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近年來一些工業化國家「稅收與稅率反向變動」的情形，彷佛落入「拉佛曲線」(Laffer Curve)負斜率的地方；為探求拉佛曲線在租稅理論基礎上的可信度，乃引發研究本文之動機。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Yunker(1986)的單一部門新古典模型為基礎，首次將「租稅逃避」的概念加入模型中，重新檢視在租稅逃避行為存在的前提下，稅收的稅率彈性之變化。此外，本文根據Lucas-Rapping(1970) 之有關長期與短期總合勞動供給彈性之實證研究結果，將拉佛曲線區分為「長期拉佛曲線」和「短線拉佛曲線」，與Buchanan and Lee(1982)依「需求理論」所導出之長期和短期拉佛曲線，得以相互對映。 實證分析部分，本文以我國近二十年來的綜所稅為對象，利用時間序列分析，迴歸估計綜所稅的稅收方程式，以期瞭解綜所稅稅收的稅率彈性之正、負符號及大小；並由稅收方程式中分離出「未逃避租稅的比例」(?) 與「有效稅率」(t?)，進而瞭解租稅逃漏與租稅規避對綜所稅稅基的影響。 三、研究發現： 本文將Yunker(1986)的模型修正之後發現，在租稅逃避的情況下，儘管生產要素的供給並不富於彈性，亦有可能使經濟體系落入拉佛曲線負斜率的地方。此外，本文導出稅率彈性較大的長期拉佛曲線，和稅率彈性較小的短期拉佛曲線，顯示長期下較有利於政府稅收的最大比。 我國綜所稅的實證結果發現，綜所稅的稅率彈性為正，且長期下（恆定狀態）的稅率彈性較短期內為大。至於租稅逃避的情形顯示，我國近二十年來綜所稅的有效稅率平均不到5%，稅基侵蝕不可不謂嚴重。 / Beck, John H., “AN ANALYSIS OF THE SUPPLY-SIDE EFF-ECTS OF TAX CUTS IN IS-LM MODEL”, National Tax Journal vol.32(December 1979).493-499 Bender, Bruce, “AN ANALYSIS OF THE LAFFER CURVE”, Economic Inquiry vol . 22(July 1984) ,414-420. Bosworth, Barry P. ,Tax Incentives And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4. Buchanan, James H. and Lee, Dwight R.,•' POLITICS , TIME, and the LAFFER CURVE"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0(1982) ,816-819. --------- and --------- "TAX RATES AND TAX REVENUES IN POLITICAL EQUILIBRIUH SOME SIMPLE ANALYTICS” ,Economic Inquiry vol.20(July 1982),344-354. Canto, Victor A. ,Joines, Douglas H .Laffer, Arthur B. ,FOUNDATIONS OF SUPPLY-SIDE ECONOMICS Theory and Evidence ,New York: Acadermic Press Inc.1983. Cross, Rodney, and Shaw, G. K. “ON THE ECONOMICS OF TAX AVERSION”, Public Finance vol.37(1982),36-47 Feldstein, Martin, “Supply Side Economics: Old Truths and New Clai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6 no.2(May 1986),26-30 Fullerton. D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I NVERSE RELATIONSHIP BET~EEN TAX RATES AND GOVERNMENT REVENU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ol.19(1982).3-22 Gahvari, Firouz, “DOES THE LAFFER CURVE EVER SLPOE DOWN?” National Tax Journal vol.XLI(1988),267-269 Klein, Lawrence R.,•' The Supply Si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8 no.1 (March 1978) ,1-7. Malcomson, James M., “SOME ANALYTICS OF THE LAFFER CURV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29(1986) ,263-279. ShaIIer, DougIas R., “The Tax-Cut-But-Revenue-will - Not-Decline Hypothrsis and the Classical Macromodel”,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49 (1983),1147-1154. Waud, Roger N. “TAX AVERSION, OPTIMAL TAX RATES, AND INDEXATION”, Public Finance vol.43(1988)310-325 Yunker, James A., “A SUPPLY SIDE ANALYSIS OF THE LAFFER HYPOTHESIS”, Public Finance vol.41(1986),372-392

本論文凡一冊，計五章，約五萬字左右。其各章章節及大致內容如下：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由都市建設財源之短缺，及土地稅收角色相對重要性，觸發研究土地 稅制功能健全與否之動機。 二、問題陳述與分析：從土地發展與土地稅收兩變數的相關性研究，來探討土地稅制 功能的發揮。而在問題的分析方面，則以下列分析模式來建立理論架構： 土地發展 地租 地價 地稅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範圍與名詞定義。 第二章 文獻回顧 藉對財政影響分析、土地稅收預測及土地稅之公平效率模型之回顧，並對其提出批評 與檢討，作為本文架構及驗證之參考。 第三章 研究前提之設定與假設的建立 延續前述問題分析之討論，並參酌文獻回顧之部分，設定土地發展與土地稅收間之關 係當符合地租歸公、量能課稅、追求公平與效率三個前提，並根據此前提提出研究假 設： 假設一：地價稅收當隨土地發展程度之提高而增加。 假設二：增值稅收當隨土地發展程度之提高而增加。 第四章 假設之驗證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之主要目的，係探究綜合所得稅收入之預測方法。由於我國過去關於綜合所得稅收入預測之文獻，其估測方法大多是以概括性指標（如GNP水準），或利用趨勢值（如去年稅收水準）等方式進行單一迴歸之估測，如江振南(1973)、林華德(1978)等。針對以上的估計方法，本文乃提出不同之觀點及作法。 　　由賦稅稽徵的基本資料觀察得知，所得級距與納稅單位數之關係曲線所呈現的型態與趨勢相當規律。因此本文嘗試為其尋找分配函數以配適之，並藉由對分配函數參數值的掌握，即可準確預測綜合所得稅的稅收。 　　由本文的配適結果發現，「修正級距應納稅額差異最小化模型」不論是在最高所得級距應納稅額，或是總稅收的預測，皆有極佳的配適，在二十二年的歷史資料中，此一模型的總稅收估計誤差皆低於1000元。 　　因此，只要能掌握「修正級距應納稅額差異最小化模型」中的指數分配參數值與常數項趨勢值，即可精確估計最高所得級距應納稅額與總稅收。

本文的主要目的係探究「民營企業所得稅稅收」之預測方法，由於以往關於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預測之文獻，其估測方法大致相同，亦即以行政院主計處所公佈之國民生產毛額(GNP)預測資料來估計企業利潤，並進而以企業利潤預測出未來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額。針對以上之估計方法，本文乃提出不同之觀點及作法，換言之，本文之研究步驟及特色分述如下： 　　（一）研究步驟 　　1.建立各業別營所稅稅額與企業利潤之迴歸式，亦即稅收函數。 　　2.考慮因產業別之不同，而其利潤之解釋變數亦有所差異，故進而建立各業別之利潤函數。 　　3.利用簡單之ARIMA模型，自行預測用以解釋企業利潤之各項外生變數。 　　綜言之，亦即欲藉由模型本身所預測之各項外生變數未來值，進而求得企業利潤及營所稅稅額之預測值。 　　（二）研究特色 　　1.按產業別各自進行估測，以求得更為精確之稅收預測值。 　　2.本文乃藉由ARIMA模型，主動對那些影響企業利潤之外生變數（例如：國民所得、出口總額、貨幣供給量以及失業率）加以預測及估計，而異於以往學者對於「國民生產毛額」變數乃採取行政院主計處所公佈之預測資料的做法。 　　實證結果顯示，本模型所估測出的營所稅稅額與實際徵起之稅額，其近五年之平均誤差率有減少情況，也就是估計值與實際值二者相互接近，故估測結果實具參考價值。

內政部於民國92年6月針對「國民對實施國民年金保險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年滿20歲以上民間人口（不含軍人）中，目前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以外之社會保險者，以參加勞工保險者占48.6%最多，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者占11.0%次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者占3.9%，三者合計共占63.5%，亦即尚有36.5%的民間人口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以外的任何社會保險，即有超過3分之1的國民尚未得到適當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內政部民國94年3月底戶籍登記人口統計顯示：我國65歲以上國民共216萬9709人，佔總人口9.56%，較民國79年底增加3.34﹪，老化指數為49.78﹪，與國際平均水準比較，較全世界之23.33﹪及開發中國家之15.15﹪明顯偏高。數據顯示：我國人口急遽老化、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不斷提昇。台灣地區早已經進入高齡社會，上有平均壽命的延長，下有出生率的下降，以致老人的人數和比例呈現顯著成長；而隨著社會的變遷與家庭結構改變，傳統家庭成員相互扶持的功能逐漸式微，使得各界普遍強調老年問題的重要性，我國實施國民年金制度之條件與時機日趨成熟。 觀察我國國民年金制度之實施進程發現，我國國民年金制度自民國39年政府開辦勞工保險後，歷經50餘年逐步擴展仍未建構完成，依據經建會民國90年版「國民年金規劃報告」，我國尚有三百多萬自營雇主、農民、家庭主婦、學生和身心障礙者，其老年或遭遇身心障礙、死亡等事故時，其本人或其遺屬未能獲得基本之經濟安全保障，可見我國現行之老人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存有嚴重的缺口。到底我國國民年金制度之建構完成是因政策機會窗之開啟？抑或因總統民選、政治運作等因素呢？ 本研究引用政黨競爭理論，將政黨（或政客）視為在議題面向上採取最有利位置以爭取最多選民支持的策略選擇者，若議題面向只有一個，則處於中位數者（median voter），最能得到此議題之其他行為者的支持，而可以在任何議題的配對輪流競爭中浮現，成為最後的贏家」。 研究發現，政黨或政客面對同樣的政策，特別在嚴重影響選票及當選機率之議題上（如老人津貼發放金額），會因朝野角色的不同，產生結構性的角色轉換，這個說法，基本上是成立的，但在其他不影響選票之政策規劃及制度內涵上，諸如國民黨自始至終將國民年金制度定位在社會保險部分，卻不需要改變，這種政黨將選舉策略與政策規劃脫鉤的特殊現象，是我國政黨政治因應選舉制度實際的運作方式，也是我國公共政策實際運作上最大的困境。另外，在陳水扁擔任我國總統5年期間（89年5月至94年5月），任內開始實施公益彩券盈餘提撥45％作為國民年金專戶制度，逐漸累積了國民年金開辦之財源，同時透過國會朝野協商機制，確立了國民年金制度建構前，老人、老農、老漁及老原住民等生活津貼「暫行」發放之制度，勞保新制上亦建立個人退休金可攜式制度等國民年金具體進程。我國各政黨之提案內容已涵蓋世界各國正在推行之稅收制、儲蓄保險制及社會保險制等3種制度內涵，這符合政黨競爭理論之基本假設。另外，各政黨雖未針對國民年金法形成聯盟並予以整合，卻可透過政黨間之利益結合，以朝野協商、通過個別知國民年金相關法案。而攸關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之「國民年金法」在「陳水扁政府少數執政」、「國會各政黨席次皆不國半」、「朝野皆未組成國會多數聯盟」及「政治菁英個人的偏好」等因素影響下，於國會遭到擱置。 關鍵詞：「競標」機制、社會保險制、儲蓄保險制、稅收制、政黨競爭理論

基於財政為整個發展政策貨幣面的縮圖，為探討財政在臺灣所引起的發展催化，本文乃以臺灣財政負擔作為重點，處理下列相關問題，進以知悉臺灣財政結構變遷與人民財政負擔。 第一、探討在日治時代，臺灣的財政負擔是否逐漸加重：由於政府的租稅收入，即為人民的財政負擔。而日治時代，臺灣的財政負擔就戰前部分為不斷下降。 第二、探討開戰前後，財政負擔之差別：儘管在開戰後之財政負擔有所加重。但由於同期間所得的增加，因此開戰後就負擔能力來看並未過重。 第三、臺人與在臺日人之財政負擔：就其每人負擔的絕對金額而言，日人負擔均較臺人為重；此外，兩稅稅額占所得的比率在1930年代前臺人較日人重，其後則反之。因此，倘租稅公平是以稅額占所得的比率作為納稅能力之指標，則可知不公平現象僅發生在日治初期。 最後，透過本文的實證結果亦顯示出，開戰後固然對稅收影響較戰前重，但整體稅收所得彈性是小於1的，亦即以長期趨勢而言，經濟成長較稅收增加為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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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公司由於企業本身的成長，生產技術，高科技的日益精進，而逐 漸蓬勃發展，也因此多國公司內部之間的交易亦隨之增加，由於內部交易 跨越不同國界，管理當局往往藉由移轉計價策略以達到整體利潤最大化的 目標，此對各關係國政府之稅收、市場分配，及當地股東產生不利影響， 故各國政府莫不希望能有效防杜。本研究透過理論面及制度面來探討多國 公司移轉計價問題，本文之研究如下：一、現況分析： 根據問卷資料 顯示，多國公司從事內部移轉計價行為雖有不同目的。但是不可否認，追 求整體淨利潤最大化配合以稅負節省仍為其主要目的。二、理論面探討： 由於各國的稅率不同，故產生租稅差異性，若政府不規範廠商之移轉 計價行為，將造成政府沒有稅收，違反政府課稅原意，故予以規範。至於 如何制定常規價格，視政府政策目標而定： (1) 政府以租稅中立性為 目標：政府所制定的常規價格等於中間產品邊際成本。 (2) 政府以稅 收最大化為目標：政府宜從高認定常規價格，但必須考慮中間產品之需求 彈性。 (3) 政府以國民所得最大化為目標：政府宜從低認定常規價格 。 故若欲協調政策目標，適當訂定常規價格，有其必要性。三、制度 面探討： 由選樣國家之移轉價格條款，發現大致上可以分成二類：一 類訂定完備，如美國、日本、韓國；另一類僅有一般性規範，如英國、瑞 典。而我國法令規定甚不完備，僅見於所得稅法第43條之1，而其規範散 見於各條文中且不夠明確，故無法有效防杜非常規交易之安排。至於各國 移轉價格條款，其特色大致如下： (1) 明確規範關係人定義。 (2) 明確認定常規交易價格。 (3) 明列非常規交易調整方法。 (4) 明定安全範圍，降低稽徵成本。 (5) 細列各種移轉計價交易類 別。 (6) 制定對應調整規定，並與其他國家協議達成國際間對應調整 。（如美國、日本） (7) 明訂納稅義務人主動提供資料，掌握其資訊 。（如日本） 隨著國內對外投資日漸增加，多國公司利用移轉計價策 略從事利益移轉亦日漸增加，故修正所得稅法第43條之1及其相關條文， 實為刻不容緩之事，因此本文提供建議以為未來修法之參考。

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被統一，不一致的情形被消弭，稅收優惠的政策也從對外資企業的普遍優惠制轉變成以產業為導向。凡此種種改變，皆對中國大陸上市企業之有效稅率產生影響。本文以2003年-2010年中國大陸上市企業的財務資料做實證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的課題有三：一、探討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前後稅前扣除規定對有效稅率的影響；二、新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的反資本弱化條款對企業有效稅率是否有影響？；三、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各地區是否仍有顯著的稅境差異？ 第一個課題用兩個變數來捕捉，一個是薪資費用，一個是營運費用。薪資費用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前與有效稅率為負相關。本文推論該情形因為高階管理人員的薪資沒有正常列報，而可能的原因有三：一、租稅規劃原因，二、避免薪酬過高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故分配在各個關係企業，三、國家對國有企業的高階管理人薪資有限制。 營運費用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前與有效稅率為正相關，與假說預計情況相同。這部分可用財稅差異的觀點來解釋。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規則更為公平合理，故營運費用對有效稅率的影響為負相關。第二個課題是討論資本弱化條款的問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該變數之係數呈現顯著正相關，代表中國大陸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反避稅措施的實施已然有些成效。 第三個課題是稅境差異的問題。本文地區性虛擬變數的設置以西部地區為對照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前，較明顯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地區是西部地區與經濟特區，故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的係數顯著為正，而經濟地區呈現不顯著的狀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地區別的稅收優惠政策只剩下西部地區中的鼓勵類產業才能享受，而實證結果也明確顯示中國大陸政府預期的結果。 / After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enacted , income tax law applicable to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 are unified,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income tax law are gone. The new law scraps the original emphasis on regional incentives in favor of industry-oriented incentives supplemented by regional ones . All of these changes affect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 This study used the sample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spanning from 2003-2010. This study have three main topics : First, to discuss how the pre-tax deduction rules affect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Second, does the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 in the new law have some effect to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Thir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are there still big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s? This study used two variables to examine first topic-salary expense and operating expense. Salary expense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I consider it came from sala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senior executives which could be explained in three ways. First, tax planning purpose. Second, in case of drawing attention from publics, part of salary were paid by affiliated companys. Third,the country imposed caps on senior executive pa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perating expense had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which is the same as hypothesis. It could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book-tax difference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rules for computation taxable income are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As a result, operating expense has a negative relation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The second topic discuss about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the variable standing for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It represents that,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China authorities make progress in anti-tax avoidance. The third topic is about tax burden between regions. This study used western region as a control group.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were subject to western region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or this reason, the region dummy variables—central China and east China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but the coefficient of western region dummy variable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fter implemention of the new law,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is subject only to domestic enterprises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encouraged by the State in western reg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conform to the anticipation of China authorities.

由於近年來全球暖化日趨嚴重，各國紛紛提倡課徵碳稅或能源稅，試圖透過以價制量的方式矯正外部性，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然而，能源稅的課徵是否會影響不同所得階層之家計單位的反應為本文的重點。本文採用丹麥、英國、美國及日本四國之非平衡追蹤資料，以固定效果模型及隨機效果模型，探討課徵能源稅對於不同所得階層之家戶在能源支出占總支出的份額上是否有所影響；進一步探究課能源稅同時搭配降低雇主之社會安全捐以後，對於不同所得階層家戶之社會安全捐負擔是否有所變動，以評估雙重紅利之第二重紅利是否達成。 實證結果發現能源稅確實能降低家戶能源支出比例，透過課稅誘發高所得家戶朝向使用更潔淨及便宜的替代能源，或者投資於能源效率提升之工具上；然而低所得家戶則不得不減少能源使用，進而使得能源支出比例下降。另外，將能源稅稅收拿來降低雇主的社會安全捐，實證結果發現高所得家戶社會安全捐下降的程度更甚於低所得家戶。最後，從總效果來看，課徵能源稅會造成家庭支出分配的轉移，而低所得與高所得家戶之影響總程度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