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藉由齊美爾（Georg Simmel）的社會學觀點指出現代個體的困境，並且參照齊美爾的美學觀點作為個體的出路。假若在大都會生活的社會互動中所面臨的冷漠和物化是個體能動性的宿命，那麼社會衝突和分化的機制就是個體能動性的機會。本文首先藉由「應然」的倫理學前提理解齊美爾個體生命的能動特性。然後，本文將此倫理置入理性社會與感性藝術的雙元環境中考察應然個體的可能。最後，本文將要以十九世紀印象派畫作為理論闡釋的實踐案例，意即從印象派的繪畫風格中經驗證成並且反身思考個體性的概念。 本論文的理論概念和經驗案例一致指向十九世紀作為我們討論的關鍵時期。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的西歐社會在政治面經歷了激烈的轉變（例如法國大革命促進了自由與平等的價值），此外經濟面也有了重大的改變（比如工業革命帶動了科技和藝術的發明）。但是，若我們僅是把政治經濟的理性史作為研究焦點，則將會陷入階級、國族或是群眾等集體現實的客觀陷阱，更別說已預設了革命的世俗神學。相對而言，藝術作品經常以非人事物的潛在形象當作客體追求，因而有別於政治事件總是以人群的顯著意義激化主體思辨。再者，此時社會的經濟面已明顯地趨向理性化發展，也使得人們倍感個體性喪失的威脅。因而，深入考察藝術創作與工業技術的奮戰或許反而較有助於發現個體性的潛能。 工業發展造就了攝影技術的產生，並使得傳統的繪畫藝術遭受挑戰。在擬真程度上，繪畫雖然永遠比不上攝影精準，然而印象派注重光與影的效果卻為藝術創作找到了新路。畫作上感性的自我表露反而得以創造攝影技術難以觸及的生命層次。莫內（Claude Monet）的自然紀錄與與卡莎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的社會觀察儼然都是印象派藝術家以獨特的藝術作品具體實踐個體性的豐碩成果。 /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predicament of the modern individual from the sociological viewpoint of Georg Simmel. We assume that the aesthetical viewpoint of Georg Simmel could be the way out for the individual. Given the indifference and objectific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metropolis is the fate of individual agency,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conflict and differentiation is the opportunity for individual agency. This study begins with Georg Simmel’s theory that we utilize the ethics of ‘sollen’ (ought) to interpret the agency of the individual’s life. After depicting the outline of the Georg Simmel’s ethics, we place the theory into the dual condition set by rational society and affective art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ollen’ individual. In the final part, we take some paintings from the 19th century impressionism as practical examples of explication. We verify and think reflexively on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ity by means of the painting style of impressionism.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empirical examples of this thesis consistently point to the crucial period of the 19th century as our primal object for discussion. On the one hand, European society at the time had undergone radical changes on the political front (such as French Revolution which exalte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In addition, there was great structural shifts on the economic front (such 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drove the inventions of technology and art). Nevertheless, if we take only the ration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the focus of research, we would fall into a trap of objectivity interwoven in the collective realities of the classes, nations, or masses, not to mention the presumption of a secular theology of the Revolution.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potential image of inhuman things is frequently the objective pursuit of the artwork. Therefor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olitical state of affairs which always inspires and intensifies subjective speculation with those obvious meanings inherent in the human collectivity. Moreover, the economic aspect of society has now apparently developed towards rationalization, which makes people feel the doubling threat of individual deprivation. In light of these concerns, we look elsewhere into the creativity of the artwork and the struggle of industrial technique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potentials of individu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brought forward the photographic apparatus, which posed in turn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art of painting. On the scale of verisimilitude, photography will always be much more accurate than painting. However, the fact that impressionism pays attention to the effects of light and shadow on the canvases opens a new way for artistic creation. The affective disclosure of individual selves represented by the impressionist style of painting can create a vital dimension that beyond the photographic technique. Claude Monet’s documentations of nature and Mary Stevenson Cassatt’s observations of society are both fruitful results from which these impressionist artists practice their concrete individualities through their singular artworks.

現今的台灣單身女性主體正面臨一場震盪轉變，將她們問題化與歧視化的論述依然存在，不過隨著她們在人數和消費上展現的驚人實力，另一股為她們平反的嶄新論述儼然已經發酵。《慾望城市》在此時登台顯得格外特別，因為它彰顯的正是某種平反之聲，在台灣女性觀眾群中引發極大迴響。事實上，近來許多電視劇或電影都在呈現類似主題，大眾媒體不斷聲稱再現與代理這群女性的主體和感覺，卻看不到本地女性如何在自我經驗上發出聲音。本研究希望藉由她們對《慾望城市》以及對自我詮釋的相互對應下，描繪出這群獨特女性閱聽人的主體輪廓。 / Nowadays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single woman is in the change. Although the discrimination discourse that constrains woman still exists, a new discourse is developing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ingle women and their astonishing consumption ability. The coincidence of Sex and the City being on TV in Taiwan at this time is quite extraordinary because the drama itself reveals the new discourse popular among Taiwanese woman audience. In fact, recently many TV dramas or movies around the world all focus on this subject. Mass media constantly claims that it shows and represents the subjectivity and feeling of this group of women, but the point is what Taiwanese women think base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is unknown. Thus, this thesis tries to portray these women’s subjectivity by examining how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Sex and the City correlates with the way they view themselves.

本文乃以上海都會文藝中的巴黎情調為研究對象，時間限定在1927到1937年間，自北伐後各路文人群集上海，至中日戰爭爆發為止，也就是上海都會文藝最為蓬勃發展的三十年代。並以圍繞著〈申報藝術界副刊〉、《金屋》、《真美善》、《無軌列車》、《文藝茶話》等報刊雜誌，以書店、沙龍及咖啡店等空間為中心，所集結起的一批以曾樸、邵洵美、張若谷、劉吶鷗等人為中心的文藝人士為中心，考察其文學活動及文化交往所展現出的巴黎情調都會文化想像。本文從上海都會文藝中巴黎情調此一現象的生成、文化積澱過程、文學生產語境與文學活動、文化場域中的定位、以及文學作品中的表現等角度呈現並分析之。本文發現，上海都會文藝中的巴黎情調，通過日本文壇的中介，成長於上海譯介法國文學、接受旅法遊記的文化脈絡中。它不但表現為對法國浪漫與唯美等文藝思潮的高度譯介興趣，也體現在上海一部份文藝群體效法巴黎都會文化生活與交往模式的行動上；尤有甚者，他們標榜巴黎情調的文人形象，更像是一與眾不同的文藝習尚，成為一部份文藝人士在當時文壇中彼此互通聲息、以異軍突起的方式。此外，他們圍繞著巴黎的都會情調展開的種種文化想像，也蘊含將上海的都會化視作是國家往現代邁進一步的企圖，從此角度來看，則上海都會文藝中的巴黎情調，亦帶有國族文化想像的色彩，既回應了時代語境，更介入了更廣闊的中國現代文化空間。上海都會文藝中的巴黎情調，非但彰顯了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在與西方文學的交流下逐漸成形與嬗變的一個側面；也象徵了現代中國的文藝人士在日益現代化的都會生活中，回首傳統、融合新知，並寄理想於未來的文化圖景。

產業與都市兩者共生共榮的關係及其相互影響所帶來的效應，是都市計畫學者致力於探討的問題。本研究選擇台北都會區為研究對象，試圖結合產業區位與都會區發展，瞭解各產業分佈與都會區發展過程之關係，並找出足以影響產業進駐之地方性因素，以留住地方產業。首先，本研究分析台北都會區產業結構及重要性，同時利用產業空間分佈圖及區域經濟分析法瞭解各產業於都會區內之空間分佈及變遷情形；最後根據相關理論，找出替代變數探討影響台北都會區二、三級產業之空間分佈及變遷因素，以供未來都市及產業政策之規劃實施之參考。獲致結論如下： 一、台北都會區符合核心－外圍理論所言，其發展過程乃由首要中心一枝獨秀，人口、商業與資源愈趨集中的階段，過渡至分散化的發展開始產生。此外，台北都會區目前正處於都會區生命週期的第二階段－郊區化階段，並出現Norton(1979)所謂集中與分散同時產生的「集中式分散」現象，此將有助於均衡區域發展之目的。 二、從產業的角度來看，本研究發現製造業於台北都會區的成長已逐漸緩慢，整體分佈狀態並無很大的改變，而產業本身的聚集經濟力量及政府工業區計畫情形，以及勞動力的分佈、交流道的設置等則皆為影響製造業區位選擇之因素。三級產業方面，其符合下濾理論及產業生命週期理論，初期興起於繁榮地區，待該區逐漸飽和後則往外部地區擴張移動。而實證結果則得出地區期初之三級產業工資水準、總人口數、產業雜異程度、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商業區編定面積及交流道可及性等因素對各類三級產業之分佈皆有顯著影響。 三、從地區性影響因素來看，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中人口分佈與產業分佈有顯著正向關係，進一步印證過去研究有關"Jobs follow people"的結論；此外，本研究實證結果證實交流道（高速公路）之開發建設確實對地區產業的發展有顯著的貢獻，同時亦發現一地區專業人才的培養確實有助於吸引產業之進駐。

近年來研究台灣農地價格的文獻顯示，都市周圍農地價格有暴漲的情形，靠近都會區的農地價格較高，農地收益無法適當解釋農地價格高漲的現象。至於投機活動對都會地區農地價格的影響為何？此乃本研究動機之所在。 　　本論文係以文獻歸納、訪談調查、統計分析的方式，嘗試探討投機活動對都會地區農地價格的影響，研究目的有三：一、分析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二、分析都會地區農地投機活動對農地價格的作用是否大於都市發展負外部性的影響。三、對於以農地價格作為農地釋出指標之說法的合理性，依分析結果提出看法。 　　研究分析之結論，要述如下： 　　一、分析都會地區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農業生產收益因素已不易解釋都會地區之農地價格。以距離因素來看，農地價格受至最近之都市計畫區發展界線距離顯著的影響。農地投機活動指標變數明顯影響農地價格，且為正向關係，故農地投機活動可能會促使都會地區農地價格的上升。 　　二、農地投機活動對農地價格的影響大於都市發展之負外部性效果。農地價格上漲可能不利於農業經營，因純粹欲農耕而購地者支付高於生產價值之地價，且農業使用的報酬較低，可能不易回收農地價格成本。 　　三、以農地價格作為農地釋放的指標，應斟酌再三。 　　本論文之檢討評估，要點如下： 　　一、農地投機活動之定義宜更明確。 　　二、有擴大樣本數的必要。 　　三、應再考量其他影響都會地區農地價格之可能因素。

工業革命以後開始形成所謂的都會化現象，都會化現象雖然促使了都會的快速發展，但也因為都會短期內湧入大量人口，造成都會內的公共建設、公共設施、住宅等不足供應給民眾，因此也產生了都會環境惡化等問題。此外，都會化也使政府所面臨的問題以及需要回應的公共需求，從過去只須面對單一行政區域內的事務，轉變為必須面對多面向的跨區域事務，諸如河川整治、水資源利用管理、衛生管理、交通運輸、環境保護等問題，都是所謂的多面向跨域事務，是故如何良好地運作都會治理已成為現今重要的議題。而新莊中港大排改造計畫即就是一種都會中的水資源利用管理，亦即也就是一種都會治理，透過公部門、私部門和公民社會彼此的合作協力和相互競爭等方式來解決都會所面臨的問題。 基於以上的背景，本研究將嘗試以公私協力與公民參與此兩觀點來分析並檢視新莊中港大排改造計畫之運作，本研究也將以新莊中港大排改造計畫為個案並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來探討本研究的五個研究問題，分別為：港大排改造計畫做相關分析與討論，期本研究可回答如下幾個研究問題：一、何謂都會治理？何謂公私協力與公民參與？公私協力與公民參與對都會治理有何重要意義？；二、要有效推動公私協力和公民參與的成功要件為何？；三、新莊中港大排改造計畫做為一個都會治理的個案，其公私協力和公民參與的推動過程為何？整個運作結果又為何？；四、除了本研究所歸納的條件與要素，在本個案中還有哪些其他條件與要素會影響都會治理之運作？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由於經濟的發展、國民所得的提高、營養的充足、醫藥的進步、 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國民平均壽命的延長，遂導致高齡化人口的即將來臨。而人口老 化所產生的老人安養問題，誠為傳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化與都市化社會轉型的產物。 吾人可由近年來都會地區老人安養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的被設置，而知其社會需求之 孔殷。 然而，在尋求問題的合理解決之際，一本知往鑑來的理念，著手於「都會地區老人安 養制度之研究」，實為一有脈絡可循的探討途徑。誠然，「老人」此一弱勢的年齡層 ，正代表了因生理、心理衰退，社會、經濟地位降低的結果，依據「撤退理論」(dis engagement theory)，老人若能獲得合理的安養照顧，則不失為頤養天年的可行方法 之一，而符合社會福利基於平等(equality)與公正(equity)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 ice)原則，使「老者安之」、「老有所養」，斯為大同世界的極致。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文獻探討為主，兼採內容分析法、訪談法、觀察法及比較研究法等 。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架構與資料收集。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共分二節：第一節首先對於「都會地區」、「老人」及「安養制 度」等，進行名詞釋義；第二節則作老人安養制度的相關研究。 第三章為現階段老人安養制度的檢討，共分三節，分別從民生主義、歐美的社會福 利制度、中華民國憲法的「社會安全」規定及我國現行老人安養的法規既計劃，依序 作一番敘述與分析。 第四章為都會地區老人安養問題的探討，共分四節：第一節闡明都會地區老人安養問 題產生的背景；第二節則從心理與生理、醫療社會工作、經濟等諸多層面，交織出都 會地區老人問題的性質；第三節是以台北都會地區老人安養機構的措施進行施談；第 四節則取材「老人安養機構專業化的實際運作」、「自費安養中心的營運與管理」、 「健康老人的安養」等一連串的實務，作其綜合分析。 第五章為有關先進國家老人安養制度的概述，共分四節，分別以英、美、日等福利國 家的老人安養制度為借鏡，從而將之與我國的相關制度作一綜合性的比較。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共分三節，包括未來研究的課題、研究發現及研究建議等。

中永和捷運線屬台北都會區捷運路網的一部份，全長5.4 公里，全部採地下化興建， 未來完工後，將有助於疏解中永和日益壅塞的大眾運輸。 惟捷運系統僅能對當地交通施以線的連絡，無法普及於每一個住宅鄰里單元的點及面 ，因此接運公車實有必要予以建立，作為捷運系統之輔助設施，以擴大捷運系統的服 務範圍及使用效率。 本文以“規劃手冊法”為基礎，探討接運公車的特性與路線類型，由行銷學的角度剖 析接運公車的營運目標，營運環境及影響營運的因素，並試圖利用轉車理論的觀點， 評估接運公車與大眾運輸供需之關係，進而分析其效益。 其次，本文亦對中永和當地道路現況，未來道路相關重大建設及公車路線，營運現況 ，予以說明，再由土地使用衝擊，都市居民活動型態，中永和都市機能等三方面，討 論捷運系統與中永和都市交通之關係，進而提出接運系統應考慮之公車定位，整合原 則，路線調整，未來運輸需求之預估等問題。 最後，以頂溪站為實例研究，試擬頂溪站轉車站之配置構想，路盄研擬，以及若干營 運建議，包括組織型態、車輛型式、設站問題、票證制度等，試圖獲得未來建立接運 公車經營規劃上的周延考慮。

Smith（1979）年提出租隙（rent gap）企圖解釋仕紳化（gentrification）後，引發了租隙在理論基礎與實證方法上的討論。有關租隙成立之假設命題部份，包含資本移動、反循環投資與中心都市內鄰里所引發之不動產貶值循環等現象，不論在歐美都市或台北都會區之實證測試，均無法完全符合各項命題。 台北都會區之都市空間發展歷程與歐美都市空間發展型態並不相同，且資本並未由都會中心地區抽離，亦未有明顯的仕紳化現象，但相關實證工作已驗證出單一時點租隙的存在。不過因測試地區未普及，加上測試時間偏短，未能有效進行租隙存在意涵的討論。 故本研究以資本投入的觀點，選定台北都會區中適當地區（大安森林公園週邊、吳興街沿線與迪化街沿線各里，分別代表區域性資本投入高、中、低之區域）進行連續性租隙測試，並分析租隙的形成、變動型態及與資本投入之相互關係。此外，台北都會區與台北市內並未產生明顯仕紳化地區，以租隙論述進行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闡述時，是否會產生解釋力不足的問題，亦為研究論述的重要內容。 / Smith proposed rent gap in 1979, which tried to explain gentrification then involved huge discussion of rent gap applic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he hypothetical premises of rent gap to be sustained include capital switching, counter cyclical investment and the depreciation cycle of inner city neighborhoods, etc. However, the practical tests whether in Western Cities or Taipei metropolitan cannot correspond completely to each premise. The urban structure of Taipei metropolitan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Western Cities; besides, capital doesn’t disinvestment from the center of urban area and there is no apparent gentrification phenomenon. Nevertheless, the related pracitcal work has been examined the existence of rent gap in a single time point. The rent gap existence doesn’t have further discussion due to examination areas doesn’t broad enough plus examination period is short.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dopts capital investment viewpoint, selects the appropriate area in Taipei City （Ti-An Forest Park, Wu-Hsin Street and Di-Hua Street, which represents district capital investment high, medium, and low.）, does the continuous rent gap tests, and analyzes the inter- relationship of formation of rent gap, changing style and capital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aipei metropolitan and Taipei City don’t have obvious gentrification, once the rent gap theory is adopted to explain urban structure, whether the explaination be powerful and proper is also an important and main content in the study.

本研究的原名是「台灣電影產業的競爭策略2004~2006」，訂定時限是因為在三年內實施，可能會有效，超過時限就不敢奢言了。最後更名為「台灣電影產業的生存策略2004~2006」，把「競爭」(Competitive) 改成「生存」(Survival) 的理由是因為台灣電影根本沒有國際競爭的條件。從1998年進入WTO談判，台灣全面棄守電影產業之後，現在提出來的任何方案幾乎都只能勉強求生存。副標題的原名是「從韓國和中國大陸電影市場解析台灣電影產業現況」，因為對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動態難以掌握和取得原始資料的困難，故更正副標題為「從韓國電影市場解析台灣現況」。 本研究在結構上分為幾個部分： 首先是台灣電影相關研究的整理，對過去近三十年有關台灣電影研究之文獻與發展作一釐清，並且將電影產業相關之研究匯整制表，除了勾勒出有關台灣電影產業主題研究之脈動外，也希望避免未來有太多研究人才耗用在相同的題目上。因為在台灣國產電影持續走低的情況下，相關電影產業研究的數量卻反向的大幅增加，顯示有太多對電影有興趣的人找不到適當的事情做。 其次是韓國電影產業近年的崛起，從1998年韓國電影工業復興以來，政府的幾項重要決策和民間群策群力的表現，讓韓國取代香港成為亞洲成長最快的商業電影重鎮。另外是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興起，和從2000年開始，台灣的電視「偶像劇」蓬勃發展：外銷亞洲，並快速且大量吸納電影人才的現象，對照台灣電影業的頹圮，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關於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本研究只簡述1895年台灣有電影以來到1980年的簡史，因為重點在於八Ｏ年代以後的發展，特別是針對1983年開始的「台灣新電影」至今對國片的影響；以及目前亞洲電影市場的現況、和根據市場情報，以迴歸分析和預測模型來作2004年以後未來三年的台灣電影市場預測。 電影產業的重要性 (包括在文化上、經濟上)，前人已有相當多的論述，因此這篇論文想探討的問題主要是在政府政策上、以及產業策略上，台灣電影能夠解決目前困境的方法。政府政策上，包括：現行「國片輔導金」發放標準的檢討、國片票房獎勵辦法、「國片」認定標準修正、企業投資抵稅方案、「國片」專映戲院……等方案；以及產業策略方面，與中國大陸合資開拓新市場的可能性、援引台灣「偶像劇」的行銷通路發展亞洲區域市場、引進好萊塢資金的幾種模式……等等。這些可行方案的研究，目的在於從市場現況研判當中，找到確實可行的方法。其適用有效的時間應該在三年以內，也就是說，2004年如果實施這些方案的話，到2006年應該就會看到效果。因為超過三年以上，亞洲市場的變化對台灣電影產業的影響只會加劇，不會減少。 另外，本研究以「全球化」和「都會化」作為台灣電影產業未來發展的結論。在實際的作為上，台灣電影圈從政府、產業界、創作者和工作者，都必須撇開枝枝節節的內部爭鬥，平心靜氣的看清楚國際潮流的無情和現實。「全球化」和「都會化」的內容，才是台灣電影工作者、甚至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有機會走向亞洲的生存之道。絕對不是現在眾口鑠金的「本土化」、或綠色思維的「在地化」，能夠讓內容產業工作者有機會在亞洲立足。 具體一點的說明「全球化」和「都會化」的意函。從內容產業、或創意產業的角度分析，以「全球化」和「都會化」為指標，在亞洲排名的先後順序分別是：東京、漢城、香港、台北、上海或北京。這一點可以從觀察電影、偶像劇、甚至音樂……等文化內容商品的出口流向得到證明。拍攝上海、北京的都會上班族故事，這樣的內容拿到前面四個地區放映不會有票房；相反的，東京偶像劇拿到後面四個地區播放，沒有任何人敢質疑它的現代感，韓國偶像到中國大陸、香港或台灣完全可以暢行無阻。這也非常具體的解釋了，為什麼台灣的「流星花園」、「幾米」、「周杰倫」、「張惠妹」、甚至「王文華」……等流行現象可以行銷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而同一時期的《鐵獅玉玲瓏》、《台灣霹靂火》、《流氓教授》、《鄭成功》、甚至「明華園」……只能夠在台灣行銷，市場也只有台灣，最多不會超過福建、廣東。 如果捨此而就佊，還是強調「本土化」的話，那麼台灣未來面臨競爭的對手就不會是東京、漢城、香港、上海和北京；而是杭州、長沙、成都、青島、瀋陽、安徽和新疆……；更悲慘的話，會是曼谷、河內和新加坡。 其他所有本研究所討論的，都只是技術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