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說呈現某種特殊現象，即描寫婦女的篇章增多，且以鮮明而豐富的人事做為核心，展露出唐代婦女生活的圖畫。而這些婦女人物，個性鮮明、複雜，形象豐滿，不論她們的身分是估女、婢女、豪俠、娼妓、士族甚至是非人，面對困境時能堅持自我的抉擇，這強韌的意志力便成為其獨具的特色，使部分婦女特出於其他人之上。唐代上至帝王下至庶人皆重視才學，在小說中亦反映出此一現象，小說中的婦女不論何種身分，本身均具備一定的詩才或者擁有識才的能力，這得歸功於當時對教育與詩學的重視。 唐人對於小說的貢獻在於打破粗陳梗概的小說舊模式，確立了一種新型文體。在藝術上，小說具有人情化、個性化及詩意化的審美情趣。唐代小說所描述的非人形象承續唐前小說作家的題材，不只具有人形，更進一步將其深化為具有人的情感、人的價值評斷的形象。唐代作家在塑造人物時，注意到人物身分、性格的不同，便以此認知鋪設情節，展現人物複雜、立體的性格特質，和唐前小說人物大多只具單一性格差異甚大。詩意化為唐代小說最大的特質，作家有意使用詩歌醞釀出小說抒情的氛圍，或做為小說中人物情感的呈現，或作為故事情節的轉折。

本研究旨在討論臺北市449位里長的工作參與動機及工作滿意之情形，研究目的有四，分別為：一、探討臺北市449位里長的工作動機與工作滿意之現況；二、探討臺北市449位里長個人背景變項對工作滿意之影響；三、探討工作動機與工作滿意之間關係；四、根據研究果提出結論與建議，做為行政機關進行村里制度改革之政策建議，並提供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參考。因此，本研究首先由文獻探討開始，廣泛蒐集相關資料，予以分析歸納，提出本研究之架構及作為問卷設計的理論依據；其次編製問卷調查研究工具－「臺北市里長工作滿意調查量表」，經過預試、因素分析、信度考驗的程序，透過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十二區區公所及449位里幹事同仁協助發放問卷至449位臺北市第九任現任里長，共計發出問卷449份，回收有效問卷357份，最後將實際調查所獲知資料經由統計處理，加以分析討論，得出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性別、職業、里長服務資歷、獲得績優里長表揚與否、里幹事獲得 績優表揚與否、有無擔任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等因素，對於里長之工作滿意無顯著差異影響。 二、年長里長對「工作內容」滿意程度高於中年里長及年輕里長，而對「市府支持」的滿意程度，中年里長及年長里長顯著的高於年輕里長。 三、研究所及以上學歷之里長對整體工作滿意程度、「內在需求」及「福利措施」滿意程度上低於其他學歷者；國中學歷之里長對「退撫保障」之滿意程度高於高中學歷及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國小及以下和國中學歷之里長，對「市府支持」構面滿意程度高於研究所及以上學歷之里長。 四、里上有社區發展協會組織之里長，在「內在需求」滿意程度高於里上無社區發展協會組織者。 五、未來但決定繼續參選的里長對於「人際關係」滿意程度高於未來不繼續參選者。 六、里長對整體工作滿意度的重視程度，並未因參與動機類型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社會接觸動機」類型之里長，對「福利措施」的滿意程度高於「自我成長動機」、「表達社會責任動機」、「個人利益動機」及「成就感需求動機」者；「自我成長動機」類型之里長，對「里鄰互動」滿意程度低於「表達社會責任動機」、「社會接觸動機」及「反應他人期望動機」者。 七、人口統計變項與里長參與動機類型交互作用，對里長的工作滿意無顯著差異影響。

著作權法基本上是一個立意良善的法律，與憲法權利保障及民主價值秩序並沒有本質的不相容之處。藉由法律擬制排他性，為作者創造經濟誘因，著作權法促進資訊生產及散布的功能，具有健全民主體制的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保障作者的經濟利益除了是著作權法的目的，也是一種手段。如果因為保障私益致有害文化的進步，或者不適當地侵害他人權利，私益應該有所退讓。此處涉及一個思考出發點的問題。如果衡量公、私益的出發點是認為，作品是作者所創造的財產，作者有享受百分百權利的道德正當性，那麼公益對於著作權的限制將很難站得住腳。但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認為作者所創造出的資訊是一種沒有消費敵對性的無體物，任何人的使用都不會減損作者本身的使用，反而法律將此資訊私有化的結果限制其他人本來可自由利用的權利，那麼，公益可以發揮的空間自然就比較寬廣。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前者是援用自然法的思想，後者則主要本於功效主義的思想。對於大陸法系國家而言，著作權受到憲法財產權的保障（另可能包括人格權），一定程度會傾向類似自然法的思考方式，較大程度限制了公益概念的發展空間。 在這種困境中，著作權法的公益思想只能運用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概念、表意自由及民主原則的規範作用，勉力主張其正當性。本文區分四個部分，即第二章到第五章，論述著作權法公益思想的憲法基礎。第二章「著作權法的公益思想及其困境」是論文背景與架構的說明；第三、四章正式介紹著作權法公益思想的主要憲法基礎，主要以美國實務、學說為整理分析的基礎；第五章則係上述研究成果的應用，藉以分析我國著作權法合憲控制體系的可能架構。

為了要說明注意規範保護目的在客觀歸責理論上的功用，不是在判斷風險實現，而是在判斷製造風險，首先我們必須要知道什麼是客觀歸責理論，因此在第一章中便先簡介客觀歸責理論。因為每位學者在架構客觀歸責理論時，多多少少都有些出入，本文選擇以Roxin的體系為主，再輔以其他學者的論點以補充、說明。會選擇Roxin的體系，一方面因為將客觀歸責理論體系化的第一人是Roxin，再一方面，在台灣被最廣泛介紹的也是Roxin的體系 。 第二章中的第一大部分先探討注意規範保護目的的功能，及其在客觀歸責理論上應該歸屬的階層。確認了注意規範保護目的的功用是在認定行為所製造的風險，也就是屬於製造風險的階層後，接著便要討論注意規範保護目的與信賴原則間的關係。因為從第一章的學說介紹中，可以知道行為人可不可以主張信賴會受到注意規範保護目的影響，而在確認注意規範保護目的和信賴原則一樣，同屬於製造風險的階層後，在第二章中的第二大部分便企圖以注意規範保護目的來說明信賴原則的問題所在，強調信賴原則是個無用的規則。第三大部分討論的則是如何運用注意規範保護目的在假設合法行為的案例中。傳統上以關聯性理論處理假設合法行為，Roxin則提出風險昇高理論以茲解決。但本文認為不論關聯性理論或風險昇高理論都無法合理地說明行為人對結果的責任，倒是Krümpelmann和Ranft以注意規範保護目的來處理，本文認為才是正確的。為何以注意規範保護目的處理才是正確的，關聯性理論和風險昇高理論有什麼缺失，則是第二章中的第三大部分所要說明的。 第三章則回頭檢討第一章中所出現的一些案例。回頭檢討案例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說明如何在個案中應用注意規範保護目的，另一方面是因為筆者在閱讀文獻時，發現學者們在將各個概念運用到各種案例時，針對不同的案例都還有更深入、細緻的說明。為了要更進一步地理解我們在第二章中所得到的結論—注意規範保護目的是製造風險的規則，不是風險實現的規則—是不是能夠更合理地解決問題，便需要與學者們所提出的解決方式作一比較與說明。 第四章則要探討注意規範保護目的與「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國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已經對過失作了定義：「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如此本文所探討的注意規範保護目的要如何與我國刑法配合，便是一個問題。因此在探討完注意規範保護目的與客觀歸責理論的關係之後，再以一章探討注意規範保護目的與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間的關係。 在本章中並不會如同在第三章中大量檢討國內案例，因為如果要做本國案例的判決評釋，所涉及到的問題便不只是注意規範保護目的而已，客觀歸責理論所有的下位規則都會一併牽涉到。 此外，由於國內實務常以相當因果關係作為認定行為人責任的標準 ，因果關係和客觀歸責理論之間的關係為何，才是判決評釋的重點所在，而這個問題並不是單純探討客觀歸責理論的一個下位規則—注意規範保護目的—所能夠釐清的。 第五章則作一總結，並再以此結論檢討在緒論中提及的我國實務判決。針對這些判決，本文更嘗試提出更實際、可以量化的標準，作為認定行為人責任的依據。

人口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不單單意謂著社會人口的老化，同時表示社會醫療支出的增加與青壯人口勞動力不足。而國人生活形態與習性、消費需求、生產及家庭結構、社會價值觀與社會福利醫療制度將隨之快速轉型與改變。因此，在高齡化的社會裡，如何因應高齡社會的快速變遷，讓老者安之，是值得探討與規劃。 本研究旨在探討老年人的社會支持與其生活滿意度之關係，所使用的資料為國民健康局所調查之「台灣地區老人保健與生活問題長期追蹤調查」。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1999年、53歲以上居住在非山地鄉之老年人為抽樣母群，以三段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選出樣本共3,152名。並針對樣本做有系統的整理、歸納跟分析，以作為研究主題的參考依據。接著建立個人基本社會經濟特性及社會支持變數對老人生活滿意度的實證模型。之後，以Logistic模型加以估計，並對實證結果予以分析，分別探討個人社會經濟特質變數及社會支持對老人生活滿意度是否有影響力。 在實證部分，個人社會經濟變數具有顯著統計水準的變數有有無伴侶的陪伴、工作狀況、自覺健康狀況及自覺經濟狀況。本研究發現有伴侶陪伴在身旁的老年人，生活滿意度較無伴侶陪伴在身旁的老年人高的機率來的大；工作狀況方面的實證結果顯示，有工作的老年人其生活滿意度較無工作的老年人低的機率來的高；在自覺健康狀況方面，顯示出老年人健康結果越佳，其生活滿意度越高；在自覺經濟狀況方面，本研究將收入和自覺經濟狀況共同納入對生活滿意度的分析，發現收入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力，反而是自覺的經濟滿意對生活滿意度更具影響力。在與家人互動部分，實證結果皆呈現1%的顯著水準，影響方向皆為正。在社會支持部分：工具性支持分為三個方面，對與子女居住的滿意程度與每月開支充裕程度，實證結果呈現1%的顯著水準，影響方向為正，至於是否有收入部分，實證結果不顯著。在情緒性支持方面，只有對親友關心的滿意程度呈現顯著水準正相關。訊息性支持分為當受訪者生病需要家人照顧時，親友家人的依靠程度及需要外出辦事如看醫生、買東西等時，有無可提供幫助的人，兩變數皆達正向顯著水準。自尊性支持只有受訪者在自認做事遭到嫌棄的時候，會隨著被嫌棄的程度升高而使生活滿意度會降低。 從實證結果可發現，社會支持與老年人生活滿意度均呈現正相關，即老年人所得到的社會支持越多、對社會支持越滿意，生活滿意度越高。從與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相關水準的變數來看，大多是受訪者的主觀評價，影響到其生活滿意度，如有無收入與自覺經濟狀況、與子女同居與否與與子女同居的滿意度等，在有無收入或是否與子女同居對於老年人生活滿意度並未呈現顯著的影響，而在老年人主觀認為自己經濟狀況良好的程度與與子女同居的滿意程度，則呈現顯著水準的正相關，表示個人主觀評價比實際客觀情況更能影響老年人的生活滿意程度。 建議未來研究者如欲更深入探討社會支持與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關係時，可透過多個時間點的比較，比較各次訪談間，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變化；在問卷設計中加入更多有關地區別、機構性或是政府機關的社會支持及老人退休後的活動狀態等因素，可以更清楚的瞭解不同區域老年人退休後生活的全貌，及政府等相關機構提供的社會支持，對老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台灣產業逐漸陷入產業外移與發展遲緩的困境，有鑑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以及國外案例的成果，在2002年行政院提出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納入，包含「成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組織」、「培育藝術、設計及創意人才」、「整備創意產業發展環境」、「促進創意設計重點產業發展環境」及「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等五大部分，由經濟部、教育部、行政院新聞局和文建會共同執行。目的是希望經由產業與文化的結合，將過去以大量生產為主的製造業，轉變為強調創意創新等精神資本投入的少量多樣生產，以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帶動產業的持續發展。計畫中參考國外經驗，將文化創意園區納入創意產業發展環境中，設立華山、台中、嘉義、台南、花蓮等五大文化創意園區，而備受矚目的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座立於台北市心臟地帶，作為五大園區之實施模範，其公私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模式與經驗，將成為後續幾個園區的借鏡。 本研究聚焦於從過去到現在華山文化創意園區之營運管理，公部門、民間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彼此合作的過程，以公私協力與夥伴關係的相關論述，來探究華山園區各時期之夥伴關係的發展；運用文獻檢閱法、深度訪談法及多元研究法蒐集相關資料，得到以下結論：華山藝文特區時其所面臨的困難為主管機關態度、監督機制、府際關係協調、政治環境不穩定；而華山文化創意園區時期則是面臨了行政體制及公私部門腳步不同調的困境；再從公部門的觀點出發，公部門有其自身的難處及所需扮演的角色問題，最後根據上述結果提出建言以供參考。

企業必須不斷地整合資源，以求穩健的成長與永續之發展。而企業的成長，一方面透過內部營運方式以求內部發展，另一方面藉由外部資源來擴張企業規模與實力，以求外部成長。企業併購，即是企業外部成長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中，由公司治理之外部機制---敵意併購，在現代公司治理改革中也扮演著重要之角色，如果經營者過於怠惰，致使企業經營不善並造成代理成本過高，此時經營者將產生被其他企業併購之恐懼而倍受壓力，這種情況下，促使經營者更努力經營，以保住自己之經營權，此即一般所謂敵意併購可以建置出「企業控制權市場」；換言之，公司的收購亦爲降低監督和代理成本的重要機制之一。有疑義的是，我國之企業併購法及公開收購等法制設計，是否允許「企業控制權市場」存在，並發揮現代公司治理所期待之外部機制，是本文認為應首先探討之議題。其次，相對於美國、歐盟等，我國資本市場之亞洲競爭者：香港及新加坡，公開收購等法制設計，是否對收購者與被收購者更加保護，亦或保護有所不足，是另一個值得探討之議題。本文僅就台灣、香港及新加坡公開收購法制設計，作一系列深入之比較與相關議題之探討。本論文從公司治理觀點，以台灣、新加坡及香港相關法令為研究核心；就此，分別以六章論述，於第七章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章「緒論」，分別提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以及論文架構等三部份，先就論文的基本研究方向與章節架構提出說明。 其次，第二章為「併購動機」，則分別就整合水平資源、整合垂直資源、併購多角化經營、掠奪假說、重組企業資源理論假說，針對企業併購動機之理論與實證提出說明。 在第三章主要談論「新、港、台併購法規環境」。首先簡介為新加坡併購環境，介紹新加坡法院與法律制度、金融管理局、新加坡交易所(SGX)與證券行業委員會、證券與期貨法、公司法及收購與合併守則、勞工法令及競爭法。其次在第二節部份介紹香港併購法規環境，內容涵蓋香港法院與法律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證監會與交易所、收購及合併委員會與收購上訴委員會、香港收購守則、僱傭條例及競爭政策綱領。至於介紹台灣併購併購環境，內容涵蓋企業併購法、勞工規範簡述、公平交易法置於第三節部份。第四節則以台、港、新併購環境作為比較，其內容涵蓋收購體制、併購法律之比較、勞工權利保障法規、公平交易法等。 第四章為「敵意併購與公開收購制度」。第一節對敵意併購下定義。第二節則為公開收購股權賦予定義。第三節以台灣法為例，對於公開收購股權制度利弊進行評估，此節的內容前段涵蓋對收購者有利之處，包括有利企業之擴大經營、對收購者程序上較為簡便一次收購大量股份、對價較具多樣性、強制收購主控權均操之於收購者手中、結果較為確定、費用較為低廉、不須法院之涉入。至於對收購者不利之處，包括未完成預定收購數量一年內不得就同一被收購公司進行公開收購、資訊不對稱之劣勢、收購價格固定缺乏彈性、過程若有瑕疵容易引起公權力介入等為此節的內容後段主要重點。第四節介紹台、港、新之公開收購制度分類。第五、六、七節主要介紹台、港、新之任意收購、強制公開收購制度。其中，第七節中說明為強制公開收購制度之立法緣由。第八節開始介紹強制收購的理論基礎，內容前涵蓋公平待遇說、選擇權說及控制權溢價說。第八、九、十節乃介紹新、港、台之強制公開收購制度之沿革。第十一節則為台、港、新強制收購制度比較，並在此節為一小結。 第五章為「敵意併購一般防禦策略」。首先概述併購防禦之學說爭議，即支持與反對併購防禦之理論基礎---董事會中心主義及股東中心主義。第二節探討併購防禦之適用，其內容涵蓋以下諸策略：驅鯊條款策略(Shark Repellent)、改變資產與負債之防禦策略(Restructuring Defense)、毒藥丸策略(Poison Pill)、買回股份策略與員工持股、 員工持股信託（ESOT）與員工認股權憑證、白衣騎士策略、白馬侍從策略（White Squire）、帕克門策略（Pac-man）及訴訟干擾。第三節就台、港、新併購防禦之比較，並在此節為一小結。 第六章著眼於目標公司董事會於併購程序之責任與公司治理，第一節談代理問題與公司治理，第二節處理減輕代理成本的機制—公司治理的相關議題，第三節論述公司治理與敵意併購之關聯，內容涵蓋外部公司治理機制及內部公司治理機制，第四節論述公司治理與併購防禦之關聯，第五節比較就台、港、新的董事會於企業併購時所扮演的角色而作一小結。 最後，第七章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包涵第二章至第六章所研究的相關議題，並提出本人對於台灣目前併購環境及相關法規，提出自己的見解，以為結論。

李銳是當代中國大陸頗為特殊的作家，在大陸新時期以後迄今近三十年的時間裡，文學思潮此消彼長，變化急速，但李鋭的作品依舊始終奉行以表達自己的思想及體驗來創作的主旨，堅持自己的風格，不隨波逐流，隨著一次又一次新作的推出，可以觀察出李鋭對歷史及生命更深入的思考，這使得他的作品頗具哲學的意味，在大陸文壇中獨樹一格。他李鋭的小說創作，可以說有著豐富的意涵，他對於人類困境的哲學性探詢或是「敘述就是一切」的敘事風格，都值得進一步的探究，而本文擬從李鋭小說的主題、悲劇意識、歷史觀念、敘事技巧與創新嘗試等幾個範疇，詳細探討李鋭作品。 首先關於李鋭小說的主題。李鋭的作品有強烈反映現實生活的色彩，因此，在主題之下，要還原的是當時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以及李鋭個人經驗對作品的影響，藉由這樣的背景，對於其作品的主題展開梳理。 其次探討李鋭小說的悲劇意識。李鋭作品中有十分濃重的悲劇氛圍，不論是形而下，對於生存環境、生理需求的無法滿足；還是形而上，對於追尋理想的幻滅，在李鋭的小說中都存在著，藉由李鋭小說中悲劇意識的探索，可以發現，李鋭試圖從人類困境的發掘找到人的價值所在。 次之分析李鋭小說的歷史觀念，新時期以來，中國由一封閉保守的環境逐漸開放，走向現代化及全球化，傳統穩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受到挑戰，李鋭作品一方面有著這樣的思潮環境作為背景，另一方面文革的經歷使他不再相信所謂的「真理」，因此其作品中有著對歷史的強烈地懷疑和質疑，也隱隱含了歷史觀念的變革。 再者針對李鋭小說的敘事技巧及創新嘗試進行探析，近代中西方敘事理論的研究迅速蓬勃的發展，透過李鋭作品中敘事方式的解析，可以看出：李鋭在處理呂梁山系列和銀城系列時，採取不一樣的敘事手法，呂梁山系列主要描寫農民的生活，李鋭將敘事者的聲音壓到最低，讓筆下的人物自行發聲；而對於歷史題材的銀城系列，則採取全知觀點，在敘事時間的運用上，也常使用預敘，企圖營造出歷史感。 最後歸結上述各章的論述，試圖找尋李鋭小說的核心價值，發現李銳的小說創作由自己的經歷出發，以表達「人」為重點，追尋生命存在的意義。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訊息訴求的零售商自有品牌廣告，對於不同價格意識的消費者來說，是否會對自有品牌產生不同的產品態度、自有品牌態度及購買意願，又當不同品類的自有品牌產品所具備的知覺風險程度不同時，消費者應接收何種廣告訊息，才能加強其產品態度、自有品牌態度及購買意願。 研究結果發現，對於「低價格意識的消費者」來說，零售商在製作自有品牌廣告時，使用「高品質」的廣告訴求能增加這群消費者的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對於「高價格意識的消費者」來說，雖然看到「超低價」廣告比起「高品質」廣告在各個依變項上（產品態度、自有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的平均值都較高，但差異卻未達顯著。 加入產品品類知覺風險調節變項後，發現對「低價格意識的消費者」來說，當廣告中的產品是「高產品品類知覺風險的食品」，「高品質」的廣告效果確實比「超低價」的廣告效果來的好，兩者的產品態度、自有品牌態度和購買意願的平均值上均有顯著的差異。而當廣告中的產品是「低產品品類知覺風險的民生用品」，依變項是自有品牌態度時，「超低價」廣告效果確實比「高品質」廣告效果來得好，但兩種訊息訴求的廣告在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的平均值都差不多。 另一方面，對「高價格意識的消費者」來說，本研究原先預期不論遇到高或低的產品品類知覺風險產品，這群消費者看到「超低價」廣告比看到「高品質」廣告能產生較好的產品態度、自有品牌態度及購買意願。但研究結果顯示，只有面對「高產品品類知覺風險的食品」時，「超低價」廣告效果確實比「高品質」廣告效果來得好，而在「低產品品類知覺風險的民生用品」的部分，兩種訊息訴求的廣告在各依變項的平均值都差不多。 / This research mainly treats with: 1. whether consumers with different price-consciousness generate different product attitude, private brand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2. what kind of advertising message consumers should receive to enhance their positive product attitude, private brand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when facing different product categories with different degree of perceived risk.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for consumers with low price-consciousness, retailers using “high quality” as advertising appeal will enhance their product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As for consumers with high price-consciousness receiving lowest price adverting, they generate higher average in all dependent variables compared to receiving high quality advertising. Yet, the differences are still non-significant. After adding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product-category perceived risk”, advertising effect of “high quality” is better than that of “lowest price” for consumers with low price-consciousnes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se two kinds of advertisements regarding product attitude, private brand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Moreover, if the product being advertised belongs to the low-perceived-risk- product category and private brand attitude as dependent variable, “lowest price” advertisements cause better effect than “high quality” ones. However, both of these advertising appeals cause almost the same average in product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Besides, the researcher originally expected that consumers with high price- consciousness would generate better product attitude, private brand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when encountering “lowest price” advertisements rather than “high quality” ones. Yet the result shows that “lowest price” advertisements do generate better effect than “high quality” ones when consumers encounter food products belong to high perceived risk category. Regarding consumer products belong to low perceived risk category, both of these advertising appeals cause almost the same average in all dependent variables.

人口老化已經是全球性的新議題了，老人學隨著社會變遷也成為重要的新領域。台灣從1993年開始進入高齡化社會。未來不論在食衣住行育樂、醫藥衛生、保健照護等各領域，銀髮族都將成為各行各業服務的重要對象。為了因應台灣高齡社會的到來，行政院院會在2007年3月14日已經通過老人福利十年大溫暖計劃，10年內將投入新台幣817億元，服務對象有四項，其中一項就是65歲以上老人 。 目前安養護機構的床位大約8萬多床，只佔老人人口數的3.5%。老人的安養護市場尚有很大的空間，在人才培育方面目前有十所大專院校已開設老人學相關課程的科系，未來將會持續增加。可預見的未來，老人安養護模式中不論是居家照護、社區照護、機構照護；將在政策法令、機構設立、人才培訓的三大架構整合之下，必定會有很好的發展。 本論文研究目的，就是希望對於獲得評鑑優良的個案-雙連安養護中心進行進一步分析，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及問卷調查的方式找出顧客對服務項目的重要度與滿意度差異性，並根據所得結果提供給業者做為經營參考，幫助業者建立更優越的價值定位。 個案研究結果發現對於服務體驗項目中，住民心中最為重視的前五項其重要度均高於滿意度，且均著重於人員服務的項目，顯示人員服務的態度好壞，可能影響著住民對安養護中心的滿意度，及繼續居住的意願。在家屬方面對前五名的體驗項目，其重要度對滿意度有著較大的認知差異，可能是家屬只有在探訪住民時短暫使用這些項目，或是從住民及他人口中得知其使用的感受，其感受程度遠不如住民，故認知差異的程度相對大於住民。 本研究建議中心在制定經營管理策略時，可依體驗項目重要程度的順序作為主要訴求，在策略制定上可強調安養護中心提供了完善的居住環境與無障礙的空間和設備，或是展示實際場景的照片與影片，當消費者打電話或是到安養護中心參訪時，可透過中心人員的實際服務與交談，讓消費者感受到中心人員的服務熱誠，藉此增加對安養護中心的整體滿意度，當消費者評估後對安養護中心的滿意度大於預期的滿意度時，便會將家中長者送至安養護中心接受其服務。 / Aging of population is the latest issue in the world and gerontology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new field due to the change of society. Since 1993, Taiwan has become an aging society. In the future, the elderly will be important customers to various walks of life, such as medical treatment, health care, nursing care, entertainment, and so 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ming of an aging Taiwan, the Executive Yuan had passed a ten-year pla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 on March 14th, 2007. Taiwan will spend 81.7 billion dollars in ten years for four categories of citizens, and one of which is the elderly over 65 years old. At present, there are about 80 thousands of beds in the nursing-care institutions, which is only 3.5 percen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market of elderly nursing care. For the talent development, there are already ten colleges which have added the gerontology-related departments and there will be more colleges to do so. In the near future,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set-up of institutions and talent development, home care, community care and institution-based care will definitely be under good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do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ase, Suan-Lien Elderly Center.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e gap between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service items for the customers is discovered and the results are provided to the elderly center as a 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to help it establish a better value proposition. In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service experience items, the score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rst five items that the habitants value most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atisfaction, and the habitants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personnel service items. This shows that the attitude of the service personnel may influence the habitants’ satisfaction of the nursing-care centers and their willingness of staying. The family of the habitants found larger gap between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first five service items.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family of the habitants only use the services for a short time during the visit. Or it may be because the family of the habitants learn the feelings of using the services through the habitants or other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nursing-care centers can use the order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rvice items as the main appeal while making the strategies of management. The nursing-care centers can stress that they can provide perfec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barrier-free access and equipment or they can display the photos or films of the nursing-care centers. When the consumers call or visit the nursing-care centers, through the actual services and conversations, the consumers can feel the enthusiasm of the staff. In this way, the entire satisfaction of the nursing-care centers will be increased. When the actual satisfaction is higher than the expected one, the consumers will send their elderly to the nursing-care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