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實習教育使學生有機會將在課堂所學的概念、原則、理論、方法活用在實習所遇到的真實案例之中，是最能將技術、知識與價值整併的學習方式。過往文獻指出碩士班的學生自我期待與主動性較高，機構督導與學校督導之要求也較高，然而，碩士班研究生對於主體高度之期待與實際實習之間是否存在落差？若有實習期待落差，對於實習收獲與對社會工作專業知情行意向之影響為何？而實習期待落差、實習收獲與社會工作專業知情行意向又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而加劇或削減？ 為探討此一問題，本研究以網路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調查國內15間將社會工作列為必修課程之研究所，以社會工作碩士班二年級以上，有過碩士班實習經驗之研究生為調查對象，共回收185份有效問卷。透過獨立樣本t檢定、卡方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再由階層迴歸與路徑分析建構實習期待、實習收獲與知情行意向之路徑圖。分析結果如下： 一、超過半數的碩士班實習生有實習期待落差的經驗，除了事務或庶務的工作顯示實際接近或大於期望，其餘各項實習項目皆存在期待落差。 二、實習期望落差會因實習前是否到機構拜訪以了解該單位的實習相關訊息、機構督導學歷、實習生對先前實習經驗整體評價與學生身分而有所不同。 三、實習收獲主要受到實習期待落差之影響，另外，實習收獲隨著與機構督導的關係、是否有訂定書面的實習契約、學生身份、先前實習經驗整體評價、機構督導學歷、實習前是否至機構拜訪而有所不同。 四、對社會工作專業的知情行意向隨著與學校督導的關係、實習前是否請教同學相關的實習資訊、組織氛圍、實習地點、機構督導學歷而有所不同。 據此，本研究針對實習生、實習機構、學校、專業教育組織提出以下建議： 一、對碩士班研究生，建議實習前可至機構走訪，以瞭解實習機構之概況與實習機構內容；其次，可在實習前找尋合適的社會工作機構兼職，以增加工作經驗以及實習機會；每次實習前應調整心態，使過去經驗成為收獲之基石；選擇不同的實習領域和工作方法，以免因噎廢食；在實習期間積極而主動的溝通，並參與最後的實習評估。 二、對於實習機構，建議機構透過良性溝通、實習計畫的討論、實習契約的簽訂以降低實習生的期望落差；其次，機構督導應配有較有意願、社會工作專業背景之督導進行實習督導；而督導教學方式應配合實習生適性發展，參考國內外採行之實習督導教學方法。 三、學校部分，可考慮安排人力負責與實習機構之接洽事宜，學校督導應適時拜訪機構及早發現機構與實習生之間的落差；學校應主動釋出相關訓練機會，使學校與機構督導的互動更加密切；學校可開拓周遭的社區資源，以建立學校和機構或社區的合作模式，創造碩士班研究生的優質實習機會。 四、社會工作教育專業組織與各教學單位可適時創造議題，鼓勵專業教育與實習教育的相關研究；其次，亦應與實務界、學生共同討論國內實習教育標準的訂定及評估方式，以培養出才情兼備、知行合一的社會工作研究生人才。 / Social work practicum could play a role i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revious studies revealed that MSW graduate students,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field instructors all have high expectation on how much the MSW students will learn from the process . This study aimed at examing the gap between learning expectation and reality of practicum period from a viewpoint of MSW graduate students. Moreover, whether the gap would impact the gains from practicum and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work profession was what author concerned. Thu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the MSW graduate students who had done practicum during graduate study period. Internet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to capture the experiences of this population. Total 185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eleted.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analyses, the study findings are as follow: 1.More than one-half graduate students experience gap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reality at prior practicum. Besides, the gap existed in almost all of the social work fields except general affairs. 2.The learning gap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diator of the gains from practicum.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 “to visit institution before practicum”,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field instructors”, “evaluation of prior practicum experience”, and ”student statu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xpectation gap. 3.The gains from practicum were correlated with “relationship with field instructor”, “whether sign the practicum contract”, ”student status”, “evaluation of prior practicum experienc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field instructor”, and “to visit institutiton before practicum”. 4.Independent variables as “relationship with school instructors”, “asked schoolmates for practicum-related information”, “institutional climate”, “field locations”, and”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field instru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work profession. Findings of the stud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reducing the gap between learning expectation and reality.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above,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for graduate students, field institutions, schools,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dvanced research.

佛教活動近年在社會上的興盛景象可謂臺灣現階段宗教發展之重要內涵，本論文正 是基於當今社會上佛教的蓬勃發展所進行之探索性研究，試圖立基於Rodney Stark 之宗教經濟(religious economy) 觀點，將佛教活動視為一種宗教經濟體系，其供 給面在都市社會所呈現之頻繁、多元、高密度分化狀態進行結構性分析。 本研究針對台北市所有佛教道場進行普查，探討議題為：佛教經濟體系供給面本身 多元化的程度如何？受到市場經濟邏輯所支配之程度與方向為何？市場需求、教團 組織本身之宗教理念、與寺院空間結構之限制三大面向對整體佛教經濟之作用方式 又為何？ 研究結果證實我們的假設，即表面上佛教活動多元分化現象的背後仍有一套內在網 絡進行支配，絕非隨機發生的偶然，而是具有結構性的社會意義。具體言之，本研 究所建構出的臺灣都市佛教活動模型，有以下重要發現： 一、台北市佛教團體的地理空間分布受到區位特性所影響，多集中於人口數多、經 濟活動繁盛之區，但在活動內容上卻不受地區特性影響，而是受到宗教組織內部發 展因素的控制。顯示佛教團體乃為一種社團型的宗教組織，其發展目標之空間模式 非受制於地理空間，其潛在市場是訴諸於全社會而非地方性的。 二、佛教活動結構中供給面提供之宗教產品異質性高，且相應於需求面之異質需要 ，每項活動又皆為一種有選擇性的提供，此即意含有佛教經濟體系區隔市場之事實 。此種多元活動現象之運作受到市場機制之有力支配，受組織本身控制的程度較少 ，受制於寺院空間結構的影響則值得加以重視。 三、整體觀之，可將佛教活動結構分為二層：上層以菁英型活動，著重理性思辨的 知識性活動為主，影響機制為寺院空間結構之建築物型態。位於公寓、大廈等非獨 立建築物中之教團，比擁有獨立建築物之教團提供更多的知識性活動。下層以大眾 性活動，注重感性魅力的儀式性服務及儀式性法會為主，影響機制主要為信徒規模 。信徒規模愈龐大，教團提供儀式性活動之種類就愈多。共修性活動與出版服務則 同時受到信徒規模與教團領導者特性兩方面的作用，呈現一種教團內部供給面與需 求面交互影響激盪的局面。整體佛教活動結構內部就是儀式層面的宗教性與知識層 面之宗教性、感性魅力與理性思辨、大眾化與菁英化、以及信徒社會需求及原本宗 教理念二股勢力的交互辯証過程。 四、模型之預測： （一）應蘊都市化而生的公寓式教團正是推動佛教理性化與知識化活動的重心，隨 著非獨立建築道場量上之增加，未來都市佛教供給結構在知識性活動的提供上應有 愈形增多之趨勢。 （二）出家教團與居士教團在台北市之分布量幾佔各半，弘法之重心似乎有從以往 之出家僧侶漸漸轉移至在家居士之勢，可見居士在佛教結構中的影響力已從邊陲地 位擴展至核心。另外，教團領導人受過專業教育之數目已凌駕中等學歷者之上，故 可預期佛教本身在居士佛教之興盛與信仰人口教育程度提昇之結構性轉變下，必將 帶動佛教經濟中活動結構的轉變，有朝向出版服務的方向發展之趨勢。

當代德國社會學理論家 Jurgen Habermas在其「溝通行動理論」一書中，檢視西方社 會的理化過程，發現在現代社會中，因為系統力量的不當膨賬而導致生活世界之溝通 脈絡受操縱媒介控制，因而扭曲了語意的面貌，並且產生「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病態 現象。他認為要扭轉此一病態發展，唯有寄望於溝通行動的開展。 本篇論文主要將針對 Habermas 在「溝通行動理論」下卷中，對 Mead 、Durkheim 、 Parsons 等人的討論進行再詮釋，試圖由其中了解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關係、溝通理性 理性與功能主意理性之區別。並且討論溝通行動之三方面：社會化、社會整合及文化 再製，藉以了解溝通行動之動態過程，最後建構－由個人（自我）到社會的分析架構 以明瞭 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的貢獻及其限制。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理論的研究與實證的調查，從領導管理層面來瞭解社會褔 利服務機構主管之領導方式與服務人員工作滿足的情形，以提供社會褔利服務機構有 效運用領導方式、提昇服務人員工作滿足及工作績效的參考準則，並作為未來研究者 的參考。 本研究係依權變領導之理論架構，針對台北市社會褔利服務機構之範圍進行實證研究 。利用問卷調查法，經由統計分析，以次數分配、百分比、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 相關、迴歸分析等統計技術，探討社會褔利服務機構主管之領導方式與其服務人員工 作滿足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約有三分之二的服務人員對其目前的工作感到滿意，其主要原因係對 工作本身感興趣；另約有三分之一強的服務人員對目前的工作不滿意，其主要原因係 該工作缺乏昇遷及發展機會。另外，研究支持了領導方式與工作滿足之間具有高度顯 著性差異的存在；組織結構特性與工作滿足之間亦具有顯著性差異；而服務人員之個 人特性與工作滿足之間則無顯著性差異存在。再就工作滿足之解釋力與影響力最大的 是領導方式變項，即主管之領導方式體恤程度高者，部屬之工作滿足程度愈高。 根據研究結果，分別對社會褔利服務機構之主管、機構本身及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等方 面提出建議，希望對提昇社會服務機構服務人員之工作滿足有所貢獻。

在一社會中，職業常常被視為個人成就地位的表徵。透過對職業流動的研究，不但可 以瞭解台灣社會階層化的情形，更可以看出台灣社會流動的變遷狀況。本研究嚐試利 用台灣兩個不同時點上的資料，分析台灣地區父子職業流動的事實，期望達成以下的 目的： １．以父子兩代職業流動的密度為標準，找出流動的模式；並分別檢視不同的時點上 ，有無明顯變遷的事實。 ２．以職業類別間之距離為流動障礙的指標，找出不同類別間職業流動的障礙，並加 以比較之。 ３．綜述流動模式與流動障礙的關係，並對「台灣社會流動之開放性」問題做一省思 。 本研究分析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於民國六十五年及七十五年所做的「家庭收支暨個人 所得分配調查」資料。利用該調查對職業之分類，抽取具有父子兩代特性之樣本，分 別整理成為父子職業流動表。計得可用以分析之樣本數六十五年為二二三九戶，七十 年為二九一二戶。透過對數相乘模型之運作，將流動表中各種不同的效果加以分析。 研究之結果發現：近十年來台灣地區職業傳承的效果並沒有改變。易而之，近十年來 台灣社會流動的變異絕大多數是導因於職業結構的變遷。就整體而言，整個社會職業 之流動是相當開放的。這個結果與Featherman＆Hauser（一九七八）對美國社會所做 研究之結果大致上相類似。

福利國家是當今各國政府所欲達成的政治理想，提倡以「服務政治」代替「行政政治 」。從我國民生主義社會福利思想淵源、內容、特質與理想，可看出民生主義雖無福 利國家之名，而早具福利國家之實。 為了實現民生主義社會福利思想之理想，必須逐步建立我國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而 建立要素中，尤以專業人才為首要。因此，必須建立我國社會工作專業體制，使人才 之培育、考選、任用、考核有所依據。以配合我國未來社會福利之發展，提高社會福 利服務品質，改善人民生活水準，以期能達到均富安和樂利的大同社會。本文計一冊 ，分五章來探討之。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二十世紀電腦革命，人類物質文明大進；但精神文明卻不能並肩 齊進，人類的內在心靈和外在環境失調，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同時，自由世界福利 思想大興，社會工作應運而生，福利先進國家已將它發展成達到社會安全的有效工具 。 在台灣，大多數人都承認社會工作的必要性；但是否建立一專業體系，則論點各異， 本文加以比較分析，肯定制度有發展價值。目前台省社工制由官方推動，建制伊始， 未趨健全，尤仍缺一明確總目標，使得社工員角色不清。主管單位，限於職權、法令 、經費、人力和社會認識不足，未能作周詳的設計，本文從各方面探討現制障礙和改 進途徑，從而主張採用混合公務員保障制和教師聘任制的雙軌進用制，建立完整一貫 的遷調、考核、獎懲、保險、撫血、退休、互助的管理系統，規畫有效的反饋制度以 加強溝通和決策參與，組訓並訓練義工，盡速建立周全有效，多元而持續的訓練進修 辦法。 長遠而言，筆者認應教育群眾認識社會工作，激起參與。政府並應加強社會立法，成 立更多的社福機構以配合社會工作的推展。全文共約十萬字，分六章共十八節，先述 研究動機、理論概述，次言現況和他國制度，最後用問卷和訪問探討問題，從而提出 建議。

台灣的社會和家庭型態在近年來快速變遷，家中存在的壓力使兒童及少年成為容易受傷害的一群，許多關於兒少保護的資料皆顯示出兒童及少年受虐的比例逐年不斷地攀升。兒少保護工作具有相當高的危險性和挑戰性，各縣市從事兒少保護的社工員即擔負此重責大任，當發現兒少有危險或原生家庭無法提供其適當的照顧時，則社工員會運用公權力將兒少帶離原生家庭。家外安置是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而建立的制度，根據法規的精神，若受虐兒少存在立即的危險情況或原生家庭目前不適合居住等情形時，則社工員會進行家外安置，以確保兒少的利益。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方法，探討兒保社工員在面對受虐兒少是否需進行繼續安置時，其抉擇的因素為何，並了解其在抉擇的過程中面臨到的問題及處理方式為何。透過本研究希望瞭解：第一，兒少保社工員對於家外安置的看法為何？第二，影響兒少保社工員採取繼續安置的抉擇因素為何？第三，兒少保社工員在繼續安置抉擇過程中面臨到的問題及處理方式為何？本研究並進行北部五縣市（台北縣、桃園縣、基隆市、新竹縣、新竹市）跨區域的比較，了解北部各縣市的差異性。最後，將研究結果形成建議，提供兒少保護相關領域的社工員未來在面對這樣議題時的參考。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者邀請北部地區十七位在兒少保護機構工作超過一年以上的社工員進行一對一的深度訪談，研究結果如下列幾點： 一、社工員認為家外安置的功能是：「公權力的示範」、「給孩子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可能產生負面效果的權宜之計」、以及「暫時舒緩家中存在的壓力」。 二、社工員考量受虐兒少是否繼續安置的抉擇因素包括：兒少年齡、兒少意願和自主性、兒少與原生家庭的依附程度、兒少身心狀況、兒少自我保護功能、兒少人身安全、兒少受虐程度、兒少受虐歷史、兒少受虐型態、施虐者施虐原因、施虐者身心狀況、施虐者親職功能、施虐者對於處遇的配合程度、施虐者改變的動力和程度、其他親屬的照顧資源、家庭其他成員的保護能力、安置能否發揮功能、社工員人身安全的考量、安置資源有無、施虐者對兒少的脅迫。 三、決定受虐兒少需進行繼續安置最關鍵的因素為兒少人身安全是否可確保以及家庭功能的整體評估。 四、各個縣市在安置處理模式和安置資源使用狀況存在差異性。 五、兒少保社工員對於緊急安置和繼續安置考量的差異在於：行政裁量VS.法院裁定；公權力初步展現VS.較長期的家庭重建；立即性保護兒少安全VS.長期間掌控兒少的風險。 六、社工員在安置過程中面臨到的困境主要有兩類，一為評估面上的困難，包括教養的尺度難以衡定、客觀證據力不足時該如何判斷、如何評斷出什麼是正確的資訊、精神虐待類型難以評估；二為執行面上的困難，包括安置資源不足、72小時的時間限制、後送單位品質的問題、青少年後續配套資源的不足、關於安置的法律議題不熟悉、相關網絡成員的壓力、來自外界聲音的壓力、社工員人身安全的憂慮。 　　最後，本研究對於社會工作實務、政府政策、以及進一步研究的部份提出建議，提供給相關領域的機構和工作人員作為參考。 / In Taiwan, types of the society and families are chang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Pressure at home make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vulnerable. Statistical data about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of abuse is climbing year after year. Jobs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are highly dangerous and challenging. Social worker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counties take these great responsibilities. When they find out any children/adolescents are in danger or families-of-origin can not provide proper care, the social workers would use public power to bring those children away from their families-of-origin. Out-of-home placement is a system based on Child and Youth Welfare Law. According to spirit of law, if there exists immediate danger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r families-of-origin are not appropriate for living, social workers would proceed with out-of-home placement to ensure their well-being. This research is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 to discuss what determines social workers’ decisions to proceed with continuous placement, and what problems they face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decisions and how they deal with them. This research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what are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point of views regarding out-of-home placement? Second, what affects social workers’ decisions to proceed with continuous placement? Third, what problems do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face when they are making decisions of continuous placement and how do they cope with those problems? This research also conducted a cross area comparison between five cities/counties in north part of Taiwan including Taipei County, Taoyuan County, Keelung City, Hsin-Chu County, and Hsin-Chu City to understand difference in them.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made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when in the future they face these kinds of issues. 　　Based on objectives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invited seventeen social workers that have worked over one year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institutions in north part of Taiwan for one-to-one in-depth interviews.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social workers think the functions of out-of-home placement are, “demonstration of public power”, “to provid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 tentative strategy with negative effects” and “a temporary release of stress at home”. Second,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social workers’ decisions of continuous placement includ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s, their inclination, autonomy, attachment to their family-of-origi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self-protection function, personal safet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egree of abuse, history of abuse, types of abuse, and abusers’ reasons to abuse, abuser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abusers’ parenting function, degree of cooperation with placement, abusers’ motivation and degree of change, other family caring resource, other family members’ abilities of protection, effectiveness of placement, safety consideration for social workers, availability of placement resource, abusers’ threats to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ird, the key factors to decide continuous placement for abus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e whether safe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an be assured and overall evaluation of family function. Forth, cities and counties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placement types and usage of placement methods. Fif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siderations of emergent and continuous placement is: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VS. court discretion, preliminary effect of public power VS. longer-term family reconstruction, immediat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VS. risk of long-term control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ixth, the main difficulties that social workers face in the process of placement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difficulty of evaluation, including difficulty to judge whether the discipline is appropriate, how to judge when there is no enough objective evidences, how to screen the right information, difficulties to determine types of mental abuse. The other is difficulty of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insufficiency of placement resource, time limit of 72 hours, problems of placement family quality, insufficiency of supporting resources for adolescents afterwards, unfamiliarity with legal issues of placement, pressure from other network members, pressure from the public voices, and concerns about social workers’ safety. Last, the research provides suggestions regarding social work practice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further research for 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workers’ reference.

社會工作者處於人身安全高度危險的工作環境中，國內相關的研究卻不豐富。本研究以處在高風險工作環境中的社會工作者為對象，瞭解他們目前遭受案主暴力對待的現況、回應方式，及對暴力風險的知覺情形。研究以郵寄問卷方式進行，資料蒐集範圍包括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各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區域級以上醫療及精神醫療院所，發出231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共計165份，回收率為71.43％。 首先，研究發現81.8％的社會工作者生涯中曾遭受某種形式的暴力攻擊，其中心理傷害80.6％、身體傷害16.4％、財產損害26.1％，經常發生的地點在「辦公處所」。研究尚發現44％的社工員經驗到多種形式的暴力，更有72％經驗到一次以上，顯見案主的暴力威脅並非偶發事件，高風險領域社會工作者確實面臨案主暴力威脅；邏輯迴歸分析發現，機構年資不長、工作經驗較短者面對暴力的可能性較高。其次，平均而言工作者身體風險知覺較心理及財務風險知覺為高，進一步以迴歸分析發現，尚未取得證照、保護性服務工作者、機構年資低、工作經驗較短者其風險意識較高。第三，受暴經驗與風險知覺有關，過去曾有受暴經驗的社工員整體風險知覺較高。最後，有關正式通報的情形，百分之五十七點四的受訪者表示遭遇心理傷害時會通報、受身體傷害和財務損害者則有近八成會通報，受到「形而外且具體」傷害時呈報上級的情形則更為普遍。 研究建議如下：實務上，機構應有清楚的政策及通報流程以增加暴力事件的可見度、提供員工情緒支持及教育訓練以提昇工作者風險意識及減緩工作恐懼感；工作者本身應改變信念並增加實務工作知能，避免將暴力事件地下化、私有化，及強化與案主工作時的應對技巧。另外，在教育養成上應有更多人身安全的訓練與關注，以避免社會工作學生因過度擔心阻礙其投入職場的信心。最後，政府政策應針對第一線人身安全高風險的社工員給予實質性保障、儘速將人身安全納入社工師法或專門立法，強調暴力「零容忍」的相關政策，以維護社工人員的尊嚴與生命安全。 / Although social workers are at risk of client violence in the workplace, little 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has been done in Taiwan. The present study surveyed 165 social workers practicing in high risk fields in Taipei in terms of their experiences, reaction, and perception of client violence. The following are the findings. First, a prevalence rate of client violence (81.8％) was found. About eighty percent of social workers had experienced some type of psychological assault by clients during their work. Physical attack was reported by 27 workers (16.4％). Property damage was reported by 43 workers (26.1％). In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psychological assault was associated with two variables—less seniority and less social work experience. Second, on the average, scores of physical risk perception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other two perceptions. Multiple regression showed that workers who were less senior, worked at protection service, with less social work experience, or without license, had higher scores of risk perception. Thir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client violence and risk perception. Finall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only 57.4％ of the subjects who suffered psychological assault had decided to report their experience formally. On the contrary, nearly eighty percent would report when they encountered physical attack or property damage – especially external and concrete harm.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training and policy were discussed.

本研究探討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者與精神病患照顧者工作之中相互期待的角色內涵、影響角色期待之因素或歷程，以及相互期待之認知、行動如何修正與調整。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採立意抽樣選取研究對象，對三十九位受訪者（二十六位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者、十三位精神病患照顧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1. 精神病患照顧者的照顧內容和與角色立場： （1）照顧內容：症狀因應、社區生活 （2）照顧態度：積極主動、合理期待、自我照顧 （3）與其他家屬互動：聚會交流、自助助人、權益倡導 2. 照顧者樣態與社會工作者對照顧者之角色期待： （1）所見樣態：積極參與、消極參與、不當期待、家庭動力不穩 （2）對照顧者之角色期待：配合服務、適度支持、個別化期待、如個案需要協助 （3）影響因素：社經認知條件、家庭文化因素、疾病照顧經驗、社區環境、社工接觸經驗 3. 社會工作者與照顧者之工作方法，與照顧者對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期待： （1）工作方法：傾聽陪伴支持、協作釐清期待、衛教家屬團體、家庭動力工作、社區資源連結、權益倡導協調 （2）指導原則：聚焦正向改變、以個案為中心、重視家庭經驗、尊重照顧知識、抱持覺察開放的態度 （3）照顧者對社會工作者之角色期待：教育引導、家庭陪伴、權益倡導 （4）影響社會工作者角色因素：個人因素、專業教育、組織因素、結構因素 4. 照顧者與社會工作者關係：夥伴關係、工作關係、彈性關係 5. 照顧者與社會工作者相互角色期待調整方式： （1）照顧者對社會工作者期待調整：接受現況、調整期待、自立自強 （2）社會工作者對照顧者期待調整：接納現況、調整期待、擇善固執 （3）社會工作者挫折因應方法：經驗回饋、自我照顧、團隊支持 最後，研究者結合上述研究結果，嘗試繪製出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者與照顧者相互角色期待內涵與影響因素之概念架構圖，並提出本研究限制與建議，提供照顧者、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未來研究者參考，期冀本研究有助於減少照顧者可能產生的失望，甚至進而奠定一個基於夥伴關係的服務方式。 /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mutual role expectation for 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ers and caregiver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ole expect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role expectation. This study used purposive sampling to select thirty-nine participants (twenty-six 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ers and thirteen caregivers),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by using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outline. The major results of the study include: 1. Care content and role of caregivers: (1) Care content: symptom management, community life promotion. (2) Care attitude: proactive, reasonably expected, self-care. (3)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aregivers: family support group and gathering, help others and self-help, advocacy. 2. Caregiver pattern and role expectation of caregivers: (1) Caregiver pattern: actively participated, passively participated, improperly expected, unstable family dynamics. (2) Role expectation of caregivers： service adherence, moderate support, individual expectation, potential client. (3) Factors influencing role expectation: socioeconomic and cognitive conditions, family and cultural factors, caring experience, community environment, the experience of contacting social worker. 3. Working methods and role expectation of social workers: (1) Working methods: listening and accompanying, cooperating to clarify expectation, group psychoeducation, family systems therapy, mobilizing community resources, advocacy and negotiation. (2) Guiding principles: focus on positive changes, case-centered, attention to family experience, respect for caring knowledge, open-mindedness and self-awareness. (3) Role expectation of social workers: educator and guide, family supporter, advocate. (4) Factors influencing role expectation: personal factor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factors, structural factors. 4.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partnership, working relationship, elastic relationship. 5. Adjustment process of role expectation for caregivers and social workers： (1) Role expectation of caregivers adjusted by social workers: accepting the status quo, adjusting expectation, self-reliance. (2) Role expectation of social workers adjusted by caregivers: accepting the status quo, adjusting expectation, persisting. (3) Frustration coping methods: experience feedback, self-care, team support. Based on above findings, researcher drew out the depiction of mutual role expectation for 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ers and caregivers, as well a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ole expectation, proposing the study restric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policy making, partnership-based approach for 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ers and caregivers, and further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