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韓國過去曾多年在經濟產業與運動競賽交手，也因雙方在各層面的競合關係，導致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對韓國觀感較差，然而此一情況在近二十年來因為韓國流行文化「韓流」進入台灣以後有所改變。 在台灣，韓流帶來的熱潮無所不在，從網上論壇的討論到電視螢幕上的瘋狂播放可見一斑。然而對於大多數以女性為主的韓流迷族群，在韓流熱潮中卻被媒體描述為瘋狂、失去理智的受害者，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須面對來自他者的敵意。為進一步探討此一現象，本研究將著眼於研究女性韓流迷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反韓情緒的經驗，了解她們的應對策略。 透過與12位女性韓流迷訪談，本研究發現：首先，即使女性韓流迷透過參與、消費韓流文化學習到相當可觀與韓國有關的知識，但卻難以將此一知識與反韓他者分享；再者，即便雙方並無直接交戰或其他歷史上敵對的背景，台灣的反韓情緒主要來自於媒體不斷操作的結果，形成代代相傳的集體意識；最後，對於反韓群眾而言，反韓情緒就像是一種「微型國族主義」，即使雙方無真正交戰敵對關係，卻能供給台灣反韓群眾抒發與韓國競爭所帶來的焦慮一處出口。 / Taiwan and South Korea have a long-time history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in sports and industries. Due to these competitions, most Taiwanese people dislike South Korea. However, in the two recent decades, the Korean Wave has gradually become globally recognized and has won a place in the Taiwanese market. In Taiwan, the hype of the Korean Wave can be seen from music programs on TV to the discussion forums on the Internet. Korean Wave fans, most of whom are female, have been portrayed in a maniacal and negative way in the meddled coverage by Taiwanese media. These fans not only need to endure discrimination by the media, but also in their daily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people who hold anti-Korean attitud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discuss how Korean Wave fans confront anti-Korean attitudes in their daily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interviews of twelve female fans, the study has found, first, that even though these fans learned valuable knowledge about South Korea dur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ve, that great amount of knowledge is difficult to share or persuade the anti-Korean people who confront them. Second, the nationalistic antagonism towards South Korea has surged in Taiwan for decades, yet, there is no specific historic reason for Taiwanese people to be hostile towards South Korea.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nationalistic antagonism toward South Korea in Taiwan still existed as a kind of collective memor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anks to the news media. For those anti-Korean Taiwanese, the nationalistic antagonism may serve as a kind of petty nationalism that expresses their anxiety in facing and competing with South Korea.

Benedict Anderson《想像共同體》刺激了跨學門的研究，甚至潛隱成為不同取徑的中軸。本文即以此書為虛擬的對話人，同時延伸書中的指標概念—想像，據以鋪陳、架構本研究的兩個問題：營造國族想像的要素？語言如何扣合本地文化資源以營造國族想像？循著Anderson揭示的時間、印刷資本主義和語言等文化要素，我們進一步將之搭上語言再現論，一方面建築「想像語言」觀、另外延伸時間、印刷資本主義於本地經驗與理論上的意涵。於想像語言，本研究以Wittgenstein後期論理為軸，並向功能語言學派借火，認為語言與脈絡（語境）間的遞迴關係適足以中介台灣社會脈絡與理論的接軌，特別是軸輻自該書印刷資本主義的雙層意涵—一面是文化、一面是結構。作為結構，本論文藉以引導出報業與善書兩個代表，而文化則遙指一種相對於古老宗教共同體的世俗而神聖之文化氛圍。文中也順勢轉入《民報》語料的分析。藉社論的耙梳，我們將文本語言資料、主題與相關意義構連上該時的社會實況與本地文化資源（於內容與形式上，皆隱隱地透露出某種神聖的氣味），其中，當以本省人╲外省人的定位為核心，同時含括了國族之於人的隱喻、對為官者的期待，以及時間因素的相關分析。

本論文共分成五章，各章重點如下：第一章「緒論」中，主要是討論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概念界定、論文架構、以及研究範圍及限制。其中，除了對於「主體」、「意識」、「台灣主體意識」等概念先作一番詳細界定外，也將「台灣主意識」分為政治、民族、文化三個面向，並依此二餾面向的認同進行討論。第二章「台灣意識之歷史回顧」，依照台灣政治地位的轉變，依序分成史前時期、荷據時期、鄭氏王朝時期、滿清時期、日據時期，討論台灣島上的住民的台灣意識發展情形。研究中發現，首度出現台灣主體意識的是在鄭氏王朝時期的鄭經身上，他想以「東寧」（台灣）作為延續明朝王國、漢族主義、華夏文化的正統所在地，以有別於大清帝國、滿族主義、夷狄文化；也開始將儒家文化開始輸入台灣。滿清時期，則是大量輸入儒家文化，使台灣社會逐漸與中國大陸趨同，稱為「內地化」；另方面，則因為移民的定居、世代的繁衍，也逐漸形成「土著化」現象。馬關割台後出現的「台灣民主國」，則是一個欲藉列強之力使台灣重回中國的外交設計，本身並不具備台灣主體意識。日據時期，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在其政治綱領中，明白揭示以「台灣共和國」與「台灣民族」來推翻日本殖民政權；此乃台灣主體意識第二度出現。第三章「戰後影響台灣意識發展的內、外在因素」，則是將戰後台灣意識的發展，放在一個台灣、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的三角互動環境中來觀察。在外在因素方面，則分成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的「中國意識」統治與灌輸、政治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勃興四方面來討論。第四章「台灣主體意識發展與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中，第一節討論戰後海外與島內的台灣主體理論發展與建構情形。在海外台灣主體理論建構方面，主要可分成「民族論」與「國家論」二種典範。而島內方面，則是在「高雄事件」之後的八○年代，才有政治界、學術界、文化界共同匯聚成一股台灣主體建構運動。八○年代末，李登輝繼任總統，也於九○年代開始大力推動國民黨的「本土化」以及「實用主義的台灣主體意識」建構運動。第二節則由九一年制訂「國統綱領」與終止「動員戡亂時期a臨時條款」之後的各種政治現象與民意調查資料，歸納出「封閉性敘事系統」與「進化式敘事系統」，並將此視方台灣主體意識對兩岸關係的主要。第五章「結論」中，分成研究發現與檢討與建議二部分。在研究發現中，筆者分成五點進行說明：戰後台灣主體意識是一種「建構」運動、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是一種自由主義精神的展現、台灣民族主體性在建構一個「台灣想向共同體」、‘悒x灣歷史建構中得出台灣「海洋文化」的特質、以及台北主體意識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主要在於「封閉式敘事系統」與「進化式敘事系統」的形成。在檢討與建議中，筆者提出日本的影響、媒體的角色等，作為給未來研究者的建議；並且提出勿凸顯出族群問題、改進二個敘事系統的缺失，作為提供執政者的建議。

本研究的主旨是以內容分析法探討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至今(1957-2009)的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國族建構歷程，並輔以深度訪談法與參與式觀察法來進一步探究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的演變。 本研究發現是從歷史教育中發現馬來西亞的國族建構是由掌握政權的馬來人之根本賦與的情感，轉化為對馬來西亞這個國家政體(state)的認同。而馬來西亞歷史教育中的對「國族想像」的建構中，是以具族群屬性的「馬來人和馬六甲王朝」、政治範疇中的執政黨即「國陣政府和巫統」、宗教範疇中的「伊斯蘭教」為主要內涵，其「國族」的邊界與「族群」的邊界的劃分實際上並無二異。在這樣的歷史教育的國族建構歷程中，被排除在「國族邊界」之外的，其實是那些馬來半島和東馬地區的原住民、在境內為少數民族的華人和印度人、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無聲」的在野黨以及更多非伊斯蘭的議題。 從馬來西亞的歷史教育研究中，發現馬來西亞政府對「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構存有迷思，統治者仍然有著期待將多元民族的社會形成「一個民族一個文化一個國家」的觀念。

在過去毛澤東時代，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民生用品，如回力球鞋、飛躍鞋、梅花牌運動服、海鷗相機、永久自行車等等。在中國面臨到一個消費社會下，這些中國國貨在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大規模地回潮。它的流行和受矚目的程度遠過於海爾（Haier）、聯想（Lenovo）、李寧這些中國品牌、中國製造的產品，也超越90年代初紅遍一時的毛澤東和其文化大革命的紅色產品。回溯這些中國復古國貨的歷史，多半是在改革開放後因敵不過跨國品牌而淡出了主流市場，卻在北京奧運的時候因受到以中國80後為主的年輕人的喜愛而逐漸回潮，運用得當的話可形成一種復古風格的Look，成為時下最流行的配件。 　　這些中國復古國貨是怎麼從90年代後的明日黃花到今日的重生？這說明了怎麼樣的中國社會變遷？本文從消費文化在中國扎根與發展，以及透過回力球鞋作為例子來探討這樣的轉變。發現這些中國復古國貨之所以能夠起死回生，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以80後為主的群體重新賦予這些產品現時的意義，透過了復古風格的包裝來提高產品的價值，區隔了中國國貨與中國「復古」國貨的不同。不僅如此，北京奧運的舉辦恰好匯合了90年代後中國社會所發展的消費主義和國族主義，無形中也造成這股流行得以持續發燒的原因。最後，在討論這樣的過程和結果時，發現中國國貨復古潮不僅替中國官方連結了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穩定中國官方的文化霸權之外，也給中國企業激發出了消費族群和提高產品價值的方式，並為中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必要的創意人才和創意資源。

本文針對國人長期存有的「仇韓情緒」進行研究，並認為這樣的社會集體記憶，一方面固然與台韓雙方長期以來的社會脈絡與歷史環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媒體中介的結果，形成一種Hobsbawm所說的創制傳統。因此經由媒體下手，透過不同時期與不同報紙的運動衝突事件報導，進行資料蒐集分析佐以相關文本生產者訪談，希望勾勒出媒體在這波現象背後所扮演的角色。 　　大致上，從文本的分析後可以知曉，這種仇恨記憶是逐漸的被媒體創制出來，相較於第一時期（1983~1992年）對於韓國較具包容性並以事件為報導基礎，第二時期之後(1992~2010年)，媒體的呈現對衝突事件的追蹤或說明逐漸變少、情緒性的花絮或是形容詞變多，並將衝突事件與韓國或韓國人整體構連，出現明顯的仇視對象。此外，不同媒體在報導上也呈現不同的立場，顯示媒體在面對這類與韓國的衝突事件，並不是如此的單純呈現，有其特殊的考量存在。 　　研究中也發現，在媒體的框架產製過程中，組織的經營考量往往成為文本產製的最終考量，使得仇韓新聞框架以讀者為導向，以新聞商品為前提創制文本。這樣的媒體真實隨著時間的拉長，也逐漸的被認知為一種社會真實，與整個大環境結構變得相互生成，慢慢成為一種「被發明的傳統」，自然地存在於眾人的仇韓集體記憶中，等待下一次的觸發時機並且作為媒體可依歸的新聞商品固定產製公式。

大陸新時期作家中，余華小說不論在敘事手法或語言風格都獨樹一幟，其作品透過翻譯，在國際間並取得相當的關注與肯定，但在台灣研究界卻相對冷清，本文於是以「毛魘記憶」為余華小說研究核心，所謂「毛魘」，在本文意指「毛權夢魘」。所謂「毛權」，在本文限定為「毛澤東於1949年建政至1976年逝世止，其間推動的政治措施與背後的意識形態」；而名之為「夢魘」，則含括「後毛澤東時代」（毛逝世迄今）中國人民受「毛權遺產」影響的趨避狀態，特別是那揮之不去、如「魘」隨行的心靈特徵，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形成錢理群所言今日「毛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象，潛移默化著國民性格。 本文除了試圖以「毛魘記憶」連結余華前後期貌似迥異的小說書寫風格，呈現余華筆下個人獨特的「毛魘」書寫，藉此歸納毛權對中國人民的精神戕害，從而造成國民性格的重塑和價值意識的轉變；再者，更進一步將余華置於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的脈絡中，觀察其承先啟後的獨特位置，尤其是與魯迅的遙相轉承。

臺灣，與其它後共國家政治發展經驗極為相似的，在後冷戰時代屬於身份認同的衝突成為每一個解脫威權桎梏的國家皆經歷過的歷史，政治轉型中「被壓抑者的重返」所激起的社會矛盾成為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的主題。而在民主化眾聲喧嘩的後解嚴階段，每一種集體身份在言論市場中都獲得出賽的機會，能夠囊括最大多數人的國族身份認同成為文化、社會與政治力量爭論的焦點，而能夠使大部分民眾接受的國族自我意象就越有可能取得執政的可能性，因此，國族自我意象內涵的填充以及管理是每一個政黨每日都在進行的工作，掌握意識型態領導權者就掌握了決定國家未來方向的權力 臺灣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使得被壓抑者的重返過程中不只要面對過去的威權體制，即便掌握國家權力者也直接面對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在國際上擠壓臺灣生存空間的北京政權。如何面對海峽對岸國力與國際影響力迅速增長的大國，成為國內政治、社會與文化力量在界定我們是誰、我們要往何處去等集體身份與目標時，都無法迴避這個無所不在的中國因素。在台灣每一種國族自我意象的生成過程都無法迴避中國因素，臺北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制定過程即國族身份政治投射其熱情與利益的訴求的過程，過去的研究已經花費相當多的資源在探討臺灣社會面的國族身份形成與動員，而未系統性地對國族身份認同政治與政策產出之間的關係進行探究。 有鑑於每一位總統都反映與代表了在社會中流行的國族我意象，作為某特定國族自我意象的代表，他根據國族自我意象而揭示的國家政治目的以及提昇集體尊嚴感的目標制訂與執行的中國/大陸政策。因此，本研究從執政者每日的言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主要探究的是不同的國族自我意象變成具有官方身份的國族身份之後會如何形塑對中國的認知，本研究的焦點是中國威脅的認知，當中國威脅認知升高，臺北制訂緊縮性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可能性就提高了。國族自我意象固然有其穩定性，但也具備流動性，國族自我意象是靈活還是僵固地就「中國威脅」進行協商，成為臺北制訂中國/大陸政策的依據，從而帶來緊張還是和緩的兩岸關係。 / Taiwan’s post-cold war national identity issue is quite similar to other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Free speech mad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going public much easier as Marshall Law was lifted. The social conflict agitated b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 era was not only make new social cleavage possible but also giving birth to new political landscape. Every frac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has the chance to win the game but only those who supported by most of the population could arouse societal attention and get more chances to win the election. The social engineering of contents and contes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is so important to those who dedicated to their political life. As George Orwell ever mentioned 66 years ago: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The Chineseness and Beijing who acclaimed PRC is the only legitimate country that represent China become very “significant other” to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1980s to now.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studied the nation-formation and state-building process but a few of them linking that processes and cross-strait and diplomatic policies made by Taipei altogether. This study is trying to fill this gap. As every president of the state is the symbol and entrepreneur of distinct national identity, getting at the root of state or national interest means digging out what elites’ identified as nation’s political purpose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state. This thesis focused on how national identity, the broadest collectively held idea in one country, brings about Taiwan’s state interest where Taipei’s China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lied.

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WTO後，許多有歷史的中國民族品牌轉型成為現代化 的企業品牌。它們將品牌歷史與現代的營銷方式結合，以舊酒新瓶的型態重新發 揚了中國品牌。這場本世紀國貨再興的浪潮帶有鮮明的國族主義意識，譬如從品 牌廣告與商品包裝等面向就可以發現帶有國族歷史觀、中華傳統文化、時代懷舊感、強國強種意識、黨國文化等方面的意識形態。這個新時期消費文化現象的產生令人好奇，也彰顯了民族品牌的特殊角色。 本研究嘗試結合歷史環境變遷、企業品牌背景、當代廣告文本等三領域，以 符號學與圖像符號學，以及色彩學等概念檢視文本。試圖解釋當代民族品牌廣告 之國族意識元素呈現的現象，並結合論述中國民族品牌現今的角色與文化意義。 結果發現在「國家制度約束」、「中國民族品牌企業」、「消費文化」三者的共生 關係下，形塑了當代廣告上的國族意識重現。且民族品牌也扮演了處在國家與市 場之間的中介角色，體現出一個經濟個體、國家導體、文化載體的特質，也是新 型態市民社會下，中國國家形象建構的最基本單位。

本論文主要是對一九九○年代過後所攝製的七部敘事背景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的電影進行分析，探討這些電影裡頭對中國文革的刻畫，更試著勾勒出這些文革的再現與當代中國的文化情境的關聯性。中國自文革後一九八○年代以來，它的文化情境已經產生了頗多變化。這些文化情境，筆者主要是分成三個階段或者部份來闡述。首先是文革過後「新時期」的「文化反思」和「歷史反思」思潮。第二階段是一九九○年代中國高速邁進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化的「後新時期」。最後筆者試圖將討論放在邁入兩千年新世紀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崛起的脈絡上。 筆者發現，由三位「第五代」導演田壯壯、陳凱歌和張藝謀所執導的的《藍風箏》、《霸王別姬》和《活著》，其實是受一九八○年代「文化反思」和「歷史反思」的影響，再加上這三位導演年輕時期的生活曾籠罩在文革時候的革命話語中，使到他們的作品散發出濃厚的「文化反思」和「歷史反思」意識。在這些作品中，中國的歷史尤其是文革，成為了他們反思中國民族文化的梏結的寓言敘事策略，更成為了他們尋求為民族國家的文化、政治與經濟上的定位的言說工具。這些在電影中所描繪的個人經歷，都被投射在集體民族的經歷中，折射出對民族集體歷史命運的反思和批判，所呼喚的是一種對社會拯救的理想，一種為國家民族建立一個嶄新文化主體的實踐。 然而，筆者卻發現，另外三部電影，即《陽光燦爛的日子》、《巴爾札克與小裁縫》以及《美人草》卻遠離一九七○、八○年代中國「新時期」「文化反思」和「歷史反思」思潮下的「啟蒙」、「救贖」等的人道傳統話語。這三部電影並沒有呈現出文革的殘酷的一面，反而注重在年輕主人公們朝氣勃勃，充滿激情奔放的青春成長經歷上。同時，《陽光燦爛的日子》通過刻畫人類記憶的建構性和不確定性，來表示我們無法通過記憶來重構一種「絕對的」和「整體的」的文革歷史圖像。而這種現象，是一九九○年代大眾文化在中國的出現與消費社會的成形不無關係。 本論文的最後一個部份，是針對《太陽照常升起》進行分析。筆者發現，這部電影是在「國族寓言」與「反國族寓言」的元素中滑動。首先，它通過絢爛艷麗色彩的攝影，再加上獨特的場面調度，把它的時空背景處理得充滿夢幻色彩，更創造了一個如夢如幻的文革時代。其次，這部電影也通過對文革樣板戲中的女性形象的戲仿，搗毀了女性扮演「國族寓言」的文化角色。然而，這部電影裡頭卻增添了從國外回歸「祖國」的兩個華僑角色。他們在文革時候的遭遇，卻又可以化身為寓意中國現今處境的國族寓言，而這國族寓言跟一九八○年代的文化反思和歷史反思思潮下的國族寓言以及第五代導演的寓言策略有所不同。這部電影中的國族寓言所寓意的，更是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上的崛起有關。而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崛起，卻又和「大中華」的文化認同息息相關。 / This essay focus on analyzing the portrait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even Chinese Language films made during and after the 1990s. This essay points out that three films made by the “fifth generation” directors namely Blue Kite, Farewell My Concubine and To Live, tend to treat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national allegory”. These “fifth generation” directors are trying to articulate their narratio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New Era in the late 1970s and 1980s which searched for the “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But this essay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other three films namely In the Heat of the Sun, 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 and The Foliage, didn’t display the harsher aspec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stead they focus on the vigorous and enthusiastic adolescence life of the young protagonists. In the Heat of the Sun also displays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human memory, to express that we can’t recapture an “absolute” and a “total” historical im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rtrait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se three films also distance themselves awa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 cultural discourse during the New Era in the late 1970s and 1980s. Lastl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film The Sun Also Rises directed by China’s famous actor-cum-director JIANG Wen. This film slides between elements of “national allegory” and “anti-national allegory” for China. Firstly, this film through its brightly colorful cinematography and unique mise en scene, created a film space that is full of fantasy and a dreamlike historical event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Secondly, this film through its parody of the revolutionary model theater of women images, destroys the role of the women in performing the national allegory. But this film added two characters of overseas Chinese returned to China. Their unpleasant experiences during the tim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an be read as the national allegory of China. Lastly, this film through its unique narrative structure put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ness” and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into a process of continuing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