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理論與經驗被認為是學術中兩種重要的研究方向，時至今日，在各個學術領域中仍不時有著理論／經驗二分並且對立的情況。在社會學界，這樣的現象也同樣地存在著。本文意在指出，任何理論作品本身皆帶有實作的面向，從來沒有非實作的理論；反過來說，亦沒有非理論的實作。語言體現一種群體的身體習慣，閱讀是對它的理解、而書寫是對它的介入。假解構之道重新進入暴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更為現實地面對近乎無所不在的語言之暴力。本文透過Derrida對現象學／存有論和馬克思主義文本的詳細閱讀和，旨在論證暴力幽靈不失為解構式延異經濟的最佳範例。名為幽靈的暴力意味著人們無法一勞永逸地袪除的東西，總是纏擾著資本主義的精神。本文將指出，作為基進化的馬克思主義，以暴力問題闡明的解構政治哲學能使我們免於陷入古典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天真政治和自發哲學的困境，包括天真地相信暴力將隨著文明化和理性化的進步而終結，以及自發地繼承西方神學和形上學的傳統。 / For a long time, the theoretical and the empirical have been regarded as distinctive approaches to academic research, and yet conflicts between these two lines of study persist until today. . The same case applies to the discipline of sociology. This thesis intends to point out that every theoretical work carries in itself a practical dimension, at which there is neither a non-practical theory nor a non-theoretical practice. A language is the actualization of bodily habits of a group. We read to understand and write to intervene this linguistic group. Thus it is only by way of deconstruction could we confront the almost ubiquitous violence of language in a more realistic manner. Following Derrida’s deconstructive reading of phenomenology/ontology and Marxism, the thesis seeks to make spectral violence an exemplary case to support the economy of différance. The specter named violence signifies something that could never be exorcised once and for all, always haunting the capitalist spirit. It will be argued that as a radical form of Marxism, deconstruc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 explicated by the question of violence can keep us from lapsing into the naïve politics and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classical sociology and Marxism, insofar as they naively believe in the end of violence via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and spontaneously succeed to Western theological and metaphysical traditions.

(測定・評価)

(理学療法基礎系7, 第42回日本理学療法学術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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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唐朝以前，占星學一直是帝王之學，其占辭及關注的重點都是軍國大事，而無涉於個人及家族的命運。而古代占星學的理論及架構到戰國時代才算完整，到了漢代時，占星學的發展及理論則更加成熟，也是本文論述的主題。 傳統的占星學資料，零散見於古代典籍中，直到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開始，傳統的占星學才有系統性的整理，之後的《漢書》、《後漢書》則仿效史記的體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再加上董仲舒及劉安的應用與提倡，使漢朝成為中國占星學史上第一個集大成的朝代。 占星學與政治發展密不可分，所以無論是君主還是知識分子，則致力於利用占星學，而達到政治神學建構的目的，君主可以依此而建構「君權神授」的政治神話，而知識份子則是意圖操控占星的詮釋權，以獲取政治上的地位與利益。

敦煌本《搜神記》將現存敦煌文獻《搜神記》寫卷八件綴合為七件，整理後對共得36則故事，再根據學者張涌泉與竇懷編審校訂之《敦煌小說合集》為主要參酌的底本，與八卷本、二十卷本進行比較，將所發現、解決的問題整理成文。敦煌本《搜神記》雖然故事篇則不多，其多數的作品仍是「粗陳梗概」的形式來述異搜奇，但仍有〈田崑崙〉、〈王子珍〉、〈梁元皓〉等篇敘事長達千字以上，其作品融入了細節的增飾和場景的描寫，突破唐前志怪小說的簡古型態，篇幅增加且敘事曲折細緻。作品中運用的手法，具有明顯的民間色彩，與唐前志怪小說刻意追摹史傳筆法有其差異。 敦煌本《搜神記》的內容將區分為三個體系討論，系統間的文字有些許出入、字句有差異，無論系統的文字，都有口語化敘事的形式特徵。本文將先從類型學和情節單元來分析文本內容，再以敘事分析討論其故事模式與特色，同時將八卷本、二十卷本相似、同性質的情節分析比較，以探討故事的核心成分與基礎，呈現說明敦煌本《搜神記》的藝術特色。 由於敦煌本《搜神記》的寫卷是經文人潤飾後所產出的文學作品，與口傳的民間文學有其差異，其形式內容就不同於一般文學的表現手法，除了敘事有差異性外，語言上文白表現也不同。因此，比較討論唐五代講唱的敘事手法上的語言藝術形式的特徵來探討敦煌本《搜神記》的藝術特色，並相較於二十卷與八卷本的不同。 本論文於第一章為「緒論」分為四節，主要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前人研究成果、研究範圍與其方法與步驟。第二章中依故事類型主題說明其情節與結構，並與二十卷本、八卷本及它本相似之故事作分析比較。第三章則是以敘事分析的角度來檢視該本的藝術特色，同時比對二十卷本及八卷本相異處，以說明敦煌本《搜神記》是一本介於口頭與書面敘事的文本。再與唐五代講唱作品相似口語形式的表現，已證實是口頭說唱藝術在文本化之後的具體表現，並檢驗與唐代說話藝術間之關係。第四章則是透過文化意蘊的討論，說明敦煌本《搜神記》在敘事背後所潛藏的思想內容和文化意涵，分成三小節討論「孝子故事在志怪敘事傳遞的意涵」、「異類婚戀的文化意涵」及「鬼神怪異故事中的文化意蘊」。最後，第五章「結論」，則是將敦煌本《搜神記》通俗敘事研究的前四章作一整理，並提出相關延伸性的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並供後學者研究參考之。

本文以葛蘭西「有機知識分子」、薩依德的「公共知識分子」論述與社會學家鮑曼《立法者與詮釋者》等當代知識分子概念出發，討論楊照與陳克華兩位當代作家在相似的成長年代與生活經驗下，如何以各自的不同學思背景對公眾議題進行批判。 論文首先概述台灣戰後至解嚴的社會與政經脈絡，並指出過去台灣知識分子如何在威權壓迫與白色恐怖陰影之下，近乎是前仆後繼地為其理想發聲。本文將楊照與陳克華各分一章討論，保留其評論的完整性，並另闢一章綜述兩人的同質性與差異性。在楊照方面，我將以其對於台灣社會經濟背景和知識分子的相互牽扯，討論其台灣本土左派的觀點；本文也指出陳克華長期被忽視的批評文字，其內容往往以諷刺口吻對社會現象進行評論。他所評論的議題和對象包括了政治、民主、女性、教育、生態環境等等。然而，本文並無意一意抬舉或讚美楊照與陳克華對各式各樣議題的論述，我將指出他們的見與不見，甚至是偏見。 通過以上的討論，可以概觀地瞭解到這兩位同樣出生於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作家，在戒嚴時期成長，並在二十來歲經歷了解嚴。台灣現代社會重大的變遷他們都有所參與或觀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更可以觀察出台灣當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是如何形成，並如何產生差異。

本論文乃承自錢穆、何寄澎等多位學者對於韓愈「以詩為文」課題之研究，對象鎖定宋代古文大家歐陽脩，聚焦於歐陽脩「以詩為文」之寫作技巧加以探討，分為八章加以析論： 第一章為緒論，敘述目前學界對於「以詩為文」此一課題的研究現況，從唐代古文大家韓愈、柳宗元、及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以詩為文」之討論，到宋代歐陽脩「詩化」之文、「六一風神」的探究，旁及「以賦為文」、「破體」等研究成果加以概述，以尋求歐陽脩「以詩為文」之所以值得探討的原由，乃在其以抒情化的特色為主，並將詩化的諸多因素融入散文的寫作中，據此開展以下各章的討論。 第二章欲廓清「以詩為文」之寫作源流，尤其是韓、柳以前的重點作家以及韓、柳自身「以詩為文」的書寫概況，據此梳理前代作家與歐陽脩一脈相承的「以詩為文」寫作技巧運用，而其間承傳演變，更突顯歐陽脩重陰柔、抒情之一端，故煥發其特有之六一風神。 第三章到第五章乃對讀歐陽脩之詩文，此三章分就歐陽脩寫同一事、人、物之詩文加以併讀、對照，以見詩文互滲、混融交織的寫作情形： 第三章從歐陽脩之生平事跡中理出「仕宦貶謫」、「衰老歸隱」這兩大主題，循此以對讀歐陽脩處在同一境況、時空下，針對所遭遇之同一事所寫作的詩與文。 第四章對讀歐陽脩評同一人之詩與文，對象分為「蘇、梅二子」及其餘「至親諸友」加以探討之。 第五章則就歐陽脩針對同一物象所寫之詩與文進行對讀，尤其「亭臺樓閣」一類多有同題詩文可相對照，而書寫「自然萬物」之詩與文，也多有題目或題材近似之詩與文可併參之。 從這三章就同一「寫作境遇」、「寫作對象」、「寫作題材」為切入點，對歐陽脩自身之詩與文進行參讀，更可見其「融詩入文」、「運詩為文」的寫作特色。 第六章研究歐陽脩其餘未有詩可相互對讀參照之文，依重點文類中之重要篇章加以探討歐陽脩「以詩為文」寫作情形，而碑誌、序跋、雜記這三類，均可見抒情內涵之深濃，詩化特色之突出。 第七章進行韓愈、歐陽脩「以詩為文」寫作情形之比較，先據以往學界對於歐陽脩擬韓愈的三篇作品加以比較剖析，再針對碑誌、雜記、序跋這三類進行大致比較，試舉列「以詩為文」特色較為顯明之篇章約略說明之，或因單章篇幅未能涵蓋韓、歐該類文體所有篇章，然韓、歐「以詩為文」之整體寫作風格之同與異仍判然顯明，一陽剛、一陰柔，一奇崛、一平易。 第八章結論部分總結以上各章所析論，得出歐陽脩「以詩為文」乃在「以詩情為文」，並將詩化的各種因素融入散文的寫作中，且寫作時驅策心志，意到筆隨，並未專用詩體或文體，故詩如文、文如詩，詩文面目近似，渾然交融，跨體展演，風神翩翩，以臻文學藝術之至高境界。

杜斯妥也夫斯基長篇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問世已超過一世紀，作家原文擬傳遞的宗教文化理念，對漢譯本讀者仍存在許多迷霧與不解，本論文擬探討杜斯妥也夫斯基長篇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突出的人物形象－－「聖愚」，以及承載「神蹟」的人事物。「聖愚」作為俄羅斯宗教文化特殊的標誌，近年來廣受學界討論，惟從漢譯作品的角度，從文化翻譯的立場而言，鮮少有人以語言文化人物類型作分析，本論文將透過研究語言文化人物類型，在各式各樣翻譯作品版本的使用情境對比下，尋找出文學翻譯中所再現的俄羅斯文化情境，並嘗試給予各翻譯作品版本作評價。

本論文研究主體為台北市大龍峒保安宮的老祖力士會，為保安宮神明會組織之一，本論文旨在藉由老祖力士會的實例調查，了解神明會的運行全貌以及探討神明會發展的可能性。 緒論主要對於神明會的定義、分類進行回顧整理，將老祖力士會定位為「替神明出巡抬轎所成立的志願團體」，在神明會分類中屬於「轎班會」類型。 第一章著重於老祖力士會本身，對於其名稱、組成原因，以及創建、建爐至主事者交替之沿革進行調查，並對於其作為轎班性質的神明會組成要素：人、神與爐、轎的發展變遷進行了解，試圖藉由文獻以及會員的回憶，重塑老祖力士會百年歷史全貌。 老祖力士會作為一個運作百年的神明會，其如何運作、如何維持？為第二章主要探討主題，藉由了解會務運行的核心，即爐位輪值規則，以及觀察會員如何分工，並參與觀察「吃會」、「擲筊爐主」以及落實交接的「過爐大典」活動，對於信徒在神明會中，如何落實信仰進行探討。 作為大龍峒保安宮神明會之一，老祖力士會如何與保安宮進行互動？第三章將透過保安宮的文獻資料了解雙方關係的演變，並觀察老祖力士會參與保安宮祭典──「保生大帝聖誕遶境」、「過火儀式」的情形，解析兩者的互動關係。 最後，除保安宮之外，老祖力士會也發展了自己的交際網絡，第四章將注重老祖力士會與白礁慈濟祖廟、交陪宮廟、軒社的互動關係，檢視神明會歷經時代的變遷，拓展交際網絡的情形。 本論文研究成果與重要見解為以下四點： 一、初步釐清老祖力士會百年傳承歷史。藉由文獻、口訪資料，釐清老祖力士會歷史發展全貌，為老祖力士會留存文獻記錄。 二、神明會的運作核心在於爐位輪值。因有爐位輪值規則存在，神明會才得以存續，會員才能進行祭祀行為，落實信仰。 三、老祖力士會與保安宮的關係，呈現「神」與「神」的附屬關係，會與廟的分界越益清楚，保持一定距離。 四、神明會交際網絡的開展，藉由老祖力士會實例發現，神明會可越過奉祀神尊的所屬廟宇，直接與祖廟接軌，建立直接分靈關係，亦可藉由神明淵源，廣納其他宮廟人員入會，進而運用廟宇資源，發展彈性更大，提供神明會交際網絡開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