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受恐怖份子以劫機方式襲擊，重創美國本土安全、政治、經濟，同時亦讓各國理解到安全威脅不僅來自國家，亦可能為個人或組織。面對美國本土受到威脅，小布希政府當下向恐怖主義份子宣戰，且與盟邦合作進行反恐。然而，在反恐戰爭之進行下，美國需要中共在安理會、反恐等問題上的合作，小布希政府逐步調整「戰略競爭者」的用詞，而更強調雙方關係是現實、合作、競爭，進而主張「坦誠、建設、合作」的關係，因此，既交往與圍堵為美國對華政策主軸。同時，面對美對華政策的調整，中共亦開始重新省思對美戰略。於21世紀恐怖襲擊發生後，改變了國際格局，其對中美關係而言是合作之分水嶺，抑或是崎異之源頭。 本文研究將以911事件背景脈络，以中共之角度探就911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同時引用多元層次分析對中共內外進行評估，以取得中共對美戰略的主要意涵、矛盾與影響。再者，針對中美關係主要安全爭議上進行討論，包括：反恐實踐、台灣問題、飛彈防禦系統等議題。最後，則希冀提供中美關係研究上不同的觀察面向。

本論文目的在於探索求助者面對多種求助情境下向「不同關係對象」求助的意願與求助感受。研究者選取大學生為樣本，研究問題為一、一般大學生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的事件是否不同？二、一般大學生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時，所產生的感覺是否不同？三、影響「選擇特定求助對象」的因素是否不同？ 研究者於前置研究中以開放性問卷收集24名大學生對「重要關係對象」的求助事件與求助感受，並根據前置研究的資料編製量化問卷施測於266名大學生。 研究結果顯示，向重要關係他人求助時，「感恩與情感」、「自尊感受」與「負欠感」是求助者感受的重要面向。求助感受經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後顯示，一般大學生需要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時，在三個感受面向上的強度確有不同：向「家人」求助時「感恩與情感」和認為「負欠感」相較於向「家庭外關係對象」求助時要低，而面對「地位較尊」的關係對象，喚起的「自尊感受」比面對「地位較平等」的關係對象要高。 關係對象是否可提供適當資源或是生活場域的相關性初步決定了受試者可選擇的求助對象，而對「雙方交情的考量」僅影響受試者向「家庭外關係的好友和師長」求助的機率，也支持了華人因關係區分而影響互動法則的論點。 此外，同是向好友求助，不同事件所引起的感受強度亦有不同，求助事件是否涉及個人能力的評價和施助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區分求助事件性質的重要向度。 本研究亦支持林宜旻（2004）對負債感內涵的區分，但對於不同對象的負債感受，僅得到對於「家人」的負債感低於「非家人」的結果，「孝道規範」的影響在「家庭內」似乎使得對父母的負債感受更高於對手足，但在家庭外則看不到「地位尊卑」所造成的差異。

為追求企業的利潤最大化，擴大市場地位，不論在國際上或國內，企業併購之情形一直存在，而且遍及各大行業。近年來，金融業務全球化的發展不僅促使金融商品推陳出新，更使銀行、證券、保險間的業務區隔及差異逐漸模糊，導致金融跨業經營並朝向大集團化之趨勢。 本研究預計以實證訪問方式訪問目前14家金融控股公司中的2家金融控股公司下子公司的併購，實地了解金控公司的整併對內部勞資關係所帶來的影響，採用之研究法為個案研究法。 研究結果發現，併購初期為了維持人事的穩定，在薪資和福利制度方面，多半會提出一段時間不變更。然而，在勞動條件不穩定的情況下，勞方與資方彼此間互信的基礎薄弱，往往是造成日後勞資衝突的原因之一。而併購案的進行被企業視為機密，往往都是等雙方條件底定才會告知。因此，工會在併購案中較少有參與之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協商的空間有限。勞工只能接受否則只有去職一途。

冷戰的結束緩和了東西意識型態的對抗，也使各國紛紛調整對外政策、安全認知，以面對後冷戰時代的國家發展。中共和印度都在這一輪的轉變中，紛紛尋求穩定的周邊環境以進行經濟的發展，提升本國綜合國力，旨在成為國際上的大國。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的北京訪問之行，正式打破了中印間近三十年的敵對關係，雙方開始了崎嶇多礙的友好之路。 冷戰後中共對南亞的政策，主要是在現實國家利益考量的基礎上，在睦鄰外交與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以建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為目的，所進行的平衡政策。對印度的政策也在這一個原則上，以信心建立措施逐步解決邊界主權爭議，透過強調雙邊經濟合作與國際合作的雙贏利點，來提升中印關係的友好氣氛，並藉以維持西南地緣政治安全環境的穩定。 中印關係目前仍存在的主要對抗根源是邊界問題與傳統武器及核武問題上。中巴關係雖然仍是印度背上的芒刺，但1999年卡吉爾衝突中北京對中立政策的堅持，提升了印度內部的善意力量。西藏問題在印度官方塵埃落定的宣言後，可以說是中印關係中的偏中性因素。另外，中印在經貿上的良性競爭與合作、在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上的共同立場，都有助於中印關係的持續提升。

近年來，知識管理已漸受學術界及企業界的重視，不但相關的研究文獻及書籍陸續出現，企業界也相繼編制CKO(chief knowledge officer)及相關的職務，以落實執行知識管理工作。伴著此知識經濟時代來臨，運用知識已經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傳統客戶服務中心，透過運用良好的知識管理可大幅增進其營運效益及客戶滿意度。 本章文獻探討擬就國內外學者對於知識的定義、特質、內涵與分類開始，接著討論知識管理、客戶關係管理、與客戶服務中心的各項議題，包括知識管理組織 以及流程之建立等，以期對於後續討論的研究方法架構，能有一清晰的輪廓。 本文即以資訊安全軟體服務業T公司的客戶服務知識庫建立作法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導入知識管理概念後獲得之績效如何。經由本研究以理論與實際作業的相互討論與驗證，得到結論證明運用知識管理的概念，做為客戶服務能力提昇的策略，其績效與成果是肯定的。

本文以鄉鎮企業作為對照，運用「政企關係」，解釋中國大陸的「三線」企業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情況。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三線」建設，被稱為中國工業化的一次西進運動，中國大陸將大量的工業基礎建設投注於西部內陸地區，為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建立了物質、技術上的基礎。這些擁有來自中國中央的資金挹注、配有先進設備與優秀人才的工業基地，在中國實施經濟改革後，發展情況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本文認為，受到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的影響，致使「三線」企業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出現差異。若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維持良好關係時，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碰上難題時，地方政府將會不吝伸出援手，同時，與地方政府維持良好關係的企業，對於取得地方政府資金、優惠政策的協助較為容易。相反地，若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疏離，則不僅企業較難獲得地方政府資源挹注，當企業發生經營困難時，地方政府也往往坐視不管。

長久以來，民意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V.O. Key(1961)提出Opinion Dike理論，他認為民意應形成一個堤防，來導引政策的走向，並提供了議題辯論的基礎。在民主國家中，由於民眾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在做任何決策時應符合人民的期待。根據過去的民調數據顯示，兩岸問題在臺灣民眾心中是長期且穩定的重要議題，因此，決策者在制定兩岸政策時應了解臺灣民眾對於兩岸政策的態度為何。 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競選連任時曾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議題，引起國內民眾與在野黨的高度關注，而馬英九總統也表示，兩岸是否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首要前提是國內具有高度的民意支持。和平協議的內容為何？學界上雖有眾多討論，但並沒有共識。因此，本文研究目的是期望透過民意調查資料，來了解2012年總統選舉過後，臺灣民眾對兩岸和平協議贊成與否的態度是受到何種評估面的影響，並得知臺灣民眾對和平協議的看法與內容為何。 本研究發現，贊成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民眾，在務實面上，認為臺灣不需要軍購且兩岸經貿往來對臺灣有利、在情感面上，認為中國大陸會遵守和平協議、更要在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後，能夠維護國家主權與主體性以及參與國際事務。其中，以中國大陸是否遵守和平協議的影響程度最大，顯示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信心不足。因此，政府若欲推動與中國大陸商簽兩岸和平協議，應增進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的信任程度，改善兩岸互信，未來才有簽署和平協議的可能性。藉此研究，期望政府在做決策時，能回應民眾的需要，以為臺灣民眾謀求福祉。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果舉世矚目，各種威脅論亦隨之在側。胡錦濤甫上任即昭告世界中國將和平的崛起，期以消弭不利中國發展的威脅輿論。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迷思，多偏向現實主義觀點，尤以中國的軍備發展對世界局勢影響為甚。本論文旨在研究胡錦濤時期中國崛起的內涵，及研究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分析中國在各種不利發展輿論條件下，構建何種具中國特色的和平發展理論與外交戰略，期以達到和平的崛起，及與國際社會共創和諧世界，並藉中印雙邊關係發展來檢驗胡錦濤外交戰略成效。為聚焦研究範圍，研究重點以胡錦濤2003-2013年期間的外交戰略，廣蒐文獻以文獻分析法疏理、分析。研究發現胡錦濤的外交戰略為呼應中國發展需要、國際總體發展潮流、趨勢、以及應對國際社會反應所得，但經由中印關係發展檢證和平崛起實踐作為與成果，官方公開資料與民間問卷訪查結果迥異，官方囿於雙邊、多邊關係發展結果偏向樂觀、正向，較無法真實呈現；民間問卷訪查結果對中國的態度則趨於悲觀與厭惡，其關鍵在中國逐年加強軍備，恐破壞地區穩定與安全。因此，中國能否真的和平崛起，歸結在中國自身是否願意以和平的手段崛起，惟有中國願意，才能與國際社會和平的共創和諧世界。

本論文以濾嘴法則應用在台灣股票市場，試圖揭露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的關係。雖然在短期內可藉由過度反應獲取報酬，然而，報酬率與成交量的關係仍舊模糊不清，本篇引用的文獻並不足以解釋此研究的結果。另外，我們發現在近十年中，因流動性進行的交易，而非因資訊進行的交易，主導了台灣股票市場。 / This thesis uses filter rule on Taiwan stock market to unc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 and volume change. Although the profits for overreaction in a short time horizon exist, the pattern of the combination of return and volume change is unclear. No theory 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seems to be able to fully explain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Yet, we find that the liquidity trading, rather than information trading, dominates Taiwan stock market in recent decade.

學校公共關係的經營影響學校效能的成效，為瞭解二者的現況，及彼此間關係，乃從事本研究。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抽取101學年度新北市78所國中教師做為研究對象，問卷共發出906份，回收671份，回收率74.06％。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與薛費法（Scheffe）、Tamhane T2 進行事後比較以及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等統計方法來進行資料分析。歸納研究結果獲致如下結論： 一、新北市國民中學學校公共關係屬「中上」程度表現 各層面中以「資訊傳遞」層面表現最佳，其餘依次為「成果回饋」、「意見互動」、「物質支援」、「行動參與」，以「資源分享」最難表現。 二、新北市國民中學學校效能屬「中上」程度表現 各層面中以「行政領導溝通」層面表現最佳，其餘依次為「社區認同參與」、「環境設備規劃」、「學校組織氣氛」、「教師教學輔導」，以「學生學習表現」最難表現。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公共關係的看法上並無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的差異情形 (一) 不同性別、現任職務、服務年資的教師，對於學校效能看法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不同最高學歷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看法有顯著差異，最高學歷為師範院校的教師顯著高於研究所。 （三）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看法上有顯著差異，25至48班顯著高於73班以上。 五、新北市國民中學整體學校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具有高度相關，且為正相關，其相關係數為.730。 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國中校長、教育主管機關、未來研究者幾點建議做為參考 / What this study aimed at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hool public relation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of New Taipei City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us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study. 906 samples were delivered to teachers of 78 junior high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among them were 671 retrieved valid.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e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reveal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hool public rel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of New Taipei City is above middle degree. Among the performance aspect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anked first, followed by “feedback, exchange of ideas, material support, particip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hool effectiv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of New Taipei City is above middle degree. Among the performance aspects,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ranked first, followed by “commnity participation, facility planning, organizational climate of school, teachers’ teaching and counsel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expresses”. 3.Teachers with various background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chool public relation. 4.Teachers with various backgrounds were different in school effectiveness. (1) No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opionions of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current positions and working seniority. (2)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opionions of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eachers graduating from normal universities bore greater significance than those graduating from graduate schools. (3)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opionions of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school sizes. Schools with 25 to 48 classes bore greater significance than schools with more than 73 classes. 5. A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in the school public relation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of New Taipei City. The Correlation is .730.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som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to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educational authorities,and future researc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