產業之際，究竟簡單生活節的經營模式為何？活動能持續舉辦的核心能耐為何？需要哪些利害關係人的資源投入？國內對於大型文創活動的價值經營研究較少，本研究以價值共創的角度，探討簡單生活節（1）由哪些人共創，創造了什麼價值，（2）為各利害關係人帶來什麼價值。另外也由主辦者的角度，去探討（3）如何和各利害關係者進行價值共創，以及（4）要讓活動長期經營、價值極大化需要哪些要素。 本研究發現，（1）參與簡單生活節共創的角色有參與者（演出者與擺攤者）、贊助者（最大宗為統一超商）、場地提供者（華山文創園區）、支援平台（StreetVoice），彼此因認同簡單生活風格而集結，其創造的價值為風格型態的品牌價值以及宣傳平台價值，而活動讓（2）參與者得到金錢效益以及增加曝光度、贊助商得到金錢效益和品牌效益、場地提供者得以累積能耐以及增加曝光度、StreetVoice網路平台增加使用者的黏著度。（3）主辦者透過四大基石與利害關係人共創價值：設立支援平台以累積創意能量、讓利害關係者參與設計互動方式、互動密切頻繁、雙方相互提供價值，（4）組織層面須要能體察社會趨勢的領導者，以及藝術和商業頭腦兼具的A型團隊；營運層面需要明確的商業模式，不只在共創過程中和各利害關係者累積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還要能將關鍵資源運用至關鍵流程中，而發展背後的支援平台更是活動長期經營的關鍵。 / SimpleLife festival, a big cultural two-day event in Taipei Huashan1914 Creative Park every two years since 2006, which attracts more than 30000 people and generates considerable income. It is a collaborative creation on lifestyle aesthetics which combines music, markets, exhibitions and lectures, and the scale and business model are very innovative in Taiwan. Hence, what are the values from this event and how to co-create it are the precious issue. This research explains: (1) What values do SimpleLife festival create and who are the stakeholders? (2) What are the values for stakeholders? (3) How does conductor co-create with stakeholders? (4) For conductor, what are the key factors to maximize value of holding SimpleLife festival?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1) Participants, sponsors(7-ELEVEN), place provider(Huashan1914 Creative Park), and internet platform(StreetVoice) are the stakeholders of SimpleLife Festival, they gathered by identifying the same lifestyle concept. It creates brand value of lifestyle and promoting value. (2) Participants get income and promoting value; sponsors get income and generate branding; place provider gains awareness and core competence, and backup platform increases stickiness from users. (3) The conductor co-creates with stakeholders by utilizing four powers: build platform, enhance engagement of stakeholders, interacting frequently, and provide values. (4) For organizations, leaders with trends investigation and a team with both commerce and art brain are needed. For operation, clear business model is needed, not only define clear key resources and key process, but build the backup platform is the key factor of operating in the long run.

「積極生活」與「沉思生活」乃是鄂蘭思想的核心關切，晚年更是致力於研究如何從心靈的活動走向實踐的行動。在眾多心靈能力中，鄂蘭特別看重能避免罪惡的「思考」與分辨對錯的「判斷」，兩者皆與現實政治關聯甚深。然而鄂蘭最終認為「判斷」是「最具政治性的心靈能力」，「思考」則難於政治處境中適用。對此，筆者認為「思考」與「判斷」並非截然對立的兩種能力，事實上兩者有許多相通之處，而真正的差異其實是「標準」與「角色」不同的兩種對話，且從鄂蘭建構「思考」的原型─蘇格拉底─身上亦能發掘許多實踐意義，這將是如何實踐更理想的政治的關鍵。 / “Vita activa” and “vita contemplentiva” are the two main subjects in Arendt’s thought. In her last years, she committed herself to find the path from “mental faculties” to “actions.” In all mental faculties, Arendt paid more attention on the evil-prevented ability called “thinking” and “judging,” which can telling right from wrong, both of them have a lot to do with real politics. But Arendt considered “judging” is “the most political of man’s mental abilities” and “thinking” is not applicable to politics at last. In my point of view, “thinking” and “judging” are not actually two different kind of “ability” but two kind of “convers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standard” and “role”. If we delve into the model of “thinking” in Arendt’s thought –Socrates,–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re was lots of practical meanings in his actions, those will be the key to make ideal politics practic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