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目前在台灣統獨立場上佔據主流地位的維持現狀者，過去學界處理的方式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是認為「維持現狀」者過於「虛胖」，「維持現狀」並非他們真正屬意的選項，因此需要藉由一些方式加以拆解，才能瞭解真正偏向統一或獨立的民眾；第二種觀點則是認為多數臺灣民眾在統獨立場上選擇維持現狀的選項時，本身即有相當大的意義，並不只是單純統一和獨立的對立模式就可以理解，因此不應該把重心放在支持統一或支持獨立者，而忽略「維持現狀」這多數民意的偏好。這兩種觀點從不同角度清楚說明對於「維持現狀」在統獨立場中的價值性。 不過，由於上述兩者仍各有其問題尚待處理，因此，本文對於這群「維持現狀」者採取有別於上述兩種觀點的處理方式，先以質化訪談資料瞭解「維持現狀」內涵與選擇動機，接著用電訪資料探究「維持現狀」和統一、獨立的不同，以及與「維持現狀」類型的差別，如此一來既能深化維持現狀概念的意涵，並保持「維持現狀」的獨特性，也能細分「維持現狀」者的內部差異，卻不會影響「維持現狀」的完整性。 　 研究發現，對於「維持現狀」的民眾來講，統獨議題不是可以立即解決的問題，平常也不太會去談這些問題，統獨議題並非臺灣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民眾反而認為經濟議題才是目前最重要且最為實際的問題。在選擇「維持現狀」的動機上，民眾有可能是因為同時反對統一與獨立；或是可能視之後的條件與情況來決定走向統一或是獨立；抑或是特別反對某一方，卻對另一方不感興趣或是沒意見；又或者是對兩種國家選擇都沒有意見；甚至可能是看情形決定是否統一，但如果最後走向獨立也無所謂，反之，也可能是看情形決定是否獨立，但若最後走向統一也不反對。對於民眾來說，選擇維持現狀的動機不僅僅只有一個，是多重因素加總而成。另外，我們從訪談資料中發現，「維持現狀」不僅認為含有政治意涵，也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涵。「維持現狀」者對於中國大陸的印象雖然不好，但仍舊認為在中國經濟帶有誘因的情況下，與其密切交流是有利於己的，而這可看出「維持現狀」者略帶務實的一面。 對於這群臺灣主流民意的背景認識，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本文對於學界較少關注的「維持現狀者」進行初探性研究，以期能勉為補足此一領域，在「維持現狀者」的成因、意涵、背景上加以深度瞭解。

從過去到現在所累積的兩岸關係研究相當多，大致上將它區分為兩方面：一個是從國家政府的角度來研究兩岸關係，另一個是從人民選擇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也就是從「統獨問題」的角度來切入。而本研究主要想從「人民選擇」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江宜樺（1998）認為「統獨問題」與「國家認同」有所差異，「統獨問題」是「國家選擇」的問題，更明確一點來說是「一個人要用什麼方式來決定他的國家認同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嘗試研究台灣民眾對於統獨立場的「選擇」。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將會在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的選擇，尤其是在面臨中國大陸欲以「經濟」手段來和平促統，同時也不放棄戰爭威脅的情況下，究竟台灣民眾的統獨偏向如何？其次，將「經濟」、「戰爭」與作為血緣、情感歸依的「省籍」因素一同放入模型中比較，本研究嘗試想提出作為理性影響因素的「經濟」、「戰爭」因素在民眾的統獨抉擇中也相當的重要。

針對漸行漸遠的兩岸關係，對岸近年推出一系列的惠台、交流政策，試圖強化兩岸民間互動，促進雙方和平統一。此類政策核心環節之一是兩岸青年交流，自2004年以降，邀訪活動即不斷擴大規模，參與頗為熱絡，但此類政策能否發揮所對岸期待的政治影響，目前未見系統的實證研究。有鑒於此，作者乃透過深度訪談，搭配以問卷分析，探討此類交流接觸經驗，能否轉變參與者的政治認知及政治認同。根據作者研究發現，參與此類活動後，台灣青年既有的刻板印象，產生相當顯著的變化，但若觸及深層的身份認同及統獨立場時，交流互動並無法發揮撼動的力量。

美中台三邊關係是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熱點議題之一，不僅牽涉到美國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利益，更加上綜合國力不斷上升、並且尋求相應國際地位的崛起中的中國。處於美中兩強激烈的競合關係之下，中華民國台灣生存不易，外交政策上一方面要配合、符合美國的意向，一方面在國家定位上又必須保持獨立自主性、避免過度刺激中國，無論政策調整幅度多大均動見觀瞻，選項相當有限。本論文一開始將從美中台三邊關係、以及台灣內部政治變化這兩部分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兩岸關係無法有效的開展與台灣各主要政黨的大陸政策的停滯，可以說是與大陸堅持「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有關。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民意的角度就台灣民眾希望的政治關係如何定位加以解析，而有別於其他研究是從兩岸政治精英的角度去探討兩岸問題；換言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研究，而非傳統的由上而下的探討。 本研究從民意長期資料中擷取「統獨態度」、「族群認同」、「一國兩制支持度」等三項資料，分析台灣民眾究竟希望兩岸關係如何定位，是「邦聯制」、「聯邦制」、「中程協議」或「歐盟模式」。從民意分析的結果，本研究認為民眾最希望的是先採行「邦聯制」，而在兩岸差距拉近以後，再思考如何進行整合工作，惟必須在不影響台灣2300萬民眾利益下才能接受，否則寧可「維持現狀」達到實質獨立或宣布台灣獨立。 另外，本研究利用系統論來解析民進黨政府在陳水扁總統第一任期及第二任期大陸政策的修正原因，並預測在第二任期中，大陸政策將逐漸往中間移動，亦即最多只維持實質獨立，而不再堅持「一邊一國」的論述，同樣的，泛藍陣營將會因為民意趨勢而與泛綠陣營的大陸政策趨同。 關鍵詞：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民意調查、統獨態度、族群認同、邦聯制

2001年台灣的經濟環境與發展陷入了低潮，包括經濟成長率自解嚴以來首度呈現負成長，失業率也一舉突破4.0％。在政治上，國民黨在1996年第一屆總統民選勝選之後，可以發現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開始出現衰退的趨勢，失業率則是逐漸上升，而民進黨陳水扁在2000年擊敗國民黨與脫黨參選的宋楚瑜，2001年立委選舉在立院席次中，則是取得相對多數的優勢。在這樣的政經環境下，經濟因素是否成為選民投票抉擇時的一項考量因素呢？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換言之，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探索1996年自2001年的兩次總統選舉與兩次立委選舉當中，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則對選民經濟評估的影響如何？如果不存在，又是為什麼呢？其次，如果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存在，則主要是具備哪些特質的選民具備經濟投票的行為呢？ 從研究結果申，本文發現在1996年與2001年的調查資料中，經過交叉分析與多元洛基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的結果，得出在這兩年選舉中選民具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也就是當選民在評估過去經濟表現好時，會傾向投給執政黨，當選民評估過去經濟表現不好時，則傾向投給在野黨。同樣地當選民展望未來的經濟表現時，預期未來經濟會變好的選民會傾向投給執政黨，預期末來經濟會變差者則傾向投給在野黨。至於1998年與2000年之所以選民並沒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出現，本文認為由於外在因素的干擾，或是選民的認知差異，或是候選人的因素影響，使得該年選舉的調查結果，經濟評估的影響並不顯著。而從歸因理論來探討，當將經濟不好歸賣於國際環境因素者剔除，僅以考慮其他歸責因素的選民作為研究對象，可以發現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確實存在著影響。除此之外，利用政治信任感來檢證選民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發現兩者的交互作用對選民投票抉擇影響並不顯著。至於哪些選民較具備經濟投票的特質，本文從選民的職業、教育程度、統獨立場政黨認同來交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有職業較無職業、低教育程度較高教育程度、統獨立場主張維持現狀、無政黨認同傾向的選民，經濟投票的特質最為彰顯。 關鍵字：經濟投票、統獨立場、政黨認同、立委選舉、總統選舉、多元洛基模型

政治傾向的研究長期以來一直為學界所重視，民眾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政黨認同，都是政治學界重要的研究的課題，然而學界普遍重視的是民眾政治傾向的趨勢、在大環境下轉變或持續的因素等等，卻鮮少討論政治傾向在婚姻的脈絡下轉變的可能性。本研究探討婚姻與政治傾向的關聯性，主要關心兩大問題：第一、政治傾向是否為擇偶的考量因素之一？第二、婚姻能否造成政治傾向的轉變？各種政治傾向中，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以及政黨認同，三種政治傾向的轉變性與轉變的相關因素？再者，誰是影響者與被影響者，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如何在政治傾向上展現？ 研究方法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運用夫妻配對研究，探求婚姻中兩性政治傾向轉變的可能性及其過程。 研究結果發現，可用同心圓模型描繪三種政治傾向在婚姻中的轉變性：在各種政治傾向中，個人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相對較不易產生變動，不論夫或是妻的族群與國家認同，乃是取決於個人省籍背景以及外在政治經濟因素，而較不受到婚姻內部關係的影響；相對地，政黨認同則依夫妻影響力不同而在婚姻中產生變化，男方對女方產生實質影響。兩性在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與政治資訊的差距，以及主導性特質，是先生影響力的來源，透過日常生活的累積性影響與選舉前的動員，發揮其影響力；妻子則缺乏影響動機與影響力，在減少衝突成本與維持認同的效益之權衡之下，政黨認同隨著先生而轉變。透過不同對配偶在不同政治傾向上的比較，可以看到夫妻權力關係的運作方向與方式。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2008年總統大選，我國南部選民個人社會背景特徵、投票抉擇因素及投票行為，並分析影響南部選民投票抉擇的最重要因素。 本文採用二手資料分析法，資料係採自「2005年至2008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Ⅲ):民國九十七年總統大選民調案」(TEDS2008P)（NSC 96-2420-H-004-017），使用的統計方法主要為次數分配、卡方檢定、t檢定、變異數分析及洛基迴歸模型。 經分析後主要研究發現: 一、 南部選民政黨認同傾向泛綠最多；對民進黨籍候選人謝長廷不論能力或形象評價，皆高於國民黨籍候選人馬英九；在統獨態度上，南部選民較傾向維持現狀；南部選民對過去陳水扁總統整體施政滿意度感到並不滿意。 二、 就全體受訪南部選民而言，本研究所提出的省籍、族群意識、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統獨態度及總統施政滿意度等變數，個別單獨地與投票行為進行分析時，均達統計上的顯著關聯性，顯示上列變數都有可能影響南部選民的投票行為。將諸多變數一同納入模型比較其相對影響力時，發現「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及「統獨態度」等三項變數最具影響力。 三、 南部選民的組成以本省閩南人與台灣人自我認同居多，支持泛綠的選民在南部依舊占了多數，且對民進黨的候選人評價也高於國民黨的候選人，因此南部對於民進黨來說，仍是一個具有相對優勢的區域。 四、 南部選民中，政治傾向較偏中立的選民，包括族群雙重認同者、無特別政黨認同的獨立選民及對於統獨態度主張維持現狀者，約有七成在這次選舉中將票投給在野黨的候選人馬英九。由南部選民對陳水扁過去施政滿意度偏向不太滿意可見，理性抉擇讓中立選民對執政的民進黨無法繼續信任，因而將票轉向在野的國民黨「換人做做看」。 五、 過去統獨態度在南部的分布， 1994年至2002年南部選民的統獨態度，支持統一者約占25%，支持獨立者也是約25%，而維持現狀者則約占50%。時至今日，南部選民支持統一者占10%，支持獨立者則是34%，維持現狀則保持在56%。除維持現狀並無明顯變化外，支持獨立的比率明顯增多，而支持統一者減少，是否為民進黨這八年中央與地方執政的影響，值得深入探討。

教育政策形成過程中的政治影響向來被視為重要的因素，但是是否重要成為主導力量卻甚少有系統性的研究。本研究使用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方式，一方面研究範圍擴大為兩類型（一般性質與統獨性質）五個案（教育基本法、教育經費保障、常態編班、開放大陸學歷、拼音政策）的重大教育政策，另一方面將五項個案運用共同一致的觀察指標（政策論述框架、自主性、動員性與聯盟性）以作為比較的基礎。以此兩項前提下，試圖實證整體教育政策研究上，政治因素對教育政策的涉入，提供較為系統性與完整的結論。 在一般的教育政策上，代表政治因素與考量的政治框架，則從沒在任何一項政策各案中成為運用最多的論述內容。但是在統獨性質的教育政策上，政策的產生的確深受政治因素為最多的考量。 在自主性上，一般性質的教育政策中利益團體的自主性相較於政黨與教育行政機關是相當高的，但是在統獨性質的教育政策上，利益團體的自主性卻不如政黨與行政機關。 在動員性方面，一般性質的教育政策，較常處於行政機關（特別是主管教育事物的中央教育部），被動地面臨單方或多方的利益團體的壓力，利益團體間也不見得總是全面合作，而是也存在著角力與對抗的過程。至於統獨性質的教育政策則是十足的反映出由於政治上各政黨對於統獨意見的分歧，使得統獨教育政策的結果主要是在政黨對抗的情況下產生。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顯示，教育政策的互動過程的確因為政策性質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互動型態。證實了相較於一般性質的教育政策，統獨性質的拼音政策與大陸學歷開放政策的形成過程，的確在各指標上都顯示有較高的政治決定因素。

台灣和中國大陸於2010年六月正式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無疑地，這是兩岸交流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具官方性質的制度性協商。在象徵意義上，意味著兩岸經濟整合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實質意義上，透過早期收穫計畫的制度安排，使得兩岸之間的部分貨品和服務享有關稅調降的特殊待遇，對於台灣的整體經濟和部分產業具有立即性的影響。因此，本文旨在探討兩岸簽署ECFA前後，台灣民眾的統獨態度有無發生變化？在影響選民統獨態度因素中，有長期穩定與短期變動，也有感性與理性面向，選民對於兩岸簽訂ECFA的經濟效應評估又扮演了何種角色？最後，隨著兩岸經濟整合的腳步加速，理性層次的麵包效應又是否可能抵銷情感認同的作用？ 本研究使用2008年到2012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定群追蹤資料（panel data），並以「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hybrid method of fixed and random effect model）來分析兩個時間點民眾統獨立場的動態變化。研究結果發現從08年到12年這段時間，民眾的統獨立場呈現往現狀/統一方向移動的趨勢，儘管變化的量不大，但在統計上卻是顯著的。在兩個時間點的動態架構中，選民對於ECFA經濟效益評估的態度變化，不僅與統獨立場的變遷模式與變化方向互相連動，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ECFA經濟評估的態度變化對於統獨立場也有獨立性的影響效果。最後，當短期經濟利益和情感認同相互牴觸時，ECFA經濟的效果甚至會削弱感性認同的作用力。這意味在給定台灣人認同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民眾仍有可能因為簽署ECFA的經濟因素而移動其統獨立場。因此，隨著兩岸經濟整合日益加深，影響個人統獨態度中理性層面利害考量的因素應該予以重視。 /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signed the ECFA with China in June 2010. Undoubtedly, ECFA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official institutional negoti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Signing ECFA with China not only represents that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through the arrangements of early harvest program, its impacts on Taiwan’s economy and industry are also immediat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aiwan people’s attitude toward the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changed or not after signing ECFA? How the economic inducement from China affect Taiwanese voters’ policy stances on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issue? Finally, as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whether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ECFA evaluation may offset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identity on the issue of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By using individual panel data from ‘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hybrid method of fixed and random effect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respondents in 2012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more inclined to maintain status quo or unific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attitudes in 2008. Moreover, the attitudinal change of ECFA evaluation are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 of policy stance on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issue, it also reveals independent effect in the statistical model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Finally, although emotional affective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determine public’s policy stances on the issue of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its effects have begun to weaken especially whe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are large and visible.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shouldn’t underestimate the logic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played in the trend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hort-term economic fluctuations may have influence on long-term affective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