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民主國家，選舉乃是落實民主政治運作的制度安排。而選舉的結果不僅會影響政府政策的走向、政府的更迭，甚至是政黨制度的重組。因此，對於選舉制度的設計、制定、規劃與討論一直都是政治學中爭辯的議題。一般而言，選舉制度的討論包括選票轉換為議席的「比例性」與選舉制度對「政黨政治」的影響，而本文著重在對於前者的研究。 本文從「比例性」之於選舉制度的重要性切入，先針對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之比例性偏差的因素做一瞭解，並以台灣第六屆與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作為實證，利用各種方法（直接分析選舉數據、迴歸分析、本文選擇的比例性偏差測量公式），以尋求、說明、分析「政黨比例性偏差」與「選區規模」之間的相關性與影響力。 不論是直接觀察、整理選舉結果，或以統計分析來檢定關聯程度、相關方向及解釋力，或是利用Taagepera「n指數」計算我國第六屆與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的「比例性」，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呼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此即，選區規模、選區數越大，選舉結果的比例性越佳（不比例性越小）、政黨的比例性偏差越低。 雖然透過本文選舉結果的整理與觀察、Taagepera「n指數」的計算，都顯示出我國立委選制改革後，『單一選區』的採行，強化了選舉結果的「不比例性」，削弱了小黨的政治空間，扭曲了選民的偏好與委託；而具有『調節性議席』功能的『全國不分區席次』，無助於調和「區域選舉」的比例性偏差，且因5％的政黨門檻限制，非但無法改變小黨在區域選舉上的劣勢，反而加深了小黨整體的比例性偏差。但由於僅有一屆改制後的選舉數據資料可供分析，本文的研究結果能夠呈現的部分有限，待未來改制後更多屆的選舉數據來佐證、分析與檢驗，或許能得到較為明確、有力的結果分析。

為瞭解背景變項、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與青少年行為表現（行為困擾、身心健康、偏差行為）的關係，以台北市國中學生643人為研究對象，採用個人基本資料及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親子溝通量表、行為困擾量表、身心健康量表、偏差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得所需資料，再以平均數差異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1. 青少年所知覺的母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父子溝通品質。 2. 女生自覺的母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男生。 3. 老大自覺的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中間子女。 4. 國一、國二學生自覺的親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國三學生。 5. 父母婚姻和諧的青少年，自覺的親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父母婚姻不和諧者。 6. 父親教育程度為國、高中畢業及大專以上的青少年，自覺的父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父親為小學以下程度者。 7. 家庭社經中等及中上地位的青少年，自覺的父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社經地位中下者。 8. 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愈高，青少年的行為困擾愈少。 9. 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愈高，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愈好。 10. 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愈高，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愈少。 11. 性別及母子溝通品質，會交互影響青少年的「學校生活困擾」與「人際關係困擾」。 12. 性別及父子溝通的品質，會交互影響青少年的「焦慮失眠」與「憂鬱」表現。 13. 家庭社經地位及母子溝通品質，會交互影響青少年的整體行為困擾。 14. 背景變項及親子溝通品質，能有效預測青少年的行為困擾，預測力為20.7%。 15. 背景變項及親子溝通品質，能有效預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預測力為12.7%。 16. 背景變項及親子溝通品質，能有效預測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預測力為12.7%。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3 第三節 名詞解釋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0 第一節 親子溝通的理論探討 10 第二節 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生活適應 29 第三節 親子溝通與青少年偏差行為 4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6 第一節 研究架構 56 第二節 研究對象 57 第三節 研究工具 58 第四節 實施程序 64 第五節 資料處理 65 第四章 研究結果 67 第一節 青少年與父母間溝通的差異性 67 第二節 背景變項與青少年的親子溝通 68 第三節 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生活適應、 偏差行為之關係 75 第四節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生活適應、偏差行為的影響 77 第五節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生活適應、偏差行為的預測力 108 第五章 討論 118 第一節 青少年與父、母親溝通差異性之討論 118 第二節 背景變項與青少年親子溝通之討論 119 第三節 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生活適應、 偏差行為關係之討論 123 第四節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生活適應、偏差行為影響之討論 125 第五節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生活適應、偏差行為預測力之討論 13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41 第一節 結論 141 第二節 建議 149 參考書目 153 中文部分 153 西文部分 159 附錄-研究工具 167 個人基本資料表 167 父子溝通量表 168 活動經驗量表 169 母子溝通量表 170 身心健康量表 171 行為困擾量表 172 圖 表 目 錄 圖2-1 溝通模式圖 13 圖2-2 開放式溝通之過程 14 圖2-3 婚姻與家庭系統的圓形模式 24 圖3-1 研究架構圖 56 表2-1 孩子的錯誤目標及行為模式 49 表3-1 樣本基本資料分配表 57 表3-2 社經地位等級之計算方式 59 表4-1-1 青少年知覺父子溝通、母子溝通 之差異考驗表 68 表4-2-1 背景變項在親子溝通量表上 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69 表4-2-2 性別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溝通 之T考驗摘要表 70 表4-2-3 出生序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溝通 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0 表4-2-4 出生序不同的青少年知覺親子溝通 之事後比較表 70 表4-2-5 年級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溝通 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1 表4-2-6 年級不同的青少年知覺親子溝通 之事後比較表 71 表4-2-7 父母婚姻狀況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 親子溝通之T考驗摘要表 72 表4-2-8 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 親子溝通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3 表4-2-9 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青少年知覺父子溝通 之事後比較表 73 表4-2-10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 母子溝通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3 表4-2-11社經地位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溝通 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4 表4-2-12社經地位不同的青少年知覺父子溝通 之事後比較表 74 表4-3-1 青少年的親子溝通與其行為困擾之 Pearson積差相關 75 表4-3-2 青少年的親子溝通與其身心健康之 Pearson積差相關 76 表4-3-3 青少年的親子溝通與其偏差行為之 Pearson積差相關 77 表4-4-1 背景變項、父子溝通品質不同的青少年 其各項行為表現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78 表4-4-2 性別、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80 表4-4-3 出生序、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84 表4-4-4 年級、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86 表4-4-5 父母婚姻、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88 表4-4-6 父親教育程度、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各項行為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90 表4-4-7 家庭社經地位、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各項行為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91 表4-4-8 背景變項、母子溝通品質不同的青少年 其各項行為表現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93 表4-4-9 性別、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95 表4-4-10 出生序、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99 表4-4-11 年級、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101 表4-4-12 父母婚姻、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103 表4-4-13母親教育程度、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各項行為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105 表4-4-14 家庭社經地位、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各項行為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107 表4-5-1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行為困擾之多元迴歸分析 109 表4-5-2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身心健康之多元迴歸分析 113 表4-5-3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偏差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117 表5-5-1 預測青少年行為困擾之變項 及其解釋量摘要表 134 表5-5-2 預測青少年身心健康之變項 及其解釋量摘要表 137 表5-5-3 預測青少年偏差行為之變項 及其解釋量摘要表 140

論文摘要 為了瞭解母親教養信念、管教方式、子女管教滿意與國中生行為表現的關係，並探討相關影響的因素，乃以461有效樣本之國中學生以及其母親為研究對象，再採用母親教養信念量表、母親管教方式及滿意度量表以及偏差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得所需資料，再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區別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以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其結果發現： 一、 目前母親的「自我能力」教養信念與「經驗」教養信念皆呈現中偏高之得分。 二、 目前國中生子女知覺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中，「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讓子女感到最不滿意，而「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讓子女感到最滿意。 三、 教育程度為研究所或以上(含碩博) 之母親，比專科或大學畢業、高中或高職畢業或國中畢業者，具有較強烈之「孩子自己有能力處理」的教養信念。 四、 在母親不同教育程度與職業下，僅教育程度為「高中或高職畢業」的母親，「母親教養信念總分」是區別其採用管教方式類型的重要變項。 五、 不同教育程度母親的教養信念與其子女的行為表現（學業成績、偏差行為）間呈顯著低度相關的關係。 六、 不同職業母親的教養信念與其子女的行為表現（學業成績、偏差行為）間呈顯著低度相關的關係。 七、 母親「自我能力」或「經驗」的教養信念、「寬鬆放任」或「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以及子女對其採用管教方式的「滿意度」能有效預測子女的學業成績表現。 八、 母親的「經驗」教養信念、「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及子女對其採用管教方式的「滿意度」能有效預測子女的偏差行為表現。 最後，根據研究所得結果，針對家庭、社會與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以供後續相關研究參考。

本論文提出控制最差風險值與超越指數的雙目標投資組合最佳化模型，我們同時考慮兩種風險—指數追蹤的下方偏差(downside absolute deviation) 與最差風險值(worst-case value-at-risk, WCVaR)。並提出兩種不同模型，模型A針對兩者間的規避程度分別分配其權重，結合成單一目標函數的線性規劃模型。而模型B先計算出歷史資料中的WCVaR值，再以此風險值為限制式，使建立的投資組合與被追蹤指數報酬率的下方偏差降至最低的兩階段單目標線性規劃模型。我們使用台灣股票市場的資料進行實證，用以驗證兩模型之可行性與效能差異。實證結果顯示，不論是股市處於上漲、下跌或盤整階段，本模型所建立之投資組合的表現均能有效超越被追蹤指數。

本研究旨在探討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理及行為問題之結構方程模式考驗。受試樣本為國小五年級、國中二年級及高中二年級計1050人，以心理傷害量表、負向情緒社會化量表、情緒抑制量表、兒童憂鬱量表及偏差行為量表進行施測。資料分析以性別、與年齡進行多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瞭解各變項在性別及年級上之差異。並且採結構方程模式考驗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理及行為問題間模式之適合度。 研究結果發現，子女知覺的兒時情緒無效性、憂鬱傾向及偏差行為因性別而有不同，且隨著年齡增長，個體有越高程度的兒時情緒無效經驗、情緒抑制及心理及行為問題出現。而結構方程模式考驗證實情緒抑制為兒時情緒與憂鬱傾向間之調節因子，個體形成憂鬱傾向前，會先形成長期依賴情緒抑制策略。但此模式在兒童樣本並不鎮定，顯示兒童尚處於情緒分化及成熟階段，因應情緒策略逐步在此成形，而國中和高中樣本模式皆相當穩定，顯示國中以後個體因應策略已發展完成。偏差行為則不符合模式考驗，路徑分析發現在心理傷害與偏差行為間存在直接路徑，意即可由早期心理傷害直接引發偏差行為。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及討論提出對未來研究、家庭和學校教育、以及諮商實務三方面的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台視在報導1996 年至2008年的四屆總統大選時，選舉新聞的政黨偏差現象，並進一步剖析台視民營化前後，所有權轉變對選舉新聞政治偏差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台視在民營化前的三屆（1996年、2000年、2004年）總統大選中，皆出現明顯政治偏差，且偏差方向均對執政黨較為有利。但台視民營化後，選舉新聞的政治偏差情形變得較不明顯，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台視的選舉新聞已遠比以往公正。為了解所有權轉變對台視選舉新聞公正性的影響，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專訪十名台視記者，分析四屆總統選舉時的採訪歷程。受訪者皆認為，台視在民營化前，政府及執政黨明顯影響選舉新聞報導；但民營化後，政府及執政黨的影響力降低，台視選舉新聞已較為公正。 /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aiwan Television Enterprise reported the campaign and candidates during the 1996, 2000, 2004, and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aiwan. A content analysis of evening news coverage of election news coverage of the television station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quantity bias, source bias, and presentation bias in its coverage of the first thre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s. However, the television station was more balance in its coverage of the 2008 presidential campaign. A depth interview of 10 reporters of the television station indicated that ownership structure has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on election coverage of the station.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of the station in 2007 has contributed to the achievement of more balanced election coverage i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長久以來，我們的研究文獻忽視了原住民社會的失序問題：如酗酒、雛妓、少年逃學及兇殺等。本研究企業以問卷調查法和田野訪問觀察，對原住民社會之一－烏來泰雅族之少年偏差犯罪行為之盛行率、類型及因素，進行資料之收集整理分類。 這是Hirschi社會鍵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首次在本土少數民族社會之部分驗證研究，除了利用該理模式為分析架構，以問卷調查方式對烏來鄉福山、烏來與忠治三個村落少年兒童犯罪與偏差行為成因進行橫面的統計分析考驗外，並以田野訪談方式，藉助附著理論、互惠觀點與人類基本需求觀點，從社會文化歷史變遷脈絡與個案進行縱面與深度的分析探討烏來泰雅社會文化轉化的特質。 量的研究結果發現：（一）烏來泰雅少年偏行百分比雖然男性都比女性高；但與大社會相較，性別比率接近顯得很突出，介於1.2與2.7之間；女性少年吸香煙盛行率高達34.%。（二）個人重要屬性如年齡、父母社經地位與所屬村落均需透過社控機構而影響少年偏行為。家庭成員：和雙親、單親或其他家人同住少年的偏差行為平均數值差異不大，只有再生家庭的平均數值較高。（三）對社控機構認同父母與附著學校對偏行產生直接影響。偏行與父母監督及社區附著的相關性很低，與社會鍵理論的假設較為不同。（四）偏行與社會控制機構之關係不受族群認同影響，但偏行與偏行友伴高度相關。父母認同、父母監督、附著學校及附著社區等社控變項與族群認同及附著偏差同輩團體等中介變項之間未達到顯著相關。 質的研究結果發現：（一）歷史社會變遷過程：日據時代與光復後外來政治干預，部落被迫遷徏，人口流動大，族群趨向異質化，鬆動社控力量，家庭社經地位日趨低落，福山部落物質生活普遍為匱乏狀態，兒童少年為幫忙家計打工賺錢或滿足生理需求，而影響在逃學與偷竊等與生計相關之偏行發展。（二）家庭變異與社化方式變遷因素，促使親屬關係發生變質，影響孩子偏行發展。（三）變遷後的部落組織變遷鮮能提供滿足成員基本需求的互惠功能，凝聚力薄弱，社控鍊條鬆弛，並且反應在孩子偏差行為的類型的與頻率上。（四）在文化脈絡下個案之探討，發現兒童“逃家”所反應的意義有：控制自我、化解身心挫折與壓力的機制，返回自己所認同的家的一種手段，以及反應社會支持網絡薄弱。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如下：（一）政府在改革硏制少數民族社會之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時，能突破教育行政體系的封閉性，活用教育與其他社會資源，並兼顧原住民社會的普同性與差異性，從聚部落之社會控制力量出發，以部落來重建部落與成員的互惠機制。（二）後續研究可繼續實施本土之誇文化研究，建構出質量兼具的研究模式，俾使地區少年偏差行為之調查研究成為分析社區文化的工具之一，並藉以找出重建該社區社會控制力量的機制，以達到理論與實踐兼善目的。

基於對偏差青少年同儕關係的理論與研究，各家林立，爭論不一，本研究使用社會網路的分析概念與方法，同時比較了偏差青少年與一般青少年同儕關係中的人際吸引、次團體形成、團體感受、團體互動以及個人在團體中態度的相關。企圖對青少年的同儕團體進行較深入的探究，同時亦將同儕關係網路放入個人社會網路中，嘗試瞭解同儕關係在個人社會網路中的位置。 　　本研究選擇正在新竹少年監獄服刑的一個少年犯班級為受刑少年組，而以台北市景興國中的一個班級為一般少年組。兩者皆為一年級的男生班，前者約有17人，而後者則有44人。為研究人際吸引及班級中次團體的形成過程，本研究採長程貫時的研究設計，為時一學期。 　　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如下： 　　1.誠如青少年幫派的研究，受刑少年組受試者多來自中下階層的家庭。 　　2.如社會控制理論所預測的，受刑少年組受試者和父母親人的連結關係，大都相當地薄弱。 　　3.老師關係在兩組樣本的個人人際網路中，都呈現相當低的連結，顯示師生關係有待加強。 　　4.同儕關係同時在受刑少年組及一般少年組人際網路中佔有重要比例。在一般少年組中，同班同學又為受試者朋友同學關係的重心。但對受刑少年組受試者而言，其要好朋友多為入監前所結識的朋友，其關係較為穩固與密切。 　　5.受刑少年和一般少年在同儕團體中各著重不同的活動，而受刑少年組在其個人所屬團體中的團體感受（如：支持感、信任感）較一般少年組為佳。顯示社會控制理論對偏差青少年同儕關係的預測須加以修正。 　　6.從長程貫時的研究設計中，本研究發現隨時間的增加，兩組樣本班級中都有次團體的形成，受刑少年組因班級人數少且相處時間多，較早形成穩定的次團體。 　　7.比較受刑少年和一般少年次團體的形成，發現在人際吸引過程中，相似性與接近性同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受刑少年組中，次團體成員在偏差態度上有相當程度的相似，而相同寢室的受試者亦易形成次團體。就一般少年而言，同一次團體成員除在偏差態度、一般態度與價值觀有較高的相似性外，學業成就的相似性更明顯地影響人際吸引與次團體形成的方向。此外，在一般少年組中座位的接近，亦是次團體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 　　8.受刑少年在朋友特質所強調的選擇要件上，和一般少年組受試者有明顯地差異。前者偏重選擇「有正義感」的朋友，而後者則重視成續的高低。 　　9.不論是在受刑少年組或一般少年組中，皆可發現次團體成員擁有較佳的團體感受，而同儕團體中的孤立看則自覺被團體所排斥。

本研究以2010年富士康連續墜樓事件作為觀察對象，採用新聞框架理論，檢視國內報紙對於勞工議題的報導。另鑑於本事件為台商在中國投資的事件，牽動敏感的兩岸話題，因此本研究加入各報政治偏差之因素，探討國內報紙對該事件報導的異同。 研究發現，事件發生初期，國內報紙多以「責任框架」報導，追究雇主應負的責任與提出的解決辦法；到了中後期，各報則以「經濟影響框架」為主，探討加薪將對雇主、國家，乃至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各報報導立場雖多為中立，但仍可見媒體對雇主的立場出現由負轉正的趨勢。此外，無論是「責任框架」或是「經濟影響框架」，在本事件勞工議題的討論中，雇主佔去了大部分的發言權，反觀以勞工為主體性的文章，則是少之又少。 政治立場偏藍的報紙，如«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皆以廣大篇幅報導之；反之，政治立場偏綠的報紙，如«自由時報»，則企圖淡化該新聞；而市場導向的«蘋果日報»位於兩者中間。所有報紙的報導皆以雇主發言為大宗，勞工仍處於弱勢，至於新聞框架的使用，則無明顯政黨偏差。 /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frames used in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Foxconn suicide jumps in general and labor issue in particular, along with political affiliation as a factor in Taiwan’s dailies. Framing analysis of 222 articles in the four major newspapers in Taiwan showed that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 were identified to be the two most used frames in coverage. These frames shifted to one another on June 1, the day when the company announced the wage increase policy. After the time divide, stories published before that mainly talked about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soon shifted to economic consequence afterwards. As for tone, coverage of workers generally stayed neutral with a subtle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while stories of employers showed a shift from negative in the beginning to positive in the later stage. In terms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 findings showed that difference could be obviously observed in the quantity of coverage, where the pro-Green Liberty Times contributed much less than the pro-Blue United Daily and China Times. While showing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frame and by tone in the four newspapers when describing workers and employers, the pro-independence Liberty Times demonstrated apparent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other China-related affairs in its edito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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