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考察自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以來，湖北地方團體與地方官紳在鐵路運動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主張。第一、二章以湖北鐵路運動的歷時發展，呈現湖北地方團體摶聚的過程，包含在湖北商辦鐵路協會內部各團體對於自辦鐵路的相關爭議。及至鐵路集股不利，湖北地方團體將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連結，轉向要求確立地方財政體制以利於推動鐵路事業，最後由湖北諮議局提出鐵路議案主張鐵路事業應劃歸為地方利權的項目。由於鐵路議案的提出是以湖北諮議局所規劃的地方財政體制為前提，因此第三章試圖對湖北諮議局在1909-1911年所提出的相關議案做制度性的分析，考察湖北諮議局在確立地方自治體制──即成立地方自治團體──過程中表露的政治改革主張。湖北諮議局致力於將地方自治團體制度化成為地方政府的自治機關，湖北地方官紳認為此舉將為中央政府奠定地方行政基礎，也使地方自治團體獲得政治參與的機會，兼顧中央與地方兩面的利益，有助於中國轉型為現代國家。因此，湖北地方自治主張的內涵體現的是地方官紳連結地域社會與國家發展的憲政主張。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開始進入大規模的城市擴張和舊城改造。城市發展與建設被當作是地方官員治理績效的指標。為了推動城市改造，房屋拆遷成了不可避免的問題。地方政府以提升居民居住水準與城市化的發展等理由作為拆遷的合法性，以行政權力介入拆遷，卻沒有合理的拆遷補償機制，導致土地開發的利益歸於開發商及地方政府所有，而原居住者得不到合理足夠的補償，引發被拆遷戶的反彈。因拆遷而引發的各類信訪、上訪、起訴及重大惡性案件也呈上升趨勢。 屢屢發生於各地的房屋拆遷衝突事件，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本文從社會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國的城市房屋拆遷抗爭者的抗爭活動。本文借用社會運動的相關理論進行研究，政治機會結構理論提出政治環境與抗議活動之間是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並將政治環境稱之為「政治機會結構」。框架理論則探討抗議活動若要獲得廣泛的支持，則必須賦予抗議活動的意義，賦予意義並爭取認同的過程被稱之為框架。本文以政治機會結構分析拆遷抗爭者所處的政治環境，探究中國的政治機會結構與拆遷抗爭活動之間的關聯性。再運用框架理論分析拆遷抗爭者是如何為他們的抗爭行動賦予意義，將其框架化（framing）並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與支持。

十八世紀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高峰，但同時亦面臨人口日增、地不加廣的發展難題，此時各地政府對於如何持續落實中央的重農理念成具體政策有不同做法。而湖南省此「發展中區域」的省份，在擁有足以協濟他省的糧食產出的同時，也必須透過各項重農政策的實踐以維續其經濟表現。本論文以清代前期的湖南省為考察對象，藉由分析《湖南省例成案》中之體現重農務本的農業政策以釐清當時湖南地方政府的經濟對策。 綜合對《湖南省例成案》中的各項重農政策的觀察可知，湖南地方政府所實踐的重農政策，包括因地制宜的各項勸農政策與為避免各種租佃和買賣關係之間產生的弊端而對土地關係的法令所進行的調整，皆為相當全面且周密的審議結果。此外，基於湖南地方官員在提出對策時的論述及省內各級官員的議論，所得到對清代地方治理的認識，顯示出當時候在地方治理上的細緻化，而地方官在實際執行政策時，更展現出其不膠執的靈活性。在這樣縝密的討論下所執行的重農政策，不只可以看到湖南地方官員的努力，其對湖南省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視。

本文以梁武帝統治年間(502-549)實行的析州政策為線索，探討梁武帝時國家對地域統治政策的變化，以及與國家制度變革的關連。 蕭梁乃是繼立東晉宋齊立國於江南之政權。東晉成立之初本為流寓政權，在經過東晉到宋齊的整合，逐步走向土著化。反映在地方行政區劃，便是僑置政區的實土化。宋孝武帝成立王畿、分割荊州，便是南朝國家強化中央權力的手段。 析州政策主要實行的地域，分部在江淮之間、西南（四川）與嶺南三大區。這三大析州地區又可以分為兩種置州類型：1.與北魏接壤型，2.開發型。江淮之間與西南地區北境均與北魏接壤，為攏絡當地地方勢力而設。至於在西南邊區與嶺南地區的開發型置州，則是為鞏固交通線、鎮撫當地土豪，並加強對此地物資調度的掌握。蕭梁對開發型地區的統治，是以國境北方出身的將領率所部南下鎮守行政據點的型式，以一種「類殖民」的方式進行統治。至於州政區相形穩定的太湖流域與閩浙、江西地區，前者所重在穩定、深化地方控制，後者則是地處邊陲、控制不易，因此並未析州。 梁武帝在位40年間，州數膨脹四倍，有別於東晉宋齊由流寓政權走向土著政權的國家整合方向，蕭梁以行政體系上層的州作為調整主體。因應著北魏置州的變革，蕭梁亦置州作為政治號召，同時也配合國內的官制改革，將州官納入官品序列之中，這也是梁武帝實現「官＝士」國家官制中的一個側面。

隨著中國大陸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逐步開放金融服務業以來，外資銀行無不爭先進入這個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體搶食大餅，但外資銀行盈利表現仍較本土陸銀遜色，究其原因主要乃是外資銀行通路不若陸銀普遍。台灣自2010年與中國大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來，至2013年6月底止台資銀行已有10家在陸設分行，為加速台資在陸布局，解決據點不足之問題，以參股之形態將可快速獲得陸銀已普設據點及深耕原有客戶之好處。 在承作業務限制、營運風險以及持股比例等因素考量下，本文以城市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試圖探究城市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之影響因素，以作為台資銀行參股陸資銀行之參考。本研究蒐集2006年至2011年中國大陸地區城市商業銀行相關財務資料，共計398個樣本，先以資料包絡分析法求得各城市商業銀行效率，再以Tobit模型進一步分析影響其效率之因素為何。實證發現，地方首長任期年數、資產規模、權益資產比及地方生產總值皆對城市商業銀行經營效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壞帳率則對城市商業銀行之經營績效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另外我們亦加入了城市商業銀行所在地區及時間二個虛擬變數，發現位處沿海地區亦較內陸地區經營績效為高，而在2006年至2011年之觀察期中，城市商業銀行經營效率有相較於前一年，越來越低之趨勢。 / Since China has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has opened financial market from 2001, foreign banks strive to enter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of foreign banks is not as well as China’s banks because service network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is not widespread. Investing China’s local banks directly becomes the most efficient method to get service network rapidly and serve local customers deeply. This research seeks determinants of performance efficiency of China’s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to be an useful reference of investing China’s banks for Taiwan. The research collects relative financial data of China’s city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06 to 2011, including 398 samples. In addition, it uses DEA to get efficiency of every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n analyzes what the determinants are through Tobit model. Evidence shows that governor’s tenure, scale of asset, equity-asset ratio, and GDP all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performance efficiency of China’s city commercial banks; however, bad debt ratio has obvious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efficiency of China’s city commercial banks.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offshore banks are normally inefficient than inbound banks. In addition, during 2006 to 2011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city commercial banks show a descending trend.

本文為探討各地方政府自籌財源之影響因素，首先針對有關地方財政及財政自主性之理論及影響地方自籌財源因素之文獻進行回顧，同時整理臺灣22個縣市可能影響自籌財源相關因素之發展現況，藉以取得適當變數，並將影響地方自籌財源因素分為經濟因素、房地產市場狀況、替代財源、財政能力、稽徵行政因素與政治因素，利用民國91-100年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本文研究資料涵蓋22個縣市與10個年度，故計量模型採用Panel Data模型，不僅可以分析解釋變數對自籌財源之影響程度，更能透過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 Model)得知22個縣市之地方特定效果與時間效果。 根據實證結果發現，地方政府的經濟因素、房地產市場狀況、稽徵行政效率與政治因素對地方自籌財源的影響不大，主要影響地方自籌財源的因素為替代財源、財政因素及為無法量化之地方特質與各縣市屬性之不同，以及總體經濟發展與政策。又透過時間效果分析，發現地方自籌財源會隨經濟景氣與房地產市場波動及租稅政策而有所影響。因此，地方財政水平不均為我國財政重要問題，導致有些地方屬性偏遠或農業的縣市，地方財政狀況欠佳，亟須依賴上級政府之補助才得以維持地方事務之推動，且地方自籌財源又易受總體經濟與政策之影響。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對於地方公共支出的責任越來越重，使得財政負擔越來越大，因而漸漸仰賴預算外收入彌補財政缺口，到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政府稅收大減，但支出責任卻沒有減少，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比重漸漸傾向預算外收入，預算外收入大幅膨脹，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快速成長。地方政府在面對公共支出問題的同時，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成長開啟了另一道窗，讓地方政府有了喘息的機會，兩次改革後不斷增加的財政壓力也獲得舒緩。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行政事業性收費對於地方公共支出是否具有影響，更進一步將公共支出分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探討是否會因為支出類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本文使用中國大陸31個省市地區自1998年至2011年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採二元固定效果模型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來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行政事業性收費對於總公共支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皆具有正向的影響，且效果顯著。

數位地方志—《枋寮100番地誌》是創作者對於家與土地的追尋與紀錄。透過新媒體iPad為敘事平台，運用新媒體敘事的互動性、行動與多媒體特色，將文學的創作結合空間系統，賦予地方志閱讀立體的空間感知。 本創作蒐集了中和枋寮在地歷史、人物與故事，並以地方的片段影像、聲音勾勒枋寮的輪廓與地方感。在敘事上，轉化原來以時間作為陳述順序的地方志結構，提出「空間」概念作為敘事主題。內容安置在地圖的經緯度間，由讀者透過街道的介面設計，展開地方內容的探索與漫遊。作品進一步結合定位與主動推播，創造在地閱讀的互動情境，內容對應著讀者所佇立的當下，空間的今昔對比形成「此在」、「此曾在」的跨時經驗。 數位地方志的互動閱讀體驗，賦予地方閱讀空間與探索的趣味，使地方志文本不再只是單向、平面的陳述。對於中和在地人而言，閱讀的過程是一場地方記憶的召喚；對於外地讀者，作品賦予漫遊者一種穿梭時空的地方體驗，提供不同觀看地方的角度與視野，文本意義皆內涵著觀者獨特的地方經驗、感受與記憶。 / "No. 100, Fang-Liau" is a chorography that displays the history of streets in Fang-Liau, Zhong-he District (中和枋寮) through an application on iPad/iPad mini. Using the iPad device as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he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by the interactive design components, mobility, and features of “digital narrative,”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context of history. Contents of digital chorography are built base on “space” rather than the timeline structure; the design then brings user an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n reading: This project gathered local history, culture and stories of Fang-Liau; with the input of local images, video clips, audio track, and old photos of the residence, the literature is combined with space, creating a 3D perception of reading/experiencing the chorography.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space, the stories are stored in a location database for user to retrieve. The “street view” interface of UI/UX design provides user the function of exploring in the context and finding stories they may be interested in, as if they’re wondering in physical space. In addition, the function of Global Positional System (GPS) and Location-based Service allows the system to notify user where they are, telling them historical stories of the place and showing them what the surrounding was like in the past.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 of visual and sound, users are immersed in the atmosphere of “space” and can further get a glance of what daily lives were like in the past. For local residents, the application can actually recalled their emotions and mem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life experiences; for visitors or travel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pplication provides an innovation way of accessing Fang-Liau.

中國自1970年代末期改革以來，經濟的高速成長引起了舉世矚目，而在中國同時進行的多種改革之中，中央政府財政權力的下放地方，被認為是貢獻於其驚人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中央的財政權力下放真的能夠刺激經濟正向的成長嗎？若回顧過去研究單一國家、或是進行跨國分析的相關實證文獻，都無法在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間關係，產生一致的結論；有些實證文獻甚至指出，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產生了負面的影響。若單以中國為研究對象，過去的文獻也沒有一致的結論。 本篇文章之研究目的，即為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效果究竟如何。我們將利用中國的省級追蹤資料（panel data）來進行分析，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其地區性經濟成長，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貢獻。於本研究中，將回顧現有文獻中，關於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且特別著重在以中國為研究主體之相關文獻。此外，本文也將清楚地介紹與說明，近幾年來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其地區性經濟成長間關係之現況，且特別著重在地區別之比較。最後，為了確保本研究實證結果之可信度，本文將建立兩種實證模型，並將財政地方分權化變數之平方項加入實證模型中，試圖探析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其地區性經濟成長之完整影響效果如何。這樣的作法可能可以解釋，為何過去文獻對於此一問題之結論的不一致，也可以進一步獲得，使中國地區性經濟成長達最適之財政地方分權程度。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ver since fiscal reform was embarked upon in 1994. This study uses provincial-level data to analyze whether or no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vides a positive effect for economic growth. Both theoretical papers and empirical paper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reviewed, particularly those focusing on China. However,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ol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wo empirical models with the square ter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So doing might explain why past papers have inconstant conclusions to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s som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台灣地方公共事務更為多元複雜，以致里長的功能與角色不斷遭受挑戰與衝擊。為尋求村里新定位並探討里長之功能角色，以及其相關網絡關係，本研究將本於以往對村里相關議題研究之基礎上，嘗試以「地方治理」觀點來思考未來里長角色功能及其網絡關係調整之可能途徑，分析里長如何與周遭網絡團體等在民主基礎下再定位，期盼里組織能強化應有功能，里內的多元團體與里長等公私部門協力合作，以評估里長功能與角色重塑的可能性。 本研究主要可從二個面向來說明，一是關於里（長）功能與角色及與相關網絡之理論與實務作深入探討；二是以「地方治理」論有關村里（長）角色功能之研究。除了文獻分析之外，為加強質化與量化的分析，同時採用問卷調查法及深度訪談法，從地方治理的面向（自主性、發展伙伴關係、基層民主、資源整合、溝通協調）設計問卷，並對中和市部份里與相關網絡關係作深度訪談。 本研究樣本發現，里長角色定位模糊，介於民選行政首長、民意代表與一般公務員之間，里長角色政治性功能大於他的行政性功能；里長與里幹事關係以維持現狀為宜，里民對里或社區的認同度是疏離的，公民參與的推動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村里與社區、公寓大廈管委會互動並不密切；市公所應定期檢討各里及各社區間的資源分配情形，扮演社區資源整合者的角色；村里辦公處應加強與社區團體的資訊化發展。至於地方治理的困境，則包括既有制度的抗拒、政府相關決策者的考量、缺乏實質的公民參與及伙伴關係建立的矛盾。 最後針對里長角色與地方治理提出幾項建議：一、在地方基層組織變革無完整配套措施前，村里制度應該繼續維持。並尋求里長定位的明確化，且釐清與社區發展協會的關係，避免不當競爭；二、村里管轄範圍可以將管轄幅度較小、人口較少者予以合併，擴大其行政區域，增進資源的整合與利用。建議將「地方制度法」第21條擴增為跨域合作專章，增列地方得自行進行跨域合作，不必再經由其上級機關統籌指揮相關自治團體共同辦理；三、提升公民對於地方事務的關心與認識，成熟的公民意識是地方治理的基礎，應使基層自治組織或團體多元化，允許個人參與管道的多元化，充分利用e化設備，達成基層民主；四、地方公共事務的推動，應讓企業適當地參與，特別是讓全國性企業在地方公共事務上，扮演一定角色，以開拓地方自有財源。五、提升地方治理的策略，包括須區分夥伴關係的優先頂序、應有明確的策略與目標、應有前瞻與挑戰性的思維、應符合環境變遷並有彈性、地方團體應與政府協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