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反恐優先的前提之下，對於安全威脅產生了新的指標與定義，這些新的威脅指標與定義亦促使美國與中共、台灣等三方面之間發展出新的互動關係。而這些新的互動關係亦具有三種指標：第一，不合作就是對立；第二，不對抗恐怖主義就是與美國利益衝突；第三，反恐行動與美國充分合作，將持續與各國發展關係。 二、「反恐」成為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最重要的議題，美國將不斷加強其軍事力量，深化與擴大反恐戰爭，並加強與其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同時布希政府也企圖以美國領導的「反恐聯盟」與「民主聯盟」來對付恐怖主義集團與「邪惡軸心」，以建立「飛彈防禦系統」與「先發制人」的戰略原則來因應「惡棍國家」的挑戰，以取得反恐戰爭的最後勝利。 三、九一一事件為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提供改進的機會，中共調整對美國的策略是以善意合作來培養和美國布希政府的良好關係，同時瞭解美國不太可能會在主要戰略議題上讓步，因此，中共僅將目標定位在積極建構與美國政府正常的工作關係。所以，九一一事件後，美中關係發展在反恐戰爭前提下有顯著的改善，因為美中雙方在區域安全及經貿交流上仍存有許多共同利益；但是雙方的發展在台灣議題、人權及防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上，美中雙方立場仍有歧異之處。但未來反恐戰爭告一段落之後，美中雙方基於國家戰略考量，美中關係的衝突與矛盾又將會重新浮現，美中關係將會呈現出跌宕起伏，各類衝突相互交織的格局。 四、布希總統執政初期，美台關係顯然呈現出比以往「更為親密」的格局；九一一事件後，儘管美台雙方的政治與軍事關係持續進行，但明顯地受制於美中關係的發展而有所限制，美台關係「呈現倒退」的發展趨勢。但未來反恐戰爭告一段落之後，美台關係也將跟隨著美中關係的跌宕起伏呈現出「維持現狀」或「呈現倒退」亦或「更為親密」的不同格局。 五、中共歷來對台工作最高原則，一直是「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不變，但有關執行策略的運用卻是變化多端，將隨著國內外環境變遷而時有轉變。中共在「十六大」之前的對台政策，仍是秉持「江八點」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推展兩岸關係的基調，及強調不放棄使用武力。「十六大」後，中共提出的對台政策，基本上維持「江規胡隨」，仍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呼籲兩岸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並提出「三個可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兩岸應擴大交流交往、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 六、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台灣介於美國（世界超強）與中共（區域強權）之間，所能發揮影響的空間相對較小。在九一一事件後，美中之間基於反恐戰爭的需要，使得美中關係獲得改善，美中關係已由2001年間的「戰略競爭者」走向2003年間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只要反恐戰爭沒有宣告結束的一天，而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持續不變，雙方為了維持國際環境的和平與穩定，美中關係將會朝向穩定的格局發展，不會受到雙方的歧見而有所改變。台灣處在這個反恐時期裡，要生存、要維護國家的安全，就要設法淡化兩岸緊張的關係，加強與美國維持密切的關係。

智庫在美國外交政策之功能，包括：扮演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中介功能；對當前或是即將形成的議題、問題或提議進行認定和評估；將理念和問題轉換為政策議題；在政策辯論時發揮咨詢和獨立自主意見；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提供相關人士交換意見和訊息的建設性論壇。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美國主要智庫的研究成果均披露於網站上，不但其研究成果更廣為人知，影響力更為擴大，在美國之外隨時可透過各智庫網站獲得該智庫的最新政策建議。尤其在1990年代末，美國重要智庫開始增設有關中國研究或亞太研究之項目，使外界可以透過網路同步得知美國智庫對中國政策、亞太政策、兩岸關係之最新訊息。美國智庫研究成果方資訊化已成為研判美國對華政策時，不可或缺的主要來源。 本研究透過大量英文一手資料的分析，希望能達成本研究的意義，即更全面、更準確地了解美國智庫對華政策，以及對美國政府外交思維之影響，並提供台灣政軍決策者在研判美國和北京對台政策時之參考。

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到底是敵？是友？或亦敵亦友？中美的外交關係面臨擺盪起伏，而兩國的軍事交流更是讓人霧裡看花。因軍事交流身於外交及國防的交集處，因此為探討兩國軍事交流，必先釐清華府全球戰略意向及對北京的外交政策，方能了解兩國軍事交流的目的並進而預測其未來走向。 華滋(Kenneth Waltz)體系論提到，強權的興衰可決定國際政治運作的方式，國際結構組成，並進而影響國家的行為。冷戰時期，美國及蘇聯實力相當，國際社會一分為二，依照兩強所領導的價值觀而運作。在當時，美國戰略以發展軍事實力，保障本國及盟邦安全，避免兩極失去平衡為目標。除發展自身實力外，並以合縱連橫的方式，尋求他國的合作共同對抗蘇聯。 七0年代，蘇聯迅速擴張其勢力，美國擔心兩極就此失去平衡，恰於此時中蘇關係彽朝，美國利用此機會進行中美關係正常化。蘇聯持續擴張帶來的威脅，促使美國開啟對華軍事轉移，希望利用中國優勢地緣位置，以增加其國防實力的方式，牽制蘇聯的發展。從八0年代開啟的中美軍事交流目的很單純，一切以共同對抗蘇聯為目的。 一九八九年東歐變天，繼而蘇聯解體，國際政治成為美國獨霸的世界。華府將其全球戰略由對抗蘇聯，過渡為維持單極優勢領導。美國軍事國防存在的目的也由維持兩極平衡，轉變為維持經濟於區域存在的後盾。布希政府時期以「世界新秩序」為新全球戰略，強調透過美國領導，國際合作的方式達成美國治下的和平。亞太戰略方面，以扇形理論維持在區域內存在，避免單一國家控制區域內綜合資源，同時藉由與扇沿國家的互動，打造一個符合自身利益存在的安全環境。因中國自七0年代開始只是美國策略性聯盟的夥伴，在蘇聯這個共同敵人消失後，美國遲遲無法決定對這個世界第二大的共產國家該採取什麼態度，尤其是兩國軍事交流。老布希政府時期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恰好替美國暫停對華軍事交流找到一個藉口。自一九八九年六月，美方中止了八0年代開始大量的軍售、裝備合作及高層互訪。 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發展的單極優勢領導全球戰略觀一直延續至今。在柯林頓時期名為「交往與擴大」，透過安全性合作、選擇性介入及預防外交等方式，建構起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在亞太政策上，沿用布希政府策略，更名為「新太平洋共同體」，以政治、經濟及軍事三管齊下方式，防止美國影響力無法進入區域，降低區域強權如俄羅斯、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在對華政策方面，美國本身即充滿矛盾，一方面是冷戰後失去敵人的沒方向感作祟，亟需尋求一替代的假想敵，一方面又需要中國在區域及全球安全議題共同合作，在兩者拉力下出現柯林頓政府時期對華「全面交往」及「建設性戰略伙伴」政策。 無論是「全面交往」或「建設性戰略伙伴」，都是美國希望透過「異中求同、求同存異」，爭取中國在區域、全球議題的支持，如北韓問題及武器不擴散議題。更深化的目的在於透過將中國拉入國際社會，運用融入、同化的方式，以影響甚至改造北京當局。兩國的軍事交流可視為美國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疑慮、對武器擴散的關心以及對區域安全關注的綜合產物。一九九三年中美「全面性交往」提供兩國重新開啟軍事交流的基礎。然因失去實質的目的，如共同對抗敵人，僅存策略目的，如上述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疑慮…等，使得雙方軍事關係在面臨李登輝訪美、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轟炸兩次外交瓶頸後慘遭挫敗。 小布希上任第一年，美國便面臨了九一一恐怖攻擊，為了共同反恐的需要，美國放棄強硬單邊的全球戰略觀，將國土安全提升至戰略第一位，並爭取全球打擊恐怖主義的支持。在亞太政策上，除區域盟國外，亦相當注重與大國，如俄羅斯、中國及印度的交往互動。美中關係此時也從二00一年四月中美軍機擦撞陰霾中解凍，美國放棄稱呼中國為「戰略競爭者」，改稱「建設性的合作關係」。 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亦是種「異中求同，求同存異」的手段。兩國關係是否真的好轉，由當時一連串政府對華評估報告書中，證明美國對中國仍懷有強大的戒心。當時美國對中國的友善，不過是反映了專心反恐的需要，希望中國在各議題與之合作，尤其是維持區域的安定。軍事交流就是最好的印證，雖然九一一事件後兩國軍事交流大增，但細就其項目多為消極的嚇阻、預防衝突發生，就深度上與前兩任政府時期幾乎無異。 觀察一九八九至二00四年，中美軍事交流廣度展開，但深度並未增加。究其原因可歸為因兩國互相帶有高度戒心，而軍事交流不過是求取降低衝突發生的產物。在華府及北京仍相互定位不明、彼此疑慮的情況下，預料未來兩國軍事交流仍難有重大的突破。

美國對華政策長久以來影響我國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利益甚鉅，相關政策密切牽動著美中、美臺、美中臺關係，以及臺海兩岸安全情勢之走向。小布希政府上臺後，其具有單邊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強硬風格，高度強調美國國家利益至上與美國權力和實力之重要性，積極維護與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的穩固。小布希從競選總統活動開始，就將中共定調為戰略競爭者，尤其是具有新保守主義色彩的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茨等安全決策核心與相關重要幕僚的結合，在新政府執政後迅即形塑出以亞太地區為重點的安全政策，不顧國際反對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加速興建「全國飛彈防禦系統」，將中共列入核武打擊名單，戰略競爭目標直指崛起中之中國大陸，並且加大對於中共的防範與戰略圍堵，與前朝柯林頓政府發展美中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之路線迥然不同。 小布希政府對臺政策，上臺之初即對臺出售歷來最大筆之軍售案，表示不計代價協助臺灣防衛言論，給予臺灣總統過境規格提升，同意臺灣國防部長在美臺斷交後首次訪美，視臺灣為「主要非北約盟邦」，加強雙邊軍售諮商與軍事交流，以及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等友好作為，被視為是尼克森政府以來，對臺灣最為友好的美國總統。惟臺北一連串制憲、正名、防禦性公投、終止國統會、入聯公投等傾向臺灣獨立的政策，加以中共施壓華府處理臺灣議題等情，形成了所謂美國與中共共同抑制臺獨的默契。小布希第二任期開始，新現實主義觀點的國務卿萊斯主導調整對中政策，展現務實與建設性的作法，與中共進行接觸、對話、交往，走向外交、安全與經貿等議題的諮商、談判與合作，美中關係趨向穩定發展。在此美中臺三邊關係之變動下，臺灣的偏鋒路線，致使美臺友好信任關係產生質變且步入不穩與惡化，臺灣與中共的關係更加敵對，惟美國與中共之間因諸多現實利益因素傾向合作，臺灣令美國意外之舉措頻傳，加強了美中對於防阻與抑制臺獨之共識。 本文研究之重點，在於觀察小布希政府八年期間以新保守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觀點下的對華政策，其發展走向、聯結與關鍵之因素。包括美國對於中共安全、外交政策與戰略部署，國際反恐與北韓核武問題競衡，雙邊經貿摩擦與匯率爭議等面向，綜合性分析美國對中共政策之本質與特色。在美臺關係上回顧臺灣的傾獨言行活動，瞭解美國在臺海的利益與政策立場，以及如何回應與反制臺灣領導人的舉措。最後歸納分析新保守主義人士與新現實主義人士，彼等對於美國對華政策關注焦點，決策優勢與限制因素，影響時間長短與消長變化，轉折原因與關鍵為何，尋求適切之說明與解釋。

印度為近代新興崛起的國家，在政治、經濟、資訊、科技與軍事上均有顯著的進步，其綜合國力的提升已不容忽視。尤其在經濟上的發展速度，更令世界各國所矚目，而現今世界公認的「金磚四國」中，印度則列居名單之內，其涵意代表著在未來國際權力地位追逐的過程當中，具有更深厚的競爭潛力。就地緣戰略的觀點而言，印度位於麻六甲海峽至波斯灣之間的交通樞紐，為非洲與中東地區能源及貿易物資輸往西太平洋的必經路線，而能源線的暢通與否，均牽動著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命脈。 冷戰結束後，兩極對抗的國際格局不再，印度新一代戰略菁英份子認為，印度應採取「以武力取代外交功能」的戰略觀。由於印、巴衝突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及中共的核武構成的威脅，使得印度方面必須藉由核武發展與整建軍力，來化解印度所面臨的威脅，卻也引了發核武競賽問題。1947年印度獨立後美國並未重視，僅視印度是一個阻止共產主義擴散的國家。當印度躋身進入核武國家行列之後，便開始發崛印度在南亞地緣戰略的重要性，正因為印度國力逐漸提升，使得美、印兩國建立「邁向21世紀戰略夥伴」關係，來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所帶來的挑戰。 1979年12月24日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卡特政府體認到印度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視印度為防堵蘇聯共產勢力擴散的國家，於1980年再度恢復美、印核能合作計畫，提供有關核反應爐所需原料，藉此拉攏印度成為美國反共產主義的盟友。冷戰結束後，柯林頓政府提出了「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安全、經濟、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因而開始拓展與印度的合作範圍，加強經貿與軍事合作，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目標。 小布希總統上台，將中共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的角色，視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的威脅。「911」恐佈攻擊事件，美國雖與中共在反恐任務上共同合作，但仍不失其對中國的戒心，因此與印度共同結合成為「邁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以防止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 中國「和平崛起」強調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維護世界和平，堅持開放與平等互利原則，與各國發展經貿，強調現在與未來不稱霸。美印戰略合作，將使得中共在海洋戰略發展受限，同時更影響了中、印兩國的經貿發展。中國為了防止美、印戰略關係所形成的衝擊，必須展現其大國外交作風，穩固與印度經貿上的合作，深化與歐盟實質關係，運用「上海合作組織」來強化其在區域大國的地位，以防範美國對其所實施的新圍堵策略。 / India, one of emerging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has had great progress in politics, econom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ilitary. India’s current 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strength has drawn everyone’s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BRICs, i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erms of its geo-strategic prospects, India, locating between Strait of Malacca and Persia Gulf, is an essential commercial acces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new-generation elites think India should take the strategy of replacing democratic function with power. Because of the fear resulting from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s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power in China Communist, India must rebuild its military forces by developing nuclear power so that some threat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will be released. The problem about nuclear competition is getting worse. As a result, America and India start to set up “the relationship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ward 21st century” to face the challenge coming from “Peaceful Rise” in China. After Soviet invaded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24, 1979, the Cater Administration,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a’s strategic status, regarded India as a defense stopping the communist from spreading and regained the nuclear cooperation plan between America and India to make India a member of the alliance of anti-china communis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ddressed the strategy of “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 emphasizing that safety, economics and democracy are three main parts in diplomatic policy in U.S.A. America started to cooperate with India in commerce and military to meet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 George, W. Bush considered China a “strategic competitor” and regarded “Peaceful Rise” as a threat to America. After 911 terror attack. America made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ward 21st century” with India and prevent China’s “Peaceful Rise” from challenging America’s powerful status. America and India’s cooperation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cean strategy and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refore, China tries hard to make use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o reinforce its status and guard against America’s “Geopolitics”.

新興強權的崛起，勢將影響國際權力結構。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維持著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為主多極體系，然全球化的影響，美國權力不免出現離散的下降趨勢。中共的崛起，成為可能挑戰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使美中間的權力互動成為世人關切的焦點。 中共的國際戰略旨在維護和鞏固其在國際領域中的國家利益。自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審視國際權力結構的動態，制訂其國際戰略，俾在權力平衡的運作中，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中共在面對「中國威脅論」的不利態勢，在16大以後，胡、溫領導以「和諧世界」戰略做為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充滿理想主義的和諧世界戰略，能否改變國際間對中共這個新興強權的疑慮，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本文為瞭解中共和諧世界戰略與美中台間的關係發展與影響，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多元研究途徑，探討中共和諧世界戰略發展的歷程、背景與內涵及與美中台關係發展的影響。 研究發現，和諧世界戰略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本質仍是追求權力平衡的觀點，企圖改變現階段美中權力結構的不和諧與不對等；和諧世界戰略提出後，受到主要國家的歡迎，相對的拉近美中之間權力結構的差距；但美國對中共威脅認知、雙方對權力的觀點、其他主要國家（戰略樞紐者如：俄、日、印、歐盟等）的抉擇及台灣問題的潛在衝突等，仍將影響美中台關係的未來發展。 / The rise of emerging powers is bound to affect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ld War, a uni-multipolar system with the US as the only superpower has been dominating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owever, the US power diffuses and descends as a resul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rise to regional hegemony and the subsequent adjust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s posing a challenge to the US-dominat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has become a critic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politics. The PRC’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ims to secure and consolidat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global socie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paramount leaders have examine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and formulated it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pursue the maximum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operations of balance of power. Since the sixteen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Hu Jintao and Wen Jia Bau has enshrined “harmonious world” as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et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Since then whether or not the nominally idealistic “harmonious world” strategy helps reduce America’s suspicion of the potential rival has taken the limeligh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paper adopts document analysis and employs diversified research approach to explore, in ter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RC’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contents of the “harmonious world” strateg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ategy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China and Taiwa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 The PRC’s “harmonious world” strategy is only idealistic in name but in essence, it still hold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of balance of power; the strategy aims to rectify the existing discord and asymmetry i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although the strategy reduces the gap in the US-China power struc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America’s perception of China threat, mutual recognition of the contrast of national power, the decisions of other strategic pivots (such as the strategic hub are: i.e. Russia, Japan,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ispute on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dic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 PRC and the Taiwan.

國際經濟制度權力分配所形成的結構，是展現權力或實現利益的一種形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透過主導創設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B）構成國際經濟制度，確保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優勢地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與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日益展現出革新與完善現有國際經濟制度的強烈企圖心，尤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簡稱亞投行）從提出倡議到正式成立僅歷時兩年，並獲得亞太區域內、外之主要國家支持，反映出中國具備主導建構區域性或全球性多邊金融機構的政經實力。本論文將從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利益、霸權等視角，探討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創設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目的、中國深化參與現行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意圖、美中兩國在國際經濟制度權力消長情形，以及中國創建亞投行對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可能影響與戰略意涵，從中推論在美國掌控總體主導優勢的國際經濟制度下，中國試圖運用亞投行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權力結構組建平行架構，爭取與其政經實力相符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等相對利益，藉以形塑安全環境、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和提升其大國地位，並在國際經濟制度結構下，與美國保持競合兼具的權力平衡的均勢格局，進而實現「兩個百年」的戰略發展目標。 /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formed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may reflect influence of power and fulfillment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cur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y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consisting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In contras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hina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ing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gradually shown a strong desire to reform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are to explore the Sino-US strategic struggle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evaluat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n the Sino-US relations caused by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realism. Based on the conducted analyses,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China aims to pursue the gains corresponding to its growing influence and have a bigger say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Moreover, China also devotes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n balance of pow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establishing a parallel structure 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so as to accomplish its Two Centenary Goals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本論文針對冷戰結束以來的十六年間，美國政府對中共角色與關係之定位，欲探討的問題具體言之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再一九八九年以來，對中共的關係定位會在『戰略夥伴』與『戰略對手』間發生擺盪」。本論文首先指出，理性主義雖是解釋國際關係時較慣用的工具，然而不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均無法對此研究主題提供一套有系統的解釋；本論文繼而發現，建構主義雖承繼部分理性主義的決策模式概念，卻能對上述關係定位變動做出系統性的詮釋。 本論文共計六章：第一章通盤概述研究的動機、目的、方法，並闡明整個主題架構及限制條件。第二章勾勒出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政府對中共關係定位的變化，完成本論文的「描述分析」，作為整體論述之背景。第三章依循理性主義觀點，發現新現實主義無法解釋何以美國在「確保相對收益」的考量下會與中共採取合作；再者，按照新自由制度主義「開創絕對收益」的邏輯，卻與美國視中共為戰略對手，並陷入人權、貿易、台灣議題等爭議的情況不相符。第四章介紹建構主義的主要論點，並針對何以選定溫特的主流建構主義提出解釋，再逐一檢視建構主義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世界觀。第五章依循國際權力架構、理念等兩大參考點，驗證建構主義之解釋力。發現「亞太扇型戰略」、「多層次統一戰線」、「新保守主義」、「攻勢現實主義」等理念，是美國政府為美、「中」關係定位的重要因素。從世界觀的角度切入，如果是霍布斯的文化架構，中共會被美國視為「戰略對手」；如果是康德的文化架構，中共會被美國視為「戰略夥伴」；如果是洛克的文化架構，美國會在接觸中保持戒慎。第六章為結論，認為儘管建構主義提供一個較寬闊的解析平台，但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並非必然相斥，尋求兩個典範之整合，乃成為本研究針對後續研究所提出的建議事項之一。 / This thesis addresses an issue regarding the US Government’s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role as well a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tates during the past sixteen years eve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 deals specifically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y the US administrations since 1989 have shuttled their identification of China between a strategic partner and strategic competitor? It firstly argues that rationalism, as conventionally an explanatory tool in IR, proves insufficient to provide a set of consistent answer. Unsatisfied, this thesis continues its argument that the question brought forth at the beginning can be effectively resolved, or interpreted, by constructivism, despite the constructivist rationale may not necessarily render rational choice model utterly invalid in this case. Structurally speaking, Chapter One gives a brief with respect to the whole thematic structure inclusive of purpose of the study mentioned above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Chapter Two demonstrates an effort of descriptive study as a set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y sketching out different phases of identification about relations with China that have been harbored by successive US administrations from President Bush Sr., Clinton to Bush Jr.. Chapter Three can be seen as an account of this thesis’ trying effort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per se from the rationalist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in Chapter Three are as follows: Neo-realism fails to explain why the US, premised upon concern of relative gains, would hav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following the logic of maximization of absolute gains, is inconsistent with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y the US would not given in on th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trade deficits. The above findings are suggestive. They open up the need for this thesis to observe the Sino-US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in IR, i.e., constructivism. Chapter Four ushers in main points of constructivism. Two arguments are therefore in order. First, it gives a justification for the choice of the mainstream of constructivism in IR advanced by Alexander Wendt. Second, to sui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t funnels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rguments, world views raised by the constructivist school and thrashes out two reference points—world power structure and ideation—for further observations. Chapter Five brings up the main body of the argument. It argues that a series of ideas such as A Fan-mode Strategic Concept in Asia Pacific, Multi-layer United Front, Neo-conservatism and Defensive Realism have been influential on the US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y in turn strike an image of Sino-US bilateral relations reflective of three kinds of culture distinguished by constructivists. In Hobbes’ terms, China can be seen as a strategic competitor. In Kant’s, China is a strategic partner. In Locke’s, the US is engaged but remains sceptical. Chapter Six is the concluding part. It goes beyond the phenomena and moves into the theoretical realm by arguing that, although constructivism offers a broader analytic platform, r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need not be exclusive. That much room for integration of the two paradigms becomes on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es.

本文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做為研究途徑，從國際政治系統層次體系，探究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所進行的東亞軍力調整。本文首先檢視二十一世紀後東亞戰略環境，以及美國的兩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以及歐巴馬(Barrack Obama)，的面對這樣的東亞安全環境，採取的戰略與政策儘管有不同，但同樣在軍事及外交上，強化與東亞國家之關係，藉以建構一個對美國有利的東亞安全環境，藉以面對來自崛起中國的挑戰。接著，本文將探究美國與中國之關係，藉以釐清美國在進行東亞軍力調整中，如何處理中國的因素後，探討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在東亞進行的軍力調整的原因、方針以及概況，以及美國的東亞盟邦在軍力調整後所扮演的角色，並探究美國在東亞軍力整編時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本文發現，二十一世紀美國進行東亞軍力調整之時，也反應了其東亞外交與安全戰略，以及美國建構一個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安全戰略體系已經形成，並由美國的其他東亞盟邦輔助支援。然而，美國的東亞軍力調整，也面臨了許多困難與挑戰，包括美國東亞盟邦，甚至美國自身的問題等。 最後，本文也建議未來可針對抑制中國軍事能力的戰略，以及台灣在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可以扮演的角色進行研究。 / The research approach u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neo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From the system of level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dissertation explore how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ed its military realignment in East Asia. Firstly,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amine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of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though two U.S. Presidents, George W. Bush and Barrack Obama, adopted different policies when facing such an East Asia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y both strengthened relations with Asia-Pacific countries militarily and diplomatically. They intended to construct an East Asian security environment favorable for U.S. interests so that U.S. can face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rising China. Later on,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plore U.S.-Chinese relations to clarify how U.S. handle Chinese factors in its military realignment in East Asia. Besides,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plore the reasons, policies, how U.S. proceed its military realignment,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U.S. allies and partners. Finally,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amine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U.S. will have faced in its military realignment. This dissertation finds that U.S. military realignment in East Asia reflects its diplomacy and security strategy. Meanwhile, an U.S. security strategy based on U.S.-Japan alliance has established, with the support from other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East Asia. However, the U.S. indeed face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cluding problems from its allies and even the U.S. itself. Lastly, this dissertation suggest som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a strategy which can suppress Chinese capabilities, and the role that Taiwan can play in the comprehensive U.S. East Asia security strategy.

由於氣候變遷對全球帶來不可回復的危害，並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聯合國自1988年起成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並啟動氣候治理談判，陸續於1992年及1997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兩項協議，是現今全球應對此議題主要的兩項機制，透過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的方式進行協商，促進各締約方達成共識，提升全球節能減排的執行成效。 美國與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全球排名前二名，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中具影響力的大國，故對氣候治理的立場與政策，成為影響全球節能減排成效的關鍵。然而由於氣候變遷議題涉及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因此兩國對聯合國氣候治理機制所規範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與減排份額規範的遵守，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在應對氣候變遷議題上，有衝突與摩擦，也有合作與實踐。 在聯合國所主導的氣候變遷治理機制中，美國與中國呈現競爭關係，但若跳脫此一機制，兩國反而能運用雙邊的交流協商，例如高層會談、簽署協議及戰略與經濟對話等平臺，進行雙邊合作達到自主的節能減排目標。從多邊的聯合國氣候談判機制與雙邊的交流分析，未來美中在應對氣候變遷議題上，仍將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如果美國與中國能將現有積極進行雙邊合作立場推進到多邊的國際談判，減少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對氣候治理立場的分歧，那麼將能在國際氣候談判機制中發揮領導作用，促進新氣候協議的達成，對全球應對氣候變遷有極大的助益。 / Global climate change which has caused irreversible harm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United Nations set up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in 1988 has held talks since then. After tha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and Kyoto Protocol（KP）were passed in 1992 and 1997 respectively, which are the world’s two main mechanisms to promote and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emission redu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re the top two in the world and represen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ir attitudes and policies of climate governance have become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 reduction in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owever, due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 related t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diffefent views on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give rise to both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Nations-led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outside the mechanisms, their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such as high-level talks, agreements and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help them achieve reduction targets. In the future, the U.S.-China relations on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will continue to be both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If they can modify their stances through climate governance, it will be able to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promote the new climate agreement to solv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effect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