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產業外移、投資需求不振，台灣銀行業近年來一直面臨資金放貸無門的窘境，而在銀行家數過多、不斷殺價爭食有限市場下，利差愈縮愈窄，獲利自然不易成長。因此銀行業近幾年來由企業金融轉向消費金融發展，一窩蜂搶做消金業務，更為雙卡風暴的發生埋下禍胎。 根據金管會統計，2006年本國銀行因受到雙卡衝擊而呈現稅前虧損高達新台幣74.2億元，創下史上次低水準，為金管會自1994年開始統計以來，除2002年〈虧損1045.86億元〉外，本國銀行再度出現虧損。由於雙卡壞帳暴增，侵蝕國內分行營收，而OBU及國外分行在政府大力推展策略下，國內外獲利此消彼漲，搖身一變成為各家銀行最受注目的資優生。因此這一兩年來台灣銀行業OBU及海外獲利比重超逾國內分行(DBU)，這現象除反映金融業跟著客戶跑的不變道理外，亦突顯在本地市場過度競爭的困境短期難解的情況下，開發海外業務幾已成為各銀行高階主管眼中賺取盈餘的最佳管道。 放諸台灣產業外移及空洞化現象日深，台灣企業至大陸投資已是不可擋之趨勢。然在兩岸金融往來限制下，本國銀行業到現在還是無法登陸設立分行或子行，在與台商客戶無法直接進行業務往來下，只好透過OBU間接和台商客戶做生意，此為OBU獲利持續成長的主要原因。 繼中國大陸於2006年12月15日頒布「大陸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後，已有首批外資銀行子行於2007年4月開幕，共計4家銀行106家子行分支機構〈上海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花旗銀行、香港商東亞銀行〉，爭食大陸金融業零售市場(Retail Banking)，對OBU經營大陸台商市場造成威脅。鑑於大陸台商業務規模不斷擴增，業已成為兩岸經濟成長極為重要的力量，我國政府應及早規劃如何將台商之資金與業務留在本國OBU往來。 總而言之，在兩岸政經問題沒有明朗化及金融協商尚未達成共識之前，雖然大陸台商在大陸公司的融資逐漸本地化，但基於政治考量，台商營運中心多仍設在大陸境外。若我國政府能在安全考量無虞下，迅速且有效率地繼續開放本國銀行OBU業務，甚至開放大陸台商回台上市機制，OBU才有可能成為台商資金的調度平台，而不至淪為政府空喊多年的口號。大陸台商融資市場不斷成長，台灣金融業與大陸台商客戶配合已久，不論財務與信用狀況、或操作模式均有一定程度之瞭解，儘管面對外商銀行及陸資銀行虎視眈眈的金融版圖爭奪戰，如能在政府政策開放與金融業界積極拓展OBU業務的相輔相成配合下，提供台商更多元化及便利之融資服務，並掌握風險之控管，方能使台商在全球布局上無後顧之憂，創造政府、銀行業與產業界的三贏榮景。

在美國；真正會投資新創企業的資金來源不是創業投資家，而是由所謂的天使投資(Angels)在進行，而由於文化、經濟、民族性、法規等因素，在台灣；天使投資人數量相對少而且不活躍，於是台灣的創業環境在資金面存在一個鴻溝(Capital Gap)，或著說是早期投資階段的資金缺口!大量新創事業體在早期階段的小額資金需求，並沒有適當且足夠的投資或融資來源可滿足，資金的斷層造成好的青創家陷入死亡幽谷(Valley of Death)，新產品新技術最後胎死腹中，而使整個產業失去升級的機會。 本研究以一創投管理公司個案，試著探討創投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可轉型或包含天使投資基金的經營模式，以提供更多早期階段公司資金的來源，填補早期且小額的資金缺口，並培養自身管理的創投基金更多早期的案源。 經交叉比對分析後發現，創業投資與天使投資，在對投資金額、投資決策流程及投資回收限制上，的確存在一些區隔與差異，但在運作與思維上卻又十分雷同，創投因其產業優勢偏好喜歡投資大而願意受教的企業，天使們則喜歡與小而美的青創家共事，在投資評估及管理成本上，創投明顯程序過於繁複成本也較高，而在投資後管理角度觀察：面額制則嚴重限制了投資報酬率，也使得創投基金不願意投入早期投資案，因此；不論是天使或創投，在台灣因面額制的限制，兩方都是輸家。 而對新創事業而言，最有利的基金型態當是願意投資早期階段，投資金額小而適當，投資評估流程迅速，投資後管理頻率適中，需要策略聯盟時要有豐富資源等等，這些需求部分存在於天使投資，部分存在於創業投資，天使與創投基金如果可以混成共存，豐富的資金與資源將是青創家強有力的育成加速器。 歸納本研究結論發覺：創業投資業者不願投資早期案件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誘因，以及現存公司法制度上的缺陷，若能設法增加誘因，並克服成本與回報的設計，創投基金應有意願增加早期投資的比重，而創投管理公司更是扮演育成加速先發的最好角色，若管理公司能拋磚引玉，出面獨資或集資轉型設立天使創投混成基金，既當天使又是創投家，則天使投資與創業投資中間的資金鴻溝，將會在善意的出發點下慢慢的被補足。

本研究以2001年至2012年美國上市公司且向銀行聯貸之企業為樣本，探討企業社會責任評量表現與聯合貸款利息差額之關聯性。本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評量總分越高，其聯貸利差越小。此外，這現象對於較依賴銀行作為資金來源的公司更加明顯。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評量表現較好之企業，能提升聲譽及形象、建立銀行之信賴、降低聯貸利息差額；若同時依賴銀行作為資金來源之企業，更能降低聯貸利息差額。另外，本研究進一步拆解企業社會責任評量總分，對組成項目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企業投入慈善活動及社區參與、僱傭平等、員工關係及權益、產品這四個正面項目，能降低聯貸利差。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and syndicated loan spread. Based on a sample of companies in the US from 2001 to 2012, I find that companies with high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have lower syndicated loan spreads. Moreover, the decrease in loan spreads are more pronounced among bank-dependent companies. This suggests that companies with bett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can set up their enterprise image and establish bank trust, which would then reduce their cost of debt financing. Besides, by analyzing the componen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icators, I find that the reduction in loan spreads is associated with strengths in community, diversity, employee relations, and product.

本文研究臺灣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股利與投資支出兩者間競用資金之現象，預期股利對投資金額之係數應顯著地為負，而後本研究援引Ramalingegowda, Wang, and Yu (2013)的研究方式，欲觀察模型中加入財務報導品質代理變數以後是否能夠有效地消除股利與投資支出兩者競用資金之現象，結果顯示：股利對資本支出存在競用資金之現象，加入財務報導品質代理變數能夠有效地消除前述現象；但股利對總投資支出及研究發展支出則無關聯性。 此外，以往文獻多以二階段最小平方迴歸 (2SLS)來矯正最小平方迴歸 (OLS)產生之衡量誤差問題或因內生性造成的估計偏誤，但使用2SLS進行估計時係以人為判斷方式選取工具變數 (instrumental variable)，可能仍然存在衡量誤差或偏誤的問題，也可能找不到合適的工具變數可供運用。Lewbel (2012)提出一計量經濟模型以協助研究人員解決前述問題，並由Fernihough (2014)將此計量模型撰寫成R統計軟體，本文採用Fernihough (2014)撰寫之R套件進行結果之分析，並得到較適當的估計結果。

企業創造價值的來源由傳統的有形資產如土地、廠房和設備等，轉變為無形的智慧資本，然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將創造智慧資本的投入視為費用加以處理，使得企業之帳面價值與市場價值的差距日益增加，公司的管理當局及投資人在評價時面臨重大困難，因而有效的智慧資本評價方式變得十分重要。本研究目的即在探討，採用收益基礎的評價模式下，何種資金成本估計方式所估計之資金成本較能有效反應投資人在考慮企業智慧資本之特性和風險後，所要求的必要報酬率，而使得以該資金成本作為折現率，估計企業智慧資本價值，所估計之結果較能反映企業之市場價值。本研究以Fama and French之三因子模式、益本比法以及市場模式估計企業之資金成本，實證結果發現如下： （1）不同資金成本估計方式所估計之結果存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而以不同資金成本估計方式所估計之資金成本作為折現率所計算之企業智慧資本價值亦有一定程度的歧異。 （2）三種估計企業資金成本的方式中，僅有Fama and French之三因子模式企業之Beta值呈正相關，而與公司規模呈負相關，為有效的資金成本估計方式。 （3）複迴歸分析結果發現，以三種方式所估計之資金成本作為折現率計算之智慧資本價值均對企業價值具有價值攸關性，而以三因子模式所估計之資金成本作為折現率計算之結果價值攸關性較高。 （4）若將企業依研發支出密度加以區分，在低研發支出密度公司中，以益本比法所估計之折現率計算之智慧資本價值攸關性最高；而在高研發支出密度以及零研發支出密度公司中均以三因子模式所估計之折現率計算之結果價值攸關性較高。 / Intellectual capital has become the origin of value of a company. But traditional GAAP views investment that is helpful to the value of untellectual capital such as R&D and advertisement as expenses, the gap between the book value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a business has become larger. This study confer that if we value a business through income-based method, what kind of estimated method of cost of capital should we use to make the estimated valu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reflect the value of a business more efficiently. In this study we estimated cost of capital using three estimated method: factor model of Fama and French, earning to price ratio(E/P ratio), and market model, and we find: 1.If we use different kind of estimated methods, the estimated cost of capital can b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if we use different kinds of cost of capital as discount rate, the estimated valu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can b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oo. 2.Only the cost of capital that estimated through three factor model can be a effective method to estimate cost of capital of a company. 3.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can reflect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company when we use the cost of capital estimated through factor model, E/P ratio, and marlet model as the discount rate, and the result of Wald test suggest that using the cost of capital estimated by factor model as the discount rate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can reflect the market value more effeciently than others. 4.If we divide our sample into three group using the density of their R&D expenditure, we find that the cost of capital estimated by factor model can be the most efficient if a company has a higher R&D orzero expenditure.

在日益競爭激烈的聯貸市場中，發生超額認購之情形越來越普遍。當公司發生超額認購後，通常會對貸款條件進行調整。本研究使用LPC資料庫與Compustat資料庫，並且依據「超額認購後公司的調整情形」作分類，分別研究其後續資金運用之決策上有何差異。實證結果指出，超額認購後調升貸款金額的公司中，投資機會較高之公司群後續將資金運用於資本支出上，投資機會較低之公司群則是將資金以現金形式保留在公司內部，且兩者均不會將資金發還給外部投資人。另外，此兩類公司之經理人薪資以及紅利均上升，但是卻伴隨著較差的盈餘表現，印證公司內部存在某種代理問題。尤以投資機會較高之公司群而言，前三大經理人持股反而在高額認購後下降，更加深股東與經理人之間存在代理問題的疑慮。

全球經濟情況變動，壽險公司的資產快速增加，國內投資工具無法滿足壽險公司的投資需求，政府大幅增加了壽險公司的投資範圍，如開放壽險公司海外投資上限，希望能提升壽險公司的資金運用效率。然而金融海嘯過後，壽險公司的投資績效受到打擊，金融資產出現大幅跌價，面臨投資跌價損失、資產減損、投資報酬率下降等情況，投資獲利逐漸下滑，影響了壽險公司的整體營運，經營情況日趨嚴峻。於是近年來，國內壽險公司投資收益佔營收比重逐漸增加，資產配置策略及實務上如何進行資金運用操作，實關係著壽險公司經營穩健度及獲利能力。本論文以一個案人壽公司為例，透過MV模型分析2005年至2011年間，在現行法令限制下，壽險公司投資組合的報酬率與風險之影響為何，且既定風險情況下，分析其投資績效，並探討此壽險公司資產配置是否具效率，又可如何調整配置提升投資報酬率，藉以供作壽險業未來資金運用策略之參考。 / As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ssets rapidly increase and vary with global economical situations, domestic investment means no longer satisfy investing needs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he Government relaxes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financially and legally, aiming to improve the very investment benefit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But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ir investment performance decreased, financial assets declined, unrealized losses on investment and asset impairment occurred, and return on Investment went down.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y’s overall operating conditions became more and more severe. Thus, the facts that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domestic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ncome on investment, asset allo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on how to fund operations, do influence the stability and profitability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Employing the Markowitz portfolio model,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e investment benefit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with a specific case of 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2005 and 2011. It reassesses issues below: the relation between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risk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under established risk situations, the efficiency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asset allocation, and the rearrangement of asset allocation in order to upgrade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ese analyses w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nvesting strategies in uses of future funds.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基礎研究(C)(2) 課題番号:11680217 研究代表者:大谷尚 研究期間:1999－2001年度　原典: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教育発達科学研究科紀要. v.47, n.2, 2000, p.11-27

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違約衍生國際金融市場之流動性危機，造成金融商品與資產價格下跌，銀行業損失擴大，流動性危機擴散成為健全性危機。導致2008年9月雷曼公司倒閉，引發全球金融經濟危機，蔓延到全世界，百年難得一見。歸納金融危機的緣由，主要為英美大型金融機構利用國際監理裁定，進行營運套利，並從事高槓桿操作，無視於資本適足性的不足。 此外，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未能確保，表外交易特別是店頭衍生性交易，揭露不透明，監理未能落實。導致金融市場機能失序，顯見國際金融監理核心基準的巴賽爾資本協定，已無法因應金融創新與金融環境的巨變。 為處理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所凸顯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解決銀行部門的脆弱性問題，因此，2010年11月12日G20各國領袖通過『新巴塞爾協議』(Basel III)，提高銀行資本適足率與流動性的標準。 本文係以國內某家公營銀行在後金融海嘯『新巴塞爾協議』(Basel III)，提高銀行資本提列要求與加強銀行流動性管理的 Basel III規範， 將自 2013 年起分階段逐步實行，2019 年起則正式全盤施行；屆時更為嚴格的規定，可能會促使銀行改變投資組合、影響銀行的準備金需求與流動性管理策略，強化自有資本比率規範，並訂定槓桿比率、流動性覆蓋比率等相關規定，對其資本適足性及流動性要求的挑戰與對策。

信用狀是國際貿易中最通用之支付價金與資金融通之便利工具，此種商業信用狀又以 跟單信用狀佔大多數，一般所稱之信用狀亦指此而言。當買賣契約當事人約定以信用 狀方式付款時，即在買賣契約中明訂「以跟單信用狀付款」或與此相同效力之字句， 以及應該如何開發信用狀，此等規定稱之為「信用狀條款」，信用狀交易由此而生。 信用狀交易的特性在於「確定性」與「迅速性」，銀行僅得依據受益人是否履行信用 狀上條件而決定兌付與否，此即植基於「嚴格一致」與信用狀之「無因性」兩法則上 。信用狀與買賣契約在法律上相互獨立，但是此並非意謂信用狀與其基礎原因關係或 其他牽連關係全然割捨，在信用狀上所載條款中承受原因關係之限度內，仍然受原因 關係之牽制，故買賣契約中之信用狀條款，對於買賣契約當事人或第三人之權利義務 關係，亦將有重大影響。 本文研究範圍分為四大部分，首先為在買賣契約中之信用狀條款下，買受人與出賣人 之特殊法律關係，買賣雙方對於信用狀適當地開發及使用均負有義務。其次，國際買 賣契約之履行，首重買賣雙方之誠信關係，他方之履約能力對於己方之利益具有深切 關係，在此即須就信用狀之「撤銷」與「轉讓」性質予以確定。此外，信用狀功能之 發揮有賴於「嚴格一致」原則與信用狀之「無因性」，自不應任意破壞，但亦不容藉 機濫用，為了維護交易之順順暢與分平，適用上須詳加區別及附加限制情形，故最後 分為兩部份針對此方面之意義加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