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研究信用合作社在提供其金融服務時，是否具備規模經濟效益，以及是否 具有綜合性產經濟的效果，以作為業者決策及政府制定政策時的參考。全文一冊，約 三萬五千字。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文獻回顧。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範圍。第四節全文架構 。 第二章：規模經濟的綜合生產經濟：第一節成本函數與對偶理論。第二節偏替代彈性 。第三節規模經濟。第四節綜合生產經濟。 第三章：模型設定：第一節投入與產出。第二節實證模型。 第四章：實證結果分析：第一節規模經濟。第二節偏替代彈性。第三節綜合生產經濟 。 第五章：結論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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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在消費市場上，生產者與消費者各有各的生存法則，好比消費者是以「需求法則」為前提進行消費行為，反觀生產者則是以「供給法則」為前提，進行產品製造，然而，若能將兩者的法則予以整合，應可達到消費者與生產者共存且雙贏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為能深入瞭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在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動上的經營對綠生活的影響，我們則是透過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之社員或委員對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動模式的認知與調查，進而探討之的影響，茲將研究分析發現概分下列幾項： (1)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互動對綠生活有正面的影響。 (2)產地觀摩之互動模式對綠生活的影響較大。 (3)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動有助於提升產品品質。 (4)經由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互動可以增加社員加入的現象。

21世紀的金村，不可避免地捲入了中國社會的宏大變遷。當「西部大開發」的號角吹響的時候，新一輪現代化的要求也隨著國家權力管道輸入鄉村，按照現代化的理想對原有的秩序進行解構與重構。對新疆的哈薩克牧民來說，定居是國家理想模式下的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家將人口聚集之後能夠更加強有力地控制農村進行引導的手段。隨著草原生態壓力的增大，生活甚至生存都成為問題的時候，現代化只是一個遙遠的夢而已。而這顛覆傳統游牧方式的定居就是哈薩克族告別傳統生計方式的變遷過程。對農區農民來說如何因應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的挑戰取決於已有的農村社會結構、小農生產方式能否完成自身的蛻化從而與市場經濟、現代社會相結合；而對從游牧社會轉到定居社會的哈薩克族定居牧民來說，要適應的除了生活習慣外，還有如何在新的定居環境中選擇新的經濟生活方式。本文通過對哈薩克族村莊的田野調查，發現金村經濟的發展並非只和經濟政策相關那麽簡單，另外諸如土地政策、金融貸款、援疆政策、村民與政府的關係、基層政府的執行力、甚至村民自身對經濟發展計劃的歪曲，都作用於經濟發展，最終導致金村定居50多年來進步甚微的現狀。

博士（社会学） / 133p / 一橋大学

本論文以抗戰時期中共在華北的抗日根據地為例,說明此段時期中共統治區內公私營商業消長的情況,著重中共如何在華北抗日根據地中發展商業活動,及中共政權與私營及公營商業的關係. 從"中共與商業"在戰時不同階段所呈現出來的不同面貌為出發點,定位抗戰時期"中共與商業"在歷史長流中的角色與意義.

自1970年代以來，社會企業在世界各國興起，近幾年台灣也開始引入社會企業的概念，許多人也期望透過組織轉型或是創業的方式，以社會企業的形式解決既有社會問題，但在實踐社會價值的同時，社會企業也必須開創良好的經營模式，才能維持穩定的經濟收入，進而有永續發展的可能。相較於歐美各國的發展已趨於成熟，目前台灣的社會企業仍處於萌芽期，現行研究也較少從單一個案切入，基此，本研究以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做為個案，探討其經營模式，以及組織形態與經營模式之關係。 研究發現有三。第一，經過長久演化而來的合作社七大/八大原則已初步建構出合作社的經營樣態，而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在經營上也秉持著合作社的七大/八大原則，足見合作社的組織形態的確有助於個案的持續經營。第二，儘管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文獻多從企業管理的文獻延伸而來，且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在本質上有所差異，在進行研究時可能會出現適用性的問題，但在個案中可以發現，其經營模式仍大抵符合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要素。第三，「人」的參與有助於個案達到社會企業的三重底線-即經濟、社會及治理面向，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社員透過經濟及實質參與，讓合作社及地方站所得以持續經營，也間接讓生產者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另一方面，生產者也必須遵守合作社的開發原則，生產出友善環境的產品，而合作社則是擔任社員與生產者之間的橋樑，連結緊密的價值網絡。 儘管被視為台灣社會企業的代表案例，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並不以社會企業自詡，近年來也致力於轉型，期望成為真正的社會企業，故本研究建議個案可往社會合作社、下設事業體或是公益公司的形態發展，開創另一種可能。

本論文共分六章，旨在研究中共政權建立以後中共領導人對所有制之觀念及運用，並 以「人民公社」為例說明所有制變革的情形。 第一章為導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 第二章分析中共領導人對所有制之觀念。本章依據中共領導人之「選集」「語錄」及 其他重要文件，分析各時期領導人對所有制之觀念，並從內部與外部因素來探討影響 其觀念變化之原因。為了便於分析，筆者將他們的看法分為兩個時期：一為毛澤東統 治時期，二為毛澤東死後，並細分各觀念之變化情形。 第三章分析土地改革到合作社時期所有制變革的情形，分析重點包括在推廣土地改革 和合作社所有制之過程中所有制的特色及其變革之原因。 第四章分析「人民公社」之建立及經濟體制改革前之所有制變革的情形。為了便於分 析，本章將人民公社所有制分為三個時期：一為大躍進時期(1958–1960)；二為經濟 調整時期(1961–1965)；三為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進而從各個時期人民公 社所有制之變化過程中，探討中共之所以推行人民公社所有制之原因。 第五章分析毛澤東死後所有制改變之方向，尤其看重於探討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推動經濟改革後所有制變化的情形。主要內容包括農業生產責任制之抬頭及各種生 產責任制的推行；政、社分開過程中，「政治、行政、經濟」三合體之解體情形；實 施多種所有制的情形。 第六章為結論，說明由於中國大陸領導人對所有制觀念的不同，因而在變革所有制的 過程中，爭論始終存在。同時說明公有財產制與私有財產制的優缺點。最後，筆者認 為私有財產制度是合乎人性的制度，它好比沙漠中的綠洲，為人類進步的原動力。

第一章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系統地了解我國信用合作社與商業銀行之諸種比較。并 說明研究範圍、限制、方法及資料來源。 第二章則比較信用合作社與商業銀行本質、功能及現存環境。并以統計數字來佐證之 。 第三章則根據有關法令整理出信用合作社與商業銀行有關內部組織之異同及上級監督 輔導的比較。 第四章以統計數字來表達、分析信用合作社與商業銀行之業務項目、資金來源、資金 運用、業務現代化及經營成果等等，并加以評估之。 第五章則比較兩者之人事制度及行銷組合。 最後一章則提出結論與建議。

中國農村信用合作社屬於集體性質合作金融組織，以農業相關貸款為主要業務，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中強調「農信社是支持農村金融的主力軍」，農信社享有獨立法人資格並承擔推動農村金融發展責任，卻未履行應盡義務和金融功能，反而成為地方政府融通資金的「小金庫」。 本研究試圖解釋農信社的發展與改革，從制度角度探討其與地方政府、地方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農信社成立於一九五零年代，自毛統治時期即扮演地方政府小金庫角色，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嚴格禁止地方政府干預金融機構經營，並給予補貼及稅收優惠提升其營運績效，但農信社受制於歷史制度影響，被既有路徑鎖住無法擺脫過去包袱，導致其發展與改革始終處在出軌的狀態。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農信社歷經多次改革轉換依然被地方政府所掌控，本研究透過分析農信社內部黨系統成員名單與地方政企之間的重疊關係，觀察出地方政府如何躲避中央政策及法律限制，持續箝制農信社的發展與金融功能，試圖補充農信社相關文獻在此議題上的不足，並解釋農信社在地方—特別是以農業為主的貧困縣地區與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間的運作模式。 / Chines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RCCs) is a collective-owned and cooperat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its major business is to provide loans for agriculture-based projects. “The RCCs is the main force of agrian finance,” as such claimed by the former Chinese Premier Zhu, Rongji in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ni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garding the function and status of RCCs. Nonetheless, despite the RCCs i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and aims 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an finance, it fails to do its work but becomes a private coffer of local governm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rajectory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of RCCs first, and then explores the process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by addressing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CCs,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local enterprises. RCCs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the 1950s, and has served as a private coffer for local governments since then. After launch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the late 1970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prohibit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intervene the operation of RCCs on the one hand, and provided fiscal subsidies as well as tax reliefs to RCCs on the other. Yet the operation of RCCs has been locked into the pre-existing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shaped in Mao’s era and been “out of track” regardless of various reform attemp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overlap between the branch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arty i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RCCs largely explains why local governments could survive those reform attemps and persistentally gained the control of RCCs in the past 30 years. By examining the name lists of the party branches i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RCCs, I demonstrate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transferred the control of RCCs from administrative system to party system, thus they successfully circumvented the constrains of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and rules in various reform attemp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finding also help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RCCs, and local enterprises in those areas of agriculture-based economy, thus contributes to fill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of state-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