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研究目的，乃希望透過對清末民初的外蒙情勢，以及在外蒙中國、俄國、日本 等國際勢的抗衡，分析、探討，讓吾人瞭解外蒙脫離中國轉為蘇俄附庸的共產國家的 歷史背景。 在參考資料方面，以中文資料（其中包括英、日翻譯本）為主，加以英、日文資料來 補充。但在現實環境的限制下，蒙文資料的蒐集十分困難，而且本人的蒙文造詣不深 ，故不得不參考西方學者及日本學者相關翻譯本和著作。而本文研究方法上，主要是 採用歷史學的架構，予以分析、比較、綜合，尤其因資料上的史事記載有所不同，所 以經由分析比較，加以推論，最後提出定論。 本文研究內容，除緒論和結論之外，共四章十一節。概分為民族主義之抬頭﹕俄國的 策動以及中國的失策激起蒙古人的民族意識。革命集團之誕生及其活動﹕蘇俄十月革 命對外蒙部分民族主義者的影響，及與蘇俄共黨及第三國際人士的接觸，以擴張其革 命力量，其結果遂組成臨時政府。外來勢力之變化﹕首先探討中國內部之宜皖戰爭， 以至引起在外蒙外來勢力的變化，即白俄溫琴在日本的支持之下占領庫倫，嗣後蘇俄 赤軍藉口討伐白黨而侵入外蒙，並在蘇俄的指使之下建立人民政府。保守勢力之衰退 ﹕由於神權及封建特權之限制，青年團之組織及其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影響，且 保守派與急進派雙方激型之鬥爭，至使保守勢力逐漸衰退，而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之逝 世為最明顯之象徵。 結論則是闡述，十九世紀末開始抬頭的蒙古民族主義，在俄國慫恿之下，並一九一０ 年清廷對蒙政策的轉奱，以及一九一九年徐樹錚的武力撤治而被激起，加上蘇俄十月 革命的影響，終致外蒙出現革命集團。嗣後在第三國際的支使以及赤軍的武力援助下 ，建立人民政府。再經過數次流血肅清民族主義者，以及蒙人的精神領袖活佛哲布尊 丹巴的逝世，最後成立了附庸蘇俄的「蒙古人民共和國」。

外蒙古與中國原有長遠的歷史關係，今日外蒙卻以「蒙古人民共和國」自別於中國之 外。本文擬探討外蒙成立「蒙古共和國」以後，申請加入聯合國及終於獲準成為第一 ０二個會員國的經過。在這過程中，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曾經行使否 決權，阻止外蒙人會於一時；六年後放棄否決權之行使，外蒙乃得以入會。其中原委 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全文除導論，結論以外，擬分二大部分，共八章，約七萬字。第一部分「外蒙、中國 與俄國」，分四章敘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背景，中蒙關係的轉變，及外蒙在 一九六一年以前的建設發展。第二部分「外蒙與聯合國」，分四章探討中國代表團放 棄否決權之經過，及外蒙在一九六一年以後的建設發展，用以明白加入聯合國對它的 影響。

對於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政治思想的理解與詮釋解，向來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爭論的課題。本論文即從個別行動者的角度出發，探討當他們有機會讀了《君王論》和《史論》，對於現實中的政治生活，有什麼體悟？對於自身的政治行動，起了什麼指導作用？針對這個問題，筆者歸納出三個主要的面向，試圖對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做一較為全面性的敘述。 　　首先，做為一個政治行動者，不論是一城之主，或者是伺機而起的臣民，馬基維利是否為他設下了行為的終極目標？ 　　筆者所欲提出的一個詮釋是，馬基維利在《君王論》中，雖然主要探討君主如何保障其統治地位，但他在一些段落文句中，對於祖國的繁榮昌盛、對於共善，透露出和《史論》一書相同的關懷。他認為理想的政治行動者最終應該為祖國、共善而奉獻。不過他也了解人類的本性是自利的，極容易為了追求財富、名望等個人私欲而忽視公共利益。那麼，要如何讓自私自利的人願意為國家共善服務呢？馬基維利並不採取改變人性的作法，而是藉著重新定義人們所追求的目標──「榮耀」──來解決這個困境。馬基維利主張政治行動的目的在追求榮耀，而惟有振興祖國、完成對公眾有益的壯舉，才能贏得永恆的榮耀。換句話說，政治行動者追求榮耀乃是基於個人欲望的滿足，但在這過程中，國家的共善亦獲得實現與促進。這個「榮耀」論述，正可以將個人私利與祖國共善連結起來。 　　接下來兩個面向則屬於實踐的層次。馬基維利政治思想的第二個面向，即在鋪陳行動者本身應具備哪些條件與特質，才能在權力的舞台上展露頭角、脫穎而出，進而促進共善、光大祖國，獲得榮耀。他運用德行與機運這一組古典的概念來分析政治行動者的崛起與敗亡，其論點存在傳承與具有革命性格之處。 　　第三個面向關注的焦點是，當政治行動者面對創建、改革政治社會等現實課題。關於城邦中政治制度的選擇，在王政與共和之間，馬基維利從效益的角度，認為共和體制最能夠達成與促進國家的共善，使祖國能夠在短時間內成長擴張，達到偉大的地位。然而在共和國中，自由生活有被野心人士腐化的危機，為了防止腐化的發生，必須在制度安排上去節制、疏導人們的野心，並且需要有德行的政治行動者將這些制度落實。要是當行動者身處的城邦已經腐化不堪，馬基維利認為此時惟有採行王政式的權力，也是就是以「一人支配」的形態，以血腥暴力等極端的手段，剷除原先的既得利益者，自由的生活才有可能重新建立。

海報原是屬於藝術性的創作品，然而在蘇聯將其與政治相結合發展成政治宣傳海報，因此其特性是既屬藝術又屬政治。在西方電影中，時常可看到將政治宣傳海報當成藝術品掛於牆上，例如在電影《恐懼的總和》(«The Sum of All Fears»)中，主角是一名蘇聯歷史學家，其辦公室的牆上就掛著一幅由摩爾(Д. С. Моор, 1883-1946)所畫的《五月一日─勞動節》(«1 Мая Праздник Труда», 1920, 圖3-3-13)海報，電影畫面所欲呈現的意涵一方面是作為裝飾品，另一方面則是象徵著蘇聯。在2003年筆者曾到過聖彼得堡及莫斯科，當地所有書店皆將過去蘇聯時期所發行的政治宣傳海報重新印製，作為海報、書冊、明信片等予以販售，足見其對俄國而言，是珍藏品，亦是代表俄國的紀念品。 一個以專制統治為主，並對所有傳媒嚴加控管的國家，竟能發展出如此特殊又美麗的海報藝術，實是令人玩味。蘇聯政治宣傳海報給予人的第一印象是用色強烈、主題鮮明、並流露出鼓舞士氣的愛國情操，此外亦會出現如同連環漫畫般具故事性的內容，海報中的人物角色除了號召群眾的英雄人物，也有諷刺敵人的戲謔角色。如此兼具著藝術與政治之雙重性的海報，想必無論是政黨領導者或是繪製海報的藝術家，於俄共建立初皆是無法預料得到其能嶄露頭角，進而成為國家重要的宣傳媒介。所以，對於政治宣傳海報於蘇聯時期的發展也就令人十分好奇，同時其引人矚目的藝術宣傳手法也相當值得深究。 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共不論在政治、經濟、或社會皆處於混亂之中，但是政治宣傳海報卻絲毫不受影響的開始茁壯成長，反而似乎因破碎國家的局勢激起了海報畫家創作的靈感，大量的作品自十月革命後便不斷湧現。因此，由這些海報作品中除了可以欣賞畫家的繪畫手法、感受海報內容所流露的情感外，同時從這些政治宣傳海報中也能勾勒出當時的歷史背景及時代意涵。因此若要解讀十月革命後由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Ленин), 1870-1924)所統治的蘇共歷史，亦應能透過海報的內容來理解，而這也唯有結合了政治與藝術於一體的政治宣傳海報才能達到此目的。

政治容忍乃是民眾願意給予與自己立場不同的團體或是意見，發表其言論與意見的自由與權利，對於民主社會有一定的意義，而在國內對於政治容忍的相關研究尚不普遍，且距今已多年，在台灣政治環境劇烈變遷之下，民眾政治容忍的全貌如何？筆者藉由檢視TEDS2003與TEDS2004LB資料，觀察台灣民眾政治容忍的變化，同時也探討影響台灣民眾政治容忍的因素，對於「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人」與「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是否同意其具有集會遊行、在學校教書與競選公職等公民權利的測量。研究發現民眾對於競選公職的權利較為容忍，對於集會遊行的權利較不容忍，筆者認為乃由於集會遊行會帶來政治混亂、交通阻塞，因此相對於競選公職權利，對於民眾自身的感受較深，另外透過兩個年度資料分析也發現民眾的政治容忍的確有愈來愈提升的趨勢。 在影響政治容忍因素的模型檢證中，發現教育程度、民主價值與威脅的認知具有一致性的影響，具有大專以上或高中職教育程度、民主價值愈高、認為該主張沒有威脅的民眾，其政治容忍也愈高。另外，研究發現傾向支持獨立的民眾不僅對於台灣共和國主張較容忍，同時對於一國兩制的主張也能有相當的政治容忍。而大陸各省市籍的民眾對於一國兩制的主張反而有較不容忍的情形，筆者認為可能這些民眾心中支持的「統一」與「一國兩制」是有所不同。 而筆者也進一步探討威脅與民主價值、教育程度與民主價值的關係，研究發現即使民眾認為這些主張對於社會是有威脅的，只要民眾的民主價值愈高，政治容忍也是愈高。而教育程度與民主價值的關係，在2003年資料分析中，並未達到顯著差異，而在2004年資料分析中，則顯示在相同民主價值之下，只要民眾的教育程度較高，其政治容忍也會較高。

2008年，作為大陸勞資關係領域最重要的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將重構大陸勞資關係，影響到產業投資等實體經濟領域，並對社會關係、政治進程產生明顯影響。雖然，「勞動合同法」的意義在大陸官方被極力宣揚，但其在民間卻獲得兩種不同的聲音。普通勞動者以及他們的代言人均高度贊揚這部法律的救濟作用，將扭轉普通勞動者目前的弱勢地位；而企業主、資方代表和他們的擁護者則嚴厲批評法律的矯枉過正的做法，聲稱對勞動者的過度保護將極度損害企業投資方的利益，也有可能造成勞動者的惰性，實際上是一種不當保護，最後將會造成勞動者和企業主的雙輸局面。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於通過對勞動合同的立法背景、理由、主要內容的梳理，探討新頒「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微觀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以及宏觀的營運戰略的影響，並提出筆者的建議。構成本文的主體內容將包括四個部分，即背景、內容、影響與應對策略。在背景部分，將主要闡述新頒「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背景及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等內容，了解「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理由和目的。隨後，將著重分析「勞動合同法」相對於以前的「勞動法」在規範勞動關係方面的重要變化和其主要內容。在第三部分，將是為應對「勞動合同法」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務方面進行的調整。當然這種調整會對企業的多方面造成影響，因此在詳細評估這種影響後，本文提出了企業經營管理三種策略調整模式：「改革模式」、「創新模式」和「保守模式」，並認為台資企業目前可以選擇的是改革和創新模式。

本文主要目的是從比較統一前的西德與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政治合作中的角色，來探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統一後是否會繼續支持歐洲政治合作的進展，並且解析其繼續支持與否的態度對歐洲政治進一步統合的影響。本文各章的重點如下：第一章前言說明本文分析德意志共和國在歐洲政治合作中角色的分析架構。第二章則對歐洲政治合作的歷史發展作概要性的敘述，並說明歐體與歐洲政治合作運作上的關係。第三章則從西德西歐整合的外交政策取向，分析其加入歐洲政治合作的動機。第四章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歐洲政治合作中的行動來觀察其角色。一是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統一前與統一後對歐洲政治合作加深與擴大的支持態度；二是從統一前、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歐洲政治合作處理國際危機中的行動轉變來觀察。第五章是歸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歐洲政治合作的角色轉變，並從歐洲政治統合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重要性，以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歐洲政治合作影響力的互動中，解析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政治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將對歐洲政治合作的進展持有何態度，且對歐洲政治統合的進一步發展有何影響。第六章結語則提出本文的研究發現與心得。

本論文以德國威瑪共和（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為時代框架，從「跨藝術互文性」（interart intertextuality）觀點出發，探討納博科夫（В. Набоков, 1899-1977）如何將繪畫、音樂與電影元素置入文本，進而發展小說中有如電影般的視聽意象。 第一章以宏觀角度探討威瑪文化的跨藝術性，從中討論1920年代「俄羅斯柏林」（русский Берлин）與納博科夫的關聯性；第二章從繪畫、舞台及電影角度看待納氏文字中的畫面建構；第三章分析首部短篇小說集《喬布的歸來》（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 1929）的視聽表現；第四章運用電影語言剖析長篇小說《國王，皇后，傑克》（Король Дама Валет, 1928）蘊含的電影畫面意象；結論從時代環境與納博科夫的書寫風格歸結出作家的「跨藝術」詩學。

本文採取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探討台灣憲政體制自一九九○年代初至今的變遷軌跡。在憲政體制類型的劃分上，本文係將「半總統制」進一步劃分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前者係指內閣僅對國會負責，不對總統負責，亦即單向負責的「半總統制」，後者則指內閣既對國會負責，又對總統負責，亦即雙向負責的「半總統制」。 在第一次修憲至第三次修憲中，國民黨具有一黨修憲的實力，但憲改方案仍受既有的制度環境所制約。這三次修憲一方面維持了行政向立法負責的制度精神，另一方面又確立了總統由公民直選的制度，這兩項制度所造成的路徑依循，使得我國憲政體制自此之後的變遷，都被框限在「半總統制」的軌道上。 第三次修憲後，大法官在釋字第三八七號與第四一九號中，透過對閣揆辭職時機的宣示(閣揆隨立院改選而辭職乃憲法義務，至於隨總統改選而辭職則非憲法之義務)，將我國憲政體制確立為內閣僅對國會負責、不對總統負責的「一元型半總統制」，但國、民兩黨的第四次修憲取消了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賦予立法院倒閣權，並賦予總統解散立法院的權力，儘管就憲法文字看來更趨近於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半總統制」，但事實上憲政體制運作的原則反而趨於模糊。從第四次修憲前後，我們因此可以看到「一元型半總統制」短暫浮現到修憲後稍縱即逝的過程。 此一內涵不明的半總統制，在二○○○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上任後，被操作為內閣須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而對於過去六年多持續運作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大法官亦不斷透過大法官解釋承認其合法性(釋字第五二○號、釋字第五八五號、釋字第六一三號)，使得目前二元型半總統制有逐漸確立之勢。自二○○○年陳總統上任至今，我們可以看到「二元型半總統制」由浮現到鞏固的過程。 在描繪了我國憲政體制自一九九○年代初至今的變遷軌跡之後，本文亦以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為觀察參考的依據，探討我國當前憲政運作無法順利換軌的制度因素， 並對我國未來憲政體制的變遷路徑進行初步預測。

非政府組織現今全球性議題上，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活動範圍亦遍及全球性、區域性及個別國家之中；目前一般學者對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多偏重於理論探討，暨其在國際建制的角色與功能；既然非政府組織在善心的動念上是為了更平等的世界，因此研究者在本文研究對象上，決定選擇全球發展最不平等的低度開發國家，並且藉由實際走訪馬拉威共和國的經驗與例證，檢視非政府組織與該國的關係。 本論文首先對非政府組織與低度開發國家做個別的一般性說明，並著重於討論低度開發國家形成原因，進而選擇漠南非洲做為低度開發國家的代表區域；嗣在漠南非洲國家的討論之中，聚焦於馬拉威共和國為個案研究的對象，期藉該國近年的穩定發展，排除政治與內戰之干擾，得到較為獨立的結論。本論文在經過系統性的研究後認為，非政府組織在低度開發國家從事服務遞送與災難救援等類型之活動，成效明顯較一般政府組織卓著，機動性亦強，惟可能導致該等國家之依賴心理，妨礙政府正常職能之建立；其次，非政府組織在低度開發國家中，對高階政治議題的參與，仍有根本性的限制；最後，低度開發國家中，跨國性非政府組織與國內非政府組織所獲資源與具備之能力對比太大，權力分配不均，使國內基層組織能量始終無法有效建立，亦難構建成為合理的組織模型，可能阻礙未來效率之提升。 / Although the activities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hav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most studies still focus on the theory of NGOs or their ro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This paper, meanwhile, has targeted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NGOs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especially for the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By analyzing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Malawi, this paper has proved that for LDCs, the NGOs have more efficiency in the mission of rescue or deliver service than tha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or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 because of their flexibility. Even NGOs have reached the achievement that is mentioned above, they still have difficulty involving in LDCs’ politics o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eanwhile, the conclusion also shows that LDCs may lie on NGOs’ support too much to develop their own functions as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