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有一個恆常的「男女不等」的現象，這種「不等」的現象，又稱為性別階 層化，是指經濟和權利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不平等分配的程等。在美國及其它工業化 社會的研究者，在進行各種有關性別階層化的研究時，主要乃是強調男性女性在教育 成就、職業地位與所得收入等三方面的差異，性別階層化因為經常涉及經濟和權利在 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所以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裡的現象與本質亦不盡相同 。 本研究係利用美國１９８０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所從事之中國╱台灣移民研究，本研究 可以協助吾人對於華裔美國居民在美國適應狀況的了解。根據歷年來學者研究皆證明 在兩性之間確實存在所得差異的現象。因此，本文的第一個研究目的就是要檢證台灣 在美移民以及美國本土出生的移民是否也存在這種性別所得差異的現象。關於文化與 社會結構因素對於不同時間的移民團體的影響則是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目的，試圖比 較分析美國出生之華裔的性別所得差異與中國╱台灣出生之華裔的性別所得差異。 本研究係使用電腦套裝軟體程式SPSSX 進行分析、檢驗。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有交 叉分析、檢驗。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有交叉分析、簡單迴歸分析、均差分析以及多 重迴歸分析。

論文主要係參考公共政策理論，從中設定公共政策過程的要素並加以架構化，以便實 際應用到國貨國運政策上，做為瞭解國貨國運政策的理論架構。 第一章緒論，探討航業的重要性，以明國貨國運政策在發展國家航業上所欲達成之功 能。並介紹研究目的、方法、範圍。 第二章進入本文，首先探討國貨國運政策的背京，蓋們何政策從制訂到執行，乃至產 生政策回餽，皆深受環境的影響。外環境方面，依 序號探討世界船噸的進、世界航業的趨勢、各國航業補助政策。內環境方面，探討我 國航業概況，從而就我國與世界相對照，藉明我國航業所面臨的之問題。 第三章至第五章按照政策理論架構，依序探討國貨國運政策「問題的認定」、「政策 的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內容」、「政策執行」以及「執行評估」。 第六章就評估所得，試做結論與建議，期能對國貨國運之未來，發揮積極的效果。

當子女承擔父母親的角色與任務時即為親職化(parentification)的表現，親職化的孩子在看似成熟懂事的背後，這樣的責任和心理負擔對孩子而言可能是沉重的重擔，親職化的孩子在台灣的社會可能受到不同的讚揚與鼓勵，但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忽略，或因為文化的壓力下而更加壓抑個人的需求。那麼具有親職化經驗之個體，在日益重視個體自我與社會文化強調「孝道行為」的思維下，擔任家中親職化的經驗是否對個體產生影響？影響究竟為何? 在傳統的文化影響下，親職化經驗者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承擔家庭責任的角色? 為探討此一問題，本研究以質性的深度訪談為方法，透過於在兒童和青少年階段有過親職化經驗的個體以回溯的方式，分享自己在面對親職化的經驗與自我的看法，共成功訪問了七為具有親職化經驗者，並進一步分享這樣的經驗對成長過程的影響，研究發現如下： 一、結構性、功能性之單親家庭以及衝突的家庭中較容易出面親職化現象。然家庭缺位情形，並不必然為形成親職化的現象。需分析家庭資本的變化，由於經濟條件不佳，或是因為家庭結構的改變影響身心適應，而造成在照顧、陪伴的改變，並由於社會支持的不足使得父母親的情緒受影響，而為因應家庭中的改變，家庭中會出現新的懸缺賦予某位成員改善這些狀況的職責。 二、在親職化的表現上，以工具性親職化任務而言，包含家庭的「經濟支持與補充」、「家庭勞務協助」、「管教照顧手足」以及「照顧家庭成員」；在情感性親職化任務方面則包括「衝突協調」與「情緒安撫」兩大面向。 三、在影響方面，親職化經驗者表示親職化經驗使得「活動時間受限制」以及對人性「抱持懷疑不信任」，且內在心理感受趕到「辛苦疲累」、「協助有限，擔心愧疚」、「自貶自卑，缺乏自信」、「故作堅強，內心脆弱」、「獨自承擔，負荷沉重」、「責任加重，壓力龐大」，「悲觀絕望，期待解脫」；但表示此一經驗使得自己「成熟獨立」、「社會歷練，處事圓融」、「面對困境，勇於承擔」、「將心比心，鼓勵協助他人」、「自我要求，表現突出」，而在內在心理表現部分則包含「協助家庭，肯定自我」。 四、親職化為一歷程現象，可以區分適度低親職化、適度親職化、過度親職化及破壞性親職化，而親職化可以區分為主要原因在於家庭資源無法有效獲得或是隨時間推移而使得家庭支持系統不斷弱化，將使得親職化子女角色與任務將隨年齡而不斷加深與加廣，家庭責任不斷轉移造成家中某位子女過度承擔，而親職化子女心境表現開始產生變化，家庭界限也愈趨模糊，使得親職化者由適度低親職化逐漸走向破壞性親職化。 五、親職化者多數認為自己在家庭中是受到忽略、不被重視的，期待父母關注的心情。但若能獲得來自父母的適切回應，將是影響正面的自我感知的契機，親職化者能感受到父母的關懷，因此對於家庭的付出感到驕傲與自信。 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正視親職化現象 不論是家庭、學校或是社會都應正視親職化可能對於個體的不利影響。應開始體認對家庭的付出不應是被無限上綱的，對家庭成員的犧牲與付出也不應被視為完全地理所當然。對於過度承擔家庭責任超齡負擔家庭任務的孩子，不應僅為提供表揚或讚賞，而應重視其年齡發展上之需求，適時給予協助與資源，提供關懷與之支持。 二、發展兒童照顧政策 政策上可設立社區照顧中心，安排夜間照顧以及寒暑假照顧課程，訓練大專以上學生擔任，一方面可提供工讀機會避免因工作影響學業，一方面也提供家庭管道以減輕父母或是親職化者擔負家庭照顧責任的壓力。此外，社區的照顧中心應有專業人員更能第一時間掌握家庭的相關狀況，提供必要的協助。 三、擴大脫貧就業方案實施 脫貧就業方案目的在於使家庭中子女不需擔負過多家庭經濟壓力，防止兒童或少年被迫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持者與協助者，避免剝奪他們應有的「適當的童年」(吳書昀，2010)。僅有當家庭的壓力能夠有機會獲得舒緩，家庭的需求能夠獲得滿足的情形下，孩子才有機會卸下過度的責任。 四、在實務工作面向增進家庭的支持系統及提供親職化子女支持 社會支持較為薄弱的家庭，孩子會傾向於表現他們對於父母親的擔心與關懷，會試著去照顧他們的父母而成為親職化子女，因而陷入保護與功能障礙的角色中。 未來實務工作上，可以更關注於單親父母的身心適應，提供親職諮詢、舉辦親職講座或是協助辦理自助團體或是支持性團體，以增進單親父母親職能力獲得支持，以直接間接協助家庭中所有成員。

從西方經濟學家(M.l.Weitzman,1988) 的研究中，已正面肯定了年終獎金制度的存在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然而，自民國七十六年以來，每屆春節前夕爆發的「 年終獎金風潮」，不但是年來社會問題的核心，更成為當前勞資爭議的焦點。因此， 實有必要針對年終獎金暨其相關(分紅與工資)制度間的關系加以釐清，并將年終獎金 的性質重新定位。 本研究乃是針對加工出口區不同類型（投資國別、廠商規模、業別、是否成立工會）的 外銷事業勞方（工會理事）或資方（人事主管）代表，進行「深度訪談」。經過整理分 析，獲得以下結論： 一、年終獎金實兼具「犒賞」、「分憂」、「有福同享」的性質，并有「補償工資」和 「降低流動率」的作用。 二、由于各廠商「工資結構」的內涵和名目體系繁簡不一，因而不能單就發放月數論其 多寡或比較。 三、「個別性」的因素外，相關法令規定和實務上的落差，及復雜工資結構的不合理， 都是致生年終獎金爭議的潛在原因。 四、除了加強勞資間的協調和溝通外，解決年終獎金爭議的根本之道在于，針對相關法 令中窒寧礙行之處予以修正,簡化工資結構的名目,促進工資合理化, 以避免不必要的勞 資糾紛與衝突o

一般研究自力救濟行為，都著重在集體行為的面向，而未觸及個選擇的層次。本研究 立意從個人參與自力救濟行為的影響因素中，就社會特質，危機感，受害經驗，集體 安全信心諸自變項，評估何者才是決定性因素。並依據這四組自變項與自力救濟行為 參與間的因果關連，建構起一套理論模型。確立了理論架構後，再援取侯崇文與劉幸 義於民國７７年７月間，於新竹市水源里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從事次級分析，以 檢驗該理論模型。 本研究採用多重迴歸的統計技術，先以逐步迴歸分析，找出決定自力救濟行為參與的 主因；接著以路徑分析，算出各條路徑的因果影響力。得出的結果顯示：社會特質（ 性別、年齡、教育、收入）是決定個人參預自力救濟行為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影 響個人參預的因素中，危機感，受害經驗，集體安全信心等情境變項，都只算是激發 性的中介變項，歸根結底還是受到社會特質的影響。 上述結果意謂著：自力救濟的行為參與，主要為社會弱勢團體，實行社會控制的手段 。因為他們較少使用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自救式的自力救濟行為，於是成為社會弱 勢團體，由下而來草根性追求社會正義的方法。至於一般所認定為重要的危機感，受 害經驗，集體安全的信心諸變項，會因社會結構位置的差異，而呈顯出不同的變異。 女性，依賴人口，教育程度低，家庭總所得低者，較易於有高的危機感，深刻的受害 經驗，以及對集體安全喪失信心，故傾向採取自力救濟行為。

１．在台灣，國家與人民的關係為何？國家以何種權力技術進行統治？此種權力技術 面臨了什麼危機？權力技術如何精進？在此種權力技術之下，反抗運動所使用的反抗 策略為何？這種種的問題都在論文中受到討論。討論的方式是歷史的、比較的，但卻 不是一種單純的歷史敘述或期待掌握事件發展的全部原因、後果。而是依不同權力技 術的類型劃分出不連續的歷史階段進行比較，而不是去討論單純的考證問題。 ２．從１９４９年之後，台灣國家機器的統治方式逐漸由強調暴力、監視而轉向霸權 領導。當然這不是說較後面的權力技術出現，前面的權力技術便不再使用的，實際上 是可以共存的，只是強調上有所不同。暴力、監視、霸權領導是一種由粗糙而至精細 的權力技術類型，暴力使被支配對象單純的恐懼，而且只能應用於行動後果上的統治 ；而監視則更能考慮到被支配對象的行動過程；霸權領導則進一步使被支配對象自願 行動。因此這種權力技術的精進，代表一種知識的累積及國家利用此知識使統治方式 更加「合理化」。當然權力技術的知識是客觀的，它不一定會為國家機器所使用。權 力技術的使用必須有二項條件：環境的許可與力量的對比。而１９４９年後的台灣， 無論在環境與力量的對比之上，都有助於以官僚為首聯合其他集團的權力集團，追使 國家機器採用上述權力技術。 ３．權力技術的改變與反抗運動的興起，經常視權力技術的危機而定，權力技術的排 他性，事務的複雜化及其他原因，常帶來此種契機。如今的反抗運動不僅較懂得以訴 諸人民的方式爭權領導權，也較知道如何避免受合法暴力與監視的侵害。這種反抗策 略的進行與研究也是論文的目的之一 。

本文研究臺灣地區的族群居住隔離，以1956年至1990年間四次戶口普查報告資料為主，分析臺灣地區中四個族群（外省人、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及原住民）於1956年及1966年兩次戶口普查報告資料中的居住隔離狀況。以及兩個族群（外省人及本省人）於1956年、1966年、1980年及1990年四次戶口普查報告中的居住隔離狀況。並以1990年戶口普查報告資料進行族群居住隔離因素探討。研究中使用 D指數及P*指數，作為居住隔離程度的指標。 結果發現原住民與其他三個族群的居住隔離程度顯著高於另外三個族群，印證「種族居住隔離效果」高於「族群居住隔離效果」。台灣地區族群居住隔離的區域差異十分明顯，南部地區的居住隔離程度顯著高於其他地區，而都市地區的隔離程度最低。三十五年來省籍族群居住隔離程度逐次降低，而區域性的差異則依然存在。族群居住隔離指標的使用的確可以表現出實際的族群居住隔離現象。「鄉鎮市區」與「村里」次級單位的使用在實際指數的形成上的確存在差異。 本文在省籍族群居住隔離因素的分析結果上，支持「同化理論」的觀點。也就是省籍族群間若是社經差異越小則省籍族群間的居住隔離將逐漸降低。而「眷村」等制度性因素亦是影響台灣地區族群居住隔離的重要因素，而此一因素為台灣地區所特有的現象。本文分為五章共使用26張表、20張圖以及兩個指標的計算方程式。

本研究以已婚社會工作員為對象，瞭解已婚社會工作員的工作與家庭衝突對其家庭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研究透過兩種管道進行資料的蒐集：一種是由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與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協助樣本的提供；另一種是使用線上問卷，共回收154份有效問卷。本研究有幾點發現：首先，已婚社會工作員面臨了工作與家庭的衝突，且工作干擾家庭的情況較嚴重。其次，已婚社會工作員在家庭生活滿意度的不同構面中，以家務處理滿意程度最低。再者，已婚社會工作員不會因性別的不同在工作與家庭衝突和家庭生活滿意度兩方面有所差異。在工作特質變項上，已婚社會工作員的工作年資愈少、擔任第一線社工員、每週工作時數和每月加班時數愈多者，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情況愈嚴重。在工作投入與勝任感方面，已婚社會工作員對社工專業愈投入，其家庭干擾工作的程度愈低，亦不會因此產生工作干擾家庭的感受；當已婚社會工作員愈難獲得合適的工作作息且愈無法勝任工作時，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程度愈高；而已婚社會工作員對社工專業愈投入者，其家庭生活滿意度愈高。此外，已婚社會工作員的工作與家庭衝突程度愈高，家庭生活滿意度就會愈低。最後，針對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已婚社會工作員應瞭解自我角色的情況，在家務處理上取得配偶和家人的支持，並學習有效的時間管理與適度的自我調適；實務界則應正視社會工作員的工作壓力負荷量大的問題。 / This research takes married social workers as research subject to understand how the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ffects their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Our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two measures. Some are provided by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the Taiwa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y while the rest comes from 154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by an online survey.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discovered the followings. First, married social workers do encounter work-family conflicts and their family lives are rather interfered by their work. Second, in terms of different factors of the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married social workers stand at the lowest level in the satisfaction of house work management. Furthermore, married social workers, regardless of sex, share the same experience regarding work-family conflicts and the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In terms of the variable of job characteristics, the work-family conflict is much more severe if married social workers have less years of job experience, act as frontline social workers, or have more weekly work hours and overtime hours per month. On the aspect of work devotion and job competency, as they devote more to become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their family lives are less likely to be interfered by their work, and thus they don't have the feeling of interference. If they have more trouble balancing between work and rest and become less competent in their jobs, the work-family conflict would be more serious. Meanwhile, if more devotion is put into becoming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the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would be higher. In addition, when married social workers suffered from more severe work-family conflicts, their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becomes lower.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everal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 Married social workers should know more about their roles in work, gain supports from their spouses and family members on housework management and learn better skills on time management and self-adjustment. In practical view, the problem of work stress and overload in social workers should be emphasized.

本研究從我是不是一個好社工的自我懷疑開始，以自我敘事為研究取向，探索：（一）社會工作教育如何建構好社工的樣貌？（二）在家庭經驗和社會工作教育的交織下，我成為了一個什麼樣的社工？（三）如何安放我對好社工的焦慮，找到解放自己的可能性？ 透過閱讀、對話與書寫，梳理過去作用在我身上主流的「專業」社工框架，那些對於好的想像，小心翼翼的姿態，一步步抽絲剝繭，如撥雲見霧般看見整體的樣貌，那些小心翼翼源自於自己在原生家庭裡求生存的姿態，在看懂自己身上所烙印對於好的印記後，我開始試著正視它，並直接回到家庭現場面對它，進而面對自己、接納自己的樣貌，讓那些過往為我助人工作的養分，並試著在助人樣貌裡，漸漸展露出自己，成為「我」的特色，而，這也是我所追求一個好社工的樣貌。 / This thesis starts from my self-doubt – Was I a stereotypically good social worker? By means of self-narrative, I will explore: 1st : How our social work education constructs the image of a good social worker? 2nd : What kind of a social worker I have be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y family experience and the social work educational system? 3rd : How can I release my anxiety of being a good social worker and find out the possibility to unchain myself? Through reading, conversation, and writing, I wish to understand how the mainstream stereotype of a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makes impact on me to see the whole picture of my social worker career. After progressively going over my family circumstances back in the days when I was young, I try to face it, and accept who I am now. Hopefully, these past experiences can be beneficial to let me be my true self while helping others, which is my ultimate goal for being a self-defined good social worker.

兒童的依附品質就如同樹木的根基和莖葉，是身心健全成長的關鍵；然而，並非每一個家庭皆能滿足兒童的依附需求，特別是當家庭遭逢風險事件。本研究旨在探究高風險家庭中兒童之依附品質。 研究目的有三項，包含探究高風險家庭中兒童與主要照顧者之依附品質；風險因子對兒童依附關係所產生的衝擊；社會工作者（以下簡稱社工）對於兒童依附關係修復之處遇方式。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訪談主體為社工，係以臺北市五間高風險家庭承辦單位之督導與社工為選樣對象，一共徵得二位督導、七位社工同意受訪。研究結果茲分為四面向，敘述如下： 一、高風險家庭兒童的依附對象多元，兒童除透過主要照顧者獲得依附滿足外，亦會向他人尋求情感連結。其中，兒童的依附行為包含正向的、矛盾的，以及負向的依附行為。 二、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以「照顧品質」、「信任關係」、「溝通品質」、「親疏遠近」四面向為主軸以探究兒童的依附品質。研究結果顯示風險因子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兒童的依附品質；其中，風險因子對「照顧品質」、「親疏遠近」的衝擊最大。 三、風險因子可能為不安全依附的預兆。本研究結果顯示家庭中經濟困難、婚姻關係不佳與物質濫用等風險因子，對兒童的依附發展有很大的衝擊。 四、高風險家庭社工對於兒童依附關係的修復，除透過直接服務外，社工亦會尋求替代性資源作為兒童的安全堡壘，以修復其依附關係。 最後，本研究亦針對高風險家庭兒童的依附修復策略和未來研究方向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未來實務工作和更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 The attachment quality of children is like the roots and leaves of tree, which is the key to complete well-being and optim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However, it is unfortunate that not every family can satisfy the attachment need of children, especially when one is struck by risk events. The research focus on children attachment quality in high-risk families. The three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analyzing the attachment quality between children and primary caregiver in high-risk families; probing into the impact incurred from the risk factors to the children attachment;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intervention of the social workers adopted to fix the children attachment. The study conducted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utilizing in-depth interview to the social workers. The research recruited two supervisors and seven social workers from the five agents of high-risk families in Taipei City.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can be presented in the four following prospects. 1.The attachment figure of children in high-risk families can be diversified. They might seek affectional bond from people other than primary caregivers for their special family background. To find the attachment satisfaction, their attachment behaviors might include positive attachment behavior, ambivalent attachment behavior, and negative attachment behavior. 2.The research referred to related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ed four prospects, "Care Giving Quality", "Trust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Quality", and "Intimacy Nurturing" to explore the children attachment quality. The results point out that the risk factors might influence the children attachment qua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mong all of prospects, the risk factors can cause greatest influence to "Care Giving Quality" and "Intimacy Nurturing". 3.The appearance of risk factors might cause the insecure attachment. Especially economic difficult, crisis in marriage, and substance abuse can greatly influence the children attachment quality. 4.Social workers can provide direct services or seek alternative resources as secure base to fix the children attachment in high-risk families. Lastly, the research proposes attachment fix strategies for children in high-risk families and points out the potentialities of the topic, hoping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may enrich the related understanding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fieldwork and futur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