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知識」已成為決勝的關鍵，智慧財產之所在，往往就是最重要的經濟利益來源，權利一旦遭受侵害及可能面對龐大之損失，而司法救濟儼然成為保護智慧財產的最後一道防線，。 面對國內外對智慧財產在法院之量刑迭有質疑，本文就九十三年之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提出相關數據，研究結果顯示地檢署偵查終結近五千件，其中三成七由檢察官提起公訴。地院一共終結2,123件智財刑事案件，得提起上訴的案件中有二成對判決不服提起上訴。著作權案件的判決中17.1%獲無罪判決，超過八成遭定罪，裁判結果82.5%科以有期徒刑，12.6%拘役，4.9%處以罰金。商標案件無罪占4.2%，有罪者多科以有期徒刑及拘役，分占45.9%、49.8%，罰金之比率僅4.3%，惟觀察得易科罰金占科刑之比率為94.1%，顯示儘管被告大多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判，得易科罰金之比率仍高。 九十三年之確定案件，違反著作權法者，自繫屬法院至判決確定平均費時11.3個月始能確定，量刑集中在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商標，平均費時3.3個月確定，確定裁判宣告刑集中在拘役（50.6%）與六月以下有期徒刑（43.6%），兩項已合占全數之94.2%。 檢視美國對於智慧財產權的科刑，2002年美國134位被告中，有43.3%屬自由刑（Any prison），緩刑（Probation）占56%，科以罰金（Fine only）之比率僅占0.7%；為利兩國之比較，經調整我國2004年地方法院第一審之判決，有67.4%科以自由刑，28.5%處以緩刑，罰金占4.1%。相較之下，我國緩刑之比率明顯較美國為低，就此若美國要指責我國量刑過輕，恐讓人有證據不夠充分的疑慮。

觀察國內許多科技廠商，例如台積電、明□、聯發科、廣達、華碩、鴻海等公司，近年來紛紛大手筆的投入研發經費，希望藉由技術的深耕與突破以提升其在產業價值鏈上之地位。然而技術研發與智財管理於策略競爭的考量上是緊緊相繫而密不可分的，想要在產業結構上佔到好位置，沒有投入研發不行，在現今產業競爭規則下，只專注於研發卻不知道智財的重要性與並進行睿智的管理也難以達成，換言之，智慧財產權管理可以說是一產業競爭策略落實的優勢工具，不論是專利的搜尋、專利地圖的規劃、競爭廠商可能的專利佈局、科技的可能趨勢以及如技術授權、研發分工、以及專利侵權等，再再都與企業的技術策略、掌握產業競爭情況息息相關。 再者，策略人人會說，要實踐與落實還是需要靠組織的成員一步一腳印的去完成，在這些需要融合法律、企業管理以及智財管理相關專業才能在競爭局勢下擁有優勢中，皆下來便是各個經理人該如何各顯神通接策略具體落實於企業體內組織的組織的議題了，而在這些組織的議題中，除管理階層需要嶄新的視野與觀念外，未來法務部門更是站在關鍵的戰鬥位置上，它的專業與所擔負的企業使命與企業中的角色將更形重要，例如，法務與研發部門之間在智財管理上應如何的互動與合作，亦將牽動組織在技術相關議題上之績效。 然而，過去關於組織內不同部門的合作與互動等研究，多著重在如行銷-研發或是生產-研發等面向上，較少對於法務與研發介面的探討。然而，如同行銷與研發部門之介面，法務與研發部門無論在專業領域、人格特性、部門風氣或是傳統上對於工作取向的認知等，均有莫大的差距，而這些因素均會對於其間的合作績效與機制，有著很深的影響，而協調機制的運用便是向來解決跨部門衝突與促進之是分享的管理機制之一。 因此，本研究即嘗試以知識資源為競爭基礎的高科技公司為觀察對象，將藉由廣泛的次級資料、文獻收集，與多重個案、深度訪談的方式，以協調機制是如何運用的？是為解決什麼樣溝通上的問題為著眼點，探討其法務-研發介面間的互動領域、溝通機制以及可能的問題等等。而IC設計公司在本質上即為一以知識為競爭要素的產業，其在經營上亦常牽涉到許多如專利侵權以及技術授權等議題，加上台灣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之IC設計國，更具有許多指標性的企業可供選擇。因此本研究即以台灣績效卓著的IC設計公司為標的，希冀透過相關的訪談與研究整理其在管理制度上之內涵與建議以供未來實務界在發展智財相關策略可能之參考。 本研究所得之研究發現如下：（節錄） 一、於訪談的個案公司中，皆在近兩年才具有法務與智權機能的編制，目前法務、專利工程師及相關智權人員之人力編制皆少，且法務與相關智權人員皆設置於同一單位（或部門）裡，而目前都是由法務人員兼任各該部門（或單位）的主管。 二、「法務與智權」部門與研發部門多在從事智財管理的領域中有所互動與合作。 三、法務與研發部門在專利申請、專利侵權爭議處理、技術移轉契約的擬定等互動領域裡，會有不同的合作進行的流程及互動模式，經理人亦會運用不同的協調機制以輔助跨部門的溝通。 （一）任務之相互依賴性、不確定性及困難度會影響兩部門需要合作的質與量，進而影響個案公司協調機制的運用。 （二）當兩部門間相互依賴性越高時，其愈傾向增加非正式的協調的頻率，以共同達成任務或解決問題。 （三）當任務不確定性愈高時，則愈需要有及時、機動性的互動以增進合作效能的需求，此時人際與成員間的協調需求便會愈高，因此多傾向採有機式的結構，以增加其合作績效。 （四）當任務困難度愈高時，則法、研進行跨部門的溝通需求便愈高，因此多傾向組成跨部門的專案小組以利水平間頻繁的互動，以因應互動的需求。 五、「認知彼此目標所存在的關係」、「部門間信任關係」、「兩部門間的人際關係」、「跨部門文化的差異性」及「兩部門主管的態度與人格」五者共同構建了兩部門間的社會心理關係，而這關係的態樣，則深深牽動著兩部門間互動的行為，進而影響合作的績效。 這五項重要的因素可能為載舟之水，為兩部門間的合作帶來更多善意的互動與讓兩部門成員樂在共同解決問題與知識的分享，進而激發創新的火花，但亦可能為部門間衝突與溝通困難的成因，而此時協調機制的運用便為影響這五項因素，進而化不利為有利的的方式之一。 （一）「兩部門對目標認知的差距」是其中影響最鉅者，當團隊成員擁有不同的個人目標時，會削弱團隊的聚合力，並弱化專案的奉獻度。利用智財教育、獎酬報酬制度的修正及高階領導人適度運用其影響力，都可以緩和現存的緊張關係。 （二）利用延攬T型人－專利工程師及定期召開跨部門的會議、智財教育與組織文化，可以管理不同專業以減少「跨部門文化的差異性」所帶來的衝突。 （三）「法務與智權」與研發部門良好的人際關係的確是合作成功的一大利器，因為它能夠帶來更多善意的非正式交流而大為增進互動的速度。 （四）兩部門間「信任關係」的建立是循序漸進的，而且會因階段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建構方式。 （五）研發主管的人格與態度越成熟，與法務部門的溝通協調就會越好。 （六）企業中法務人員除自身專業外，並需要去瞭解公司本業，懂得如何與研發人溝通、周延思考與溝通能力並保持細緻與柔軟的身段。 六、高階領導人的角色是所有協調機制中，對兩部門互動態樣與合作的成果影響最顯著的，高階領導人對整合的承認能夠輕易去除兩功能部門間的藩籬，啟動多元專業的分享。 七、研發人的謬誤與法律人的傲慢會造成智財制度推行時的阻礙並對於跨部門間互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八、現階段法務與研發部門互動仍有的問題與困難有提案獎金制度所能發揮激勵作用有限、對專利工程師的期許與現實組織結構及制度設計裡的矛盾及法務面對專利侵權紛爭在與對方的攻防上會有不知拿的是哪種槍，亦不知要攻哪座頂的困窘等。 由以上各點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幾項建議，如下所示：（節錄） 一、高階領導人需具備決心與格局。 二、法務長與智權團隊所應具備的能耐內隱性極高並與個別企業的特質密切相關，因此應長期於企業中養成。 三、除了以優渥的提案獎金來激發專利申請量之外，或許經理人、法務長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提案獲取專利與新產品研發上的突破同樣地令他們感到驕傲。 四、智權教育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很難作，但一定要作。

為有效促進土地使用、環境保護及引導都市發展，美國形成所謂「成長管理運動」，藉以提昇整體土地效用，並符合隨時代變遷而呈現多樣化的土地開發行為。然在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的執行中，常涉及個別土地所有權人的財產權範圍與社會公經濟外部性間的考量；就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對整體土地利用價值而言，可有所提升並降低開發所產生的負外部性；但就個別而言，當土地受到一定程度上之限制時，將會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所能從事的經濟活動、土地使用及其交易價值，且多重的管制往往導致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因此受到限縮或喪失，是以為求合理的私有財產權保障，也相對興起了「私有財產權運動」，以尋求管制下的公平對待。 就社會整體而言，負面外部性的降低與正面外部性的營造有其必要，但更嚴格的管制也意味著人民私有財產權的重新界定，從而在土地使用規則與管制的執行上，產生了成長管理運動與私有財產權運動兩種不同面向的思潮與措施。是以本研究欲就成長管理運動與私有財產權運動之理念執行，以實證分析影響美國州政府採行成長管理運動或私有財產權運動之因素，期望藉由此兩種運動的執行理念與探討，作為我國執行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對土地財產權界定與重新界定之參考與借鏡。 / In order to promote efficient land use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as well as lead urban development, the Growth Management Movement has emerged in USA.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control will unavoidable affect the domai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in terms of externality. Although land use planning and control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land development, the limitation on private land will attenuat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result in the loss of landowners’ property rights and land value. Th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Movement arises so as to pursue a reasonabl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o have an equal treatment under land use control. From the society viewpoint, land use control is employed to modify the market failure so a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and increase positive externality,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ighter land use control means that the landowners’ property rights are redefined and attenuated. That how far is too far is always a controversy and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two opposite movements i.e. the Growth Management Movement and Th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Movement.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 of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both movements so as to use a mirror for Taiwan’s land use planning and control which assigns and reassigns the property rights of land.

我國目前採取混合式遺產稅制，遺產稅被定位為財產稅，邊際稅率最高卻達50％，且其罰鍰亦高，因而引起遺產稅之改革、甚至廢除之聲浪；目前提案遺產稅之修正目標多以促進經濟發展為首要目的，主張廢除遺產稅者亦不乏以遺產稅有礙資本累積為由者；實則最初遺產稅立法時，立法者即已於立法理由中揭示，遺產稅並非以獲取財政收入為主要目的，其課徵目的係在於平均財富。 / 我國憲法保障財產權、私有財產制及經濟自由，並以租稅做為保障之對價；憲法對於財產保障之範圍隨著社會交易型態而由具體所有權擴及至抽象財產價值，繼承制度與繼承權亦為國家保障財產權內涵之ㄧ部分，是以國家以租稅做為保障財產權之對價，便已經將繼承制度及繼承權之保障含括在內；再者，我國憲法既宣示我國為社會法治國家，亦賦予財產權一定之社會義務性，國家自得對人民財產權為限縮，限制之方式亦包含以課徵租稅使得人民整體財產之抽象價值減少；惟國家保障財產權既然已將繼承制度及繼承權含括在內，課徵遺產稅即非係國家保障繼承制度及繼承權之對價；毋寧認為遺產稅之課徵係出自社會法治國家對於正義之要求，透過財產權之社會義務性對人民之整體財產價值為限縮，從而達到平均財富分配之正義要求。 / 惟何謂租稅公平、租稅正義、應以何種標準做為衡量是否公平正義之準繩，至今仍無定論；本文認為租稅公平、租稅正義係憲法內蘊之正義理念在租稅法領域之展現，其內涵並不僅有量能課稅原則，尚包含需要／功績原則及實用性原則；惟若藉由羅爾斯的正義論觀點，對於租稅正義之要求則有別於前；羅爾斯並未對特定稅制、稅基或稅率結構有所偏好，只要租稅不違反其提出之正義原則要求，亦即：確保每人皆有平等的基本權利自由，以及保障人民平等地參與經濟之機會、且此機會於每個世代皆被更新，則此等租稅即可被認為符合羅爾斯的理想稅制。惟遺產稅之課徵有別於其他租稅，其課徵目的係在於更新每個世代參與政治之機會，係出自確保每人皆有平等基本自由權利之要求，惟有在滿足此一前提條件下，方有其他調整社會經濟收益之可能；據此觀之，主張廢除遺產稅之論點，依羅爾斯之觀點來看是違反正義的。 / 最後，本文認為，基於正義之要求，遺產稅可以修改，卻不應被廢除；遺產稅之課徵目的既在於調整社會貧富差距，其他出於促進經濟之目的所為之遺產稅改革，如有違反遺產稅課徵目的者，皆應退讓並以遺產稅之課徵目的達成為優先，而以其他政策手段促進經濟發展。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已於2008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並開始運作，專責審理智慧財產權案件，並透過將刑事、民事、行政訴訟合而為一的審理制度，解決昔日智慧財產案件冗長審理的弊病，具有維持同一見解、加速審判速度、以及增進效率等功效。在智慧財產法院開始運作及審理法實施即將屆滿一年之際，本論文彙整智慧財產法院近一年來所審結之專利相關案件的判決來回顧審理法實施前專家學者之學理見解以及審理法實施後智慧財產法院實務見解兩者間之差異性，並且針對審理法的幾項重要特色從立法沿革、學者專家見解、法院實務見解等層面進一步加以討論。 本碩士論文共分為九個章節，除第一章緒論及第九章討論與建議外，其他章節主要針對新型態的智慧財產案件爭訟處理制度加以討論，相關主題包括智慧財產法院的成立背景、過程及其定位（第二章）、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的特色，例如管轄權之劃分、設置技術審查官協助法官之案件審理、秘密保持命令制度、民、刑事訴訟關於權利有效性抗辯處理程序、專責機關參加訴訟、加強審理效率化、定暫時狀態處分程序、行政訴訟中容許提出新證據以及遠距視訊審理（第三章）；並針對具有相當爭議性之制度規劃進行討論，例如：專屬管轄與非專屬管轄（第四章）、專利權有效性之抗辯（第五章）、技術審查官與專責機關之參加專利訴訟（第六章）、專利行政訴訟中容許新證據之提出（第七章）、以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變革（第八章）。

本文取徑經濟學的公共財概念，試圖從此一角度出發探討頻譜管理從「稀有論」轉向「公有論」的論述正當性，並釐清管理模式與財貨特性之關連。根據研究結果，頻譜資源的原始狀態雖符合公共財定義，但並非任何人所有，其財貨特性會隨著科技發展和法律制度而變動，因此「頻譜公有」的論述並未獲得專家學者支持。 儘管如此，頻譜資源在運用上需避免使用者相互干擾，因此建立一套合理的使用秩序，方能促使資源發揮效用。針對提供商業服務之頻譜，本文建議主管機關在規劃與指配上應給予使用者更多彈性，以類似出租國有地的方式，視頻譜資源為獨立客體並制訂相關法律；其次為放寬技術與用途限制，並在釋出資源後開放頻譜二次交易，讓分配效率得以提升。 長期而言，無線通訊科技將不斷演化，當干擾問題可獲得妥善解決，為追求資源使用效率，本文建議管理模式應朝開放共享的方向邁進。簡言之，「頻譜管理」任務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服務，政府責無旁貸，唯有充分掌握頻譜資源的供給與需求變化，施政方針才能充分反應使用者需求。 /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 scarcity rationale could be replaced by public spectrum rational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nature of spectrum resource is public good by economic definition, it doesn’t mean the resources are owned by the public. Therefore, the ownership of resource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under the law to prevent users from interfering with each other. For spectrum used in private sector, the allocative efficiency is important for some valuable blocks of spectrum such as 800MHz, 900MHz, 1800MHz, 2600MHz. To improve allocative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result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legislate specific laws on spectrum management, while allowing users to decide how they want to make use of the resources. In the long ru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ill keep developing. As long as signal interference can be controlled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spectrum sharing including common regime and license-exempt use should be adopted. A government plays the key role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management service but should also have a systematic plan for improving spectrum efficiency.

在資源有限，欲望無窮的情況下，分工合作與交易是人類為求生存必然採取的經濟活動。Buchanan(1975)認為若要達到交換的利益，即須有財產權(property right)的保障。新制度經濟學者認為，財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而政府基於其暴力潛能，在保護財產權方面，具有相對優勢，而成了保護財產權的組織。我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明白指出保障人民財產權是政府的必要任務之一。 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及第七百五十九條規定，正是政府界定財產權之後，於土地市場自行運作下，為執行保障財產權之輔助制度或正式規則。基於財產權保障之重要性，究竟土地登記制度如何保障不動產財產權？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在什麼情況下，財產權會受到侵害？土地登記制度應如何有效保障財產權？值得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以檢討現行土地登記制度保障財產權之功能，促使其能更有效保障財產權為研究目標，首先探討土地登記制度對財產權保障之基本理念，及該制度於財產權保障之執行機制及所發揮之功能，再藉由過去土地登記制度於財產權保障上之變遷，發掘財產權保障之課題，並輔以實務上所發生危害財產權之具體個案，分析危害財產權之原因，最後得到以下結論：登記要件主義、總登記、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及土地登記絕對效力等機制具有確定產權、維護及保障交易安全，減少耗租行為、提供投資誘因、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促成交易達成，進而提高經濟效益之積極功能。此外，限制登記、實質審查、異議案件列管、權利書狀之設置、更正登記、塗銷登記及損害賠償等機制能防免侵害財產權事件之發生或彌補因執行不力對權利人所造成之侵害，具有保障財產權之消極功能。 土地登記制度雖具有上述保障財產權之功能，但仍有未臻完善之空間，例如在正式規則方面，規定不明確或缺乏規定、缺乏協商機制及忽略解決問題所採用手段之交互性質(reciprocal nature)及未考量對整體經濟效益之影響，是對財產權保障不完全之主要因素。而在執行機制方面，登記審查人員自身效用函數、衡量及監督成本、其他制度之執行及與土地登記制度聯繫之緊密程度，則為影響執行機制對財產權保障之重要因素。故本研究建議在正式規則方面，應建立協商機制並注意交互性質問題及規定之明確性；在執行機制方面，建議運用代理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之誘因機制及採用電腦科技及網路聯結，以提升土地登記制度保障財產權之功能。以上建議，期能提供政府未來改進土地登記制度，增進其對不動產財產權保障功能之參考。

臺灣水資源多年來供不應求的問題，由於供給面管理已面臨瓶頸，不得不尋求以強調經濟誘因，效率使用為理念的需求面管理。水權交易制度是需求面管理政策中最符合價格機能運作的制度，本文由臺灣的水資源財產權演進的歷史，以及理論模型的推導，加上既有文獻的探討，和國外施行的經驗，認為此制度確實可行。它的優點是讓用水者面對真實的機會成本，可以增加用水效率，除此之外，還可分散缺水風險，使分配更具彈性，反應留川使用效益的公共價值，並且可以顧及公平性和增進整體社會福利。雖然此制度有其缺陷，但是藉制度的設計，政府適當的管制，應可克服這些問題。 　　國內現行的水利法不允許水權自由交易，其中充滿政府管制色彩。在制定之初幾乎不顧及經濟法則，但是隨著由供需主導的經濟力量，例如嘉南平原水權之爭，已迫使水利法的修正，允許需由政府核准的附帶補償的移轉，這新增條文的精神已離自由交易不遠。不過由各種跡象顯示，政府對水資源的管理態度將更強調對水資源調配的主控權，但是此主控權的行使，四十年以來一直拋不開各種包袱，在未來也很難相信主管機關能做到社會最適的調配。 　　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模型，是為了做政策上的選擇。參考Baumol and Oates(1988)，徐世勳（民國80年），蕭代基（民國81年）等的模型架構，將留川及離川使用交互影響的關係，以及污染排放因素模型化。並討論在確定及不確定下的政策選擇，比較Pareto最適條件及市場均衡條件，在水量方面，主要是是探討水權費及水權交易制度，在水質方面，比較污染排放稅和可轉讓污染染排放許可證。論文結果發現，在確定情況下，上述政策無差異。在供給函數不確定下，應採水權交易制度和污染排放稅。本文最後提出政策建議，以集水區地方自治組織，來輔助市場交易，以及外部效果內部化工作。本文目的除了在財產權歷史和理論上做進一步探討，也希望提供臺灣成立水權交易制度政策上的參考。

自19世紀以降，各國體認以國內法律為基礎的保護方式具有侷限性，因此開始嘗試以國際條約的方式對智慧財產權進行規範，產生了巴黎公約、伯恩公約、羅馬公約等國際協定，可定位為智慧財產權保護多邊貿易架構形成的第一階段，也是第一次各國國內立法朝國際保護靠攏的現象。1967年WIPO成立使多邊貿易架構顯得較為完備，然而在WIPO之運作架構下又因為不同國家的立場分歧未能進一步修正智慧財產權公約，多邊架構發展出現瓶頸，已開發國家未因此退出多邊貿易架構，反而選擇持續完善此多邊架構。TRIPS於1995年烏拉圭回合後生效，規定了嚴格且具體的執行規範，但是多邊架構未能於TRIPS後再取得重大成果，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智慧財產權利益之立場分歧使得多邊架構之發展陷入僵局。已開發國家於TRIPS後時期選擇了另一種途徑，本文舉美國FTAs貿易政策為例，發現此時出現了暫時偏離多邊架構，改以雙邊架構為政策重心的分離，惟雙邊貿易政策經本文分析並無法產生美國的預期效果。 ACTA的發展可以定位出美國目前的政策走向，改採協商複邊貿易協定的方式，希望可以循FTAs政策的途徑，企圖讓ACTA此複邊架構的成果可以擴張到多邊架構中。本文認為2010年12月公布最終版本的ACTA能否順利生效仍屬未知數，即便順利生效，依其談判成果可以推定，已無法達到所有參與談判國的預期。不論已開發國家之後的政策走向為何，我們可以發現擁有智慧財產權利益國家的最終目標仍是提升國際間智慧財產權保護水準，過程中則變動地、持續地在多邊、複邊貿易架構中，選擇性執行能達成最終目標的政策，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貿易架構中存在著各國政策反覆於多邊、複邊架構間來回擺盪的分合現象。 關鍵字：TRIPS、反仿冒貿易協定、智慧財產權保護、TRIPS-Plus / Countries found out that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ased only on national law was insufficient. They chosen to base o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from 19 century and concluded important treaties such as Paris Convention, Berne Convention and Rome Convention. This is the first phase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under the multilateral trade framework forming. WIPO was established at 1967 and complete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framework a little further. But countries had different positions thus could not obtain mutual recognition on specific issue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did not walk away from the framework; nevertheless, they worked even harder to try to get some result. TRIPS came into force at 1995 after the Uruguay Round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multilateral agreement at the present day. The multilateral trade framework was stuck after TRIPS resulting from th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ormer began to work in other direction. We took the U.S. bilateral trade policy of FTAs as an example and found out there is a temporary departure from the multilateral trade framework at this phase. The U.S. policy of FTAs however didn’t achieve the goal expected. We could point out the next step of U.S. by observing the negotiation of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 U.S. took a different approach by negotiating the ACTA and hoped there will be a spillover effect from the plurilateral agreement to the multilateral framework. Negotiating parties announced the final draft of ACTA on December 3rd, 2010. After analyzing the final draft, we could make a conclusion that the result from the negotiation is not outstanding; moreover,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force in time. No matter what kind of action will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ake in the next, their final and utmost goal is always trying to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ir related interest. Changing policy becomes the normal condition. This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continuously swaying from the multilateral side to the bilateral or plurilateral trade framework, and vice versa. Key Words: TRIPS,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RIPS-Plus

過去的文獻成功地運用不完全契約，解釋低資本密集的產業偏向採用外包合作而非垂直整合。然而，不完全契約理論卻忽略外包接單廠商自身的研發行為，尤其是在接單競爭被強化時。因此，我們延伸不完全契約模型，發現若接單廠商身處越資本密集的產業，越能從上游廠商奪取利潤，因此有更強的誘因從事研發活動。當接單競爭強化時，我們發現低資本密集的產業較不願意從事研發活動，甚至被市場淘汰，所以可以看到生產活動逐漸高資本密集的廠商或產業集中。另外我們利用計量模型驗證文章中的結論，並得到一致的結果。 / Previous study utilizes incomplete contracts theory to explains why industries with lower capital intensity adopt outsourcing policy instead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However, incomplete contracts is silent in explaining foreign supplier's R&D activities, especially when the competition is intensified. We extend the incomplete-contracting model, and discover that foreign supplier of higher capital intensity producer has a higher profit extracted from final-good producers. Such excess profit gives foreign supplier more incentive to engage in R&D activities. When competition is intensified, we also show that suppliers of less capital intensive producer spend less in R&D or may leave the market; therefore within an industry, factors are reallocated to suppliers of capital-intensive producers or toward suppliers i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Econometric evidence we provide supports the prediction of th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