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針對兩個相依製程下兩個等級產品之製程管制提出以統計方法管制製程和以經濟觀點管制製程。在統計製程管制方面，本研究在製程的第一階段建立個別等級的EWMA管制圖和合併的EWMA管制圖以快速地偵測出影響個別等級產品品質特性之非機遇因素是否發生及同時影響所有等級產品品質特性之非機遇因素是否發生；在第二階段建立個別等級的選控圖和合併的選控圖以快速地偵測出影響個別等級產品品質特性之非機遇因素是否發生及同時影響所有等級產品品質特性之非機遇因素是否發生。利用這些管制圖不但考慮到前後製程的關係，在製程失控時更可明確地劃分各個子製程的責任歸屬。本研究並以資料分析比較EWMA管制圖和選控圖、Shewhart Individual管制圖與Hotelling 管制圖的診斷效果。在經濟設計方面，本研究發展經濟設計的EWMA管制圖和選控圖以分別監控生產兩個等級產品之兩階段製程。文中將製程表示為更新過程，而更新過程中每一個循環又被表示為馬可夫過程，於是利用馬可夫鏈方法及更新過程性質可導出成本函數。由於導出的單位時間成本是管制圖設計參數的函數，故用最佳解技巧即可決定設計參數的最佳值。文中並以數值分析與例子說明經濟設計的EWMA管制圖和選控圖的設立及應用。

摘 要 隨著台灣民主化腳步越來越快，政治事務已變成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關心的話題。因為選舉結果關係到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所以選舉預測就成了候選人調整競選策略的依據，並且候選人也可以從選前訪問中獲得民意資訊，因此選舉預測在選舉期間就成了很重要的工作。 選舉預測主要是根據民意調查結果來施行，但是就歷次民意調查結果來看，往往有相當部分的受訪者甚至到選前三天仍然「尚未決定」或「不知道」支持哪一位候選人，其比例可能高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因此這些「未回應」的受訪者投給哪一位候選人，會大大地影響到選舉預測結果，所以如何分配這些人將攸關選舉預測結果。在此次訪問中「未回應」的受訪者約佔全部受訪者的20％。 政治版圖模型是投票行為研究中的人文區位研究途徑（Ecological Approach）與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Socio-Pychological Approach）之組合；在「工具」方面混合使用選舉區域內的民意調查資料和整體資料，擷取兩種資料的優點。此模型較適用於不同政黨單一候選人競爭的選情單純縣市，但如果是同一政黨有多人參選，或者是各黨政治勢力會隨時間而有很大變化的地區，其預測效果可能就不太適用。一般而言，民意不可能是固守不變的，這些民意的改變可由民意調查中嗅出一些蛛絲馬跡，因此在做預測時加入現在的民意傾向作為分配未回應者的依據；並且，因為不同選情下應該會有不同投票率，因此在分配「未回應」受訪者時，除了加入民調的考量外，還有考慮到不同投票率的影響。

在Rosinski, Golinkoff, & Kukish(1975)提出字圖作業（picture-word task）之後，許多研究者紛紛使用此類作業來探討圖形唸名與字彙閱讀間的關係。過去許多研究在字圖作業上觀察到混淆字的呈現會影響圖形唸名的速度，這種效果稱為語意干擾（semantic interference），研究者亦提出了各種圖形唸名歷程的模式解釋來說明語意干擾效果的成因，同時藉由觀察其他變項對語意干擾效果的影響來區分各個模式的正確性。本研究將操弄混淆字與目標圖間的字形相似性、字音相似性以及不同的刺激呈現時距（SOA）來觀察語意干擾效果及影響因素。實驗一對混淆字與目標圖間字形相似的操弄僅在呈現時距為零時觀察到字形相似可以降低語意干擾效果；實驗二利用相同的作業形式操弄混淆字與目標圖間的字音相似性，未發現字音相似性的促發效果，但仍可觀察到語意干擾效果；實驗三同時操弄字形相似與字音相似變項，但亦未能得到形音的促發效果；最後的實驗四試圖以定義-命名作業（definition-naming task）將字圖唸名作業的效果推展到其他同樣使用文字為混淆刺激的類叫色作業（Stoop-like task）之上，結果發現語意干擾效果在不同的作業間具有普遍性。除此之外，在四個實驗中都可看到與圖形名稱完全相同的混淆字都有很強勁的促進反應效果。整體而言，本實驗以中文材料驗證了完全相似字的促發效果及語意干擾字對圖形唸名的語意干擾效果，但並未能觀察到字形及字音的相似性是否能有效降低語意干擾效果的結果，研究者將在討論中說明可能的解釋原因。

自從1956年Duncan首先提出X管制圖的經濟模式以來，各類管制圖的經濟設計即被廣泛的研究，但有關S管制圖經濟設計卻非常少。最早是由Collani and Sheil於1989年提出，他們假設製程中只存在一個非機遇因素，且其發生時間服從指數分配，但實務上製程中經常存在二種或以上的非機遇因素，而且故障率並不一定為固定的，所以本研究係探討製程中存在二個非機遇因素的情況下，擴展其發生時間之分配至範圍較廣的韋伯分配，並藉由Banerjee and Rahim(1987)的更新方程式方法建立S管制圖之最適設計。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分別對連續性及非連續性製程，利用最佳化技巧，求出不同成木和製程參數組合下的最適設計參數值及最適單位時間成本。再利用變異數分析、回應圖分析及敏威度分析，決定影響設計參數的重要製程及成本參數。以供管理者決策之參考。關鍵字：管制圖、韋伯分配、經濟設計、更新理論。

在概念構圖的相關研究中，並非每一次的教學處理都 能達到顯著的效果，其關鍵應該包括哪些因素？此外，有 一些概念構圖研究中，教學者本身並未深入研究過概念構 圖，所以對於概念構圖之所以能夠產生學習效果的機制可 能並不清楚，甚或這些教學者本身的信念是否可以接受這種新的教學法，尚不得而知，教師若只是在上課時間內用 少許的時間呈現該學習單元的概念圖，或是「模仿」了一 套概念構圖的教學程序，是否能夠產生概念構圖教學應有 的學習效果就更令人懷疑了。 因此，本研究的進行即是先進行整合相關的心理學研究與理論，從不同的理論來審視一個有意義學習的歷程， 教學者在教學上應該注意哪些因素或持有哪些信念，然後 再由研究者親自進行概念構圖學習策略的教學，並透過各種指標來考驗學生的學習效果，並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 一、接受以概念構圖為學習策略的兩組學生(實驗組)，與未接受實驗操弄的學生(控制組)，在教師自編測驗的成績表現上沒有差異。 二、接受以概念構圖為學習策略的兩組學生(實驗組)，與未接受實驗操弄的學生(控制組)，在高層次思考測驗的成績表現上沒有差異。 三、接受以概念構圖為學習策略的兩組學生(實驗組)，與未接受實驗操弄的學生(控制組)，在記憶保留量測驗的成績表現上沒有差異。 四、學生的學習能力(高、中、低)與教學法(傳統、概念構圖)之間沒有交互作用。 五、「以概念構圖為學習策略的教學法」對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高、中、低)之促進學習的效果沒有差異。 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一、接受以概念構圖為學習策略的學生(實驗組)，並未比未接受任何實驗操弄的學生(控制組)，在教師自編測驗中有有較佳的表現，其原因與測驗題目的類型有關。 二、接受以概念構圖為學習策略的學生(實驗組)，只有合作學習式概念構圖組的學生，會比未接受任何實驗操弄的學生(控制組)，在高層思考的試題上有較佳的表 現。 三、接受以概念構圖為學習策略的學生(實驗組)，只有合作學習式概念構圖組的學生，會比未接受任何實驗操弄的學生(控制組)，在記憶保留量的試題上有較佳的 表現。 四、合作學習式概念構圖組中，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與教學法之間有交互作用。 五、以「合作學習式概念構圖」為學習策略的教學法，對中、低學習能力學生的學習促進效果，優於高學習能力組的學生。

隨著人類知識的進展與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現今的組織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環境變動，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中期開始，組織的內外環境均呈現出一番不同以往的嶄新景象，組織人員無論是在態度、信念及價值各方面亦有明顯的轉變。因此，組織的管理理念必須加以改變及革新，而網路組織的核心價值與本質則提供一個樂觀的前景--能建構出具自主性、授權性及合作性概念的組織結構。故不論是公私組織均須對網路組織作深入的探討，並且能運用其管理上的實行方案，以因應環境的變遷。 　　本論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限制，並對網路組織相關的名詞作界定。第二章則闡述四種不同的管理藍圖，以及根據管理藍圖規劃出管理上的行動方案，並配合1990年代的環境情勢，選擇最合宜的組織型態以因應時代環境的變遷。第三章是說明網路組織的內容，分析其運用的基本型態，並以有效的網路管理使網路組織的實行方案能順利進行。第四章是說明管理途徑的發展過程，由探究網路組織的管理內容及其應用的情形，明瞭網路組織在面對環境激盪變化之際，可能遭受到的挑戰與難題，並以組織轉換的途徑使網路組織的形貌產生根本與革命性的變化。綜上所述可知網路組織的目的，是在改善其個別組織的運作狀況，藉由網路連結的合作關係進行相互學習的過程，促使網路組織具有開放性、適應性及學習性，並能轉換成為行動－學習的社群(action-learning communities)。第五章是全文的回顧與檢討，並對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以作為全文的結語。 　　簡言之，網路組織是指整合所有以垂直、水平及空間上任何關係型式所形成的團體類型，在今日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國內正處在一個「不連續時代」之下，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環境的巨幅變化直接挑戰組織成員及其結構的知識與規範系統，所以公、私部門皆應具備因應組織內外環境變遷的總體策略，使自身組織能與國內或國外其它企業組織相互合作，並將網路結構的形成視為組織成長的主要動力，促使自身的組織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最具主導性的網路組織型態。

貪污治罪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目前乃專為公務員貪、瀆犯罪所適用之特別刑法法典。而整部法典條文僅20條，但產生之爭議卻不少。如公務員之認定、法條之競合、特別法之適用等等。多年來一直有修廢的相關討論，然相關之問題，依舊存在。再者，以懲治貪污、整肅官箴為目的之立法，何以一般非公務員身分之被告，起訴比例為全部起訴被告之四成，原因為何？相關之問題確實值得深究。 由立法目的及背景觀察，本條例的前身，如「官吏犯贓治罪條例」、「懲治貪污條例」、「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等，皆為戰亂時期，物資與民生必需之供應缺乏，以致對於公務員之操守特別要求，而時值今日，背景時空皆異，有否特別立法加以處罰之必要，應有討論空間存在。再者，對於法條之適用問題與法條條文之內容問題，如犯罪主體之適用、與刑法圖利罪、背信罪之適用及構成要件不明確之用語，亦應一併釐清，至少在存廢之問題尚未解決之前，本條例應符合公平正義之期待。 法律存在之目的，有時並非僅符合法理而已，因社會大眾或國家需要而訂定，是許多法條當時立法之目的，而為何討論到存廢問題?可想而知，必定是該法條無法因應國家或社會之變遷以致。所以，回歸此一立論，在討論本條例之存廢問題時，必須加以審酌的就是社會或一般人民對於該法之需求程度如何?有否取代?是否得以更換存在之型態，保持原有之功能，又不致於侵害到刑法法典正常運作之方法，這應才是討論此一問題的主要目的，否則並無實益。 最後，隨著時代之變遷，以往專門針對侵害人身犯罪之刑罰，所影響的範圍逐漸被人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影響更大的白領階級的犯罪，因為其所侵害法益之程度更為嚴重，世界各國亦有此一研討的趨勢，所以不論本條例之存廢與否，相信未來相關的議題應該是會逐漸被重視。顯而易見的，這無法只依賴訂立相關刑法重罰即可，而必須輔以其他行政作為與全民守法共識的建立，才是治本之道。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昇，罐裝食品或日用品的市場需求日益增加。罐裝產業為因應廣大的市場需求，加速生產已為必然。為加速生產效率，業者多會採用多注頭的製程生產產品。 到目前為止，可用於追蹤多注頭製程是否穩定的方法很多，但大部分都只是用於注頭間產品品質特性是互相獨立的情形。本研究乃針對注頭製程間產品品質特性相關的情形，探討失控注頭對其它製程的影響情況並分別提出變數變換法及Gram-Schmidt垂直化方法建立管制圖，以期望能偵測出多注頭製程的第一類非機遇因素或會干擾單一注頭製程的第二類非機遇因素所造成。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分別模擬當注頭間產品品質特性相關且失控的注頭製程不會影響其它注頭製程，及當注頭間產品品質特性具函數關係且失控的注頭製程會影響其它注頭製程等兩種情形下的資料分別建立變數變換法管制圖、Gram-Schmidt垂直化方法管制圖、X-R管制圖及Hotelling’s T2管制圖以比較其偵測效果。資料顯示我們設計的管制圖偵測力較有效。

現今數位圖書館不僅止於將資源數位化，也必須提供館藏、資訊服務和學術活動整合的環境，並具有保存知識與有效支援學習的功能。本研究探究學習者利用數位圖書館支援數位學習時，數位圖書館的資訊架構設計是否影響學習者之學習成效，以及不同學習風格學習者對於數位圖書館提供的資訊架構，是否具有不同的資訊架構使用歷程與學習成效。本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所屬之「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Morae人機互動分析軟體以及Index of Learning Style（ILS）學習風格量表為研究工具，並利用「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進行數位圖書館支援數位學習之學習任務，據此探究數位圖書館資訊架構設計是否影響數位學習之學習成效。本研究結果指出數位圖書館支援數位學習具有良好的學習成效，在資訊架構影響學習成效部分發現，組織系統是影響學習成效的主因，並且不同學習成效學習者使用數位圖書館之資訊架構行為具有差異；總體型學習者之學習成效優於循序型學習者；學習成效較佳以及總體型學習者仰賴組織系統較多；而學習成效較差及循序型學習者則仰賴搜尋系統較多。 / Modern digital libraries not only digitalize resources, they are also required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which integrates collection provision,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their functions of preserving knowledge and effectively supporting learni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design of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a digital library influences learning performance when learners use the digital library to supplement digital learning, and whether learners of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have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through the course of using different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s. The present study chose the Digital Museum of Nature and Culture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Morae (a usability testing software), and the Index of Learning Style (ILS) as its research tools. This study used the Digital Museum of Nature and Culture to supplement digital learning tasks, thereby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design of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a digital library influenced digital learning efficiency.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supplementa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with a digital library resulted in excellent learning efficiency.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n learning efficiency, it was foun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was crucial to learning efficiency. Furthermore,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efficiency displayed different behavior when using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the digital library.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global learner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sequential learners. Global learners and those learners with superior learning efficiency relied more heavily on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while sequential learners and those learners with inferior learning efficiency relied more heavily on the search system.

毛澤東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後的第一位最高領導人，自他崛起以至逝世為止，被建構出的形象若說沒有任何變化，那是匪夷所思的事。本論文以創作於1929年的目前所知最早論及毛澤東形象的小說為起始，以1976年毛澤東逝世這一事件為終點，從版畫、油畫、年畫、宣傳畫、雕像、像章、郵票等圖像，以及小說、民歌、中共黨史編纂學等與毛澤東相關的媒體，較全面地探討他於這段時期的公眾形象。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隨著毛澤東權力的擴張、整風的進行以及國共關係的變化等，毛澤東被形塑成可與蔣介石相抗衡的新領袖人物，而其「救星」形象也使傳統對神靈的崇拜轉移到了毛澤東和其領導的黨身上，使毛澤東像代替了農村家庭中供奉的神像。1949年以後，中共傾國家之力，逐步建構起一套關於毛澤東的新信仰體系，最終並演化成文革時期的造神運動。在這過程中，各式各樣的稱號、形容詞被冠冕在毛澤東身上，他的形象逐漸被加載了更為繁雜的政治符號，並以各種物化的樣貌展現在眾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