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對於中國政治轉型的討論甚囂塵上。民主憲政固然是現代國家良政善治的基石，但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實現轉型的可能性無疑是更現實的問題。而轉型的動力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轉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然而轉型的動力究竟在哪，各家眾說紛紜。本研究著眼於中國當代重點大學的大學生，認為他們是形塑中國社會面貌的重要有生力量，而他們的對中共的認知與參與，無疑對於以後中國的民主、憲政進程是有不可小覷的影響的。本研究採用定性訪談的方法，旨在瞭解以廣州中山大學為代表的當代中國重點大學大學生的政黨認同的情況以及相應的政治參與，順帶分析政黨認同的影響因素以及他們的政治參與行為對中國當下政治環境的影響，並討論了當下精英大學生與中國傳統知識人對政治的認知與參與的差異。通過對20名大四及以上年級的學生訪談，筆者初步瞭解到受訪者對於共產黨的執政績效與執政價值普遍持一種低度的認同，或者就是冷漠與無知。而與認知上的消極與冷漠形成對照的，卻是高度的體制內政治參與（即入黨、考公務員）與極其貧乏的體制外參與（公民活動）。而且，所有受訪者均了生計而進行體制內政治參與（即謀求一份穩定與舒適），並沒有在政治道路上向上流動的打算。筆者期望通過這個研究能夠體現出一種現實：這樣一種"工具理性"與"消極自由"的政治參與在事實上有助於加強共產黨的組織力量、鞏固既得利益團裡的利益；在"頂層設計"與"底層訴求"之外，至少在"中層"的精英青年這個層面，中國走民主憲政之路的動力是值得懷疑的。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祝粲. / Thesis (M.Phil.)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4.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leaves 47-49). / Zhu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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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政策之引導下，使得商業不動產與零售業結合之購物中心開發案，在幾年之內開發數十座大型購物中心，台灣地區是目前全世界大型購物中心發展最快速的地區，這個經驗是全世界過去所沒有的。本研究為探索性、計質法之研究，研究之目的在回答：一、開發商對大型購物中心區位選擇對定位之影響為何？ 二、大型購物中心之發展過程對其定位之決策有何影響？ 三、開發商對大型購物中心購物與娛樂兩種主要功能之定位決策考慮為何？ 希望藉由本研究，能對大型購物中心之開發業者在進行定位時，提供一些較深入的建議與參考。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3 第二節 研究目的 5 第三節 研究範圍 5 第四節 章節結構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大型購物中心定位之定義 7 一、大型購物中心之定義 7 二、購物中心之定位 9 第二節 實證研究文獻探討 12 一、以消費者重視程度區分 12 二、以適合台灣本土之特性區分 14 三、以世界之發展趨勢區分 16 四、以吸引客戶之原因區分 17 第三節 台灣購物中心產業發展之特性 18 第四節 台灣地區大型購物中心的開發 20 第五節 專家意見 24 第六節 文獻探討結論 2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0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程序 30 第二節 研究變數與衡量方式 31 第三節 研究對象 33 第四節 深度訪談之問題設定 34 第五節 分析架構 35 第四章 個案探討 36 第一節 京華城（Core Pacific City） 36 第二節 台茂購物中心（TAIMALL) 40 第三節 月眉育樂世界（Discovery World） 45 第四節 天保山購物中心 50 第五章 命題發展 55 第一節 個案分析 55 第二節 命題發展 60 一、 區位選擇對購物中心之定位之影響 60 二、 發展過程對購物中心之定位之影響 63 三、 開發團隊對購物中心定位之影響 66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8 第一節 研究結論 68 第二節 研究限制 71 第三節 研究建議 72 一、 對開發商的建議 72 二、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74 參考文獻 75 中文部份： 75 英文部份： 76 附件一 京華城購物中心—參考資料 77 附件二 台茂開發案—參考資料 79 附件三 月眉育樂世界—參考資料 81 附件四 日本天保山購物中心—參考資料 83 / Due to government’s policy, the projects that combine th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nd retail functions are developed rapidly within these couple years. Taiwan is the most rapid area for the shopping center development,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cannot find in the world. This is an explorat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purposes are to answer: 1.What are the influences of location to positioning of the shopping center developers? 2.What are the influences of positioning decision due to development process? 3. What are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erchandise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s to the shopping center developers?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s some advance advice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shopping center developers.

本文探討中國金融體制變革、貨幣金融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時，把著眼點放在國家自主性程度。亦即，在國家政治體系內的權威結構問題上，中央級政治行為者間以及不同層級的政治行為者間擁有多少一致性、統一性？各行為者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他們之間的互動又如何？；在國家與社會互動問題上，國家是否受社會特殊利益之制約？若國家受社會的制約，其制約對國家的金融政策制定與執行有多大影響？國家能否有效維持向社會滲透的能力、政策執行一貫性的能力，亦即，國家是否維持「有滲透力的協商」？總體來講，面對許多相關利益主體的力量，國家（中央政府）到底是否處於優勢地位，以主動地推行金融制度改革或運用金融資源的策略性分配？中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去推動已決定的政策目標而得到原先的預期效果？ 本文認為，雖然中央尚未解決產業結構不合理所造成的潛在金融風險，不過，至少在政治體系內部層面，亦即「中央政府─中央銀行─地方分行」這一垂直關係(vertical line)上，國家某種程度上已確保制度上的基礎，保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統一性、一致性。過去實踐表明，信貸貨幣數量的擴張其實取決於政府部門對黨的經濟綱領的具體化程度、地方政府與地方分行勾結程度、各分支行的尋租活動等。然而，至今這種情形已不存在。不過，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亦即「國家銀行─國有企業」這一橫向關係(horizontal line)上，國家尚未找出一條出路維持向社會滲透的能力、政策執行一貫性的能力（「有滲透力的協商」）。於是，中國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實際上受到了社會的制約，國家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還是有限的。 第一章 導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文獻回顧與檢討 /4 研究方法與步驟 /8 第二章 改革前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徵 改革前金融體系的功能 /17 「統存統貸」的信貸管理體制 /19 改革前金融組織體系對省(市)分行的權威途徑 /20 第三章 金融體系的初步變化(1979-1984) 政經合作與「調整」 /27 信貸管理「統存統貸」轉為「差額包干」 /28 金融體系結構的分化 /29 中央銀行體制的誕生 /30 資金分配機制的變化 /32 小結 /36 第四章 領導菁英的分歧與第二波金融改革(1984-1988) 經濟政策路線分歧與金融權限下放 /39 經濟政策路線的分歧 /39 信貸資金管理的地方化 /41 「實貸實存」的信貸管理體制 /43 金融資源的橫向流向 /45 信貸資金管理的被政治化 /46 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周期的作用 /46 信貸管理的被政治化 /47 地方政府的介入 /53 擴張金融組織規模的衝動 /53 地方分支行對地方政府的隸屬 /55 地區間經濟結構趨同 /58 地區間金融結構趨同 /59 小結 /60 第五章「治理整頓」與鄧小平南巡後的新變化(1988-1993) 「治理整頓」與信貸總規模管理 /62 信貸總規模管理 /62 「治理整頓」政策的可行性 /65 「南巡講話」與信貸總規模管理的失效 /69 「南巡講話」 /69 信貸規模管理的失效 /73 第六章 中國金融改革的第三波浪潮與新部暑(1994- ) 朱鎔基兼任央行行長在政治經濟上的意義 /79 新的金融改革基本格局 /81 中央銀行職能的強化 /83 政策性銀行的成立 /86 專業銀行的商業化 /89 改革的困境 /92 中央─地方關係 /92 國有企業資金陷阱 /97 第七章 結論 /108 參考文獻 /114

緬甸位於東南亞與南亞的接合處，也位於中共與印度之間。對中共而言，可藉由中緬陸水聯運通道經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到達印度洋，未來亦可藉中緬原油與天然氣管道輸送自中東地區購買之原油，突破「麻六甲困境」，故緬甸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地位。緬甸因軍事政府殘暴鎮壓人民及毒品的貿易，備受國際社會所摒棄，另緬甸軍政府的人權紀錄亦備受批評。然近年緬甸軍政府利用境內豐富的寶石礦藏、林木、天然氣與鄰國進行貿易，藉經濟改革政策安輔境少數民族的叛亂。 近年中共幫助緬甸在可可島基地設施現代化及安裝雷達設施，緬甸軍政府亦透過與中共交往，獲取所需武器與經濟援助，甚至成為其外交困境的突破口。中共與緬甸的密切關係除已引起印度的關切之外，亦受到美國的注意。未來中共與緬甸軍事合作將會為東南亞之區域和平帶來何種衝擊，誠然值得觀察。

歐盟與中國雙邊政治關係的發展起始於1975年，建交初期歐洲共同體與中國雙邊初期並沒有顯著的發展，可歸因於冷戰兩大超強的國際政治格局之箝制，難有合作的動力。後冷戰時期，歐盟著眼於中國內部廣大的市場與發展潛力，除了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更將合作意識推至多領域的合作議題。 隨著科技的進步，縮短了時空的限制，更將當前歐洲與中國雙邊的關係拉近距離。縱然歐盟與中國在多方面呈現極大的差異性，包括語言、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如同中國2003年所公佈的「歐盟政策白皮書」所揭示，歐盟與中國彼此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也因此使得雙邊存有合作的潛力。 本論文以雙邊科技合作為出發點，重新檢視歐盟與中國雙邊合作關係的發展，用以發掘歐盟與中國雙邊科技合作的驅動力、成果與前景為何。藉由本論文之脈絡，研究主題共可分為三點，分別為：（一）歐盟與中國同時呈現出合作與齟齬的雙邊關係，有探究其因之必要，將於第二章重新檢視雙邊建交至2010年間之重要發展；（二）全球化的浪潮的影響，使得國家或是國際組織都難以脫離國際合作的框架，歐盟與中國關係亦是如此，更將雙邊合作提升至科技合作領域。本論文將於第三章討論雙邊科技合作發展之源起與成果，並嘗試回答科技合作是否對雙邊關係發展創造利益，抑或形塑一種制度；（三）歐盟提出之「伽利略計畫」做為雙邊於合作領域的新里程碑，相關市場發展性具有極大潛力。本論文將於第四章以「伽利略計畫」做為案例研究，自太空科技合作領域出發，專章討論「伽利略計畫」內涵與其對歐─中關係發展之影響，此外，「伽利略計畫」因涉及安全領域的敏感議題以及牽動跨大西洋關係的轉變，吾人將探討此一影響為何。

本文從中國在埃及的國家利益出發，在回顧了20世紀50年代至冷戰結束後中埃雙邊關係的發展之後，接著從政治外交利益、軍事與安全利益以及經濟利益三個面向深入探討，最後再歸納出中埃雙邊關係的特點、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的展望。本研究發現，中國在埃及的政治外交利益主要有二：其一是藉由結合埃及共同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並在其他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互相支持；其二是中埃「面向21世紀的戰略合作關係」可做為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的典範。中國在埃及的軍事安全利益主要有二：首先，憑藉與埃及在軍事貿易上的合作經驗，中國打開了中東與非洲地區的武器市場；其次，中埃傳統的友好關係利基將有助於中國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維持友好合作關係，這有利於中國對其西北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之控制。中國在埃及的經濟利益主要有二：第一，在中埃戰略合作關係之基礎下拓展能源、通訊、交通、旅遊、基礎設施建設、技術交流與服務貿易等新領域，為中國與其他非洲國家發展合作關係提供可行的模式；第二，中埃油氣合作仍有擴大規模的潛力。中埃關係的特點方面，可以總結以下幾點來囊括，分別是：政治外交合作的「靈活性」；經貿、文教合作的「全面性」；軍事合作的「特殊性」；安全合作的「共同性」。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與包括埃及在內的所有中東國家拓展雙邊關係都會受到美國因素箝制；對此，中國試圖通過推動區域性論壇外交來解決此一困境，中非合作論壇和中阿合作論壇就是兩個具代表性的實例。

本書中，筆者以《大學》、《中庸》成為經典的歷程作為研究核心，以科舉制度作為觀照點；藉由制度變遷的視野，探討二書經典化之所以在唐代展開的原因。期盼透過一己之研究，展現「人」在歷史中的精神活動；並從另一個角度，嘗試回應此一中國經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議題。 在問題意識的引導下，本書首先比對鄭玄、朱熹之注文，彰顯二者的差異；進而追溯此詮釋轉折發生的時間點，將論述聚焦於中唐。透過筆者之研究，發覺：此時期無論思想內部或實際政教舉措上，皆逐漸突破漢代以降的天人感應觀，與固有的《五經》典範；呈現重視「人事」或「仁義」等，內外並以人為主體的思想氛圍。而當我們進一步將選官制度的變遷，納入這段思想轉折過程以觀，則可見：隋唐科舉制度的實行，對選官標準與應考資格的開放，亦同時造成「人不土著」與「士不飾行」等社會弊端。漢代察舉制度以鄉舉里選作為主要入仕管道的模式，轉換至科舉後，「鄉里」的作用與意義漸趨模糊；過去以「鄉里」為道德、政治實踐的基本空間，與對於道德的積極訴求，亦開始趨向消極，士人與地方之間密切的依存關係，也相對弱化。 思想世界裡，「天」作為最高權威的思想開始消褪，「人」的重要性遂漸彰顯；現實世界中，科舉制度的實行，縱使士人入仕的途徑更加自由、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卻同時導致「德—政」關係與「人—土」連結益加鬆動。內外交相影響之下，「人」於思想上不依附於「天」，在制度上自鄉里、階層的限制中游離出來；「人」的主體性與個體意識，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顯豁。然而，正由於「道德實踐」與「為政」接榫之鬆動，制度對於人的德行，遂轉向消極的限制，不再具有積極的作用；士人與鄉里關係的淡化，更使知識份子心中道德感與對地方責任感亦逐漸薄弱。此時，面對一個「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的現實環境，遂產生諸多士風沈淪、趨炎附勢的社會現象。 知識份子身處於歷史之中，深刻體察諸多可能造成人心陷溺的困境。部分有志之士，一方面提出改革制度之訴求，另方面則逐漸強調內省，與一己修為的重要；展開對心性之學的深入挖掘，尋找道德的超越根源與工夫次第，試圖使士人在制度結構之限制中，透過心內自省，再度豎立起價值判準，重新以心性之學作為新時代的思想中心。〈大學〉、〈中庸〉邁向經典之路，便在唐代儒者的論述中，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