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978年經濟開放改革以來，快速的經濟成長是有目共睹的，在這一系列的改革當中，財政地方分權化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刺激要素，所以有相當多的文獻深入探討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然而，資訊化的社會增廣了人們對於不同偏好的需求，高度的經濟成長表現也不再是人民唯一追求的目標，取而代之的是希望擁有一個完善與永續的生活環境，也因此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設計了一個衡量區域發展的綜合指標，冀望藉由此指標能更客觀且多元的評估國家或是區域的人類發展程度。 本篇文章之研究目的，即為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區域人類發展的效果為何，因此利用中國6個年份的省市追蹤資料（panel data）來進行分析，並將財政地方分權化變數之平方項加入實證模型中，試圖探析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區域人類發展是否存在非線性的關係。最後，本研究經由實證結果發現，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區域人類發展是有正面的幫助，然而這個助益會隨著分權程度的增加而消減，過了最適的臨界水準後甚至會有負向效果；也就是說，對於中國各省市而言，絕對財政中央集權化與完全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區域人類發展皆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最後本研究亦認為，並非高度的財政分權化即可為地方人類發展帶來最大的助益，若中央能適度的下放財政權限，以利於資源的有效分配，其對於整體的社會發展來說才是最大的幫助。而依目前現況，中國政府應當在不持續擴張地方財政權限下，加速提高低度發展省分的財政地方分權程度，以增進區域的人類發展並且改善不均等現象。 / Since China started the economical reform in 1978, the rapidly economic growth is extremely amazing. In the series of reform,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f region is viewed as an important factor. However, pursuing the economic growth will not be the only goal anymore now. Instead, people nowadays want to live in a sound environment. Thus, the United Nationals Developing Programme has designed a mixed index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 nations or regions more objectively than b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what effects on human development will be when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f region is implemented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to analyze them, and finding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ausality but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or any provinces in China, whether the absolutely fiscal centralization or completel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implemented, there is no benefi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onclusion, the hig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on’t benefit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the most. Thus, the best way for the overall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center government releases the fiscal power in an appropriate degree in China, so that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could be improved.

因應民國99年及民國103年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及桃園市升格為直轄市，轄內鄉（鎮、市）地方自治權限回歸直轄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改制為區公所，自此成為直轄市的派出單位。由於鄉（鎮、市）公所改制區公所後權責限縮，回應地方民意需求的能力是否因此而受限，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 本研究以鎮公所改制區公所的個案為例，聚焦於環境清潔事項，探討改制過程中公所組織結構變革所產生回應性的影響。本研究將回應性的概念分為三個層次：第一、「程序回應性」：意見反映管道的建立與運作；第二、「實質回應性」：問題解決的有效性；第三、「制度回應性」：改制過程隱藏的價值轉換。透過訪談資料歸納分析，本研究認為，改制後地方意見反映的管道是多元且制度化的，但管道暢通只是基礎，地方反映意見或通報問題能否獲得解決才是關鍵；依照分析結果，地方通報的問題如果屬於具有明確規範與權責劃分的事項，大部分都能獲得解決與處理，然若地方反映意見涉及規劃或決策性事項，雖有反映管道，卻不必然能獲得實質的回覆或解決。更進一步探討的是相同業務在改制前後不同作法分別代表的價值，改制前由鎮公所統籌主導更顯彈性，改制後直轄市體制則更傾向建立專業、理性化的制度。 最後，本研究發現，雖然改制後地方權限回歸直轄市政府，但在新的直轄市體制中，仍可透過區公所積極的橋樑角色及藉由民意代表的力量，促進地方聲音更受重視。在歷經縣市改制所產生制度的轉變與影響，本研究針對地方治理提出三項建議：一、改制後直轄市政府除了建立提供民眾反映意見的管道，也應透過各種平台落實雙向溝通；二、區公所的角色可從機械式轉陳資訊的角色，轉變為更積極、有助於市府與民眾溝通的橋樑角色；三、改變以往里鄰過於依賴行政機關的情形，試著建立里鄰與行政機關之間的協力關係；即行政機關不再直接給予服務或資源，而是建立制度提供里鄰自主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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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中國金融體制變革、貨幣金融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時，把著眼點放在國家自主性程度。亦即，在國家政治體系內的權威結構問題上，中央級政治行為者間以及不同層級的政治行為者間擁有多少一致性、統一性？各行為者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他們之間的互動又如何？；在國家與社會互動問題上，國家是否受社會特殊利益之制約？若國家受社會的制約，其制約對國家的金融政策制定與執行有多大影響？國家能否有效維持向社會滲透的能力、政策執行一貫性的能力，亦即，國家是否維持「有滲透力的協商」？總體來講，面對許多相關利益主體的力量，國家（中央政府）到底是否處於優勢地位，以主動地推行金融制度改革或運用金融資源的策略性分配？中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去推動已決定的政策目標而得到原先的預期效果？ 本文認為，雖然中央尚未解決產業結構不合理所造成的潛在金融風險，不過，至少在政治體系內部層面，亦即「中央政府─中央銀行─地方分行」這一垂直關係(vertical line)上，國家某種程度上已確保制度上的基礎，保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統一性、一致性。過去實踐表明，信貸貨幣數量的擴張其實取決於政府部門對黨的經濟綱領的具體化程度、地方政府與地方分行勾結程度、各分支行的尋租活動等。然而，至今這種情形已不存在。不過，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亦即「國家銀行─國有企業」這一橫向關係(horizontal line)上，國家尚未找出一條出路維持向社會滲透的能力、政策執行一貫性的能力（「有滲透力的協商」）。於是，中國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實際上受到了社會的制約，國家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還是有限的。 第一章 導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文獻回顧與檢討 /4 研究方法與步驟 /8 第二章 改革前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徵 改革前金融體系的功能 /17 「統存統貸」的信貸管理體制 /19 改革前金融組織體系對省(市)分行的權威途徑 /20 第三章 金融體系的初步變化(1979-1984) 政經合作與「調整」 /27 信貸管理「統存統貸」轉為「差額包干」 /28 金融體系結構的分化 /29 中央銀行體制的誕生 /30 資金分配機制的變化 /32 小結 /36 第四章 領導菁英的分歧與第二波金融改革(1984-1988) 經濟政策路線分歧與金融權限下放 /39 經濟政策路線的分歧 /39 信貸資金管理的地方化 /41 「實貸實存」的信貸管理體制 /43 金融資源的橫向流向 /45 信貸資金管理的被政治化 /46 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周期的作用 /46 信貸管理的被政治化 /47 地方政府的介入 /53 擴張金融組織規模的衝動 /53 地方分支行對地方政府的隸屬 /55 地區間經濟結構趨同 /58 地區間金融結構趨同 /59 小結 /60 第五章「治理整頓」與鄧小平南巡後的新變化(1988-1993) 「治理整頓」與信貸總規模管理 /62 信貸總規模管理 /62 「治理整頓」政策的可行性 /65 「南巡講話」與信貸總規模管理的失效 /69 「南巡講話」 /69 信貸規模管理的失效 /73 第六章 中國金融改革的第三波浪潮與新部暑(1994- ) 朱鎔基兼任央行行長在政治經濟上的意義 /79 新的金融改革基本格局 /81 中央銀行職能的強化 /83 政策性銀行的成立 /86 專業銀行的商業化 /89 改革的困境 /92 中央─地方關係 /92 國有企業資金陷阱 /97 第七章 結論 /108 參考文獻 /114

本文主要在於嘗試去解析中共改革開放後所採取的「梯度發展」的區域政策以及配合著該政策所實行的配套措施─外資、產業及財政政策等對於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所產生的影響。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的動機、過程與範圍以及研究的限制。第二章為理論探討，分為「區域發展」及「中央與地方關係」兩者。第三章為中共區域發展政策的分析：首先回顧改革開放前的區域發展政策及影響、然後介紹改革開放後的區域發展政策及各地發展策略、跟著指出「梯度發展」政策的配套措施─外貿、產業及財政方面，最後檢視在以上區別性的發展政策下各地發展的結果。在以上的前提下，筆者以各地人均國民收入的標準差來分析，發現改革開放後中國呈現著發展不均有逐漸擴大的趨勢。第四章則集中探討中共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區分為改革前、後兩個階段。改革開放前，中共在「保證中央的統一領導、充份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原則下以前者為重心；在改革開放後，由於產權地方化及財權下放使得中央政府的財政支配能力下降，；而地方政府由於自足體系歷史和產權地方化使得地方政府與企業結合等使其權力增加，這種情形更配合區域發展政策下外資與地方政府的結合及產業結構趨同等背景下導致的諸侯經濟等情況而益形加重，使得中央與地方既有的「命令」關係轉變到「談判」關係。第五章的個案分析，則在東、中、西部各選取一個省級行政單位分別分析其區域發展政策及與中央的關係。首先分析三省的發展特色。另外就個別的發展特色、國民收入、財政包乾方式及財政收支等三方面來分析三省與中央的關係，可發現江蘇省與中央的關係中中央較有主導權，而湖北、新疆則呈現出地方較有具優勢。第六章的結論部份則指出由於國家在區域政策及配套措施方面採取「梯度發展」政策的結果同時，為了配合發展所採取的放權政策，使得原有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由原先的命令式轉為談判式，充份顯示了中央政府能力衰退與地方政府勢力勃興，更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注入了變數。因此，筆者以為從經濟方面導致的問題似乎應當從經濟方面加以解決，可以從中心城市的確立著手→實行各地產業分工→區域市場的建立→經濟圈的發展方式→統一市場的形成，同時並配合中央政府在法律方面的健全及其他的一些相關措施，如分稅制與政企分離等。

有線電視的發展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隨著觀眾的需求逐漸增加、業者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並配合傳播科技的進步，有線電視早已超越原本社區共同天線的原始功能，發展出更多頻道、自製節目、結合直播衛星與雙向互動等週邊功能。台灣地區的有線電視起步稍晚，並且直到民國八十二年才完成立法，到民國八十四年時，全省的用戶已超過三百七十萬戶，普及率在56.2%以上。 　　台灣地區過去長久以來缺乏地方性媒體，造成中央或北部以外的地區，民眾接受資訊的機會相對減少。而有線電視本屬於地方性媒體，因此其地方新聞遲來的出現，或可適時彌補此種缺憾。不過，有線電視台成立地方新聞部或製播地方新聞必須投注鉅額的資金，究竟業者成立新聞部或提供地方新聞能否滿足當地民眾的需求？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欲了解地方民眾是否需要有線電的地方新聞報導？其使用的情形若何？是否受到其他媒介行為或人口變項的影響？另外，本研究的次要目的也同時探討有線電視訂戶的特質為何。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二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本省籍、無特定政黨傾向與偶爾參加地方活動者，對地方新聞的需求最多。而受訪者對地方新聞的使用情形與人口變項、特質及媒介使用行為間無顯著差異。另外，裝設有線電視與年齡間有顯著差異，認為有必要裝設者，主要集中在二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之間。

一般聚集經濟可區分為內部規模經濟及外部經濟，而外部經濟又可區分為 地方化經濟與都市化經濟兩種。由於製造業廠商或產業具有聚集經濟效果 ，因此產生了區位比較利益，影響廠商或產業之設置區位選擇，因為聚集 經濟效果若以都市化經濟為主，則表示都市規模愈大，對產業的生產愈具 效率，產業內各廠商依附都市發展的程度亦愈高，政府如欲以產業分散發 展政策達到區域均衡發展之目的，較不容易成功。反之，產業的聚集經濟 效果若以地方化經濟為主時，區域均衡發展透過產業分散發展政策之擬訂 較易達成 。本研究運用生產函數的理論與模型，利用工商普查資料，針 對臺灣地區中分類製造業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臺灣地區製造業的聚集 經濟型態乃是以地方化經濟為主。 因此，以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觀點 而言，臺灣地區在擬訂公共投資政策與工業區發展（製造業產業區位）政 策時，應可考慮以製造業產業分散化政策為重要手段。 In general,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has been devided into interior scale economy and exterior economy, whereas the latter can further be catoglorized into two kinds, namely localization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economy.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r industries which creates comparative location advantages, will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location for establishment of manufacturers' plants on the grounds that if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ffect is dominated by urbanization economics, the larger the city scale; the more effective the industry production, and the higher the adherence the urban development. If the government's industry decentraliz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intends to achieve the purposes of reginal balance development, that will not succeed easily. On the contrary, if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ffect is dominated by localization economy, it will be easier to reach regional balance development through regulating industry decentraliz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The present analysis incorporates the theory and model of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makes use of data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e Censuses of Taiwan- Fukien Distri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procee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lassified at the two digit SIC level) which results in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model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Taiwan is indeed dominated by localization economics. Therefo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balancing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Taiwan Government shall consider the industry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as a vital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public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District policy.

本篇論文是以鄉鎮為範圍的民間信仰研究，亦談及祭祀圈遠跨至鶯歌的他鄉鎮大廟，筆者深受恩師林修澈教授及林美容教授對民間信仰研究的影響，選擇以一個開發、變遷快速的台北縣邊緣鄉鎮為研究地點，期待倚仗著前輩的研究基礎，進一步更深入、紮實地研究民間信仰，為民間信仰的研究作進一步的努力，也為歷史文化寫下記錄。 　　本論文的題目為「鶯歌鎮的民間信仰與地方發展」，第一個目標在探討鶯歌的發展史，第二個目標是觀察記錄鶯歌六十八個公眾性質信仰，並找出民間信仰與地方發展的關係。論文採用質化研究，以普查的田野調查方式進行，研究對象包括：七座跨庄頭廟，五十三座土地公廟，三個神明會，二個大墓公，三個特殊信仰。得到研究成果簡述如下： 　　1. 地方發展史：鶯歌鎮依地理地勢可分為平原、山地、台地三個生活區，東南部為大漢溪畔的平原，西北部近龜山山區及桃園台地。民族分布上南閩北客，且以泉州人為多（三峽祖師廟信仰），有許多同姓聚落，從農業、工業（【石回】仔）、到觀光業，逐步成長。 　　2. 大廟信仰：因為交通（河運、鐵路）、行政（區劃、地方政府）、經濟（【石回】仔）的發展、獨立，鶯歌碧龍宮與三峽祖師廟的勢力消長間，發生微妙的轉變。 　　3. 信仰概況：鶯歌鎮土地廟佔了全鎮的78%。其中又以鶯歌鎮西北部「廟分布」的密度較大。在清朝時代、日本時代、民國時代，「廟增加」的數目相當；目前「廟規模」以單開間廟為主，表示鶯歌處於村落形成與發展期的階段。 　　4. 跨庄頭信仰：以鶯歌鎮東南、西北為界，可以看到兩群跨庄頭的信仰勢力兩兩相對，如景美尪公vs.林口十八手觀音；三峽祖師公vs.嶺頂觀音媽；鶯歌大墓公vs.福安大墓公；八股媽vs.三界公。（見【圖5-1：全鶯歌鎮的跨庄頭信仰祭祀圈概念圖】）。 　　5. 信仰與發展：廟的組織形態，依著歷史的因素、距離的遠近，會產生各種變通的替代方案；廟的發展也會與地方相互呼應，不但反映民族文化，亦反映地方的發展狀況。

本文研究重點在中國全球城市建設的地方管理模式。上海不同於其他全球城市，深受黨國體制影響，發展出不同的管理模式。除了國家戰略支持之外，城市內部的政治運作與分工，亦有特殊之處。本論文焦點在於納入「區」級政府的分析單位，透過上海、浦東政府的雙向互動，分析地方兩級政府的權變關係，以期完善理解城市發展路徑。 在上海強調服務經濟、試點創新、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目標之下，說明浦東區政府的體制、權力配置、空間與功能的佈局、與上海之間的利益分配與政策互動，以及有限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探討浦東的策略選擇，如何謹慎處理與上海的關係，以及保持與中央的距離。最後，以上海發展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為例，探究中央、上海市政府介入的重要性，亦說明浦東區政府發揮的影響力。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 壹、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 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 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 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 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 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 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 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 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 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 新北市派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