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在一九九０年代的消費者，擁有比以往更多的購物管道，而且消費者 每一天都要接受來自種類愈來愈多的訊息轟炸．面對如此多的訊息使得消 費者愈來愈難加以選擇，因此製造商必須更費心力才有可能建立一新的品 牌．同時Pine , Peppers & Rogers (1995)也指出，如果經理人決定要和 顧客建立學習關係應考慮資訊､生產/運輸､組織､及評估策略．故本篇 論文將重點擺在資訊策略這一要素上，探討不同的關係作法是否會對應一 組不同的資訊技術，而每一組不同的資訊組合又是由那些資訊技術所構成 ．為了達成以上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擬定如下的研究目的：一．依個案中 描述各公司在關係行銷上不同之作法，提出一分類架構．二．透過此一分 類架構，描述出各不同分類如欲達成關係行銷的目的(提高顧客佔有率)所 需的資訊技術．

本篇研究主要在探討，臺灣股價指數與重要總體經濟變數之間是否具有長期的穩定關係。並藉由計量模型的估計、比較與研究，希望能因而找出較為準確的估計方法，並瞭解各經濟變數之間的影響與關係。 　　選擇的變數包括：臺灣股票發行量加權指數(SIDX)、美元匯率(UER)、貨幣供給(M2)、利率(IR)、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工業生產指數(PIDX)。資料期間從1975年7月至1995年12月，頻率為月，共246筆資料。 　　第一步我們先對各變數資料作分析檢定，檢定其是否具有單根，亦即檢定其是否為穩定變數；結果有一單根（PIDX）。分析完資料特性之後再做各變數之間的相關檢定，在此以(Canonical Analysis)典型分析的方法為之；結果得出一穩定的共積關係，藉此找出誤差調整項。最後做模型的選定與解釋變數的選擇，以做股價指數（SIDX）的迴歸估計，因其中含有穩定與非穩定的解釋變數，因此我們採取FMOLS（FULLY MODIFIED OLS）作為估計的方法，其中加入誤差調整項為下一期變動方向的解釋，希望如此有助於我們對股價的分析預測，此外並做DYNAMIC-OLS的估計方法與FM-OLS估計方法比較，最後再作股價變動的估計分析。結果發現M2、IR、UER對股價指數（SIDX）較具影響力的變數，而落後一，二期的誤差調整項是最顯著的參數，且股市波動較小時，似乎總體的經濟因素可能有較顯著的影響，股市波動較大時，可能受風險報酬的影響較顯著，詳細內容參見本文。

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在探討不同市場間價格傳遞的關係，為了避免傳 統上利用不同國家股價指數進行研究，所可能產生的異質性問題，本文藉由表彰資產相同、而在不同地區進行交易的證券進行分析；而根據台灣資本市場的現況，我們利用普通股與海外存託憑證在國內、外的價格關係來進行實證研究。實證模型分別考慮價格或報酬間，與報酬波動間的傳遞效果，以及此二證券間之價差對該因果關係的影響。 綜合實證分析之結果，本文獲致下列幾項結論： 1.長期間，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間不一定存在均衡關係。在實證結果中，僅中鋼與亞泥二家公司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間有共整合關係，嘉泥與東雲二家公司則無。 2.短期間，國外之海外存託憑證日報酬顯著受之前交易的國內普通股日報酬所影響，但國內普通股之日報酬則不受之前交易的海外存託憑證日報酬所影響，顯示國內市場之股價領先國外市場之股價，支持Garbadeand Silber(1979)之支配-跟隨市場假說。 3.不同市場投資者所面臨的價差對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間之因果關係沒有顯著影響，違反原先假設當價差愈大時，會因套利活動的增加而增加二者間的關係。造成此一結果可能來自於海外存託憑證流動性的不足之限制。 4.報酬波動的外溢效果在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間，並沒有一致的結論，國內市場的波動對隨後交易的國外市場波動有的有影響，有的沒有影響；而國外市場的波動對隨後交易的國內市場波動則大部份沒有影響。 5.波動的外溢效果不具有不對稱性，顯示不同的資訊衝擊對波動的影響並沒有差異性。 6.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後三個月內不得申請兌回之限制，並不會影響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價格、報酬、或波動間的傳遞關係。

中共政權自成立以來，便一直支持緬甸共產黨，企圖以武裝革命手段顛覆緬甸政府，因此在研究中共與緬甸關係時，常認為中共在緬甸進行革命輸出。不過，中共對外政策絕不僅限於意識型態的功能運作而已，其外交作為現實主義的成份要大於意識型態。中共外交政策的現實性可由中共在與蘇聯關係惡化後，擴大解釋和平共處五原則的適用範圍看出。這套原則原先是強調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係，不過中共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宣稱，「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更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自一九六九年，中蘇共爆發嚴重邊界衝突後，一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蘇聯成為中共最主要的敵人及國家安全的威脅來源。至此中共不僅要拉攏非共國家，同時也要維持與其他共黨國家之關係，以突破美蘇雙重包圍。擴大和平共處五原則之適用範圍是理所當然的了。在此國際背景之下，中共與緬甸的關係是以外交考量為主，其他影響彼此關係之因素如經貿往來、緬共及華僑問題事實上也都以外交為主軸。中（共）緬雙方之所以如此重視彼此外交關係，實有其不得不然之苦衷。就緬甸而言，緬甸很早就已認為北方中國是緬甸最大威脅，為求生存，緬甸選擇中立主義。就中共而言，無論在地緣上或政治上緬甸都具有特殊之地位，使中共不得不容忍緬甸之中立主義外交政策。因此，中共運用兩手策略，一面以利誘，一面施以壓力，促使緬甸維持其中立外交政策，進而將緬甸納入其勢力範圍。總而言之，中共與緬甸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九○年四十年間，雙方之所以能維持和平關係，彼此相安無事，乃緬甸運用中立主義，及中共採取務實而理性的策略等因素，產生微妙的平衡的結果。

企業贊助公益活動的風氣日漸普遍，國內企業也將之視為一項重要的企業活動，企業贊助公益活動可自兩種觀點檢視：社會責任觀點和公共關係觀點，自此兩種觀點深入檢視國內企業之公益贊助行為，為本研究之動機，國內相關研究也頗為欠缺，可透過本研究作一補強。 　　本研究於文獻回顧後建立觀念性架構，將企業贊助公益活動之動機區分為與產品銷售直接相關、與產品銷售間接相關和與產品銷售無關三大類，將影響企業公益贊助行為之因素依不同層次區分為個人、部門、企業和環境四大類，將企業公益贊助決策區分為活動類型、受益對象和贊助形式三構面。由於國內相關研究之不足，研究方法採用計質法，選取九家國內企業為研究對象，以深度訪談之方式收集資料，輔以次級資料之收集補強，對九家個案公司進行分析，據以建構發展命題。 　　研究結果針對『贊助動機』和『贊助決策』之關係，發展出十項命題，『贊助影響因素』和『贊助決策』之關係，發展出八項命題，並依據資料顯示，將企業之公益贊助決策增加與產品關聯性、活動範圍、參與程度和持續時間四個構面，以更完整表達企業之公益贊助行為。 　　本研究之最大貢獻在於以企業參與之各項公益活動逐一分析，一反過去研究將企業贊助公益活動行為單純化之處理方式，將許多過去研究無法找出變數關係之部份予以建立初步之命題，此一研究方式可以作為後續研究之重要參考。

在貿易國際化、自由化的時代潮流中，台灣地區已逐步地對外開放國內市場。惟為了避免貿易自由化帶來負面影響，並確保產業在國內市場的權益，我國亦已建立了一套貿易救濟制度。此一制度不僅是對外貨藉由不公平貿易措施（傾銷、補貼）進入我國市場的一種反制，及對於公平貿易採取進口救濟之防衛措施，同時更是完備國內貿易法令、健全貿易環境所不可或缺的。我國反傾銷法規之立法，特別是關稅法第四十六條之一、第四十六條之二，貿易法第十九條（八十二年二月五日），平衡稅及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使我國反傾銷法所規範之損害要件與國際規範相同，但此一國內規範仍有諸多待澄清之處。一．損害範圍：相同產品（關稅法）與競爭產品（貿易法）之爭議；二．損害對象：國內產業（關稅法）與競爭產業（貿易法）之爭議；三．損害程度：實質損害（貿易法）與重大損害（關稅法）之爭議；四．因果關係：傾銷效果（課徵辦法）與傾銷進口（貿易法）之爭議。 　　對於上述爭議點，頗有必要依據ＷＴＯ反傾銷協定之規範，修正相關法規，以避免不必要之疑義，且於損害認定調查時，不致於偏離問題之要點。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關係」的角度，團體（同一團體）偏私(In-Group Bias)行為上的表現，區別西方學者以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來作為解釋同一行為之內在機制的不同。 　　在西方學者以社會認同理論解釋內團體偏私行為基於社會心理學所具有的文化及地域性的特徵，以社會認同理論來解釋中國人此一現象的普遍性原則頗令人懷疑。所以研究者從中國人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的「關係」角度出發，藉此闡釋「關係」對中國人內團體偏私行為可能的影響。 　　在研究一中，研究者認為純粹以西方的社會認同理論來解釋中國人的內團體偏私行為是不足的；其次，欲證實中國人的團體是建築在「自家人」的觀念上。研究者透過熟人與否及團體類別兩個變項的相互組，設計成四組受試者參與研究。從來自於政治大學的學生，所得到的結果發現，受試者對熟人有較大的偏私行為出現；以及對內團體成員亦出現偏私行為，結果支持研究者的假設，中國人的偏私現象除以社會類別化歷程解釋外，「有熟人關係」的偏私原因也必須考慮。而研究二中，則以情境故事的方法，將大學生受試分成二組實驗組，與一組控制組參與研究。透過變異數分析的統計程序，以證實研究一所得結果的真偽。同時，讓受試者從分配者、旁觀者及被分配者的身份去回答問卷上的問題，以了解受試者在這三種角色下的分配行為。結果發現與研究一有一致性的結論，即內團體偏私與熟人偏私的現象同時存在。

本研究以Miller與Modigliani(1958, 1961)的資本結構無關論與股利無關 論為研究背景，再以Myers(1974)的理論與Partington(1985) 的資金流量 等式為基礎，探討上市公司投資、舉債與股利決策間是否具有互動關係， 研究期間為民國七十七年至民國八十一年，樣本為國內上市公司，共 249家，研究方法除了針對各決策設計不同的方程式之外，並以三階段最 小平方法來進行聯立模型的實證，同時針對上市公司的高階財務主管寄發 問卷，以進一步了解此三大決策間實際互動的現象。經由三階段最小平方 法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知，投資與舉債決策間具有互動關係，此結果與MM 所提出的資本結構無關論不同，亦即投資決策並未獨立於融資決策，兩者 應同時決定。至於投資與股利決策間，亦存有互動關係，即投資計劃之進 行與現金股利發放間存有資金競用的現象，而有96％的上市公司在評估投 資計劃時，會同時考慮股利政策。至於現金股利與舉債決策間，其互動關 係並不明顯。而上市公司在舉債時，能否提供擔保品給貸款者與現有負債 契約對於舉債的限制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而僅有將近三成的上市公司會 改變負債比率來維持固定的股利支付。另外，其他對於投資、股利與舉債 決策有影響的因素尚有：投資方程式中，前期舉債額對投資的影響亦顯著 為正，可知上市公司會將資金作長期的規劃。舉債方程式中， Jensen(1986)自由現金流量對於上市公司舉債的影響顯著為負，可知 Jensen所提出的假說可以成立，亦即舉債後，由於公司必須支付負債的利 息與本金，故公司會注意資金之運用，進而增加公司對資金使用上的效率 。股利方程式中，前期股利支付的係數顯著為正，顯示上市公司對於現金 股利的發放將參照公司去年度的股利水準，並且少有減發股利的現象。由 上述結果可以得知投資與股利決策、投資與舉債決策間存有互動關係，並 未如MM(1958, 1961)所言，投資與股利決策、投資與舉債決策間係獨立之 決策，由本研究發現這些決策應同時決定。另外，股利與舉債決策間的互 動關係並不明顯。

近年來地區性觀光的行銷，已成為各地方政府施政的核心重點，透過結合地方特色與資源，活絡地方經濟產業。因此，透過民間與非營利組織力量所彙編而成的觀光護照，更能以地方性的思維，結合多元的觀點，匯集地方的文化與特色。台南市觀光協會自民國九十一年發行至今的「府城觀光護照」，策略性的連結了公、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共同行銷台南市的古蹟、美食與文化，而由於台灣的地方觀光節慶活動鮮少能持續舉行，我國長期且持續性的推動觀光護照作為觀光行銷的縣市目前也僅有台南市府城觀光護照，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府城觀光護照彙編與發行的過程，探究長期合作的公私協力互動關係，分析本個案協力互動過程的要素，以了解府城觀光護照能夠持續整合與推動的原因。 本研究透過理論與文獻的檢閱，以權力地位、願景共享、資源配置以及溝通協調四個面向剖析府城觀光護照多元行動者協力互動關係。經由質化訪談台南市政府、台南市觀光協會以及參與府城觀光護照合作的業者，發現由於公部門對於府城觀光護照並未有經費上的補助，僅扮演促進者與支援的角色，然其雖不直接的加入協力的行列，但卻透過行政支援促成民間業者有效的整合，使得由非營利組織與私部門建立的協力互動更具彈性；而由於參與者之間的資源互賴與責任共享，因此彼此處於平等、互惠的地位，能夠彼此激發創意與相互學習。最後研究者建議公部門應提供適當的誘因吸引民間資源參與協力合作，台南市觀光協會須完善協力關係的監督與輔導機制以及增加參與協力的網絡。

中共對冷戰後國際格局的評估，著重在大國權力的重新排列與組合，並認為新興強權的崛起勢將影響國際權力結構與平衡。然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仍維持著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體系，1997年中共在面對當前國際形勢所提出的「大國外交」即是追求以權力為核心的國家利益。中共的國際戰略旨在維護和鞏固其在國際領域中的國家利益，自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審視國際權力結構的動態，制訂其國際戰略，俾在權力平衡的運作中，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 中共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處於空前規模的調整與磨合時期，「大國關係」將是國際形勢發展與變化的決定性因素。新的國際格局形成將主要取決於大國力量的消長、演變和確定何為相對穩定的戰略關係。本文為瞭解江澤民時期之中共「大國外交」戰略與歐盟間的關係發展與影響，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多元研究途徑，探討中共「大國外交」發展的背景歷程、內涵定位、中歐間政策及對美、俄、日、台關係發展的影響。 中歐經貿關係持續成長，雙邊關係穩定發展，中國與各大國的關係空前地深入而多元，中國對各大國的貿易關係都替各國帶來龐大的經貿利益，從而中國本身也獲得相當大的外交成果。未來中共仍將充分利用與各大國的對話機制深入發展關係，並妥慎處理與各大國的矛盾與衝突，仍將是中國「大國外交」戰略中，至為關鍵的重要外交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