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負為企業的一項重大成本，如何取得讓企業有效降低稅負的租稅策略是企業關注的問題之一。過去文獻發現，策略聯盟所形成的網絡連結會形成一股資訊流，傳遞聯盟成員彼此的知識與經驗，並透過網絡連結取得對其有利的知識與資訊。因此本研究探討當策略聯盟的成員中含有低稅率企業時，是否會傳遞租稅策略資訊，使企業進行更多的租稅規避行為；且當低稅率聯盟夥伴與企業有相似的特性時，相較於特性不相似的聯盟夥伴，租稅策略資訊的傳遞會更有效。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會透過低稅率的聯盟夥伴取得租稅策略的相關資訊並增加租稅規避行為；且當彼此位於同一地區或風險程度相似時，相較於不同地區或風險程度不相似的低稅率聯盟夥伴，租稅策略資訊的傳遞更有效，企業會進行更多的租稅規避行為；產業、所得移動力及成長機會相似性也會提高租稅策略資訊的傳遞效果。

供應商的群聚效果提供台灣印刷電路板產業在東華南相當多的優勢，但是近年來面對工資與環保成本上升，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台灣廠商遭受極大經營壓力。本文欲探討PCB供應鏈是否會繼續往低工資與低土地遷移。另外，本研究亦以A公司做個案分析探討，打破產業群聚的迷思，並非一定要在產業群聚裡，才能有經營績效。本研究在分析大陸及東南亞PCB產業的發現，韓國的通訊板目前正往越南慢慢形成一個新的PCB產業聚落，而汽車板目前在泰國慢慢形成一個汽車板聚落，PCB台商基於大陸市場崛起，正積極鎖定3C市場，並無遷移大陸現象。 本文建議A公司基於競合關係，應該與PCB大廠策略聯盟已取得穩定的轉單來源，同時為了搶奪汽車板與醫療儀器板，A公司的技術部門應該積極布局，業務部門則需打進入新汽車與醫療器材等供應鏈以拓展公司新的客源。

非營利組織在全世界各地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這一群以公益為出發點，對於社會福利、環境生態等議題的專業發言，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非營利組織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在全世界各地已經是民主國家的普遍現象。本研究藉由非營利組織、立法遊說策略、策略聯盟的管理與運作之文獻探討，進而對非營利組織的立法遊說之策略聯盟進行研究。主要研究問題包括(一)、非營利組織立法遊說之策略聯盟動機；(二)、立法遊說之策略聯盟夥伴選擇；(三)、立法遊說之策略聯盟管理；(四)、立法聯盟之策略聯盟績效評估。 本研究選擇成功推動立法之非營利組織，包括關懷生命協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家暴法修法聯盟、國民年金推動聯盟、個人債務更生及破產法案推動聯盟、民間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聯盟等七個策略聯盟團體，做為探討之個案對象。經過蒐集文獻資料並深入訪談個案加以分析，研究結論整理如下： (一)、爭議性法案以策略聯盟方式推動，可發揮更大影響力 (二)、輿論對法案相關議題關心程度愈高，成功機率愈大 (三)、信任度、組織形象、合作經驗，為夥伴選擇主要考量 (四)、行政機關共提版本，可降低遊說的複雜性、提高效率 (五)、常設聯盟發言易受政府重視 推動法案成功機會高 (六)、明確的聯盟管理、評估機制，推動法案更有效率 綜合以上結論，本研究對於非營利組織之立法聯盟提出建議包括： (一)、建立政治網絡關係提高法案推動成功機會；(二)、爭取議題發言權，形塑成民意代言人；(三)、積極開發議題並主動與其他組織建立信任關係；(四)、明確的分工、溝通協調機制，立法更具效率。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策略聯盟、立法遊說

合作策略的興起為許多台灣廠商帶來新的啟發，因為構成台灣經主體的中小企業可以透過適當的合作策略運用，達成以往不易達成的企業目標，尤其是在面對變化快速、競爭日益激烈的企業經營環境，合作策略更能突顯其優點。然而在合作策略於企業界盛行以來，績效不佳的情形往往多於成功的案例(Harrigan 1986; Kanter 1990)，因此縱然標榜「一加一大於二」的合作聯盟似是非常吸引人，但卻好像並不怎麼好用。於是，廠商在企圖利用這種新興的策略方式來獲取合作利益，並進而達成因應環境趨動因素的要求及滿足企業內部趨動因素的目標時，對影響合作聯盟績效因素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本研究企圖透過對個案的深入訪查了解合作績效的影響因素，及其相關議題，以下即本研究之結論。 　　1、若適當地利用合作行銷策略，將可以有效地達到下列三項企業目標：利用互補性的優勢快速地進入新市場區隔或強化既有區隔的優勢地位、取得關鍵性資源、降低企業投資風險。 　　2、合作動機對合作方式的選擇及管理機制設計有重大的影響。 　　3、在進行合作夥伴的選擇時，對夥伴的評估準則會影響合作方式的選擇及管理機制的設計。 　　4、廠商的合作動機、合作方式、及管理機制必須能相互配合，才會有較佳的合作績效。

策略聯盟已被視為廠商兼顧快速成長與獲取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策略聯盟逐漸成為常見的廠商投資方式之一，但策略聯盟卻有極高的失敗率，策略聯盟的成功因素成為學者研究的重點，其中聯盟夥伴間的關係也被視為策略聯盟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許多學者開始探討聯盟關係資本的前置因素。 然而過去探討策略聯盟夥伴關係資本前置因素的研究，大多以社會資本理論與關係治理觀點為主，探討聯盟夥伴間互賴程度、合作頻率與互相了解的程度對雙方關係資本的影響。但雙方互動過程中的行為或態度，也會對其關係資本有所影響，因此本研究乃採取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探討雙方在互動過程中的互動公平性與互惠性對雙方關係資本的影響。此外，本研究並嘗試從聯盟治理的角度，探討聯盟的治理對聯盟雙方關係資本的影響，希望能透過不同角度的探討，更有助於了解社會交換理論對關係資本的重要性。最後由於本研究強調廠商在互動過程中對彼此的正面看法或評價，而廠商對彼此的評價並非在獨立的環境下所進行的，而是在各種不確定情況下評估，因此本研究加入不確定性的干擾效果，試圖更精確了解互動公平性與互惠性對聯盟雙方關係資本的影響。 本研究針對台灣三大科學園區執行策略聯盟的廠商為樣本，分別針對廠商與其聯盟夥伴發放問卷，共回收129組配對問卷，採用階層迴歸驗證假設，並針對達顯著水準的交乘項繪製交互作用圖。研究結果顯示，互動公平性與互惠性對策略聯盟廠商的關係資本有正向影響，而廠商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互動公平性與互惠性也有正向加強作用，顯示聯盟廠商在合作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公平性與互惠性有助於雙方關係資本的增長；而在不確定性較高的情況下，此種增長的程度也將會有大幅提升。

在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企業經營環境中，權益基礎薪酬扮演著連結股東與經理人利益之重要角色。本研究旨在探討經理人權益基礎薪酬與企業策略聯盟行為間之關聯性，並進一步檢視權益基礎薪酬對於企業策略聯盟形成、策略聯盟數目、類別及跨產業聯盟與否之影響。本研究以2003年至2013年美國上市櫃公司為樣本，研究結果顯示經理人權益基礎薪酬對於企業策略聯盟形成有正向影響。給予經理人較高比重權益基礎薪酬之企業，不僅形成策略聯盟之機率較高，且形成策略聯盟之次數亦較多。再者，給予經理人權益基礎薪酬較高比重之企業，其形成研發聯盟之可能性較高，且更傾向於形成同產業間策略聯盟。

摘要 銀行保險在歐美已盛行多年且深具實效，然在台灣可說是方興未艾。壽險與銀行業者於兩岸相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經營上均面臨整體環境的挑戰。從事銀行保險，如能充分發揮雙方優勢，似能為消費者、壽險及銀行三方帶來利益。 本文首先探討銀行保險於外國之發展經驗與成功因素，繼以研究國內壽險業與銀行業乃至金融控股公司現況，並自實務面闡述進行銀行保險行銷活動之各項要素，以及目前業界已有之營運模式。此外，本文亦探討保險仲介人於銀行保險之運用，評析壽險，銀行與保險仲介人如何於產銷三方之互動中各取所需，以建立「三贏」之合作關係。 最後，本文針對國內業界所經營之銀行保險業務得失，分析及總結問題所在並提出建議對策，期能作為壽險業者經營銀行保險時之參考。 / Abstract Bancassurance has been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at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evertheless it is still a booming business in Taiwan. Life insurers as well as banks are facing challenges from the change of macro economic environment after both Taiwan and the PRC had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ntering into the Bancassurance business to maximize both parti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seems to be beneficial to all consumers, life insurers and bank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perience and success factors of Bancassurance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followed by stud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fe insurers, banks and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in Taiwan, and explores the key points for implementing Bancassurance marketing activities and the existing operation models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evaluates the insurance intermediary’s functions in the Bancassurance, analyzes how life insurers, banks and insurance intermediaries could satisfy each others’ need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players, in order to build a “three-win”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At the final part, by reference to local life insurers’ lessons in operating Bancassur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rucial problems therein. Recommendations are submitted to the local life insurers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ir operation.

本研究探討聯盟對組織在組織改變的影響，並分類為「直接改變」和「間接改變」，前者代表廠商參與策略聯盟，配合契約與任務而產生的改變；後者則是聯盟事件結束後，廠商著眼於內部長期發展所產生的自願改變行為。 針對這兩個現象分別進行驗證性個案與探索性的紮根分析，共訪問了十二家個案。首先從「資源依賴」與「制度同形」的角度觀察廠商形成聯盟的誘因觀點，發現除了要降低資源交換過程的依賴性及創造聯盟夥伴的互賴關係，組織還需要應付聯盟所帶來的強制和規範同形要求以達成與外部環境的配適。而聯盟事件中，雙方整合的「共同行動」和為延續合作的「關係承諾」，乃是具有依賴與同形特色的行為，因此「共同行動」（細分為契約性共同行動及持續性共同行動）和「關係承諾」（我方關係承諾）是組織產生「直接改變」的主因。 直接改變的過程與內容是漸進式的小規模調整，也是計畫性的命令式改變，牽涉到的單位與成員較少，是一種鑲嵌於既有營運架構的活動，主要改變項目為與人員和資源配置相關的人事、工作制度與實體流程等外顯構面。 此外聯盟可能提供了主事者參考的啟示，重新思考組織設計和營運邏輯，在維持直接改變成果（聯盟所帶來的績效水準、學習經驗和內化專屬性投資），透過內部流程的銜接性和業務的相似性，對於既有績效或功能有所缺失的單位進行「間接改變」。而本身具備「潛在轉型需求」、「制度化程度」較低且「決策集權化程度」較高的組織，才較可能透過主事者的推動產生「間接改變」。 「間接改變」代表組織對既有營運模式的大規模調整與轉型，是一種第二階的大規模改變行動，但實行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試誤，是一種漸進式的計畫性改變，不過改變的執行仍需取得相關成員的共識。其改變內容牽涉到內隱的「組織設計」、「組織文化」與「策略方向」。而「間接改變」在高階發動後，也需要培養全組織「行動能力」，改變「權力」狀態及「價值承諾」的「醞釀期」。 最後本研究也比較這兩種改變的型式與成因，並分別從成本和利益觀點來說明研究結果在文獻及實務上的相關回應與建議。

台灣音樂產業在1990年代進入百家爭鳴的成熟時期，台灣也在這段時間與國際音樂產業接軌。原先80年代初期台商透過授權代理的方式，取得全球音樂集團在台的發售權，到了80年代末期，外商則與代理商合資、購併或是成立全新子公司等方式，入主台灣市場，開啟台灣的音樂產業進行國際化的歷程。 學術研究不乏眾多跨國營運模式的理論，但少有針對台灣音樂產業跨國營運模式的探討，且唱片業面臨數位盜版以及音樂載體的轉變，現行的企業跨國營運模式已逐漸不符合時代需求，加上中國大陸的音樂消費市場崛起，跨國營運模式必須打破舊有的窠臼，尋找新的合作模式。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選擇台灣音樂產業跨國營運模式的案例，探討台商跨國營運採用哪種模式，以及台商在選擇某種模式的動機及所具備的資源為何，採用某種營運模式時，衍生哪些管理的議題，以期發展新的唱片業跨國營運模式，因應未來市場之劇烈變化，供實務界參考。 本研究訪談寶麗金唱片、滾石唱片、福茂唱片個案，從個案研究中發現台商購併的動機大多皆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三家音樂公司擁有的資源與能力，皆是在本土市場經營成功，擁有對市場較為瞭解的核心能耐。在其他合作的考慮因素方面，若雙方有過合作的經驗，會比較容易促成跨國合作的產生。藉由購併或策略聯盟來跨國營運，也衍生出品牌區隔、擔心失去經營權、刪減重複部門的管理議題。 個案分析發現音樂產業的趨勢轉變無法靠購併來解決，唯有以創新的經營模式，跨平台的異業結盟，以及與科技產業的合作，才能持續獲得消費者的青睞。而伴隨中國大陸市場的崛起，台商應抱持把最新的音樂商業模式帶入中國大陸經營之心態，運用台商過去經營音樂的經驗，結合大陸龐大的市場，佈局未來廣大的華語市場。

香港以自由貿易港口聞名全世界，事實上自飛機普及之後，航空業也成為香港最重要的服務貿易產業。但由於腹地狹小，到八○年代中期前，全港本地向來只有國泰航空壟斷市場。之後帶有濃厚中資色彩的港龍航空成立後，卻又因香港政府的政策限制而只能以中國市場為主，無法跟國泰航空競爭。 二○○三年中國與香港簽署「更緊密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安排」(CEPA)之後，放寬香港各項服務貿易產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規定，香港航空業雖能以獨資方式在中國大陸經營，但最主要的國泰航空卻未採用。本文研究目的即為研究CEPA放寬航空業在中國大陸投資限制後，香港航空業選擇與中國航空業組織策略聯盟的動機與過程。其他香港本地或兩岸的航空公司見狀，是否可能跟進，出現更多航空的策略聯盟，與對現今世界的三大航空聯盟的固有版圖下，是否又有另一波新的氣象。 / Hong Kong is well known for the area of free trade economy, the industries of trade in services, aviation indust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However, only the Cathay Pacific Airlines is registered and based on Hong Kong,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HK, which was colonized of U.K, even th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Dragon Airline in HK in 1985, its business was constrained by government that shift the main market to Mainland China.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setting to since Hong Kong has been signed the “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 with Mainland China in 2003, while Hong Kong was facing the economy downturn during SARS. China government loosened the restrictions in investing law of Aviation industry to foreign investors as only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Hong Kong Airlines company, Cathay Pacific Airlines chose the strategy of strategic alliance cooperating with Chinese Airlines companies, the continuing influences to other Hong Kong, Chinese and Taiwanese Airlines whether they would like to adapt the same theory consisting strategic alliance each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