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台灣原住民族的姓名議題為中心，運用民族誌文獻、日治時代戶籍資料的解讀，以及原住民及政府相關行政單位訪談，出席內政部戶政司舉辦的「原住民更改為傳統姓名分區座談會」等材料交陳，來解析原住民姓名議題的來龍去脈，及其在文化認同、社會環境間的互動辯證關係。 　　全文約十八萬字，除緒論和結論之外，正文部份共分五章。在緒論中筆者檢討有關原住民族姓名議題的研究文獻後發現：從近百年來學界有關原住民族社會「姓名」的研究成果看來，原住民族的「姓名」只是做為社會組織、親屬關係研究範疇一環被記錄，散見於各論著，致使當「還我姓氏」變成台灣原住民社會的政治訴求時，內政部無法馬上找到相關的研究資料以供制定政策的參考。透過這些材料的再整理，將有助原住民各族利用，以幫助各族思考是否恢復傳統名制的問題及恢復傳統名制的方式。 　　正文第一章到第三章中，筆者運用貫時限的材料，先釐清原住民各族傳統的名制，再探討不同統治政權的姓名政策如何介入並影響原住民族社會，造成原住民族姓名觀念和傳統名制結構的變遷。原住民族的傳統名制有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就名制的結構而言，原住民族與漢人不同，沒有姓名制度，有「親子聯名制」、「氏族名制」、「家名制」、「親從子名制」等不同的名制類型。就命名的法則而言，台灣的原住民族大多以龔用祖先名為多，創名較少，因而有傳統的名譜，深具民族的特色，並有群體識別的功能。過去台灣學界的研究成果中，留下部份各族的傳統名譜，並記錄一些名字的族語含意，這些資料應有助於原住民各族命名文化的再復振，或推廣讓台灣社會藉此更了解原住民族的命名文化。 　　清領時期，清政府把使用漢姓做為確認台灣平埔族向什的要件之一，對平埔族施行賜姓政策。賜姓政策的實施方式，常是以原語家名或氏族名音譯或意譯成漢字姓，或者賜與常用漢字姓，目前台南縣新化附近的新港社族裔，仍沿用所賜漢姓至今，這種賜姓政策造成平埔族的漢化。文中以岸里社的巴宰族人為例，從被清廷賜姓，到完全接受漢人「同姓不婚」的觀念，前後是七代，時間約是一百四十年。因此，原住民族在考慮是否選用漢字音譯這種方式來拼寫名字時，需正視這段經驗。日本治台五十年間，先對原住民族進行戶口登記，晉察的戶籍登錄讓原住民族的名字全面文字化。筆者運用日治時期的戶籍簿資料，詳細分析當時原住民族改用日本姓名的情況。其實日治末期的全面改日本姓名，因時間短暫，對原住民族社會影響不大。但卻因名字上「皇民化」的鐵證，使得台灣光復後不久，國民政府以「反皇民化」的理由建立「改漢姓漢名」的正當性，而全面將原住民族改為漢姓漢名。以歷史脈絡較清楚的賽夏族為例說明，呈現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府時期的不同姓名政策介入原住民社會的過程與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清領時期對賽夏族採以氏族名音譯的賜漢姓方法，到日治時期日本習察結合漢姓及傳統的名制，創下「姓．己名．父名」的名字登記方式，是罕見的創意，但日治末期卻因全面皇民化而改日本姓名，從戶籍簿的實例可見大隘（新竹五峰鄉）、南庄（苗栗南庄鄉）、永興（苗栗獅潭鄉）三地改日本姓名，及改漢姓漢名時，統治政權的姓名政策末以民族為單位做決策，而導致混亂。相較之下，日治時期鄒族社會對照氏族組織，取用日本姓氏，國府時期改漢姓漢名時也沿用此模式，因為氏族組織保留，改漢姓漢名並未造成鄒族社會亂倫的問題，因而「還我姓氏」的訴求在當地所獲得的回應不大。綜合第二章所討論的歷代統治政權對台灣原住民族各族的姓名政策，可知各族和各部落面臨的問題有別。其中清領時期賽夏族及日治時期鄒族的改姓名的模式，可供原住民各族及政府參考。也就是說，原住民族考慮恢復原名時，可找尋一些對民族整體有利的因子，進行傳統名制的更新，使名制能銜接傳統又能適應現代社會，利用目前可恢復原名的機會，使傳統名制朝向永續性的變遷。 　　第四章論及原住民族的傳統名制除了上述政權力量的介入外，民國50年(1960)後，因為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化，人口大量外流，部落社會面臨解組，傳統名制面臨文字化的難題，反覆龔用祖名造成同名的人太多無法明確識別，及認同的心理障礙等困境，而漸漸被漢式姓名所取代。但民國73年(1984)隨著原權會的成立，「還我姓氏」訴求的提出，「姓名條例修正案」在議體制的發展，原住民的姓名議題漸漸轉為「命名權的追求」，原運份子在「名片的表達」、「選舉時族名的訴求」、「戶口登記的抗爭」、「長老教會的行動實踐，接納牧者、信徒使用傳統姓名」、及「書寫的抗議」等，終於使得台灣的民間社會漸漸接受有別於漢姓漢名的名字。政府部門也以「修族譜」和「姓名條例修正案」來做回應，但第一階段的修族譜過程，仍以漢姓漢名為主，無法滿足原住民社會的需求，這足為政府行政部門處理「姓名條例修正案」完成立法後的前車之鑑，恢復原名的實施，必需兼顧前瞻性及原住民族主體性，才不會因政策設計不周，而浪費人民公帑。最後第五章從原住民社會的名片使用情況，檢視當前認同情境下的原住民族傳統名制如何再現與再生，從名片的多名並置的現象，名片書寫符號的多樣選擇，可知原住民社會對自我的名字有很嚴重的焦慮。分析「原住民更改為傳統姓名分區座談會」中各族表達的對恢復原名與否的意見，可發現各族族人對傳統名制的認知狀況、現階段名制的問題、姓名與文化認同狀況、考慮使用原名與否的實質利害考量等方面的實貌。 　　本研究發現，拋棄漢名，使用原名的行動並沒有成為原住民共同體認同的象徵。此乃因為原權會成立時，即創造一個共同的自稱「原住民」當成認同的象徵符號，因此原住民運動的共同體塑造過程中「打倒吳鳳的傳說」、「還我土地」這些行動訴求，喚起共同體的凝聚感，「還我姓氏」是從原住民族的歷史解釋過程中，找到的共同被宰制的經驗，經過再詮釋後扮演凝聚原住民共同體的力量。但「還我姓氏」的訴求，卻被原住民族人內化的漢人姓氏的價值觀瓦解，被政府部門以修族譜的消除社會亂倫問題的途徑解決，原權運動後來在姓名議題上的發揮，就傾向認同理論中的 「根本賦與論」的走向，透過對傳統姓名的再認同出發，進行文化重構，原運的領導者並無藉此主張新的共同體利益追求的現象。本論文完成一個月後，八十四年一月立法院通過姓名條例修正案，原住民族可依各族傳統名制命名，政府明快的通過法案值得高與，但本研究對過去政權姓名政策的檢討及各族在外力介入下的傳統名制變遷實況，以及如何考量民族整體來恢復（或創新）原住民族傳統名制的建議仍值得深思。

1980、90年代是台灣原住民族自覺的關鍵，亦是台灣「民族化」運動的開端。長達20年的時間脈絡下，台灣原住民族知識份子藉著政策反思而批判時政；控訴社會歧視而喚起民族運動；為維護山林生態而力抗強權；更為延續民族文化而重現主體。如此的發展明顯呈現出「第四世界」原住民族的自覺意識。 本論文試著透過「民族自覺」的代表性素材—「民族文學」，結合國家發展政策演變與歷史演進之脈絡，以「國家政策—民族自覺—民族文學—民族運動」多層關係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基本自覺模式、影響層面與自覺「實踐」強度等，並試圖建構其理論，進而分析台灣原住民族與其他民族相異同之處。 本論文章節安排除緒論與結論以外，共分為五章。第一章著重於研究素材之討論，定義與界定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特色與創作風格。第二章探討「民族自覺」的背景因素，醞釀自覺之因，以及黨外運動所扮演的角色等。第三章分別就時代下的文學特色，探討民族權益自覺萌芽的諸面向與其脈絡，並試圖理出民族自覺的模式雛形。第四章著重探討民族文化、歷史、語言等權益還「原」的現象，分析此時自覺意識所代表之時代意義。第五章則分別理出「族語書寫文學」、女性覺醒意識以及重建部落等的主體復「原」意識，並針對此時自覺意識之發展論述其意義與特殊性。 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呈現出「社會反思」、「權益抗爭」、「根基還『原』」與「主體再現」四項過程。其模式包括「受刺激」、「事件反思」、「文字抒發」、「自覺實踐」與「自覺目的」此五項因素，彼此間不斷進行循環的發展。此外，自覺的位置可發現由城市逐漸移往部落，自覺的意識也由1980年代的個體（知識份子）自覺逐漸發展至1990年代以後的整體（原住民族）覺醒。至於，民族自覺的關鍵則是分析出與國府政策、政府回應、文學輿論、民族運動有關，其中國家政策扮演刺激民族自覺出現之主因，而民族自覺則是化作帶動國家政策發展之源頭。本論文的主要研究貢獻在於為台灣原住民族自覺建構理論化之論述，並初步理出民族自覺的基本模式。

製作紀錄片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不論是題材、環境、人事物都令人好奇的想要去接近，更重要的是透過觀察與紀錄，還可以培養觀點的養成與建立。進入拍攝現場讓人有探索的趣味、知識的整合、與被攝者產生互動、重複觀看後的創想，這都關係到紀錄片未來可能呈現的內容，紀錄片的拍攝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紀錄片的品質跟紀錄片工作者以什麼樣的態度有絕對的關係，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讓對方感覺舒服，又能以什麼樣的尊重方式讓對方接受，進而在交融的氣氛中，被攝者無視於鏡頭的存在，讓整個拍攝的過程是在愉悅的氣氛與默契下進行。回首想想不只歷經美感創作的歷程，當中的對話才是久久揮之不去的心情故事，無形中也累積不少心靈上的資產。源於此，創作在未來之路又多了一項選擇，來到政大不僅學習到紀錄片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還順利完成第一部紀錄片創作，實感慶幸。 期間有人會問為什麼會想要拍攝森巴文化與原住民音樂這個議題？ 目的又為何？ 對於異文化的題材向來就很有興趣，剛好又跟興趣音樂有關，所以就定下了這個題目。由於異文化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在我們日常周遭經常可見，特別像台灣這個族群多元的地方，異文化的探討就顯得非常重要，所謂「文化不是沒有用，而是因為它太有用而難以使其物盡其用」(林志忠譯，2002；Terry Eagleton,2000)。文化看似簡單，其實它的內容是多元複雜的，試問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的人相繼地投入文化工作，種種現象無非說明文化的問題絕非三言兩語道盡，基於上述方知文化是無止境的，文化的工作永不嫌晚，就怕不做。 身為一位紀錄片的工作者應有的反思及其深刻的體認為何？ 由於透過紀錄片的拍攝，可以經由多方的對話，更深層的理解人文的重要，無非也證成了文化的多樣與獨特性，尊重是化解差異最好的良方，唯有持續的親近文化才有可能在這塊領域著力，也才能在文化的工作上略盡綿薄之力，進而使得上力。 / The Rhythm of Samba Drums in Taiwanese Aboriginal Music Documentaries, regardless of the theme or setting, can awaken their audience’s curiosity, but more importantly, this form of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ation can question and investigate established viewpoints. Within the documentary filming process, the attitude of its director directly affects the films quality. How the subject’s respect is gained, how they are made to feel at ease in front of the camera, their chemistry with the director all are factors in the film’s outcome. As a result, the documentary is not only an aesthetic creation bu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director and the subject. The topic of Samba culture and Taiwanese aboriginal music was chosen to explore the theme of “foreign culture” within Taiwan’s multi-ethnic society. Due to the globalization, exposure to global cultures has created a new appreciation of the role culture in daily life, which can be best stated as “Culture is not useless. Its being far too useful causes it not to be used to its best practice”. Culture is not simplistic, but multi-faceted influencing all aspects of life. Thus, culture has no definable boundaries. This study considers foreign elements with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raditional music. Documentaries not only observe but also depict a multi-party dialogue taking place resulting in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dopting the topic of Samba culture and Taiwanese aboriginal music, this documentary aims to demonstrate positive means to create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needed for a documentary’s filming process.

台灣原住民族廣播自1945年以降發展至今，各時期的廣播政策與現象因當時的國內政經、科技等局勢的變遷，而台灣原住民族廣播相關政策與現象發展隨之變化。然而我國以政經之傳播史學觀點探究至今仍乏人問津，政府的原住民族廣播相關政策也未有完詳的連貫性回顧與剖析，並且我國原住民族廣播至今尚未有專屬政策與法規，因此原住民族廣播發展背後的引導因素乃值得深度探索。 本研究以1945後至今各年代的我國政經發展為論述脈絡，乃包括台灣光復初期、解嚴前後、十梯次廣播頻道開放、蘭嶼廣播電台的創立、政府獎勵補助時期等年代，透過產官學之文獻資料蒐集，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第三部門與廣播人士的深度訪談，結合原住民族政經結構與廣播發展雙管齊下的史料分析，希冀達到史料與政經脈絡的對話。本研究核心乃著重在剖析各年代政府在原住民族廣播政策的規劃，並以多方比照的角度觀看解嚴前後國家機器力量透過哪些資源、營運類型與管道對原住民族發聲，以及探討解嚴前後原住民族在廣播營運所有權、語言近用等權利轉變情況。 根據本研究結果指出，1945年至解嚴前是政府國家機器掌控原住民族廣播發聲管道，並以山地平地化政策透過各行政部門對原住民族廣播訊息。解嚴後十梯次廣播頻道開放與廣播節目獎勵補助政策，以及各種跡象可得知政府、漢人與私人資本掌控當今原住民族廣播之營運，原住民族廣播之營運所有權仍掌控在漢人手中。本研究從史學觀點回顧原住民族廣播發展，殷盼不僅從中找尋各年代的廣播發展的歷程，解構原住民族廣播發展困境的背後意涵，並彙整原住民族廣播史料，供相關產官學界反思與借鏡。

有關探討「歷史上台灣原住民形象」的學術研究，多半側重漢籍史料，其視角大致如下：1. 將文獻資料視為還原歷史現場的途徑，針對史料所提到的器具、風俗與制度，展開族群關係的回溯與重建。2. 以整理歸納的角度，統整歷代有關台灣原住民的官式文書、個人著作、竹枝詞、雜詠、賦及駢文，在不同文類的參照中，得出原住民形象的輪廓，涉及性別、修辭、物質文化等主題討論。上述研究成果，多半從帝國王朝看待邊疆民族的視域，進行分析，然而，若能跳脫清朝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以及日本安政、萬延、文久、慶應、明治等紀年之框架，而考慮1858-1912年間台灣歷史的特殊性，結合周遭因海洋而與異族交會、影響的經驗，台灣原住民的形象研究，得以在一個文化流動的論述中開啟新意。 咸豐八年(1858)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埠，在這段時間，西方、日本挾帶各自的海洋勢力而來，以物產、傳教、踏查為名，順著海路，聚集於台灣，使得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表現在開港貿易之後西方官員、傳教士以及商人的探險旅行，旁及牡丹社事件前後，日本朝野思考台灣「無人之境」領域的主權，這些藉著海洋而來的海外勢力，與清廷思考台灣後山番地、開山撫番、設省等政策，形成多層次的拮抗與論辯，並影響晚清處理帝國想像與再現政治的命題，台灣原住民於此，於是成為各方勢力斡旋、角逐的籌碼。本論文旨從海洋視域---各方勢力透過海洋來到台灣，在近代國家與世界體系建立的過程中，關注1858-1912年間台灣原住民形象再現、歷史情境與文化詮釋，並藉此梳理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晚清、歐美列強、日本之文明論述。

本論文係以設立在校園中，尤其是大學院校中以典藏原住民文物為主的博物館或陳列室為主要研究對象；換言之，經過此一原則的篩選，其對象就以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戲民族博物館為主。在範疇上，以深入探討兩所學校在台灣原住民族文物典藏屬性及其價值為軸線，進而專注在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民族博物館典藏數位化之動機、規格、及系統建構，最後再探討數位化的社會意義。 本論文除了緒論以及結論外，一共有五個章節。分別是第一章博物館的發展概況，主要探討博物館及其相關的發展概況。而在第二節中先從政大民族博物館設立之初，亦即邊政學系建立文物陳列室時之民族學理念與其目的做系統的陳述；並針對民族博物館管理運作的理念，探討數位化典藏的動機與目標。第二章博物館的教育功能與知識管理，本章首先要說明博物館收藏文物的範疇與性質，探討民族博物館典藏文物特殊性以及其民族學價值。又因本論文主要是探討大學博物館，故內容上將與其他大學博物館所典藏之文物與原住民文物的典藏做一比較。並探討博物館的民族教育理念、民族教育意義、相關實務以及博物館的哪些資源可提供學校教育運用。最後再探討民族博物館在典藏數位化的知識管理運用。第三章台灣原住民族文物的詮釋問題是針對博物館中的原住民文物的意義內涵加以探討。從博物館傳統展示原住民文物的關注取向，到原住民文物的展示與詮釋問題。最後再進一步從民族學角度來思考、探討詮釋權的問題，亦即關於民族博物館在文物詮釋上所面臨的問題。第四章數位化標準作業程序之運用與問題分析，本章主要在探討大學博物館透過數位化標準作業程序規範所規劃出的文物數位化作業流程的差異分析。再從文物數位化典藏中所建立的後設資料需求，探討所規劃出適用於政大民族博物館文物之後設資料的民族學原則；並探討後設資料內容建入的民族誌素材與民族學考量。第五章博物館數位典藏系統及其社會意義，分析民族博物館在民族學的運用成果分析。最後探討民族博物館在文化多元呈現的基礎下，對於知識分享的社會教育的使命實踐，以及數位內容文化應用的社會意義。

本論文藉由梳理台灣原住民與基督宗教相遇的歷史，以及閱讀原住民族文學作品，思考台灣原住民普遍信仰基督宗教的原因。本研究主張，基督宗教在宣稱治癒台灣原住民受苦經驗的同時，也強化了使原住民受苦的社會制度與現狀。若不正視基督宗教造成的陷阱，將使原住民陷入更深的受苦狀態而無力反駁。 本文以「治癒」強調基督宗教對台灣原住民有治療情感、社群、文化受創的意義。對基督宗教的信任與依賴，逐漸使原住民內化基督宗教思維的人觀、宇宙觀，與原住民原有的文化思維相互交融、彼此改造。但基督宗教教義中隱含的單一價值判斷、崇尚進步與乾淨的倫理觀念，是另一種立基於現代進步想像的壓迫制度。這種排外的價值體系將強化使人受苦的秩序，無助於撼動現行的制度與價值標準。本文以「網羅」強調基督宗教為台灣原住民帶來文化、政治、人格上的危害。若要真正解決原住民的受苦經驗，必須持續書寫、閱讀弱勢族群的負面情緒，藉此想像一個不再為現代價值綁架的秩序。唯有不斷的想像、嘗試界線的突破，才能為坐困愁城中的受苦之人，開啟改變的機會。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台灣先住民還我土地運動之瞭解，呈現先住民泛族群社會運動之生 成因素。資料來源區分兩方面，一為相關文獻之蒐集，包括學者專論、中文期刊、記 錄報道、座談會資料、及報章媒體記載；一為運動幹部之訪談，範圍以「高山青」發 刊以來參與先住民社會運動之各運動團體幹部為主，其中又以「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 進會」 (簡稱「原權會」) 為首要。研究方法乃在相對剝奪理論、資源動員理論之概 念指導下，從事人類學之深度訪談，整理報導人口述資料檢驗上述理論之相關要項， 據以呈現運動之可能生成因素；為求周延，本研究在訪談運動幹部之外，並進行對先 住民公職菁英、政府相關單位主管、在野社團 (含政黨) 三方面之深度訪談，以為佐 證避免偏失。研究內容方面，本文將先住民社會運動放在台灣現代化過程來看，現代 化理論以及先住民現代化適應為第一項內容；還我土地運動之聯盟組織及動員過程為 第二項內容：先住民泛族群社會運動之生成因素為第三項內容。研究結果呈現三方面 主要影響因素，一為歷史發展因素，指出世界各國處理少數民族事務之多元文化觀對 台灣先住民之啟迪，其中以美、加、紐、澳、中共最具影響效力；一為社會情境因素 ，指出執政黨山地政策大現代化發展下造成之先住民相對剝奪感，在野政治勢力之政 治轉化過程明顯介入泛族群運動，以及基督長老教會宣示入世教義以關懷弱勢為名成 為運動之最大支助力量；一為心理文化因素，指出都市先住民之適應困境衍生疏離與 不滿，新興知識菁英有感於傳統文化流失而生之族群生存危機，以及部份運動幹部以 介入運動之方式滿足個人成就動機等共同形成運動之內在推力。以上歷史發展因素、 社會情境因素、心理文化因素乃先住民社會運動之主要生成因素。

「音樂」或「歌」在台灣原住民的生活中有著特殊的文化位置，在「原住民文學」發展之際也屢屢成為難以分割的元素，而在書面文字以外龐大的原住民口傳文學中，音樂或歌曲更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今日，不但代表了歌曲文本在俗文學與典範文學中的壁壘再度被挑戰，「流行音樂」所牽扯到的全球架構之流行文化、娛樂產業與庶民生活價值等面向也開始被一併地以「文學」觀點討論。本論文從「口傳文學」與「流行音樂」兩個領域出發，並以唱片公司跨國整併以及在地意識、多元文化價值蓬勃的九零年代台灣為關鍵的時間點，探討「原住民流行音樂」如何成其面貌，以及當中具代表性的可能因素與類型特質。本研究的思考軸線，從「他者」的書寫、「認同」的建構到「差異」類型的成形，在這個演進過程中，當代西方理論的發展已經顯示了一條清楚的路線，它不但可以是個體生命歷程的縮影，與台灣原住民族的近百年來的族群經驗也密切地吻合。本論文首先以認同經驗的層次來檢視原住民「傳唱歌謠」所反映的時代社會性質，以及當中屬於口傳文化「集體性」的展現，並探討傳唱歌謠進入流行音樂框架中的銜接處所產生的關鍵性質差異。其次，討論九零年代的台灣音樂環境，分別從產業、創作製作和文化三個面向進行考察，嘗試描繪出原住民流行音樂成形的狀態。最後，以「流行音樂」的研究觀點來對原住民流行音樂的實際案例進行分析，包含其核心價值與邊界形式的討論，也與全球脈絡中的其他「口傳」族群音樂成其音樂類型並影響主流流行音樂的案例進行對比參照。在這些大主題與「歷史敘事學」（Historical Narratology）式的分析考察中，本文企圖勾勒出原住民流行音樂作為一種音樂類型，在其差異脈絡中的「差異自主性」，相對應於口傳文學「集體性」與某種他者印象中「原住民性」之觀看軸線，作為未來對原住民音樂或其他流行音樂類型可嘗試的一種研究思路與音樂經驗的印證方式。 / The “Music” or “Singing” has a special position in Taiwan’s aboriginal culture. It is not only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boriginal literature” but also very important in the vast indigenous oral literature beyond written languages. Nowadays, Bob Dyl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s a singer songwriter. It indicates that the steady state of the “songs” between popular literature and classic literature once again been challenged or eliminated, whil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points of view that popular culture, entertainment industrial, and common people’s life as well as Pop-music are feasible to be part of “literature”. To discuss the reason why “Taiwanese Aboriginal Pop-Music” became a type and how it worked, the thesis starts from the idea of two field, which is “oral literature” and "popular music”. In the year of 90s in Taiwan when the record companies were consolidated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booming of the local awareness of the music and the multi-culturalism were as 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s at that time. The axis of this study is the development that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Other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to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ce categories”. It demonstrated clear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theories. It is not only a microcosm of the life course of an individual, but also closely corresponds to the ethnic experienc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centuries. First,this dissertation research the social in natures of the periods reflected by aboriginal "oral folk songs” and the “Collectivity” of oral culture among them with the difference levels of identity experience. Then, I explored the key properties that arose when the oral folk songs entering the interface of pop-music. Second, to depict the formation of aboriginal pop-music, I discussed the music environment in Taiwan’s 90s according to three aspects of views, which are industry, creative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At last, I analyzed the actual cases of the aboriginal pop-music by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op-Music” research, which contains the discussions of its core values and boundary. It also been compared with the cases of other "oral" ethnic music globally, that formed the genre of music and influences mainstream pop music. In these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the research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Narratology”, I tried to contoured a possible way to research the indigenous music or other music types and to express personal music experience. It depends on the aboriginal pop music, as a music type, has its own “Differential Autonomy” in its context, corresponding to the “Collectivity” of oral literature and the “Aboriginality” from “Others”.

本論文的研究為文學史，藉由紐西蘭毛利民族文學史與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作為比較。法國文學家泰納指出，文學的產生均有其時代與社會的背景，文學史即是實證主義方法。本論文以「全貌觀」的視角，將民族運動作為時間軸，先探討兩民族社會脈絡，再研討文學史的發展。 兩民族歷經同化政策，曾發展民族意識未覺醒的民族文學。民族運動時期，毛利民族訴求土地、自然資源及語言。台灣原住民族則身處戒嚴，因此探究的議題即是民族的生存權益。民族運動後，紐國經濟不景氣及毛利民族的補助聲浪，於是發展「反省」文學。而台灣原住民族諸多議題已階段性達成，湧現一批返鄉熱潮，分別有族語及政論創作。 台灣戒嚴看似延宕民族權益的發展，然而實際上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邊界比毛利民族來的清晰。毛利民族比台灣原住民族早於一百餘年歷經同化政策，並發展「認同論」的民族認定。再者，毛利民族語言及部落經驗急速消逝，文學也發展「內部」的創作議題。雖然毛利民族運動走在前端，但是伴隨都市化及疏離其民族文化，驅使毛利民族成為民族性質薄弱的「概念民族」。唯有回到穩定及具有內聚力量的民族語言，才有辦法在時間洪流裡體現民族的主體性。目前，台灣原住民族尚未走到紐國的經驗。但倘若持續未意識到民族語言的重要性，極有可能步上毛利民族的經驗。 / The aim of the thesis,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ity and its History of Literature: A Comparison of New Zealand Māori People and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is to compare the ethnic developments of the New Zealand Maori and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further characterize the history of their literature. Before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researchers have been devoted to contributing abundant Maori research. However, many of them only chose a certain topic to write about, ignoring other perspectives or orientations, which only revealed the tip of the iceberg. For this reason, the thesis ascertained other aspects with a holistic approach. Several similarities exist between the Maori and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both were Austronesian peoples, and share simila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addition, they both undergone colonization and launched ethnic movements to regain their rights.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which are before the ethnic movement, during the ethnic movement, and after the ethnic movement. Each chapter demonstrates its social context and the significant ethnic writers at that time. The thesis first illustrates Maori and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unawakened ethnic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ir literary writings. During the ethnic movement, both ethnic groups launched the ethnic movement and published their political perspectives dur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Afterwards, the Maori and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share different values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 after their respective ethnic movement. Finally, the thesis examines their social contexts and their literature through three aspects of ethnic literature, which are identity, language, and theme. The thesis is composed of seven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review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ts motiv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Chapter 1 and Chapter 2 provide an overview of ethnic certification, the status of ethnic languag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aori and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Chapter 3 and Chapter 4 depicts Maori and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social contexts and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By comparing both ethnic groups, Chapter 5 show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nclusions are drawn in Chapter 7. The conclusion offer incentives and disincentives from the Maori’s experience, which could be the inspiration for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