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1990年代開始，政府解除利率管制並開放新銀行設立，使傳統放款業務獲利變差，銀行只好降低授信標準以取得更大的授信市場，但在總體經濟惡化推波助瀾下，企業及個人償債困難浮現，銀行呆帳劇增。政府遂發起了第一次金融改革，協助問題金融機構退出市場，並提供銀行合併及跨業經營的法律規範，期望銀行藉由多角化經營，能使獲利能力有所提升。本文利用縱橫斷面資料(panel data)結合時間序列及橫斷面資料的方式，分析1992年至2009年間台灣所有上市、櫃銀行，營業收入多角化對其績效及破產風險的影響，加入其他可能影響因素共同分析。最後，將研究期間由第一次金融改革(2000)為界，分析金改前後，多角化程度、銀行績效及破產風險有何差異。實證結果發現，銀行在擴展非利息收入業務的同時，亦帶來相當程度的風險，足以侵蝕多角化分散風險的效益，並增加銀行破產機率。另外，銀行規模愈大或成長速度愈快，愈能使獲利能力提升，並降低破產風險；台灣銀行業財務槓桿運用能力受到限制，權益資產比愈高，股東報酬率則愈低，但同時具有較佳的償債能力，可有效將低其破產可能。在金融改革前、後，因為非利息收入業務性質改變，使得非利息收入風險提高，雖使資產報酬率愈佳，但是銀行的破產風險也上升。因此，銀行經營者在追求多角化經營的同時，也應注意風險上的管理，而政府在開放新種業務時，亦應制訂相配合的法令措施，以免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

本研究藉由分析台灣央行總裁彭淮南先生任職期間，央行主要官員(總裁、副總裁、外匯局長)的口頭干預新聞，探討台灣央行官員口頭干預的成效。資料期間自1998年2月26日彭淮南先生就任開始，至2011年3月31日止，共3346個外匯交易日。首先針對新聞中官員發表談話的內容，分成阻升、阻貶、關注升值趨勢、關注貶值趨勢四大類，在模型中設定虛擬變數，以最小平方法進行分析。 　　初步新聞資料統計顯示，央行官員發表阻貶談話多於阻升，但關注升值趨勢有高過關注貶值趨勢的現象。因此央行可能在匯率趨勢升值時採取關注性談話，但在貶值趨勢時發言阻貶。 　　央行官員的口頭干預時機為「逆勢干預」，即升值時阻升，貶值時阻貶。經實證發現，口頭干預雖難達到反轉新台幣趨勢之功效，但能縮窄變動幅度，使新台幣匯率更趨穩定。

近年來，我國壽險市場保費收入通路來源發生丕變，銀行保險崛起，於2009年正式超越業務員通路，成為我國壽險業最主要的銷售通路來源，因此銀行保險為近年來熱門的研究主題，但過往文獻甚少以量化方式探討彼此合作深淺關係的選擇與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借取市場集中度指標，量化銀行與保險公司的業務合作緊密程度。觀察2006年至2009年間雙方合作關係的增減，研究結果發現，壽險公司在合作廣度上採取限縮策略，並持續加深合作深度於主要業務合作對象上，整體產業走向更加集中之趨勢。 接著本研究再以固定效果迴歸模型來探討具備什麼特質的壽險公司會傾向採取合作關係較為緊密的集中策略。將合作關係分為合作廣度與合作深度兩個面向作探討，結果發現當壽險公司規模愈大、為外商壽險公司、市佔率愈高以及涉入銀行保險程度愈深，愈傾向採取分散策略，只有當壽險公司隸屬於金控體系之下，才反向採取集中策略。 最後本研究在進一步以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並輔以Tobit迴歸模型，期望了解國內銀行保險的集中趨勢是否會影響壽險公司之經營績效，結果在合作廣度與合作深度上並無顯著發現，可能原因在於國內壽險公司與銀行的合作關係朝向集中發展之趨勢，追求的績效表現可能未反映在效率值上。

矩陣式組織管理是跨國公司普遍採用的組織架構，在銀行業的應用，興起於國際大型銀行，主要是用來協助全球業務的擴展，並在各地維持其產品與服務的領導地位。近年來兩岸銀行業面對創新的金融商品、震盪劇烈的經營環境，客戶對服務要求更複雜多元，為了提高反應市場需求的彈性與競爭力，因此紛紛仿效外商銀行的作法，進行矩陣式組織改革。 本文旨在探討矩陣式組織管理在銀行業的應用，採用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作為研究方式。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下列議題: 1.銀行業導入矩陣式組織的環境背景與目的為何？ 2.銀行業導入矩陣式組織管理的歷程和作法? 3.銀行業在導入矩陣式組織管理後，可能面臨的阻礙為何?個案公司有哪些彌補此管 理模式缺陷的措施與方法。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銀行中導入矩陣式組織管理的環境背景、組織發展歷程與文獻歸納無太大差異。然而可能影響矩陣式組織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如何克服跨部門的溝通協調障礙，促使資訊有效流通，提升員工專業和團隊合作效率，朝共同的組織目標努力。因此研究建議如下: 1.高階經營團隊的主導與支持 2.足夠的資源投入以及完整的配套措施 3.建立溝通互動機制與場域 4.培養專業且高合作效率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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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的通訊科技快速進步以及金融產業自由化、全球化，促使FDI在銀行產業快速的成長，而這種銀行業FDI在過去限制繁多的亞洲地區也不例外的快增長快速。然而，在亞洲最普遍的銀行業FDI的方法為在當地設立分支機構，故導致亞洲國家被大量的外國銀行駐進與投資，因此也造就了亞洲許多金融中心的興起。 我們將在本文以台北、上海與香港為例討論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條件與種類，並以此三地的外國銀行作實證研究，探討吸引外國銀行前來投資的條件為何。最後，對於台北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提出相關建議。

由歷史的發展，世界上的國家的金融體系可以分成兩大類，以銀行為基礎的(bank-based)，及以市場為基礎的(market-based)金融體系，而長久以來，對此分類的討論也未曾間斷過，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銀行基礎(bank-based)金融體系的銀行及市場基礎(market-based)金融體系的銀行是否會有相同的信用評等。接著，我們比較了此兩種金融體系銀行的財務指標，並且試圖找出影響信用評等的因素。 實證結果顯示，不同金融基礎下信用評等是有顯著差異性，市場基礎金融體系的銀行信用評等在獨立性評等上表現較銀行基礎金融體系下的銀行為優；而銀行基礎金融體系的銀行則是有較高的支持評等。且市場基礎金融體系的銀行在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獲利能力上表現較銀行基礎金融體系的銀行好，在流動性指標的存放比則略高於銀行基礎金融體系的銀行。再以銀行規模及金融發展程度的分類後發現，大銀行所獲得的信用評等普遍高於小銀行，原因為資產較大的銀行身處的金融環境較優良所導致；在不同金融發展程度方面，則明確的顯示出已發展金融體系的銀行其所獲得的信用評等是高於低度發展金融體系的銀行，其原因為在已發展金融體系中，由於擁有經濟高度發展、公司治理能力強、所得分配平均及政府當局對市場機能重視等因素，因而造成各項評等皆較低度發展金融體系高。 最後，用ordered probit模型找出影響信用評等的因素發現，與LTCR成正向關係的變數是DUD、SIZE及LR；反向的則是ILGL、BURDEN及ROA；與STCR成正向關係的變數是DUD、SIZE及LR；反向的則是BM、CAR、ILGL及BURDEN；與IR成正向關係的變數是DUD、SIZE、CAR及LR；反向的則是BM及ILGL；與SR成正向關係的變數是BM、DUD、SIZE及LR；反向的則是ILGL、BURDEN及ROA。

自90年代起，政府為了順應國際潮流，解除了許多管制措施，並且為提升金融競爭力、重塑金融版圖以及促進銀行體制健全性，遂進行一連串之中長期改造，因此有了金控的產生。金控體系下可運作各種業務，然而在併入金控體系後，是否會因為金控擁有較廣大的業務範圍而更有彈性及誘因使用不同的方式來操弄盈餘？ 本研究係以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上市，並於民國九十二年前加入金控之銀行為研究對象，研究期間為民國八十三年至民國九十三年，並排除非歷年制、當年度資料不全、中途下市或有合併事件者，最後共十一家銀行符合條件作為樣本。假說以Bhattacharya et al.（2003）研究企業盈餘管理動機，及Anne L. Beatty, Bin Ke, and Kathy R. Petroni（2002）對操弄盈餘的呆帳，其是否與不良債權及備抵呆帳呈現正相關之研究為基礎，探討銀行是否因加入金控後有操弄盈餘，亦即避免負盈餘、盈於平穩化、盈餘積極性、當不良債權或備抵呆帳增加時提列呆帳亦增加，以及裁決性呆帳增加等現象。 實證結果顯示，銀行在加入金控後，避免負盈餘程度明顯上升，且異常提列呆帳增加，有盈餘管理增加之情形，並且可由備抵呆帳觀察盈餘管理工具---提列呆帳的變化。

我國銀行保險業務規範錯縱複雜，直接規定與間接規定交疊，且依金融機構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有若干相互牴觸或與規範不一致之情形，亦有規範主體不明（如規範主體究竟為銀行業或保險業）、監理單位不同（如業務督導分別隸屬金管會保險局或銀行局）、對被監理金融機構內部權責單位劃分不同（如保險部門或財富部門）等問題，增加了監理上的複雜與難度。 　　監理規範複雜度對於監理者帶來挑戰，亦增加業者法令遵循成本，是以藉由本研究之統整規劃並參考美國、日本與中國銀行保險法規，整合現行銀行保險業務規範提出銀行保險單一化規範建議，以解決上述規範問題。

依據營業稅法規定，我國金融業除經營非專屬本業之銷售額適用第10條規定之稅率及銀行、保險業經營本業銷售額之稅率為5% 外，其營業稅率為2%。但保險業再保費收入之營業稅率為1%。我國金融業並未納入加值稅體系，乃依銷售總額計算營業稅額，且與業務有關之進項稅額原則上不得扣抵，其名目稅率雖較一般產業為低，但實質稅負是否確實較輕，仍待進一步分析比較，才可得知。 經分析發現，我國金融業營業稅採毛額型課徵，其他實施加值稅的國家則普遍將金融業納入加值體系課徵範圍，兩者作法大不同。在特定的條件假設下，我國金融營業稅負在主要與次要業務上都較國外大多數國家為輕；在與國內一般產業的營業稅負比較發現，我國金融業不論本業與非本業的稅負，似乎也皆較一般產業稅負為重。今將金融本業營業稅率回復為5%，其差異將更形擴大，可能引起更大程度的扭曲，也使金融業相較於一般行業處於不相等的對待。我國金融業營業稅款撥至特別準備金專款專用，此一作法不但破壞租稅與預算制度，亦扭曲了金融管理的正常功能。 本研究建議：一、維持金融業與國內其他產業間營業稅稅負的一致。將金融業納入加值型營業稅體系，維持產業間租稅的公平及租稅中立性原則，並搭配外銷金融服務零稅率制度之施行，以強化我國金融業對外競爭能力。二、恢復金融營業稅稅收用途的統收統支性質，不應將金融營業稅稅收作為解決金融問題之政策工具，此作法不但破壞稅制完整性也扭曲了金融管理的功能。若為處理金融問題或其他政策目的，可參考其他國家對金融業另行課徵銀行特別捐。三、適當調高加值稅稅率，不但符合國際提高間接稅比重趨勢，且稅源穩定亦可緩解財政失衡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