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金馬影展」是國內最重要、歷史最悠久的影展，從1979年開辦至今已逾30年，一直是影迷們心中的年度電影盛會，但老字號的金馬影展若想繼續維持其影展界的龍頭地位，就必須更了解其觀影者的組成輪廓，因此本研究從生活型態的角度切入，目的是希望能描繪出金馬影展觀影者輪廓，及探討觀影者的生活型態和其與金馬影展的知覺價值、滿意度及忠誠度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量化之問卷調查為主，輔以質化之焦點團體訪談進行分析。問卷之目標對象為看過2010金馬影展的16-35歲觀影者，以網路問卷方式進行，回收之有效問卷共計365份。經統計分析得出之研究結果發現：金馬影展16-35歲的觀影者多為未婚之女性，23-26歲最多，職業以學生為主，且具有高學歷之特質。而其生活型態可分為「思考分析」、「活躍社交」及「靜態藝文休閒」等三群，其中又以「靜態藝文休閒」型的觀影者最多。而不同生活型態之觀影者，對金馬影展的滿意度及忠誠度並無顯著差異。 研究亦發現，金馬影展觀影者的知覺價值與滿意度及忠誠度均呈顯著的正相關，知覺價值對滿意度及忠誠度亦有顯著影響，其中又以「品質與情感價值」影響力最大。而觀影者之滿意度亦與忠誠度呈顯著正相關，且滿意度對忠誠度有顯著影響，尤其是對忠誠度之「宣傳推薦」部分影響較大。

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可以透過意識型態與國際關係理論兩種方式去解釋其行為。以二次世界大戰做分水嶺，筆者透過西班牙內戰（1936-1939）與國共內戰（1945-1949）兩場戰爭分析：一、兩場內戰前時代背景的差異及當時蘇聯國內領導者的思維。二、蘇聯援助中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目的。三、蘇聯對雙方提供的援助內容。四、歐美列強的態度對蘇聯援助政策的影響。五、蘇聯援助行動所獲致的成效及影響。六、綜合比較兩場戰爭蘇聯的行為模式。七、兩場戰爭後各自對國際情勢發展的影響。 　　筆者認為，藉由兩場內戰，可得出米爾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最足以解釋蘇聯的國家行為。意識型態對於蘇聯的領導者而言只是包裝，其影響程度要讓步給蘇聯自身的國家利益。 / To study Soviet Union’s foreign policy, we can mainly use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o explain its behavior. World War II as a watershed, the author thro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 analyze: (1) Two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wars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 (2) Why Soviet Union wanted to ai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panish Republican government. (3) The aid provided by Soviet Union in two wars. (4) The attitude of other European powers towards Soviet Union’s policy. (5)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Soviet Union gained via the aid. (6)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Soviet Union’s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se two wars. (7)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two wa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y two civil wars, offensive realism which was maintained by John Mearsheimer, was the most adequate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Soviet Union. For the leader of Soviet Union, ideology was package. I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decides Soviet Union’s behavior.

電子音樂與夜生活的結合發展，向來為歐美地區休閒娛樂產業之獨特現象，近年來由於臺灣社會型態的轉變，夜生活的樣貌更為多采多姿，再加上大眾媒體、音樂產業和夜店產業的聯手合作，使得電音夜店逐漸受到臺灣消費者的矚目。本研究以臺灣電音夜店消費者為研究對象，調查前往銳舞、Disco舞廳以及Lounge Bar的消費者，其消費行為、個人背景、音樂態度、利益區隔、生活型態之樣貌；並探討各個消費場所之消費者在人口統計變數、消費行為、音樂態度、利益區隔、生活型態方面的差異情形，以及音樂態度、利益區隔和生活型態三個量表之相關情形。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並利用敘述統計分析、信度分析、因素分析、卡方分析、單因子和多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前往不同消費場合的夜店消費者，其人口統計變數、消費行為、音樂態度、利益區隔和生活型態之若干層面皆有所差異存在。本研究於最後提出行銷建議，以提供相關業者作為參考。

本研究是以國小補校教師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國小補校教師內外控信念、角色知覺與教學型態等相關情形，期能根據研究結果，研擬具體可行的建議，以供改進教學及辦理國小補校師資培訓、甄選、評鑑及設計相關師資培育課程之參考。 研究的進行，首先，自有關的文獻及相關研究的探討著手，分析教學型態的意義、分類與內涵，以及內外控信念、角色知覺等變項之意涵、評量工具與相關實證研究，進而再就內外控信念、角色知覺與教學型態關係的相關研究進行探討，以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其次，設計及選用適當的量表為工具，包括內外控量表、角色知覺量表與教學型態量表等分量表組成「國小補校教學經驗量表」。經抽取擔任八十八學年度國小補校教師800人為對象實施調查，實際有效樣本為557人，並將調查所得資料加以統計、分析和討論之後，獲致結論如下： 一、國小補校教師內外控信念傾向，以本研究受試的教師來看，內控信念傾向者居多。 二、國小補校教師對自身擔任成人基本教育教師的角色知覺程度上，「較明確」者略多於「較不明確」者。 三、國小補校教師教學型態以偏向「學習者中心型」教學取向者略多於「教師中心型」教學取向者。 四、在國小補校教師的人口變項中，以「年齡」、「任教年資」、「補校任教年資」及「有無參加補校教師或成人教學研習」等四項因素，會影響國小補校教師越趨向「學習者中心」型的教師型態。 五、國小補校教師內外控信念傾向不同者，會採用不同教學型態；亦即愈具內控信念傾向者，較會評估學生需求，考慮相關經驗，以及注重個別化教學。 六、國小補校教師「角色知覺」與「教學型態」兩者之間有密切相關。亦即角色知覺愈明確者，愈會傾向「學習者中心」型的教學型態：反之，角色知覺愈不明確者，愈會傾向「教師中心」型的教學型態。 七、對國小補校教師教學型態的影響因素中以「角色知覺」的預測與解釋力最大。 依據研究結論，對國小補校教師、辦理成人基本教育之國小補校、國小補校教師進修教育機構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供改進教學及培訓國小補校師資之參考。

韓國與台灣分別在1960年代初和1950年代末採取外向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迄今依然以出口帶動經濟發展為主要策略。199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對外貿易量快速增加，中國佔韓台整體對外貿易的比重日益升高，2004年更取代美國成為韓台兩國第一大出口夥伴。 　　根據韓台對中國出口產業結構，韓台兩國對中國的出口明顯以生產高附加價值的高技術產業(High-Tech Industries)為主。其中，在雁行模式為主的東亞分工結構下，半導體與液晶顯示器分別為韓台兩國輸往中國的第一、第二大產品，為兩國對中國出口貢獻最大的共同產品。對於這兩種產品，韓台兩國一直以來形成你追我趕的競爭關係。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大背景下，中國政府採取家電下鄉及依舊換新等擴大內需政策，使得韓台兩國對中國半導體及液晶顯示器出口依賴度進一步增加，兩國在中國市場競爭更為加深。 　　國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戰後東亞國家發展的主要動力，韓國與台灣為發展型國家的典範之一。尤其就半導體及液晶顯示器等高技術產品發展而言，政府的支持與推動絕對是影響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此外，目前各國的廠商跨越國家疆界而成為重要貿易平台。政府產業政策及廠商競爭策略對於產業出口競爭力及貿易型態的形成，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以此為基礎，本論文利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及產業內貿易指數(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IIT)與貿易專業化指數(Trade Specialization Index, TSI)等三個指標來衡量2005-2010年期間韓台對中國半導體與液晶顯示器出口競爭力與貿易型態及其變化，進而比較分析韓台兩國政府政策及主要廠商競爭策略對該些產業出口競爭力及貿易型態有何影響。

臺灣過去幾十年間女性勞動參與率長期的變化趨勢引起國內外學者廣大的興趣。其中20-34歲間女性勞動參與率大幅下降的情況更是備受關注，多數研究皆指出結婚、生育等家庭因素是造成女性離開勞動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即便整體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提升，前述大幅下降情形也越趨減緩，但婚育等家庭因素所造成的離職情形仍持續存在。基於對婦女工作連續性及工作-家庭衝突性的關注，本研究由工作持續時間（duration）的角度出發，以女性個人工作史為主軸，援引 2005年「東亞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資料，並採用「事件史分析法」，從個人背景、家庭生命週期不同階段、工作特質及工作時期各面向探討在家庭因素影響下女性就業型態，包含「因家庭因素而『離職』及『退出後重返』」的變化情形及長期發展趨勢，希望能夠從不同以往研究的角度切入，並對此議題提出更多元的解釋。主要發現有下列幾點： 首先，家庭生命週期各階段中，相較於單身階段，「已婚沒有子女」及「育有0-6歲子女」階段對因家庭因素離職的機率有正向效果，重返機率相對為負向效果。而子女6歲以上進入學齡以後，因家庭因素離職的機率明顯下降，重返勞動市場的機率則明顯高於學齡前階段。顯示女性在育有學齡前子女之階段中，工作-家庭間的衝突性較高，因此當家庭責任與工作無法兼顧而必須在兩者間進行取捨時，大多數女性仍然會以家庭為優先考量，選擇放棄工作。 其次，本研究驗證高等教育之優勢確實為影響女性就業型態的重要因素。對於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之女性而言，因家庭因素選擇離職的機率相對較低；即便因家庭因素退出，也有較高的機率會重返勞動市場。 最後，對於時期的分析則顯示，女性受到家庭因素影響而離職之機率呈現隨時期下降的趨勢；而高等教育擴張造成的離職機率下降也自90年代開始顯現。整體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勞動參與型態除了受個人因素影響外，也受社會型態及產業結構改變之影響，並呈現社會變遷的趨勢。

台灣已於1993年邁入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老年人口增加趨勢日益明顯；伴隨著高齡化現象加劇，衍生許多層面之衝擊，如醫療、人力、經濟、消費型態等；為因應日漸增加高齡人口之居住需求，政府乃於2004年核定【促進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獎勵民間參與老人住宅之興建。過去雖有相關研究針對老人住宅進行探討，然在政策施行之初，是否上述方案所獎勵之居住型態符合高齡者之選擇？遂引起本研究之動機。 爰此，欲瞭解影響高齡者選擇不同居住型態之因素，本研究以高齡學理論及「個人－環境」理論做分析基礎，探討個人老化後與環境之互動影響，並歸結至影響高齡者選擇不同居住型態的因素。研究方法上，除利用問卷調查進行統計分析外，亦透過訪談方式補充無法量化之影響因素，包括傳統社會觀念下三代同堂與安土重遷之影響。研究結果中，除了可探究影響高齡者選擇不同居住型態的因素外，亦可分析此方案所獎勵之老人住宅是否會成為台灣高齡者之居住選擇型態，而研究結果亦回饋做成老人住宅政策上之修正建議。茲將本研究結果與建議臚列如下： 一、藉由多項式羅吉特模型分析社經人口變數對居住型態之影響，發現現況居住老人集合式住宅的高齡者，具有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上、年齡為六十五歲以上且所得為三萬元以上的顯著特性。 二、在社會變遷下，傳統觀念的影響有減輕的現象，高齡者在面對居住型態選擇時，有更開放多元的思考，而未來的高齡者相較於過去世代將更健康、更富有、有更高的教育程度、要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因此台灣老人集合式住宅型態在未來將具有市場性。而且高齡者也將隨著年齡增加、自我照顧需求增加、傳統觀念影響式微、少子化顯著影響下，逐漸地選擇此種居住型態。 三、未來的社會對於老人集合式住宅仍有其開發上之需求；此外，亦需藉由政府之力量，規範新建房屋無障礙空間設計，以符合高齡者對政策之期望。 四、經本研究之調查與分析，提出老人住宅政策上之建議。在【促進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上之建議為：1.住宅提供方式應兼顧市場效率與社會正義；2.提供高齡者老人住宅租金補貼3.提昇老人住宅規劃設計品質。而針對整體性的住宅政策建議為：1.加強原有住宅設施之修繕更新；2.整體都市環境之規劃反省；3.藉由社區支持力量提昇高齡者居住品質。 / 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nior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aiwan, the need of seniors for housing is drawing much attention.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Project of Promoting Non-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in Senior Citizen’s Housing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quantitative of seniors` houses.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literature about elderly housing in the past,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understand if the living pattern answer to the senior need.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based on Gerontology and Person-environment Theor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niors to choose different living patter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ing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this research use not only surveying method but interviewing method. Within the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elderly housing policy as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1.This research uses 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sis the surveying dat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s, the senior who live in the elderly housing have some obvious characteristic, including above 65 years, with high education and have a high income. 2.In the changing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values relieve the senior effects. In the future, when the senior decide what kind of living pattern they need, they will have a more openly attitude. Therefore, by the trend of the changing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values effects ease, and the need of taking care by myself, the pattern of elderly housing will be accepted slowing in the future. 3.There will be a need for elderly housing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answer to the senior expects, it still needs government power to establish laws for disability-free space. 4.In sum,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Project of Promoting Non-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in Senior Citizen’s Housing Development”, including emphasize the justice and equity to increase elderly housing, provide rent subsidy and enhance quality of living. For the elderly housing policy, including renew for original housing, introspection for planning and use the community power well.

從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和Eaton and Grossman (1986)兩篇最早的策略性貿易文獻中可知，廠商的競爭型態對於政府的貿易政策有決定性的影響，數量競爭下政府於第一階段的最適策略為補貼，價格競爭則為課稅；但在目前策略性貿易的各種延伸模型中並未對競爭型態與策略性貿易政策之間的關係做討論，本文將競爭型態不一致的情況引入原始的策略性貿易模型，亦即一家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另家廠商採取價格競爭的情形，並與競爭型態一致的情況作比較，探討競爭型態與策略性貿易政策的關係，得到了以下主要結論：(1)政府的最適貿易政策乃看對手廠商採取的競爭型態而定，若對手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則無論本國廠商採取價格或是數量競爭，最適策略皆為出口補貼。若對手廠商採取價格競爭，則無論本國廠商採取價格或是數量競爭，最適策略皆為出口課稅；(2)若本國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外國廠商有多家且採取數量或是價格競爭，則看採取數量競爭的外國廠商還是價格競爭的外國廠商，在單位補貼下對本國廠商的邊際利潤有較大的影響力，若整體數量競爭廠商影響力較大則最適政策為出口補貼，若整體價格競爭廠商影響力較大則最適政策為出口課稅。

近年來所謂的「政策性保險」正在崛起，政策性保險係指政府機關為實現某種政策目的，以法令規定人民應投保或是規定經營保險之保險人不得拒保之保險，由一般商業保險公司或是政府專設機構經營，並由政府以某種補助方式鼓勵或強制人民投保之保險。政府透過民間商業機構來推進政策之運作，以達到更佳的效率，讓專業的保險公司替政府免去了繁複的核保理賠程序，同時也能使民眾迅速的得到即時的保險保障。 在我國政策性保險之中，最為人所知者莫過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歷經二十幾年來之政策修正及法制上的革新，如今已漸趨成熟並且頗受大眾推崇，針對汽機車事故造成的第三人保險理賠責任，能夠以公平又迅速的方式透過商業產險公司有效率的處理應對。 然而，同樣也身為政策性保險的學生團體保險之經營就不如強制汽車責任險來得這麼順遂，由於其制度設計上有許多缺漏，如相關理賠資料不足導致精算困難、理賠項目過於廣泛導致營運虧損等。然而更大的問題在於保險公司承做意願低落，常出現承保空窗。 學生團體保險係採用招標承辦之方式辦理，政府欲藉由招標之競價降低人民於保費上之支出，然而基於種種因素，保險公司之承保意願低落而不願意參與投標，為了避免流標之情形導致數百萬學生權益受損，教育部甚至須親自委託商業保險公司承作這方面的業務以解決困境，主管機關並為此成立相關研究案，委託學者進一步研究，希望能藉此提出改進之措施，該研究雖然提出許多精闢之見解，然似乎尚未針對其問題形成之根本因素既進行分析，因此引發本研究與進一步探討之動機。 本文將由政策性保險之施行目的出發，分析我國政策性保險之運作型態，並透過各運作型態之比較進而發掘經營架構上之問題、制度設計之缺漏或實施上面臨之困難，為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而比較後的結果，可以發現作為國內最大的政策性保險之一的學生團體保險，基於其採用之運作型態之制度規劃不良，引發了相當多的爭議。學生團體保險之被保險人數頗為龐大，為了取得行銷優勢及潛在客戶之開發，本應為商業財產保險公司踴躍爭取承做之政策性保險，然而卻由於制度欠缺完整性、政策法規的導向和過去虧損的經驗等因素，使其望之卻步。有鑑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堪稱為政策性保險中之最佳典範，應能提供學生團體保險改革之方向，故期能透過兩者保險之運作型態與制度之比較分析，是否能將學生團體保險當前所面臨之問題一一解決，使其得以永續經營，並且作為其他或未來政策性保險發展之借鏡，為本文之研究目的之二。

金馬獎是台灣歷時最久，也是最為國內電影界人士所關心的電影獎。而金馬獎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舉辦，迄二０００年以來，將近有四十年之久。本文藉著《聯合報》對金馬獎(1962-2000)的再現分析，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此一電影獎制度背後的成因，並勾勒出金馬獎在台灣電影經過數十年的變遷，其扮演的角色為何。 研究發現：金馬獎早期舉辦的目的，名義上為「獎勵優良國片」，實質則為鼓勵具有宣揚「國家意識型態」的影片。換言之，不論在頒獎典禮的日期、主持人及頒獎人在頒獎典禮上的致詞，呈現濃厚的政治意味。因此，金馬獎充滿官式化的色彩，報紙的再現也充分地反映出此一情況。然而，自七０年代末期，在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的主導之下，在八０年代，金馬獎官式化的色彩漸褪，金馬獎的主辦也漸漸地移轉至民間，金馬獎自此受到媒體與電影界人士的重視。報紙再現的部分也反映出此時台灣電影文化界的蓬勃，不遇也由於金馬獎回歸到獎勵技術優良的電影獎性質，也產生了台港影片相互較勁的情況。 到了九０年代，台灣電影產量由於種種因素而驟減，但是大眾娛樂文化已然在台灣成形。另一方面，雖然台灣電影產量並未能支撐起一個電影獎的角逐，但隨著華語電影的潮流之下，在九０年代晚期廣納大陸月的競賽，金馬獎轉型為「華語電影獎」，而金馬獎頒獎典禮新聞隨著影劇新聞逐漸受到重視，在報導量及版面（次）的分配上都擴張許多，但是卻流於重視金馬獎頒獎典禮中藝人的服飾花絮報導，對於台灣電影在金馬獎上的邊緣化之議題卻鮮少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