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發展，近年來氣候政治成為學者們關注的新興議題。而在中國的經濟表現與碳排放量都呈現顯著成長的同時，對中國氣候外交的研究，更是無論在國際關係、環境政治與中國研究等領域都有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如果脫離了決策的國際、國內環境脈絡來分析特定國家的特定政策，是只看到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面向。所以本論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跨層次研究的「國際／國內」分析方法，觀察國際環境政治的權力結構與國際建制的力量如何影響中國的氣候外交政策，而中國國內既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及行動者又是如何回應這樣的國際壓力、進而影響氣候外交決策的過程與結果。目的正是在把國際結構、國內制度發展與國家角色的重要性，帶回對氣候外交的分析中。在時間跨度上，是採取一個較宏觀、長時段的角度，觀察自中國環境政治的濫觴──1972年中國首次參與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到2009哥本哈根會議之間，中國的氣候外交決策的演變。 　　內文中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分別展示國際結構下的中國氣候外交發展、國內的政經制度如何影響氣候決策，最後並描述在全球化力量下兩個層次間的互動。 　　第一部分首先描述國際氣候政治的歷史發展、集團聯盟，並敘述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國際氣候政治的版圖變遷對中國的影響。接著第二部分進入針對中國國內制度環境的分析，在政治制度的部分，以中國國內的環境部門與負責氣候變遷議題的部門變遷為例；經濟制度的部分，則以能源部門、煤炭與石油管理制度的發展為例，透過對制度變遷的觀察，分析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如何影響氣候政治。分析中國的後極權國家制度導致的威權環境主義與中國國內既有的分裂式的威權主義的官僚部門結構、中央地方關係，同時對氣候外交的決策產生的重大影響力。最後一章則藉由案例的選擇，說明在國際與國內制度兩個層次互動最頻繁的議題上，可能產生什麼樣新的競合關係。分別談論清潔發展機制等國際建制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活動；中國國內新興的社會組織對氣候相關政府部門的影響；最後是以新興的風力發電為例，說明新興的綠色產業在進入中國時，仍然面臨的國內政治經濟制度制約。

本研究以技術密集度高低層次代表技術水準產出狀況，探討我國製造業廠商對外直接投資時，對股權進入模式之影響程度及其扮演角色。研究主題導入社會科學的中介概念，運用經濟部2007年「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問卷資料，除分析廠商特性、投資動機等因素與進入模式關係外，假設以廠商技術密集度高低層次作為中介變數，進一步驗證各項因素中透過中介變數，對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程度。本研究所設定的被解釋變數是將進入模式區分為獨資或合資兩種狀況，故利用probit model進行實證分析。本研究發現「投資年資」、「地區鄰近」、「單一投資地區」、「技術密集度高低層次」、「廠商規模」、「低勞工成本誘因」、「母國技術支援」、「高污染產業」及「勞力密集度」等變數，對廠商海外子公司進入模式具顯著水準。再經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進行中介效果驗證流程，驗證技術密集度高低層次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並與「投資年資」、「單一投資地區」及「高污染產業」之交乘項結果，對股權進入模式的影響具有顯著性水準。

University of Macau /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產業組織理論中，企業的結合行為，可能產生嚴重的反競爭效果，故在反壟斷法規有關於結合的反競爭分析中，結合模擬（Merger Simulation）是結合審查過程中常用的工具，作為評估結合適當性的經濟證據。而模擬的方法，是利用結合前的資料，預測結合後的經濟後果，但結果是否失真，還需運用事後實際市場資料，回顧模擬預測的結果，而這長期效果之評估，將有助於增加判決的品質。本研究將以結合模擬的回顧分析方向出發，以中國汽車市場為例，分析以實際資料衡量的結合效果是否與模擬預測有異。 模擬預測之結合效果，本文以Hu, Lu, and Zhu（2013）之結論為主要參考：結合行為會使得結合企業的產品價格提升，增強結合廠商的市場能力。實際資料衡量的結合效果，本研究以 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1 月中國汽車 295 個車款的混合資料，運用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法的差異中之差異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分析 2009 年 11 月中國三家汽車公司發生結合對價格的影響效果。然而，由於結合模擬諸多的假設上以及未考量企業結合後的綜效，例如靜態模型估計設定、成本協同（Cost Synergy）效應、產品進行重新定位（Reposition）等，導致結合模擬預測結果與實際資料估計出之實證結果並不完全相符。

本論文主要從晚清最高決策層，晚清中央政府之一部：總理衙門，以及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與中央政府較為密切的李鴻章(1823-1901)等三方面視角，探討1882-1895年間新式「中國海關(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在中國周邊三個區域的發展。本論文認為新式「中國海關」在東北邊屬國朝鮮與西南邊廣西省、雲南省、西藏的發展，體現1882-1895年間晚清中央政府處理一系列周邊的屬國、邊境的危機的成功面向。此外，本論文也認為新式「中國海關」在南邊廣東省緊鄰英屬香港、葡萄牙管理的澳門之區發展的意義，除前人指出新式「中國海關」制度比粵海常關優越、有效而增加關稅收入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顯示1882-1895年間晚清中央政府成功跨出收編地方財政的第一步：明確粵海常關稅與釐金稅的實際徵收數額。簡言之，1882-1895年間的晚清中央政府，無論是在對內關係的政治、財政，或者是在對外關係的外交、國防等四個層面上，並非一般認知的衰落、無力。本論文表明，不僅清朝深曉利用新式「中國海關」以維護、爭取自身權益，而且外籍總稅務司與稅務司，也多以謀求中外雙方互惠互利為出發點，履行個人職務。

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進入新舊安全戰略格局轉換之過渡時期，意味著「兩極化」的國際關係局勢崩解，國際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的情況，亞太地區已全然呈現權力真空與開放的競爭格局，並形成美國、中國、日本等強權角力之交匯點。進入21世紀後，中國在經濟上持續成長，並積極建設軍事現代化發展，都將支撐其在國家領土、主權爭議上展現更強硬的態度。近年來，中國積極擴軍之行為已對東亞區域安全造成影響，尤其是與日本在東海區域產生的利益衝突，亦考慮了「美國因素」的變數，並引發區域內之軍備競賽，對東海區域安全造成影響。

中國經濟發展飛快，引領中國經濟實力朝向全球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等經濟殊榮，絢麗的物質成長帶給人們更為便利的生活，但另一方面重視第二級產業的後果，促使中國自然環境走向難以恢復的局面，因此本研究以「水」作為切入點，深入解構中國湖泊治理樣貌。政府、市場、社會相互合作的模式在中國並不適用，中國市場和社會力量均由政府力量把持，故欲探討治理場域中的化學變化，必須將焦點關注於政府互動；然以「人治」為特色的中國政府組織，在面對GDP成長緩慢的環保政策時，通常趨向不會將其置於政策抉擇之首，造成環境污染日愈嚴重。湖泊因地理屬性使然，體現為單省市和多省市的治理差別，這類跨省議題因官員任職期間大量尋求經濟動能開發，讓環境治理之中存有利益可圖，此時以「共謀現象」解析地方政府官員行為動機，探究其對於跨省議題是否存有不同的影響，並以「中央因素」作為外部效應觀察央地關係互動，從有無中央介入看出其如何影響治理場域，透過此兩因素相互雜揉，應可尋求較為真實的治理狀態。

晚明出現一批以收錄中篇小說為主的小說合集，包含《國色天香》、《繡谷春容》、三種《燕居筆記》、《萬錦情林》、《花陣綺言》和《風流十傳》等，藉由收錄的過程，這批合集為新興的中篇小說做出搜集與整理，並且創新了版面編排方式，開啟一種新的小說合集現象。 　　因此，本論文第二章從晚明中篇小說合集的版本及版式入手，並認為合集中的圖片對於書籍版面的整齊性、藝術性有所提升。第三章則分析晚明中篇小說合集的選集精神，認為編者在收錄的過程中，在實用性與娛樂性兼具的文化性格下，有著「話本」與「傳奇」的混用、文類互滲的情形。第四章則提出晚明中篇小說合集在文化特質上，同時兼具通俗與雅化，內容上則追求情欲的自由，編者亦不忘於編輯過程中射利揚名，藉由小說合集顯揚自己的名聲。 　　第五章則進入中篇小說內部的分析，中篇小說同時包含言情與述志兩大部分，在模式化的敘述傾向下，隨著時代文化對於情欲／道德的拉扯，中篇小說在男女主角身上，也有了不同的情欲姿態。 　　最後將晚明中篇小說的合集現象，置入明清小說發展史之中，本論文試圖將此一合集與出版史、版畫史、小說史做一連結，並將中篇小說中的摶化性格作一梳理，並以中篇小說對後世的影響作結。

有鑒於中國政府相關政策限制或是中國市場獨特的機會和風險，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s,JV)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相當重要的一種形式。就實務上而言，在企業的國際化過程中，廠商經常為因應快速的技術創新與市場的全球化，或為降低風險、規避地主國政府限制、學習等因素，而與地主國之企業合作，其中國際合資(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JVs)模式是最直接、最密切的合作形式，也是企業國際化時，最常採用的海外進入模式之一。 近年來，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獨資企業比重大幅上升，或併購中外合資企業中方資產、轉化為外商獨資企業或外商控股企業的案例迅速增加，外資對華投資的獨資化逐漸成為趨勢。外商為了獲得高利潤，基於制度變遷、資源依賴程度、企業的控制力、交易成本等方面的考慮，會傾向選擇獨資化的投資方式(李維安,李寶權，2003)。因此衍生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中外合資企業在中國運作多年後，何以外方能將合資公司轉變為外方100%獨資之公司？」 本研究試圖將IJVs形成目的、形成後階段與外資在中國合資企業中的獨資傾向做連結，嘗試去發掘是否因為一些預期或非預期因素，使得合資公司控制結構不平衡，進而造成於中國的中外合資公司獨資化現象。本研究將站在中方合夥人的角度，分析中外合資企業不穩定性的原因。 透過企業訪談及資料收集研究後，本研究整理出一些因素，這些因素有利於去解釋外商將它們與地主國企業之合資公司轉變為外商全資子公司的可能原因，解釋進入中國之後外商股權形式之轉變，另外也提供了獨資化現象的具體證據。 研究結果所討論的幾項外商獨資化因素因素： (一) 外方合資目的之達成 1. 政策開放 2. 已獲取當地市場知識 (二) 雙方資源貢獻不均 1. 外方提供關鍵技術 2. 外方之全球配銷系統所形成的獨佔力 (三) 外在環境開放對外方有利 1. 外在環境不確定性降低-地主國政策之改變 2. 產業競爭態勢之改變 (四) 夥伴關係不再重要 1. 中外雙方學習程度之不同 2. 外方逐漸降低對中方合資夥伴之依賴 上述任一項因素都會引起合資雙方談判力、雙方衝突及對合資夥伴之依賴程度發生變化，進而影響該合資公司之控制結構。 從本研究之個案就可以發現，因為上述幾項因素，隨著合資時間之增加，導致合資公司的中方雖然佔有跟外方相同的股份，卻會逐漸失去其在合資公司之相對談判力、擁有較低的合資公司管理控制程度。

美中台三邊關係是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熱點議題之一，不僅牽涉到美國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利益，更加上綜合國力不斷上升、並且尋求相應國際地位的崛起中的中國。處於美中兩強激烈的競合關係之下，中華民國台灣生存不易，外交政策上一方面要配合、符合美國的意向，一方面在國家定位上又必須保持獨立自主性、避免過度刺激中國，無論政策調整幅度多大均動見觀瞻，選項相當有限。本論文一開始將從美中台三邊關係、以及台灣內部政治變化這兩部分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