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為探討中國證券市場A股、H股雙重上市的情況、中國內資股對外資股價格相對較高的現象及中國政府陸續開放市場的措施，本文首先使用Engle- Granger共整合模型探討中國QFII、QDII及港股直通車等政策，對A股與H股市場的影響。研究樣本為中國A股與香港H股雙重上市的十六檔股票，研究期間自2002年起至2008年年底，採用日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自QDII實施後，A股與H股市場呈現顯著共整合現象，且一直延續到2008年年底；接著本文亦針對相對流動性、相對股票供給量、資訊不對稱程度與匯率變動等四項因素，探討其對個別公司A股、H股的價差影響程度，實證顯示這些因素皆對A股、H股價差有顯著的影響。H股的流動性、公司規模和港幣兌換人民幣的匯率都會對A股、H股的價差產生反向的影響，H股的供給量則會對A股、H股的價差產生正向的影響。另外，藉由2002年至2008年研究期間股價的觀察，發現在中國政策開放下，A股與H股股價亦有逐漸靠攏的趨勢，價差逐漸縮小，顯示中國的市場開放政策的確改善了原本市場區隔的現象，促進境內與境外的資金流動與市場效率，未來兩市場股價的整合應可預期。

摘要 國內證券市場隨著經濟發展，規模逐漸擴充，而該規模的擴張也成就了許多企業的發展或投資者的獲利。然而，當企業在產能擴充發展達到飽和的情況下，資本過於龐大可能會造成企業的營運成本增加，在營運績效持平的條件下，成本增加將會造成企業的負擔。因此，隨著企業發展進入成熟階段之後，企業的資本也會隨之進行企業減資的調整策略，一般減資的方式概約有三種方式，分別為彌補虧損之公司法減資、庫藏股減資及現金減資等。而本研究因此考量從方法驗證的角度對庫藏股減資的經營策略進行實證研究，試圖找出庫藏股減資之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滿足減資執行後所應有之股票報酬的情事發生。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概分下列幾項： 1. 國內實施庫藏股收購策略之公司多於股價下跌後施行。 2. 收購庫藏股後之股價趨勢往往只小漲一至兩個月。 3. 半導體業和電腦及週邊設備業收購庫藏股後股價有顯著上漲。

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中，公司經由合併、購併、合資及控股公司之方式來達成控制資源之活動已蔚為一項風氣。本研究在假設合併、購併、合資、控股公司之形成在追求股東財富極大下，探討我國上市之資訊電子公司進行外部成長活動之宣告時對股東財富是否具正向之影響。以民國80年1月1日至民國89年12月31日為研究期間，並以資訊電子業第一次在工商時報或經濟日報揭露上市公司之外部成長訊息的時間為宣告日及其相關資料。共取得購併樣本42個，合資樣本31個，以及控股公司樣本30個；本研究以公司控制行為宣告日前31日至前150日為市場模式之估計期，而以宣告日前30日至後30日為事件觀察期，利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其宣告效果。經實證結果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之結論： 1. 購併之宣告對股價之影響在宣告日當天具有正向不顯著之異常報酬率；而整個觀察期之累積效果為負向不顯著。 2. 合資之宣告對股價之影響在宣告日當天具有正向不顯著之異常報酬率；而整個觀察期之累積效果為正向不顯著。 3. 控股公司之宣告對股價之影響在宣告日當天具有正向不顯著之異常報酬率；而整個觀察期之累積效果為負向不顯著。 4. 合資宣告對股價的影響程度大於購併之宣告，但效果並不顯著。 5. 合資宣告對股價的影響程度大於控股公司之宣告，但效果並不顯著。 6. 購併宣告對股價的影響程度大於控股公司之宣告，但效果並不顯著。

本研究有興趣的是台灣自民國70年至民國89年間，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二者之間的關係。Jensen and Meckling(1976)、Rozeff(1982)、Easterbrook(1984)皆著墨於代理問題下的股利政策，公司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使內部人和外部股東二者間存在顯著的代理問題。就代理理論而言，認為公司的股利政策和內部人持股比率二者具抵換關係。另外，Ross(1977)提出公司內部管理者和外部股東二者所擁有的資訊是不相同的，有許學者以此觀點發展出股利訊號理論，認為股利是內部管理者對公司未來表現情形的一種訊號(Signal)。Bhattacharya(1979)認為股利發放是有成本的訊號，也就是對於內部管理者而言，做出現金股利發放的決策對內部人可控制的資源減少了，對內部人而言是有成本的。既然現金股利發放對於內部人而言是有成本的，為何內部人還要發放現金股利？本研究也試圖就訊號理論而言，說明當內部人持股比例愈高而現金股利發放愈多時，現金股利發放的愈多對內部人而言成本愈大，代表內部人透過現金股利的發放給予外界公司未來營運樂觀的訊息，且此訊號效果會和內部人持股比率呈現正向關係。因此就訊號理論，內部人持股比率愈高的公司會因現金股利的發放給外界的訊號效果來建立公司聲譽為目的而發放愈多的現金股利。 本研究的特色是就代理理論和訊號理論交互影響下，觀察內部人持股和現金股利二者的關係，並且加入資本市場發展情形，投資人保護的程度等不同的外在環境是否也影響公司股利政策的決定，研究是否因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得公司愈可能透過股利政策釋放訊息以建立公司的聲譽，這些皆是過去文獻鮮少探討的部分。另外，過去文獻大多只選取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之關係進行研究，並未針對其他內部股權和現金股利的關係作探討，本文將針對股權結構(董監事持股比率、董事持股比率、監事持股比率、經理人持股比率和大股東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的關係進行實証研究，這也是本研究特色之一。 實証結果皆顯示出股權結構是影響台灣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司的股利政策皆由內部管理者決定，主導公司當年股利發放型態及發放的額度。本研究發現在民國70年至80年間，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的發放情形呈現不顯著的負向關係，而在民國81年至89年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的關係為顯著正向，這和支持代理理論的學者Jensen and Meckling(1976)、Rozeff(1982)、Easterbrook(1984)所述內部人持股和現金股利率二者呈抵換關係不一致。再者，民國81年至89年內部人持股比率對現金股利宣告的累積異常報酬是具正向顯著的影響，這支持本研究認為內部人持股比率比較高的公司愈可能透過現金股利的發放建立自己公司的聲譽，釋放公司內部管理對未來公司前景佳的預期，給予外部股東一個正向訊號，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資本市場發展，公司須要建立聲譽以順利自資本市場取得資金的時候這種訊號效果愈強愈明顯，現金股利發放對股權結構愈高的公司愈形重要。

1998下半年，上市公司的交叉持股行為引發台灣自發的金融危機。知名企業接連跳票，資本市場發生違約交割，一時之間，股市投資人售出地雷公司股票唯恐不及，金融機構因握有地雷公司債權而損失慘重。 交叉持股所引發的公司財務危機迥異於過往。危機爆發之前，公司營運狀況與一般公司無異，唯公司的業外投資活動異常活躍，特別是權益證券的投資。具決策經營權的大股東熱衷於運用高財務槓桿進行交叉持股，並且隱藏資金用途，傳統的財務分析方式與財務危機警示指標因而失效。債權人、投資人因而措手不及，蒙受重大損失。 本研究主要在研究上市公司交叉持股行為之特性。先探討交叉持股的行為特質及經濟意涵；再由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資料，篩選出代表交叉持股公司與非交叉持股公司母體的樣本，以實證的方式驗證兩組公司的財務性質。除了可以更加確定交叉持股公司的財務性質以作為財務分析的依據之外，對於有意針對這一類財務危機發展警示制度的研究當具有其參考價值。

我國有價證券的配售方式主要有詢價圈購及公開申購配售常見方式，自從八十四年詢價圈購方式日益普及，因此兩種不同配售方式之間的差異，對發行公司而言，是在選擇股票配售方式時重要的考量。 國內舉學界目前關於詢價圈購的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針對企業在決定股票配售方式時，會列入考慮的因素，包括發行公司本身的變數，如股權結構，現金增資本身的變數，如發行規模，以統計方式進行分析，想找出兩者之間的關係，另外也針對現金增資事件日前後之股價進行事件研究效果分析，希望能找出現金增資過程中某些時點是否存在一定的股價行為，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再實際訪問證券商，配合制度面的研究，對業者及主管機關提出相關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在選擇股票配售方式時，最重要考量的因素是股權結構，持股比例越低之發行公司越偏好詢價圈購方式，並非如制度面設計所得到的推論，因此透過實地訪談券商的了解，發現係因為發行公司可以要求承銷商將詢價圈購之股票配售給關係人，藉著這種方式持股比例低的公司經營者反而要可以用較市價為低價格取得股票，因此雖然無法由表面上的股權數據看到這種運作，但透過本研究之結果即可推論而得。 另外關於現金增資之事件日對股價之影響，以除權日對公開申購配售方式之現金增資案之股價模式最為明顯，在除權日二天前股價呈現下跌的狀況，可能反應棄權賣壓的存在，而在除權日前後則有正向的報酬，顯示在八十五至八十六年除權行情普遍存在。至於其他事件日的影響，則較不顯著。 本研究建議發行公司選擇股票配售方式時，就現行承銷制度，應從資金成本、籌資速度、及股權結構進行考量，做出有利於公司之決策。在承銷商方面，新制公開抽籤制度對承銷商的收入會產生不利影響，承銷商應加強自己在承銷配售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另外主管機關在訂定承銷制度時，宜考量對詢價圈購之配售進行一定程度之規範，以免公司圖利大股東。

本研究主要探討股利宣告與公司股價間之關係。在觀測股利政策對股價影響時，必須注意的是股利宣告是否為投資者所完全預期，若是，則股利宣告日之股價反應已非股利影響所致；反之，若投資人無法預期公司股利之宣告，則在宣告日的股價反應，應可解釋為投資者在考慮對其財富之影響並綜合其預期效果後，對股利政策所作出的真實反應。 　　本研究為淨化及觀測股利政策對公司價值真正影響，藉由篩檢樣本方式，試圖找出非預期股利之宣告效果；依據此研究目的，選出兩組樣本： (1)首次股利組：上市以前三年皆未發放現金股利，於上市後首次宣告現金股利之公司及上市後長達六年以上未發放現金股利，首次發放現金股利的公司，(2)後續股利組：上市以前三年皆發放現金股利，於上市後首次發放現金股利之公司，進行相關實證工作獲得以下四點結果： 　　一、市場上對於首次股利宣告之資訊，有效率地利用並立即反應於事件日的股價上，符合半強式效率市場假說；而後續股利則未符合。 　　二、就事件日（董事會決議之次日，即刊載於報紙當日）之股票平均異常報酬率而言，首次股利組其事件日之股票平均異常報酬率達統計上顯著性，而後續股利組，則未達統計顯著性。而且，兩組之股票平均異常報酬率具顯著差異。 　　三、就股利預期模式而言，一般投資者對首次利似乎無所預期或存在較少預期，而後續股利似乎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預期。 　　四、首次宣告股利之公司，其宣告日所屬年度之盈餘皆大於前一年、前二年之盈餘，但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摘 要 本研究參照Deboeck and Ultsch(1998)想法，不同的是利用多變量分析法中的群集分析來將研究樣本做最合適的分群，再檢視各季各群組是否符合各指標門檻值愈多者，未來投資期間所獲得的報酬也較高，甚至超越類指的現象；另外，也針對年複合成長率以及各指標的門檻值做敏感度分析，而投資期間則分別就短期的1個月、中期的3個月以及長期的6個月做為觀察。實證結果如下： 一、利用CAN SLIM選股策略直接篩選投資標的，本研究的研究樣本中幾乎 沒有一家能夠完全符合；若將條件逐漸放寬只利用C, A, L,三個指標或 C、A二個指標來篩選時，較容易選出投資標的，然而，通過篩選的投資標 的在未來投資期間的平均報酬表現卻未必皆能超越類指表現，顯示若利用 CAN SLIM選股策略的指標來直接篩選未必可以為台灣投資人帶來超越 類指的報酬。 二、利用群集分析法將樣本做最合適的分群後，再與類指報酬表現做比較，顯 示傳統產業中的塑膠業在A=3或A=5下的結果差距不大，顯示此產業有較 穩定的特性，然而實證結果也顯示利用符合指標門檻值的多寡來決定當期 投資的標群組未必能確保選出的標的群組未來投資表現會超越類指。而高 科技產業中的資訊電子業在A=3或A=5下結果明顯不同，以A=3較符合預 期，即符合指標門檻值最多的群組在未來的投資期間表現幾乎皆能超越類 指表現，符合此變化快速的產業特性所需。 三、在對各指標進行敏感度分析中，塑膠業仍未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結果。而在 資訊電子業中 ，以A=3做為分群資料的情況下，維持原始門檻值依然有較 好的表現。 四、在對投資期間進行敏感度分析中，整體而言，若將投資標的持有3到6個 月，其符合指標門檻值最多的群組平均報酬超越類指的比例較高，也就是 利用CAN SLIM選股策略結合群集分析方法，適合中長期的投資持有。

有關於現金股利的發放，在國外多數的研究都發現整體市場現金股利發放的比率都是呈現下滑的趨勢，但在台灣，自1997年之後現金股利發放比率卻呈現大幅上升，為了研究究竟何種原因造成了這樣的情形，本篇文章首先就公司特性的部分進行研究與分析，以瞭解究竟是否近來整體市場的公司特性出現明顯改變，造就出現金股利發放比率的大幅上升。研究結果顯示，未發現金股利公司的平均獲利能力與成長性在1997年之後都呈現急速下降並跌破零成為負值的情形存在，分析此種原因應該是有能力發放現金股利的公司無論規模大小、獲利能力高低抑或成長性強弱都選擇進行現金股利的發放，反觀不發現金股利公司都只剩下無成長性且公司獲利狀況不佳以致於無力發行現金股利的公司。為進一步探究為何有能力發行現金股利的公司通通都開始進行現金股利的發放，我們在此選用Baker and Wurgler(2004)所提出的討好理論(catering theory)作為我們現金股利發放比率產生顯著提升的主要關鍵，經過實證研究結果發現討好理論的確對於台灣股票市場產生影響，另外我們也探討出影響投資人對於現金股利的需求強弱可能與兩稅合一的實行、政治風險的大小以及股票市場周轉率的大小有著密切的關連性。

我國自民國89年8月開始實施庫藏股制度至今，庫藏股制度在國內資本市場發展雖時間不長，但已被企業普遍運用；而國內當初庫藏股制度是在東南亞金融風暴、股市低迷之際所通過，因此其護盤寓意明顯，且國內外庫藏股相關文獻都支持庫藏股的宣告確實有助於股價的表現；倘若以近一、二年言，國內企業發展因韓國及中國大陸的崛起，加上國內政府對大陸投資上限遲遲未鬆開，因此產業發展受限，但公司實施庫藏股家數卻呈現方興未艾的榮景，因此本研究進行以下的實證及結果： 一、在「庫藏股實施目的與股權結構及產業類股之關連性」方面： (一)支持公司董監事及大股東持股比率越高者，公司庫藏股採用目的三(維護股東權益，辦理減資)的比例越高。 (二)支持電子事業庫藏股採用目的一(為公司員工認股權證等之股票來源)的比率高過非電子事業。 二、在「實施庫藏股前後之經營績效比較」方面： (一)支持實施庫藏股公司於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實施前。 (二)支持實施庫藏股公司於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三)支持採用實施目的一(為公司員工認股權證等之股票來源)之公司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四)支持採用實施目的三(維護股東權益，辦理減資)之公司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以上實證結果，國內庫藏股選擇實施目的之動機支持「經營者誘因假說」，而就實施前後經營績效實證結果並不支持「企業價值低估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