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張辨明作為官方意識形態與作為社會理論的兩種馬克思主義，以便尋繹出以馬 克思主義為分析方法進行法律研究的可能性。本論文各章論旨如下： 第一章：係就馬克思一生與法律有關的思想事業作一總覽； 第二章：嘗試整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典範。筆者將之歸類為四個次級範疇，分別為1 作為馬克思主觀社會關懷起點的人學與異化論；2 基於其人本主義而用以從事客觀社 會觀察的歷史唯物主義；3 對於批判對象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4 作為消除資本主義 異化現象手段的階級鬥爭； 第三章：係以「財產關係式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一述句，於闡述柯亨、柯林斯、史 東三氏的理論過程當中，試圖澄清法律的本質，以驗證歷史唯物主義對於法律現象的 分析與解釋功能； 第四章：探討資本主義的法權形式如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實踐之中型成的問題。 筆者則將切點放置在商品交換的行為，並分析馬克思的法價值論，同時認為資本主義 法價值之內化到人們的法律意識之中，主要乃依靠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社會化功能； 第五張：本章探討以法律改革作為階級鬥爭目標的可行性。法律鬥爭之所以可能，是 因為法律本質上即具有相對獨立性，統治階級內部宗派間的利益衝突也為階級鬥爭創 造了有利的形勢。本章乃接著介紹英國勞動法制、法國第二共和憲政法制、與德國一 八四八革命法律鬥爭的經驗。最後則批判無產階級專正之理想政體巴黎公社置缺乏實 行民主的可行性； 第六章：最後本文則藉由探討馬克思主義最受爭議的法律消亡問題，比較自由主義的 社會契約論，重新肯定法律對於人權維護的重要性。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emphasizes the "real"factors. In standard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urveyed by Jones and Neary (1984), factor supplies play a key role in determining trade patterns. The pattern as well as the volume of trade is usually explained by the defference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rough trade, countries can exploit these advantages and make mor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The determination of exchange rates is seen as the resoult of monetary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e and finace has been mitigated due to an important paper by Stockman (1985) who integrate a transactionsbased model of money with a real trade model. He analyzed the effect of infla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using a cash-in-adcance(CIA) model. In his setup, inflation depresses capital accumulation because the rate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is reduced. This"factor-supply"effect will cause the volume of trade to change. Since Stockman used a Heckscher- Ohlin-Samuelson model, it also follows that a small change in the rate of inflation may cause a dramatic change in domestic production, hence, the pattern of trade might be reversed completely. In this dessertation I shall point out another channel of how inflation affects the trade pattern and volume. I shall study the "demand-substitution"effect due the fact that the cash-in-advance constraint is applied to different sets of goods. When this is so, the CIA constraint impliesa higher opportunity cost of purchasing the constrained goods. Thus, the relative costs of goods under constraint in terms of the goods not under constraint will b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inflation, this is what I mean by "demand-substitution" effect. This dissertation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II we will survey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n section III we describe the model and the five different CIA constraints case, analyze the effect of unanticipated, anticipated and temporary monetary policy. In every case, comparative static exercise are performed. In section IV we mak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ree cases, followed by concluding remarks and possible extensions.

長期性資本支出決策，是管理當局最嚴重的課題。在計劃實施之先，應作以下的分析： 一、技術上可行性。 二、經濟效益的評估。 前者屬於技術範圍，應由技術人員提供意見，後者屬於財務範團。應由會計財務人員分析解答。本文之討論，是假定該項資本支出計劃在技術上已無問題，而只是就財物方面考慮其經濟效益，是否大於其資金成本，予以取捨。其中有可用數字衡量的，有不能用數字衡量的，本文包括﹁可確定性﹂及﹁不可確定性﹂兩種分析。首先(1)資本支出的意義及特質；以次闡述(2)經濟效益之各評估方法，包括還原法，會計報酬率法，現值報酬率法、現值法、年成本法及梅比公式、以及最近流行一時的線形規劃術在資本支出決策上的應用，並加以比較選擇；(3)資金成本率之計算以便持與經濟效益比較及截止率之應用；然後及於(4)不確定性分析，與(5)的實例。 以上均為經濟上有形之因素，實為財務與會計人員的主要任務，本文重心，亦即在此。至於最後決策，尚應由管理當局考慮一切經濟上無形之因素，特並敘述之，作為本文結論。 本專題之研究，因限於時間暨個人學識經驗及資料不足之故，雖曾戮力以赴，自知掛一漏萬，謬誤基多。所望各位老師不以為不可教而詳予指導改正，則幸甚矣，敢以為請。

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並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綱領中提出：「黨的奮鬥目標是領導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實行澈底的社會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並明確宣告：「中共是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斯列寧主義（以下簡稱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 足見中共成立之始，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堅持馬列主義的政黨。 二00一年七月一日在慶祝中共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中共「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將私營企業主、民營企業創業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與工、農、知識分子、幹部與解放軍同列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並將前述社會階層吸收到共產黨。 以「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提高黨對社會影響。」， 而在二００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中，通過修改中共黨章決議將「三個代表」納入中共黨章，並表明中共除了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外，「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十六大後將有步驟地接納符合黨章規定的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共。 並於二００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十屆人大會二次議中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對大陸政治具有指導性地位，保障公民合法之私有財產、保障人權。 中共總理溫家寶更表示：「將認真地付之實行」。 中共－這個在創建時期，標榜著強烈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竟然在其建黨八十年後，明確地敞開雙臂擁抱過去一直視為其鬥爭標靶的資本家！此次開放資本家入黨，對這個強調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型態的政黨而言，在中共的意識型態上的轉變實具關鍵性。 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在「共產中國的意識型態與組織」書中，認為除了個人與階級外，還有組織層面的意識型態，指的是「以行動結果為導向的思想體系，其目的在於成立或者運用組織」。意即舒氏將意識型態分為：純意識型態，與實際意識型態，前者給予一整體而明晰的世界觀，後者提供個人行動以合理的工具性價值。 意識型態的變化，不僅影響人民的行為，也影響黨政幹部的行為。 此係因意識型態的結構可分為兩部分，其一為所謂核心（Core）部分，二為環繞核心外圍實踐性（Practical）部分。核心部分內容主要包含一套世界觀、歷史觀，以及用來支撐前述觀點的方法論，或由此世界觀、歷史觀延伸出來的價值觀。實踐性的部分主要提供一套引導人們去認知、判斷週遭世界的認知圖和評估圖，以及由此所延伸出來引導人實踐行動的戰略和策略設計。簡言之，核心部分主要為影響人之價值理性運作，實踐部分則影響人的策略理性的運作，指導人的實際行動。 故一個政黨或國家之意識型態的轉變將影響其在實際執行面上的政治、經濟體制等的變化。而中共的轉變與否更影響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兩岸人民的福祉。因此，有關「中共對資產階級地位之研究」這議題，筆著以為實有詳加瞭解與探討之必要與其研究價值，進而探討中共開放資階入黨背景,目的,影響等,進而頗析中共是否變遷與變化,及對兩岸之影響。

一九九六年OECD發表「知識經濟報告」提出了以知識與資訊的生產、分配為重心的─「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宣告知識經濟時代的正式來到。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有越來越多的核心競爭力是建立在看不見的技術、組織與客戶關係等無形資產上。其中，R&D投入是企業為了獲利所做的一項重要投資。因此高科技產業公司紛紛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研究（research）及發展（development）。希望透過研發支出的投入蓄積本身的研發能量，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然而當高科技產業投入大量的研發支出以增進公司的競爭能力時，由於R&D的特性，使得研發投入對於公司的效益難以衡量。因此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一九七四年規定將研發支出以當期費用處理，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與我國也是將研發支出以當期費用處理。但是目前許多高度投入研發之企業其帳面價值與市場價值差距日大，使投資人無法正確評估公司的價值。因此有越來越多學者認為將研發支出費用化的結果將會造成會計報表的相關性不足。 研發支出以當期費用處理不僅在會計界引起廣泛的討論，在企業界也開始出現希望將研發支出當作公司資本，以資本化處理的聲浪。究竟企業將研發支出以費用化和資本化這兩種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處理下，對於企業的經營績效表現是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抑或是兩者其實對企業經營績效所造成的差異不大，有進行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本文根據文獻探討發現，目前的研究並未證明費用化與資本化兩種不同做法下，企業財務績效指標的變異幅度如何、差異究竟有多大。為了解決此問題，本研究將企業的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s）化成簡單的模型，採取簡化之會計處理方式，利用模擬來探討不同產業特性、不同政府政策之下，將研究發展支出以費用化或資本化處理，對企業的績效表現有無重大影響；以及費用化與資本化兩種做法下，企業財務績效的變異如何、差異究竟有多大，進一步去探討將研發支出甚至於智慧資本進行資本化，對企業的財務表現之影響。本研究可得以下初步之研究結論： 1.對於研發投入程度高或低的企業而言，研發支出費用化或資本化，對其ROA的影響並不具重要的差別。 2.對於尚未投入研發支出前，本身財務指標ROA高或低的企業而言，研發支出費用化或資本化，對其ROA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差別。 3.對於研發支出投入後，當年度回收金額佔研發支出比例高或是低的企業而言，研發支出費用化或資本化，對其ROA的影響並不具重要的差別。 4.當攤提年限越長，研發支出費用化或資本化，對企業的ROA越具重要的影響性。 5.對於研發支出投入後，現金利益流入期間長或短的企業而言，研發支出費用化或資本化，對其ROA的影響並不具重要的差別。 6.對企業課以較低稅率的國家，政府在規定將研發支出要以費用化或是資本化處理時，必須較高稅率的國家，更仔細評估研發支出費用化或資本化，對企業的影響性。 7.當政府提供之投資抵減率越高，研發支出費用化或資本化，對企業ROA的影響越有重要的差別。 8.投資抵減率可以作為政府在實行研發支出費用化時，減低企業抗拒之政策工具。 9.當企業連續多期投入研發支出時，若以費用化處理研發支出，將需面對高度的ROA變動風險。 10.當企業投入研發支出的期數越多，研發支出費用化或資本化，對企業ROA的影響越有重要的差別。 11.長期下將未來預期收益作為資本化的基礎，並無法使企業財務指標中之ROA有較好的表現。

在知識經濟時代，組織價值來源已由實質的土地、廠房、設備等有形資本，轉變為以「知識」為主體的無形「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 IC)，是指能使組織提升競爭力與市場價值之所有知識、技術、關係與機制之總和，智慧資本三大內涵包括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其原本就存在組織之中，並非近來才有之新產物，只是過去論及績效時多側重財務數字，對無形資本價值較為疏忽，也無法以系統化架構檢視組織內部IC之發展。1990年以來，國外學者與實務界紛紛重視IC的研究與導入，IC遂成為21世紀組織創造競爭力之管理新趨勢。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等教育機構智慧資本對組織績效之影響，並試圖驗證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之中介效果。資料蒐集來源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以及普林斯頓評論兩大資料庫2003年至2006年之跨年度資料，藉以驗證132所美國知名大學在智慧資本與組織績效間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高素質人力資本為學校帶來高績效，且關係資本在人力資本與組織績效間具有中介效果，但結構資本則在人力資本與組織績效之關係未造成中介效果， / In the age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value of an organization has shifted from land, factories, equipments and other tangible assets to Intellectual Capital (IC). IC refers to the total sum of knowledge,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that could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market value of an organization. The three main components of IC are human capital, structural capital, and relational capital. In the past, although existing, these three capitals were neglected because financial figures in the accounting system could not capture their val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IC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ve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capitals and school performance of 132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U.S. By using the 2003-2006 databases from US NEWS and Princeton Review,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more human capital corresponds to more relational capital; more human capital corresponds to better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structural capital does no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performance; relational capital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al capital does no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relational capital.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許多企業挾帶本身之獨特優勢，在全球各地成立子公司，以結合當地資源為企業創造最大的利潤。中國大陸擁有充沛的人力、廣大的市場，以及各項租稅誘因，吸引世界各國的企業進駐大陸市場，促使近年來大陸經濟蓬勃發展。我國企業也跟隨這潮流，紛紛前往大陸投資設廠。 本研究從智慧資本的觀點來探討在進行海外投資時，企業在台灣所累積的智慧資本是否能帶給海外子公司經營上的優勢及影響海外子公司經營績效？本研究利用實證研究，以大陸台商企業為例，探討台商母公司智慧資本與大陸子公司經營績效之關聯性。 實證結果發現，母公司「員工附加價值成長率」與子公司經營績效有顯著正相關。母公司「研發費用成長率」與子公司經營績效之關係，皆發現有遞延效果。在電子業，對子公司的研發效益出現在第二年及第三年；在非電子業，對子公司的研發效益出現在第三年。母公司「專利權」與子公司經營績效呈現顯著正相關。 / In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many enterprises establish the subsidiary around the world to combine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with local resources to create the maximum profits. With abundant manpower, large market, and various tax incentives, China attracts busines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enterprises also follow this trend too. This study, in the viewpoint of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intends to discuss that: Can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accumulated in Taiwan enterprises bring the overseas subsidiaries operating on the edge and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verseas subsidiaries? The study uses the mainland’s Taiwan enterprises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Taiwan business’s parent compan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ainland China subsidia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value added employee” of parent compan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subsidiaries. "The growth rate of R&D" of Parent compan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ubsidiaries were found to have delayed effect.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the benefits of R&D appear in the second year and third year; in the non-electronics industries, the benefits of R&D emerge in the third year. "Patents" of Parent company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subsidiaries.

從聯合國開始推展社區發展時，台灣便隨即跟進推行社區發展的政策，但是過去主要以硬體改善的社區發展方式，產生難以順利動員社區民眾，並建立社區意識的問題。近年來社區發展政策的轉向，開始注重社區動員與社區意識的建立等方面；這樣的政策方向在環境變遷快速的都市社區中便可能遭受相當大的挑戰。 因此本研究希冀透過以社會資本理論為基礎，研究台北市文山區的忠順社區的個案研究。在忠順社區這樣一個新劃設且以住宅為主的地域，在缺乏歷史與自然環境的支持下，從其推行社區發展工作的過程中，找出其社會資本的產生、厚實的情況，進而推論出社會資本如何促進社區意識之建立與社區居民之動員，而致使一個都市社區能順利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最後再試圖以研究結果，為其他都市社區在推行社區發展工作上提供建議。茲將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簡述如下： 一、 透過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發現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例如：友誼、信任、社區意識等，都是促使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發展活動的原因。透過參與活動，社區居民的互動增加，居民之間的聯繫網絡擴大，會造成社會資本的厚實及再生，進而影響往後社區發展活動推行的順利與否。社區發展活動的舉辦，對於居民個人、社區發展協會以及社區整體社會資本的積累。 二、 社區以外的協助，例如政府的輔助、法令的規範以及社區發展專家學者的指導，都可以讓社區發展協會，順利地推行社區發展工作。一旦成功地社區發展工作推行，動員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發展活動，便會促成社會資本的厚實與再生，為往後的社區發展工作推動的順利與否，建立基礎。 三、 透過本研究的調查與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1）社區發展協會方面，應多舉辦社區發展活動，讓社會資本有厚實、再生的機會；（2）政府方面應多在各項軟硬體方面，充分協助社區發展協會執行相關的社區發展計畫；（3）透過法令的充分授權，讓社區發展協會有足夠的權限與自主性，考量社區的特色及情形，以便擬定合適的社區發展工作推行策略；（4）加速社區規劃師之培育，讓每個社區都能充分地獲得專業的指導，促進社區發展工作的推行效率。 /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started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Taiwan then immediately followed up. But in the past, Taiwan’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olicy, mainly aimed at hardware improvement, had failed in mobilizing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establish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the policy has begun to focus on residents’ mobil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ense of community. Although this policy direction may b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s above, the challenge just begin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the Zhongshun Community, a new unit in Taipei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is aimed to realize why social capital has helped the Zhongshun Community to put i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s into practice, and also to find out how social capital has been produced and strengthened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developing process in Zhongshun Community. Within the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urban communities about how to benefit from the social capital when they carry out their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s. 1.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n this case study, various kinds of social capital, such as friendship, trus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 on, has helped making the residents b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Zhongshun Community’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vice versa. As a result, this community succeeds in carrying out i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s. 2. Supports from the outside of the community, such as the financial supports from the government, may be helpful when the community executes i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s. 3. This study provid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communities, the more activities are held, the more social capital is produced or strengthened to help the community achieve development goals. For the authorities, providing full supports in laws, finance, and so forth, will help the communities to yield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when carrying out their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s.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衡量台灣1956-1997年，各產業間投資的資本使用者成本及邊際有效稅率，並據以分析政府自1960年實施獎勵投資條例三十年，以及1991年開始實施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成效為何。在理論的部份，本研究利用Jorgenson為首之新古典投資理論，並參考其它學者之相關文獻，而得到衡量台灣產業之資本使用者成本及邊際有效稅率公式；在實證部份，盡可能將影響投資之因素融入模型之中，利用模型計算而得到之資本成本為五種固定資產、三種融資方法的加權平均，進而利用資本成本求得各產業之邊際有效稅率。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可發現，舉債融通的資本成本通常小於另外兩種融通方式的資本成本。而台灣產業之資本成本在1960年代最低，1970年代次之，1980年代最高，至於邊際有效稅率則無明顯趨勢。在製造業方面，獎勵條例實施初期並未大幅降低製造業之資本成本，而是逐步下降，直到獎勵投資條例第三階段加入投資抵減之租稅獎勵措施之後，製造業之資本成本開始有較明顯低於其他產業資本成本的現象。在邊際有效稅率方面，製造業在絕大多數時間都低於整體產業的邊際有效稅率。 目次 Ⅰ 圖次 Ⅲ 表次 Ⅳ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2 第二章 邊際有效稅率之相關文獻回顧 5 第一節 前言 5 第二節 邊際有效稅率的意義 6 第三節 邊際有效稅率與資本形成 11 第四節 小結 18 第三章 衡量邊際有效稅率的模型建立 19 第一節 前言 19 第二節 資本成本的測定 20 第三節 邊際有效稅率之衡量方式 26 第四節 小結 29 第四章 台灣邊際有效稅率實證分析 30 第一節 前言 30 第二節 台灣獎勵投資措施之沿革 30 第三節 台灣資本成本及有效稅率之衡量 39 第四節 獎勵投資政策的誘因程度 45 第五節 小結 55 第五章 結論 57 第一節 結論 57 第二節 本文之限制與擴展 59 參考文獻 60 附錄 64 第三章數學附錄（一） 64 第三章數學附錄（二） 66 第四章附表4.1 1956-1997年各產業資本成本 67 第四節附表4.2 1956-1997年各產業邊際有效稅率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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