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民眾對政府部門資訊透明化的需求，以及資訊與通信技術(ICTs)的進步，政府開始使用網際網路來做為財務資訊揭露的媒介，希望藉此提升政府財務資訊的透明度，來降低其與人民間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以有效改善政府之治理情形及增進社會大眾對政府的瞭解與信賴感。 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地方政府網站揭露資訊之決定因素。以我國二十五縣市政府為研究對象，利用2009年2月期間各縣市政府網站之揭露情況來進行計點，計點項目分為財務訊息提供的類型、財務訊息揭露的特性及網站設計的可親近性三個部份，以實際計點結果作為各地方政府網路財務訊息揭露程度的指標，並以此為應變數，接著，以單變數檢定與迴歸分析來探討各地方政府2006年與2007年之政治競爭活動、經濟變數、財政狀況、相關媒體報導，以及網路使用情形等獨立變數與我國地方政府網路財務資訊揭露程度之關聯性。 單變數檢定結果發現，地方政府網路財務資訊之揭露程度，顯著受到政黨一致性、人口數、教育水準等變數所影響。迴歸結果顯示，2006年與2007年之迴歸結果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人口數」對網站財務資訊整體揭露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公共債務餘額」與網站財務資訊整體揭露程度、提供類型、揭露特性呈顯著的正相關；「新聞能見度」取log後，與網站設計的可親性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曲館是臺灣傳統社會非常普遍的組織，成員為地方仕紳或青年，平常聚會切磋技藝，祭典時則排場、演子弟戲、參加遶境，這是地方菁英的義務也是榮譽。本文以北港音樂子弟團為核心，用貫時性的方法，從音樂戲曲的分類與流變，來探討地方社會的變遷。 北港古稱「笨港」，17世紀即形成繁榮的港口市鎮，加上朝天宮媽祖的香火鼎盛，子弟團的組織相當興盛。從清代至戰後，樂種包括南管、十三腔、北管、京戲、九甲戲、歌仔戲、西樂、廣東音樂、現代國樂等。其樂種與組織的多樣性，是研究社群分類極佳的區域。 本文首先利用先賢圖，考察清代五大社之年代、樂種及成員身分，得知北港作為港口市鎮，子弟團都是異姓結合的組織，氏族結構有如北港的縮影。從時代來看，18世紀是由泉州紳商所主導的社會，其子弟組織為南管集斌社；19世紀前半，鄉里子弟通過科舉形成士階層，其子弟組織為十三腔集英社。19世紀後半北管集雅軒、南管武城閣、開路鼓金聲順陸續成立，代表各階層的子弟組織，多元分類的社會在清末已告確立。 日治時期，在殖民現代化與舊慣溫存的作用下，子弟團在南北管的基礎上，新增京戲、九甲戲、歌仔戲、西樂等類型，形成文化多樣性。這些子弟團在每年朝天宮聖母遶境行列中，以「南的」、「北的」、「西的」群組為順序，社會更為多元而有序。 二戰前後，歷經皇民化運動、政權轉換、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國語政策等影響，子弟團的活動受到壓抑。1950年代以後，社會逐漸穩定，子弟團復興。但之後又因社會變遷走向衰微，傳統斷裂，子弟戲、南管消失。 1989年，地方有志之士成立笨港媽祖文教基金會，舉辦各種藝文活動、傳習班，致力於傳統文化的復振，使子弟團在當代社會得以新的方式繼續傳承，顯示地方社會仍有其生命力。 綜合本文的研究，在音樂方面，樂種的分類變化反映社群的身分、認同及知識體系；在地方社會方面，民眾有其能動性，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吸納新文化，並融入固有的社會秩序中運作；在時代方面，子弟團的發展在1930年代達到高峰，當時的地方菁英既承繼父兄的傳統，又吸收現代文明，傳統與現代得到很好的交融，可做為臺灣文藝復興的典範。

從清末到民國初建時期，正是傳統與西化雜糅，各種各樣西方政治思想紛至沓來的時期，各方勢力對於如何打造一個新國家各有看法，然而「立憲」卻是大部分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從清末預備立憲到民國初年幾次國會議定憲法草案，為了憲法的問題，政局始終擾攘不斷；1917年開始的護法運動，南北兩政府的對立更使憲法難以完成與實施，於是聯省自治運動興起，期望透過各省先行制定省憲，完成省內自治，再由各省聯合組織聯省政府，完成統一目標。 陳炯明經歷清末民初時期立憲與革命的思潮，以廣東諮議局諮議員的身分參與了清末預備立憲與籌備地方自治，始終堅信地方自治是立憲的基礎。同時也成為中國同盟會的一員，參與了在廣州的黃花崗之役，並接觸了因革命受阻而流行於同盟會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中的自由、平等的價值常在其詩、文中流露，然而，追求改革、進步才是他一貫不變的理想，也只有不斷透過行動才能達成，這些想法最終匯聚成當時盛行的聯省自治思想中，並形成其有別於其它各省的聯省自治行動。 聯省自治運動的興起有著自清末以來地方主義日益高漲的背景，自民初以來各省獨立態勢的加劇與南北軍閥之間的合縱連橫局勢。初由政學名流興起的學理討論，漸及於輿論的支持，而有地方實力派的提倡與實踐，促成部分省憲的討論，甚至將地方制度與聯邦制度等內容均明確納入國家憲法的討論之中。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的衰退恐與局勢密切相關，聯省自治運動的精神即在互不干預之下的合作，然而廣州正式政府的北伐行動受到宣告自治的各省反對，陳炯明也因支持聯省自治反對，孫中山親自北伐形同與陳炯明分道揚鑣。北伐失利後回師廣東，陳炯明辭職下野激起了粵軍發動政變，孫陳分裂造成廣東內亂，北伐與聯省自治均陷入停頓。

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促成了都市的緊密生活關係與外部效果的擴大 ，結果將使大都市與相鄰城鎮、郊區形成一個都市化的都會地區。由於都 會區內各地方政府位階不同，必然導致彼此間在職權和轄區方面的衝突， 因此，恐不易透過協調合作方式來解決根本的問題，乃有將台北縣、基隆 市併入台北市，擴大行政區域之議。台北市行政區域擴大後，大台北都會 區將面臨財政收支同時增加的現象。本文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討合併後財 政收支的可能能情形，並針對支出大於收入的財政負擔，參酌其他地方政 府之整體區域均衡發展，對中央、省、直轄市間的財政收支劃分預作調整 規劃，輔以收入方面之開源及支出方面之節流擬議，以期解決大台北都會 區之財政困境。

臺灣的地方社會，特別是在中華帝國晚期的統治之下，國家權力只能達到到縣級行政單位，而無法完全「控制」地方社會，似乎已成為研究者們的普遍共識。在此情況下，國家權力統治地方社會的過程中，部分必須仰賴地方上的士紳、耆老等菁英分子的協助。也因此，研究者逐漸開始正視地方菁英在地方社會與國家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並注意其間具有特殊身份者，如士紳等菁英分子的研究。正因為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並不徹底，在國家權力之下，臺灣的地方社會幾乎形成了國家統治權力的半真空狀態。首先填補此一半真空狀態的力量，即是在過去的研究中，最受到研究者所重視的士紳菁英。 研究者們紛紛接下去問，在地方社會中，究竟有哪些人可以算是地方菁英？除了成為士紳之外，還有那些方法可以成為菁英？他們與一般人究竟存在著哪些差異？他們究竟如何建構、維繫他們特殊的身份、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他們在地方社會裡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他們有沒有能力與國家權力進行互動、競爭，甚至是抗爭？如何互動？本文的目的，即是嘗試以臺灣的豐原地區作為研究的基礎，從事小區域、長時段的微觀研究。筆者嘗試分析與討論不同時間中地方菁英的定義與結構的變化、菁英參與國家或地方社會的管道與方式；同時，也將探討他們如何與國家權力、地方社會進行互動等議題。 臺灣地方社會中的地方菁英，不僅具有身分上的多元性，連衡量菁英的標準都會變動，這也就更增加了研究上的複雜性。有關地方菁英既有的研究，起源於國家控制論，且隨著研究的累積、議題的擴大與深化，以及資料運用的多元性，已經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不僅擴大了地方菁英的定義、釐清菁英的種類與角色，更闡明菁英中介於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重要性，提供學者研究地方菁英在國家與地方社會中建構與維持身分、地位的更多可能性。然而，由上而下的的視角，卻常將菁英視為補充官僚階層的社會基礎的士紳，或是協助官方控制地方社會的領導階層方面，基本上都是將地方菁英置於國家控制的脈絡下進行討論。簡言之，社會領導階層的社會地位、身分來是來自於國家權力的賦予、承認與控制；對於社會領導階層而言，與官方有密切的關係、受國家權力的支配，這樣的觀點並非錯誤，因其身分、地位與力量確實源自於國家權力。然而，根據本文所蒐集的資料，卻可以清楚的見到，社會中的菁英不只有領導階層。地方社會之中，除了從事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會活動、經濟活動的領導人物之外，還有許多未參與任何團體、未擔任任何領導責任的菁英，他們也不一定會被地方社會、國家權力期待一定要扮演什麼角色。這些地方菁英，也都應該被注意。

當代科技的快速演進與發展，使「全球化」的概念遂而產生。全球化使得城市彼此之間的資源競爭不再侷限於國家內部，而必須與國際間的城市互為比較。各國城市開始逐步建立各項策略性行銷計畫，以振興經濟榮景或促進城市再發展，藉由城市的特色與資源，定位出該地區的意象與特質，以此吸引國際市場的目光，近年來「城市行銷」變成世界各地政府積極經營的課題之一。我國臺北市蘊藏了豐富的歷史、古蹟文化，並發展了多項科技、人文建設計畫，逐步賦予臺北市多樣化的面貌與生命力。而全球化下的都市競爭日漸發酵，若希望從數以萬計的城市當中脫穎而出，則需要建構出符合城市特色與形象的行銷發展策略。 本研究主要係以策略分析的方式了解臺北市在城市行銷分面的SWOT及其城市形象，透過文獻、次級資料檢索國內外地方行銷、城市行銷與城市形象等相關專書著作、研究報告與論文等資料，針對研究主題予以歸納整理，再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取得訪談樣本，以便訪談能夠針對本研究提供特定訊息的對象。結合兩種研究方法所得的論述結果予以歸結出SWOT以及因應方針，釐清臺北市從事城市行銷過程中可供作為突圍的對應策略，也透過資料整理出臺北市物質與思想兩層面的城市形象要素：現代與再生、多元與精緻。 研究結果發現臺北市近年來亟欲爭取多項國際型活動的舉辦，如：2009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以及未來即將登場的2011世界設計大會，以及其他林林總總推行、舉辦各項行銷臺北市的行銷計畫與活動，然而卻仍缺乏一致的行銷主軸與核心，未能妥善結合甚為可惜。臺北市政府有關單位可以審慎思考臺北市所具有的優勢與長處，配合臺北市所呈現的城市形象將行銷臺北市的相關活動聚焦於此，方能建構出獨樹一格的定位，提升臺北市於國際上的競爭力與能見度。

2010年12月25日高雄縣市與其他三縣市同步進行合併升格1，並於該年11月27日舉行首屆五都直轄市長、市議員及里長三合一選舉，對於派系政治仍持續運作的高雄縣與逐漸褪去家族政治和派系色彩的高雄市來說，勢必會造成影響。本文重點在於探討高雄縣市地方派系的變化，並試圖探究在2010年高雄縣市合併改制前後，地方派系面對直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應選員額減少，以及取消鄉鎮市長選舉改由區長官派、取消鄉鎮市民代表制度等，會產生何種影響與變化，又地方政治勢力是否會因此而出現消長。此外，從高雄縣市地方派系發展歷程來看，「都市發展」是影響派系運作的主要關鍵因素，在政治民主化、產業升級與市民社會興起之下，派系以往的動員組織與資源運作管道都將有所受限。因此，在未來都市的快速發展下，地方派系勢必面臨弱化的命運。 本文首先將探討相關理論，釐清地方派系的結構與運作方式，並整理高雄縣市各地方派系之沿革、發展以了解派系消長情形。再者，針對縣市合併改制所造成之制度變革，對相關人士進行質性深入訪談，以探討高雄縣市合併改制後在政治上對於地方派系所造成的影響。 根據歷史文獻分析、訪談結果以及實際參與觀察後發現，無論是在高雄市抑或是高雄縣，派系對於地方選舉的影響力，尤其是縣市首長，已逐漸隨著都市現代化與民主化而降低。且地方派系在經過縣市合併的各種制度變革後，因政治市場的大幅萎縮而導致發展受到限制，使地方派系在原本已逐漸趨於劣勢的情況之下，更進一步受到資源短缺與動員管道限縮的影響而弱化，迫使派系必須面對組織轉型，政黨的影響力與政黨政治運作的比重將因此而有所提升。

「地方派系」影響台中地方政治生態深遠，治水議題在霧峰一直以來是重要治理議題，縱使縣市合併後，地方派系在地方仍有一定影響力，治水亦是一直尚待解決之治理問題。本章主要簡介本研究主題之背景作簡單介紹，闡述本研究之動機，說明本研究預期於學術與實務上之目的，企圖以「交易成本途徑」探討地方派系，選擇台中派系發源地之一當作研究範圍，選取治水議題作為個案，並據此發展出研究問題，希冀開啟研究地方派系另一扇門，在先進研究成果上持續累積與補充。

三義木雕產業從早期百吉行的成立開始，歷經了外銷出口木雕藝品的興隆時期，到現在已在三義地區形成集中的規模經濟，長時間的經營而受到消費市場的青睞，而後隨著此項產業面臨原木料的缺乏後，開始進口中國大陸的原木料或木雕藝品，進而導致產業遭到莫大的衝擊。但危機有時如同轉機，三義地區的木雕師傅開始從事非模仿純創作的木雕雕刻藝術的走向，透過專門製作量小質精的木雕藝品而漸漸地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是故，此項產業中的成員對於產業的趨向已形成共識，並且該地區的木雕產業在台灣已擁有木雕藝品的消費市場，進而產業朝向穩定的發展。 本研究動機除了研究者家鄉亦在三義鄉之在地情感外，關於研究上期待了解三義木雕產業所具備的社會資本類型是屬於結合型、橋接型或是連結型？以及探究社會資本在此項產業中具備何項功能？此外，在實務方面，希望從社會資本的觀點下，瞭解三義木雕產業發展之實際情況，並且提出未來該產業發展之具體建議。除此之外，本研究目的不僅探討三義木雕產業中的發展過程及運作模式之外，亟待經由社會資本之觀點下，分析三義木雕產業及其成員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得知此項產業所具備的社會資本類型是屬於連結型的社會資本，並且除了文獻中社會資本對於三義木雕產業中所具備的功能之外，本研究發現社會資本還具有助於此項產業的持續運作，進而讓三義木雕產業依舊能夠繼續不斷的運作與發展。關於此項產業政策上的建議，官方單位方面包含三義木雕園區的未來設置、木雕雕刻活動的規劃與執行；在同業組織面向包括三義木雕在地化的落實、三義木雕文化上的認同；然而，木雕師傅及木雕業者方面，亦包含三義地區的木雕產業與本身的木雕文化須並重，以及木雕雕刻文化的獨特性。

在過去，地方名產的購買只侷限在實體店賣的購買，因此地方名產銷售對象大多為到當地觀光的遊客；近幾年，台灣媒體介紹地方名產的節目增多，加上網路發達，許多地方名產資訊變得更加流通，地方名產已不再是遊客才會購買的商品；此外，許多美食店家，透過媒體的介紹，廣泛為消費者所知，因此增加了許多新興地方名產。隨著生活環境的轉變，網路購物、電視購物等新興通路的興起，加上近幾年台灣消費者對宅配接受度增高，因此對許多名產店家來說，藉由電視購物、網路等多種媒介來替店家宣傳及新興的宅配通路運送商品，無疑是增加店家商品的銷售及店家知名度，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必須要更重視此類型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滿意度及和店家間關係建立的意願，因為喜好使用新興通路的顧客，通常較願意嘗試不同的地方名產商品及店家，因此分析宅配地方名產顧客所在乎的屬性及他們過往的宅配經驗。 本研究導入交易成本理論的概念，來了解消費者有宅配地方名產的經驗後，對宅配店家的信任、資產專屬性以及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度是否會影響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度及使用意願。在認知方面，消費者認知到使用地方名產宅配會產生的風險及對使用態度是否會產生影響。再依據科技接受模式，融入消費者對使用名產宅配這項新的技術來完成購物的認知易用性及認知效益來探討，這些認知是否會對使用態度及使用意願產生作用。最後，探討群體規範因素，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意願是否會有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信任、認知效用及整體滿意度皆能提昇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度，而認知風險與認知易用性對使用態度的直接影響皆不明確。群體規範對使用地方名產宅配這類型的消費者較不具影響力，無法影響其宅配意願；另外，台灣地方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沒有成功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因此本研究建議，店家及宅配廠商應利用行銷策略，讓顧客更了解使用地方名產宅配可獲得的效益，以及增加消費者對店家、宅配的信任，讓顧客感受到使用地方名產宅配是個方便又值得信任的方式，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態度更趨正面。店家也應加強和顧客建立有形與無形的專屬資產，進而推展地方名產宅配之使用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