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解嚴以降，人民權利意識高漲，尤其修正公布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後，各種有關組織團體之禁制亦陸續的解除和緩和。是以，憲法中明定之結社自由權利，亦為公民之一份子的公務員，可否因其公務員身分而受到限制，淪為「二等國民」之角色？唯公務員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因此享有特殊地位、機會及權力；倘若允許其組織團體爭取自身利益，而無所限制，恐有損於社會公共福祉，且此損害必然超乎未具公權力之一般公民。基於此考量，公務員的結社自由權利 應不以其身分特殊而被剝奪，而賦予公務員組織團體之權利，以為爭取本身權利及向管理階層溝通協商之管道，惟不能毫無限制，以避免其因享有公權力之方便，而在爭取權益過程中損害大多數人之權利。 本文以我國公務員繼受德日傳統之特別權力關係，公務員之組織團體權利向不被允許，惟公務員權利意識抬頭，復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打破傳統以來之特別權力關係法理，允許公務員因二大過免職處分不服可提起行政訴訟以玆救濟。因此，在今日世界各國日漸重視公務員基本權利，我國似宜就釋字二四三號解釋之精神，亦賦予公務員組織團體之權利。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乃就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所引發公務員法律關係演變說明研究本文之動機，其次就「公務員」「組織團體權利」等名詞之意義加以說明，並界定本文研究範圍。第二章則自公務員組織團體之理論基礎加以研究，首先說明傳統以來之特別權利關係，因受民主政治思潮影響，多數國家均有所放棄或改變；其次以基本人權之內涵亦因社會安全制度興起，而從形式自由到重視實質自由；再者，因近代之管理理論改變，參與管理大行。是以，現代國家大都允許公務員組織 團體，以符合現代民主自由之立憲精神。第三章則闡述公務員組織團體之演進，並以美日為例說明第四章則自工作權保障觀點，論述公務員組織團體之功能。第五章乃是說明公務員組織團體之限制，以公務員享有特殊地位、權力，如其組織團體漫無限制，恐有損多數國民福祉。是以，其應守「行政中立」之原則，並禁止罷工。第六章乃結論，首先公務員基本上仍為國民一份子仍應享有結社自由而賦予其組織團體之權利，其次乃探究我國目前擬制定之公務員基準法之種種，以期能有所助益，並完成公務員法制化之理想。

世界上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大體分成「陪審制度」與「參審制度」，前者主要代表國家為英國、美國，後者原則上為大陸法系國家所採取，本文挑選了包括我國在內之數個制度內容不盡相同的國家，針對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當中之基本、重要爭點，探討其間之差異，而我國司法實務為了提升人民對於司法審判之公信力，目前正積極推動「人民觀審制度」，其所採取之表意不表決方式使其與上開之陪審、參審制度有著本質上的重大不同，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分析觀審制度之利弊得失，並與上開數個國家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作一比較，使整個觀審制度更臻完善，最後，由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僅將人民參與審判制度適用於刑事訴訟程序，究我國之民事訴訟程序得否一併為適用，亦提出本文之初淺見解。

曾被中共視為「資本主義的欺詐手段」、「非生產性的剝削」的廣告事業，自一九七 九中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起了一場「靜默的革命」。此後又隨著廣告公司、廣告 協會的成立以及廣告管理暫行條例的頒布，中共的廣告業有了更蓬勃的發展。 本研究乃針對此以人民日報、南方日為分析對象，探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中 共報紙廣告在廣告主的國別、實體性質、廣告目的、商品類別以及廣告內容中訴求方 式、訴求對象、訴求層次和廣告表現的概況，並進一步對這七年來演變，做一趨勢性 的描述分析。 本論文共分六章十七節。前兩章講述緒論並做若干文獻探討；後續三章則先論及研究 方法，再就研究結果進行分析；末章做一總結並就本論文提出檢討與建議，約六萬餘 字。

本研究運用內容分析法，檢視中共人民日報今日台灣專欄怎樣報導台灣消息，把台灣 塑造成什麼形象；進而推測中共傳播者）對台灣的意圖，和大陸人民（受播者）對台 灣的認知。 本研究共一冊，分五章，計約三萬字。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請願為人民的固有權利，世界各國憲法多所規定。傳統請願的意義局限於請求消極的 救濟，近代以來，請願的意義已有所改變，成為人民反應民意，積極政治參與的一種 途徑。英美人民運用請願權影響政府權威性政策制定之事例甚多，而我國人民行使請 願權的事實，雖多所見聞，惟請願的作用與結果如何，則國內研究者極少，因此，筆 者不揣鄙陋，乃以立法院處理人民請願案為題進行探討，冀從我國請願制度及立法處 理的實際情形，進一步瞭解人民請願案與立法的關係及立法形成的諸多因素，或可稍 補國內研究不足於萬一。 本論文共分六章，各章要點如下：第一章緒論，除陳述研究的動機、目的及方法外， 並分析請願的意義及請願權的來由。第二章討論我國請願的制度，介紹請願法制定的 原因、經過及請願法對人民請願的有關規定。第三章略述立法院處理人民請願案的程 序與權限。第四章分析立法院處理人民請願案的實況，敘述人民請願案的內容及其目 的，人民請願案在立法院成為議案的過程，再由立法院處理之結果，分析人民請願案 對立法院的影響。第五章檢討立法院處理人民請願案的缺失，提出改進建議，第六章 結論。

「超限戰」一詞係解放軍空軍大校喬良、王湘穗二人自創的辭彙，意指在全球化時代弱國為自衛以求生存，於強國在實力對比極為懸殊狀況下，弱國應以「無限制手段攻擊有限目標」的戰法組合，找出「以弱擊強」的勝率痛擊對手。由於超限戰的二十四種組合戰法，運用現代知識作為包裝，較中共往昔提倡「無產階級革命以為勝優」的作戰理論，思維較為超前，早已突破解放軍慣有思格與成規，因而受到國外學術界的注意。 尤其是超限戰相當重視「非軍事」領域的恐怖攻擊、資訊威脅、擾亂金融等戰法組合，被美國評為是中共第一部討論「不對稱挑戰概論」的軍事性書籍，指定該書為國防大學研習教材，使超限戰遂為傳播媒體討論的話題。 其實超限戰理論思維完全承襲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主張借助民間（人民）等一切可以動員力量與對手進行全方位較量，再經喬、王組合成二十四種戰法，強調攻勢作為的結果。能否操作落實於作戰準則內？ 「超限戰」究竟是「以弱擊強」或是「以強擊弱」？它是否真是弱國對抗強國的最佳選項？「超限戰」與「不對稱作戰」是否有關聯？源自東西方戰略思想加上高科技信息條件下，「超限戰」的思維是否能為弱國面對強國時找出最佳生存之道？ 長期以來解放軍內部的軍事思想流派，一向以「人民戰爭」理論學派居主流地位。但自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高技術局部戰爭」理論學派隱然崛起，後又因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軍事革命」理論學派趁勢而出，與「局部戰爭」理論學派儼然成為軍中主流勢力，兩者之間已有合流之勢，相對於「人民戰爭」理論學派，頗有被迫退出「一線」的意味。為因應時代發展、科技需求、戰爭形勢變遷，「人民戰爭」理論學派不得不為「人民戰爭」創新戰法，而唯一能找到立足點的就是「資訊」與「人民」戰法的結合與統一。 「超限戰」的理論是否能成為解放軍主流思想？超限戰既能用於美國，可否適用於台灣？本文主旨即在研究東西方戰略思想的異同、「超限戰」理論的脈絡及探討中共21世紀對美戰略的基本想定，並以此論證超限戰施之於美、台之間的可行性。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於近年來成為一項廣受討論的國際議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參雜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本文首先探討有關匯率決定的經濟學理論，說明現行的相關理論尚不能對人民幣匯率提供完美的解釋，故須從更深層次之政治經濟觀點討論一國匯率的決定因素。其次探討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之內外部因素的形成，包含來自西方強權國家之國際政冶壓力及中國本身強大的經濟成長，雙重壓力下將促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最後將探討人民幣升值後，現階段以及未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各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將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中國經濟表現及國際政治因素等二項。中國於這段期間的經濟表現，包括：貿易出口旺盛，外商直接投資不斷進入，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及高度的經濟成長率，結合各項經濟指標的凸顯，更使人民幣有著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因素方面，嘗試透過國際政冶經濟角度探討，來瞭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壓力如何持續呼籲人民幣應當升值。全文結合政經分析之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之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事實上是出於抑制中國的戰略考量。 中國終於在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動與微幅升值，踏出長期逐漸升值的第一步，在未來人民幣將逐漸往適當價位移動的過程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人民幣幣值走向及匯率制度的調控，仍舊是一項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及探討之議題。

中國在世界貿易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民幣的均衡水準成為十分熱門的議題。本文為貿易財與非貿易財部門的相對生產力找尋新的代理變數來檢視Balassa-Samuelson效果，以解決中國物價指數因受政府控制而難以反映實際生產力的問題。此外，亦將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引進實證模型中，以量化分析來探討人民幣是否具有自我實現的行為。本文實證結果顯示人民幣均衡匯率與相對生產力、貿易開放程度、熱錢數目間有長期關係。貿易財與非貿易財相對生產力與熱錢數目的上升可能帶動人民幣升值；貿易開放程度則與均衡匯率呈反向關係。 / As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research o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 China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This study chiefly contributes to adopt a more reliable prox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o capture 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in addition, we formerly introduce the expectation of Renminbi into the empirical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behavior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80 to 2005. Particularly, we provide a single-equation in an empirical framework which takes the specific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economy into accoun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openness, the volume of hot money, and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traded to nontraded sectors are key factors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 in China. Both the increases in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and an anticipated appreciation i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eventually may lead to a real appreciation in the currency. In contrast, the influence for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economy is that the real exchange rate may depreciate.

China has been in a state that the currency appreciation is needed to restore the external balance. However, it appears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worries about that the Renminbi appreciation may decrease the output. This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contractionary hypothesis prevail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lds for China with quarterly data over the period from 1995Q1 to 2006Q2. We apply VAR models by means of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even taking the spurious correlation into account, the real appreciation of Renminbi leads to a fall in China’s output. Thus, our findings do not support the contractionary devaluation hypothesis. Moreover, the impact of the exchange rate on output is not through the inflation rate. In the short run, real exchange rate shocks have much power in explaining the output’s variation while the U.S interest rate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s are determinants to the variation in output in the long run. Particularly, the monetary policy has relatively weak effect on the output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本論文討論的問題是，國際政治因素對於匯率體制與政策有沒有影響？如果有影響，則國際政治因素如何影響匯率體制與匯率政策變化？國際政治因素影響匯率體制與匯率政策變化的程度有多大？我們希望透過以上問題的探討確認國際政治因素與匯率體制和匯率變化有無關係，然後分析國際政治因素透過怎樣的方式與機制來影響匯率體制與匯率政策，進而瞭解匯率變動與國際政治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為何？ 在上述問題下，我們有以下的研究假說： （一）匯率體制與名目匯率的變動除了受國內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影響外，國際政治因素對於匯率的變動亦是有影響。 （二）政府對於匯率政策的思考除了考量國內政治與經濟因素外，也考慮國際政治壓力因素。 （三）市場交易者對於匯率的預期與作為，除了受到總體經濟指標與國內政治局勢發展的影響外，也受到國際政治情勢變化的影響。 （四）國際貿易失衡下，貿易順差國對貿易逆差國依賴度上升，假如貿易逆差國為一強權國家，則強權國家會對貿易順差國有影響力。例如，兩國（A與B兩國）貿易失衡，A國在貿易順差累積大量外匯存底情況下，勢必會使得該國對於B國貿易依賴程度加深。在貿易失衡情況下，如果B國為強權國家，龐大貿易逆差的B國對於A國將會產生影響力。 在這些研究問題與假說下，本文將以人民幣匯率作為研究個案，藉由個案探討去回答上述問題。所以，我們探討人民幣匯率與匯率體制是否受到國際政治壓力？其次是國際社會如何對人民幣施壓？第三是中國政府與決策者如何反應？第四是市場如何反應與考量國際壓力對匯率的影響？最後是提出初步研究結果與結論。 根據本文研究，針對本文研究問題，我們認為： 首先，國際政治因素對匯率體制與名目匯率有沒有影響？而根據研究結果，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不過這個肯定的答案必須建構在下面的假設上，第一是兩國必須處於貿易失衡的關係，同時貿易逆差國為一強權國家。其次是在假設一之下，政府對匯率政策的思維不只是考量國內經濟與國內政治，也考量國際政治壓力。 其次第二個問題是國際政治因素如何影響匯率體制與匯率水平的變化。根據研究顯示，國際政治影響匯率體制與匯率水平的方式包括：公開施壓、雙邊高層官員會談、國際會議聯合施壓、甚至貿易制裁手段。通常首先透過公開發言的方式對貿易順差國施壓，要求貿易順差國對於經貿失衡現象做出相應措施，其中以調整匯率為主要要求，其次進一步透過雙邊高層官員直接面對面討論相關議題，藉由談判過程直接施加壓力，第三，則是在國際會議場合中和其他國家聯手施壓，對於匯率議題表達一致的立場形成聯合壓力，去迫使貿易順差國調整匯率制度與水平。第四則是威脅貿易制裁，透過提案以及口頭威脅貿易制裁方式，加重施壓的力道，對貿易順差國進一步施壓，最後則是實施貿易制裁。 第三個研究問題是國際政治因素影響匯率體制與名目匯率變化的程度有多大？從中國人民幣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一開始面對來自國際壓力時就強硬表示不會改變現行匯率體制與水平。其強調由於中國本身經濟發展狀況與國內金融體制不健全，在加上美國貿易赤字並非完全中國所造成的，所以目前並沒有改變的需要。 但隨著不斷增加的雙邊貿易逆差與國際壓力，中國雖然仍沒有改變中國匯率體制與水平，但也開始改變表示願意思考人民幣改革的可能性並將人民幣完全自由浮動，完全由市場供需來決定作為最後終極目標。甚至到最後出其不意的改變人民幣匯率體制並升值2.1％。這顯示在中國改革人民幣過程中，國際政治因素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重要影響力。因為在堅持不變的理由中，中國始終以國內經濟因素與中國內部穩定的政治性理由來拒絕國際社會的要求，但在最後改革的說帖中，中國也承認國際壓力是其推動匯率改革的重要因素，可見除了國內經濟與政治面向的考量外，國際政治因素也是具有重大影響力。 /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are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well as ho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fect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exchange rates. By examining these questions, I would like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fect exchange rates and figure 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xchange rate regime,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paper puts forth four hypotheses. First of all,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exchange rates are not only affected by domestic politics and economic factors, but they are also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cond, decisions regarding exchange rate policies made by governments ar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omestic politics and economic factors. Third, the behavior and expectations of market traders are also affected by macro economic index,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Forth, under bilateral trade imbalance, state B which is a great power and has large trade deficit with state A has influence on state A. State A and State B have an imbalance trade relationship. State A which has a large trade surplus will increase dependence on state B. Under these hypotheses,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by discussing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the Renminbi (RMB). Hence, the case study will ask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of all, was the Chinese currency reform made on July 21, 2005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cond, how di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form exchange rate regime? Third, how di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d to pressur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market? Fourth, how did market traders respond to and interpre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research achiev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of all, under hypotheses two and four,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policies are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cond, ways whic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fect exchange rates and regimes are through public pressure, bilateral official talks, trade sanctions, and oral threats. Public pressure is when a state with trade deficit asks a state which has trade surplus to adjust the exchange rate to reduce trade surplus. Bilateral official talks are when decision makers on both sides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for imbalance trade relationship. Exchange rat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negotiation. Trade sanctions are the last step to make the state which has trade surplus adjust exchange rate. Oral threats can be uses with the above mentioned measures. Third, in the case of RMB,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jec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quest to adjust exchange and regime.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unhealthy financial syste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jected adjustments of exchange rate and regime under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think that the undervalue of Chinese currency is the main reason of U.S. trade deficit and emphasized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change RMB exchange rate and regime. With increasing trade surplus and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rted to change its attitude towards the issue of RMB exchange r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pressed that it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exchange rate reform, and movement of RMB exchange rate was fully determined by market forces. On July 21, 2005,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justed regime and level of Chinese currency unexpectedly. The reform on July 21, 2005 implied tha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change rate reform.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nied that exchange rate reform was made under international pressur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behi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anging the exchange rate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U.S. official’s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Congr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iterated that reform on July 21, 2005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because of that, U.S. officials expressed that Chinese officials made a commitment of reform to them in bilateral talks, so we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influence on the policy of exchange rate reform in addition to factors of domestic economy and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