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後，以恐怖主義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日益威脅國際安全環境，成為國際上處理安全問題的重要對象。東南亞被美國列為反恐第二戰場積極介入地區反恐，而中共與東協國家也在2002年發表「中共與東協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並於2004年簽署「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將打擊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恐怖主義、武器走私、洗錢和網路犯罪列為合作的重點，利用現有機制，制定和落實雙方的合作計畫。我國雖然不是恐怖主義攻擊的重災區，基於地緣關係仍需予以關注，且中共與東協國家所面對的恐怖主義不同，為何仍需要合作反恐，則是本論文所要研究的重點。 本文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探討中共與東協國家反恐合作的主要因素與未來的發展。從恐怖主義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認知方面，認識到恐怖主義與有組織犯罪、販毒、洗錢、海盜等非傳統安全有著互利共生的密切關係，這也是造成恐怖主義逐漸國際化的趨勢，影響所及的是全球性的威脅。而國際反恐合作直到目前為止，雖然經過聯合國在各方面的努力，然而由反恐共識不一、法律未甄完備，各自國家利益使分岐以及恐怖主義發展複雜化，致使恐怖主義仍難以根絕。 從中共與東協國家個別的反恐實踐中分析，得知雙方在反恐作為上除了國家內部的作為外，也尋求雙邊、多邊及國際的反恐合作。另一方面也瞭解到恐怖主義對中共的威脅尚不至嚴峻，倒是東協國家長年遭受恐怖威脅，除了東南亞地區既有的政經情勢不穩所導致外，更在於以伊斯蘭教為背景的大多數回民對西方不滿的反映。而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略，所形成對中共的包圍態勢，使得中共與東協國家強化反恐關係，加上中共穩定周邊全力發展經濟的利益，均使得中共與東協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反恐合作的關係。 中共與東協國家在反恐合作上除了反毒方面，獲致一定成效，其他在警務交流、執法及海事安全合作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方面已訂定相關的合作計畫，惟尚處於執行的初步階段，短期內難以論定其成效。然而中共與東協國家在反恐合作利益的持續匯集及恐怖主義在區域的威脅猶存，雙方在非傳統安全的合作將是長久而持續的。未來在雙方反恐合作的力度是否增強，甚至跨區域的反恐組織之連結以及超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值得持續研究與觀察。

在90年11月至91年7月之間，中國駭客進入台灣的中華電信網路服務備用電腦等，植入木馬(trojan horse)程式，蒐集我國政府的機密資訊，已知計有42個政府機關的網站、數百台電腦遭受入侵。為了防止此類的問題發生，政府更需多加強電子化政府的安全措施，為電子化政府多增一道防線。但是面對層出不窮的駭客入侵技術及日新月新的變種電腦病毒，未來勢必面對各種可能的安全威脅如資訊公開、網路犯罪產生的新問題。如何在快速發展電子化政府之同時，運用管理與技術徹底執行資訊安全，防範電腦網路犯罪與危機為資訊安全撒下一道防護，將是電子化政府成功與否的最重要關鍵。有鑑於此，本研究由文獻中瞭解電子化政府之現況，包括電子化政府資訊安全之需求分析、制度及現有資訊安全之基本架構。探討資訊安全疏忽所造成之網路犯罪及資訊侵害，由資訊管理及技術管理二大部分進行分析、建議。而後針對關鍵尋求具體建議，以供我國參採。

在冷戰結束與經濟議題的興起之下，非傳統安全在國際關係中所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隨著石油危機的發生，『能源安全』開始成為討論的目標，也重重影響各國的國防、外交與經濟政策。然而，在80年代後所吹起的環保風潮，也使得能源的使用開始受到環保人士的監督。過去以經濟目標為主的能源安全內涵已經不符合全球暖化下的要求，新的能源安全典範開始融入『環境安全』與永續發展的環保目標。此外，在油價高漲的時代之下，『能源外交』的出現，也使得各國間的能源合作成為一種外交手段，俄羅斯的興起就是最佳範例。在能源、環保、經濟與國家安全的相互交錯之下，都使得現今的能源議題比過去複雜。 而歐盟正面臨的這種新式能源安全的挑戰，所以歐盟在2006年提出了《永續發展、競爭力和能源安全的歐洲戰略》的能源綠皮書（Green Paper）。在歐盟內部的能源政策目標中，積極希望能夠達成環境安全的要求來因應氣候變遷。同時也希望能夠配合歐盟的東擴，整合歐盟的內部天然氣市場，增加經濟與工業的競爭力；而在歐盟對外的能源戰略方面，主要是希望達成能源供應源多樣化的目標。因此，希望能與重要的能源生產國如俄羅斯、裡海地區與中東地區的國家建立能源合作的機制。最後，儘管面對許多挑戰，但是歐盟內部還是希望能建立共同能源政策，來增加歐盟對外能源談判的籌碼。 在全球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能源生產國與能源進口國都面臨著不同的安全挑戰，並相互依賴著。沒有任何一方的獨善其身，都必須面對能源、環境與經濟的平衡。因此，希望藉由討論歐盟的經驗，讓其他國家在面對相同問題的時候可以有所借鏡。 關鍵詞：歐盟、能源政策、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遷

為了因應日新月異的新型態資安事件，企業們紛紛投注相當資源於資訊安全系統的建構/資訊風險的管理，但是在外部技術環境快速變化等諸多變數的不確定下，仰仗風險移轉機制，適切地將風險透過保險轉移至保險業者似乎是較合宜的選擇。何以企業們仍傾向強化風險控制、持續加強資訊安全技術層面，因此本研究擬藉由介紹國際暨台灣資訊安全發展狀況，瞭解資訊安全管理及其衍生之風險管理現況；根據前述現況分析，進一步探討在資訊安全領域中風險工具與風險管理學理之關聯性，並透過訪談相關業者，希冀透過探討資訊安全保險供給暨需求落差，提供既存風險工具之實務意涵。 本研究發現被國際社會廣泛採用之ISO 13335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其風險概念暨管理模組，係奠基於一般風險管理學理：在風險概念方面，係採納『風險因素導致風險事故，進而對風險標的物肇生損失』之概念，並強化資產脆弱點之重要性，藉以強調在疆域尚且不明的資訊安全領域裡，相關從業人員惟有透過持續不輟地辨識、分析暨處理新型態的威脅等諸多要素，才有逐步積貯相關知識，進一步為未來完善資訊安全管理奠下基礎；在風險管理方面，一般風險管理學理用以確認風險因素、風險事件及風險標的物之風險鑑定階段，恰可與ISO 13335中資訊界限制定、資產識別及威脅評估等步驟相呼應，由此可知ISO 13335係採用一般風險管理學理概念而來，自不待言。 透過訪談相關業者，本研究發現資訊安全保險供給與需求存在下述特點：  保險業者與資訊安全需求業者對資訊價值之認定不同。  保險商品在市場上被視為行銷工具，而非實質風險移轉機制。  保險業者缺乏客觀的標準可供遵循。  資訊安全涵蓋範圍廣泛，非單一風險移轉機制即可。  資訊安全需求業者對資訊價值之認定會因情境而改變。  供應者與需求者對保險商品在風險移轉上之定位有不同認知。 由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保險業者及從事/利用電子商務之組織可參酌下述各點採取行動，藉此逐步完善國內有關電子商務之保險商品市場：  主管機關方面，宜制訂資安規範、訂定處罰條款，並核發執照於公正的認證/稽核單位。  保險公司方面，宜尋找第三方公正單位參與承保範圍之釐清、與被保險人簽訂保密協定、並擬訂資訊安全防護評定等級制度。  電子商務之企業/組織，宜教育內部、根據認證機構管理原則ISO 27005、並運用科技化的資安設備，強化企業自主防護能力。

根據UNODC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研究表示，亞洲已成為最大的製毒化學品來源和用於製造非法藥物的市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4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發現調查12-64歲民眾中約有23萬人曾經藥物濫用，18~44歲為藥物濫用最多之年齡群，其中18~24歲以使用愷他命居多，而35~44歲則以安非他命為主。2015年反毒報告書指出，去年全國因毒品案件而裁決有罪者共有34,672人，雖然較前年減少7.2% ，但毒品入侵青少年族群的情況卻越來越嚴重，依據教育部統計，2014年度共有1,700名學生遭通報藥物濫用，較2013年2,021件略為下降，其中以疑似施用第三級毒品人數為最大宗，並以高中職1,031人(60.6％)為主，國中582人(34.2％)次之。教育部學生使用非法藥物的通報件數也呈逐年增加的情形，若以 2007年高中職以下學校通報 284件增加至 2013年1,908 件計算，7年內增加了6.7倍之多。毒品嚴重影響年輕一代的教育及健康，其需要付出的成本與代價無法計算，所造成的問題將成為影響社會、國家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如何防制青少年的藥物濫用便成為當務之急。 本文針對聯合國UNODC的角度探討全球青少年毒品問題，並以近年來臺北市青少年各級毒品使用現況與相關性探討，以有系統的歸類、分析，期望結合及彙整青少年毒品危害防制措施、探究其將會產生多種併存問題及發生情形、供日後政府制定藥物濫用防制策略參考。另由全球青少年毒品使用變化與發展對比於臺灣的轉變，再加以探討影響臺灣青少年使用毒品的因素與項目有哪些?與全球青少年所受的衝擊與矛盾是否有相同處?抑或因著地域的不同有不同的效果。最後則再限縮範圍至臺北市校園學生毒品濫用的情形，再導入治安、經濟、社會等變數議題，以文獻分析法試著推導出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探討將會產生多種併存問題及發生情形，並對目前防制困境與策略作為進行探討。 文末則再次回應研究青少年毒品的三個關鍵問題，得出濫用年齡層有下降趨勢、合成毒品濫用越來越多，加上青少年藥物濫用極可能持續到成年，並會增加未來為上癮者或從事其他犯罪的機會，國家應從青少年時期開始預防措施、減少毒品需求、創造有利的健康環境、家庭具有強大防制潛力，應重視家庭教育等做起。所以，要指望毒品問題完全解決是不可能的。既然在短期內現行政府政策不大可能出現根絕的方法，那麼，一旦對青少年藥物濫用採取忽視的態度，將會動搖的國家競爭力與根本。 / According to UNODC South Asia and Pacific Studies, Asi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source of toxic chemicals and market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illicit drug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1994, the National Survey on the Use of Substance found that about 230,000 people aged between 12 and 64 years had been drug abuse and 18 to 44 were the highest age groups for drug abuse, including 18 to 24 The use of Kai Tai life mostly, and 35 to 44 years old with amphetamine-based. The anti-drug report in 2015 pointed out that 34,672 people were found guilty of drug cases in the country last year, although they were 7.2%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 However, the number of drug-invading youth groups was getting wors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udents were informed of drug abuse, slightly lower than 2,021 in 2013, among which the number of suspected third-class drugs was the largest, and 1,031 (60.6%) were secondary in high school, 582 (34.2%) The The number of informa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use of illicit drugs has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f the number of schools under the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in 2007 increased by 284 to 1,908 in 2013, it increased by 6.7 times in seven years. Drugs seriously affect the education and health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the costs and costs that they need to pay can not be calculated. The problems that have arisen will be factors that affect social and national instability. Therefore, how to prevent juvenile drug abuse becomes a top priority. In this paper, the United Nations UNODC point of view of the global drug problem of young people, and in recent years, young people in Taipei City at all levels of drug use status and relevance of the discussion, to a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expect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juvenile drug harm prevention measures, It will produce a variety of coexistence problems and the situation for the future government to develop drug abuse control strategy reference.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use of drugs in Taiwan, an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use of drugs by young people in Taiwan and what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the global adolescents and whether they are the sam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And finally to limit the range to the Taipei City campus students drug abuse situation, and then into the law and order, economic, social and other variables to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try to derive the impact on national security, will have a variety of coexistence problems and occur Situation, and the current control dilemma and strategy as a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re are three key questions in the study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a decline in the age of abus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drug abuse, and the fact that adolescent drug abuse is likely to continue into adulthood and increase the future as an addict or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crime, the state should start from adolescence preventio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drugs to create a favorable health environment, the family has a strong control potentia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amily education and so on. So it is impossible to expect a complete solution to the drug problem. Since the current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 short term is unlikely to be the way to eradicate it, then once the attitude of neglecting adolescent drug abuse will shake the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and fundamentals.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工学) / 乙第12289号 / 論工博第4005号 / 新制||工||1449(附属図書館) / 26627 / UT51-2008-T60 / (主査)教授 大西 有三, 教授 青木 謙治, 教授 小林 潔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東亞無疑地是一塊讓研究者目眩神迷的地方：一方面有著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發展成績；另一方面，卻又在冷戰結束後興起另一波的區域危機暗流，一九九四年北韓核子危機、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一九九八年北韓大浦洞飛彈引爆的日本安保效應、乃至二○○○年台灣總統選舉風雲與南北韓高峰會、加上美國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即將在東亞及世界推動的「反恐」所產生的未知效應，都在再地反應此一區域對安全機制的迫切需要。 　　最常被提及的安全機制，就是不斷被討論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或是延伸的概念「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但是東亞現狀仍為冷戰對峙氣氛所籠罩，安全機制乏善可陳，在南海問題方面，各國仍以擱置暫代安全機制的建立；中共在台海危機中的態度更證明了信心建立措施主張的無力。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朝鮮半島與中亞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積極地扮演負責任的區域大國的任務，試圖在亞洲大陸中佔一個關鍵的地位，並以此外拒其它勢力染指此一區域。更為明顯的是，在東亞安全局勢的變化中，朝鮮問題與台海問題是最可能的爆發點，而其中共同的關鍵即是作為新興列強的中國大陸了，中共無疑是東亞地區關鍵的外交行為者，中共在區域安全事務上的矛盾性與特殊地位正給研究者一個重新檢視安全機制理論的良好例證。 　　也因此本論文的重點即是重新評價與建構安全機制理論，分成兩大部分，第一是從理論的角度批判與補強信心建立措施，主要是由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觀點批判信心建立措施的自成性與先驗性 ，另一方面也從建構主義 (construcivism)與國際建制理論(internaional regimes theory)的最新發展擷取靈感，補足其在方法論與分析架構的不足。就東亞安全的環境而言，「政治安全」的優先地位必須被特別加以考量，一方面是因為東亞國家在主觀意識上仍以國家利益的考量為依歸(就中共而言是「新安全觀」)，另一方面，政治安全上的互信與互賴在被充分滿足的情形下，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等次領域建制化的合作才能依次建立。 　　另一個重點則是由實際的例證出發，分析中共在東亞安全的角色與作為，就同樣的理論基礎而言，中共也同樣地受主觀意願與客觀體系所制約，究竟何種因素推動中共的安全作為？其與體系成員的互動為何？又未來的安全架構如何建立？筆者認為東亞並非缺乏多邊安全建制的主張，而是缺乏如何建構安全機制的階段性手段，中共周邊安全機制發展成功與失敗的例子，都足以凸顯何種因素對於建構區域安全機制是最重要的，在朝鮮半島，大國的互動促成了兩韓和解與「四方會談」體制的實現，但也因為大國間的互信基礎在國內因素轉變下瓦解，而導致和解遲滯不前；在東協與東協區域論壇的發展上，雖然取得相當好的建制化成果，但在處理南海問題上，仍因區域論壇缺乏大國的積極參與而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上海合作組織」的出現顯示中共的確願意發展區域多邊安全機制，但這個機制的成員與目標則必須符合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考量。 　　因此，本文提出一個東亞「信心暨安全建立機制」的基本架構，第一個部分，這個機制在研究途徑上，除了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與工具外，同時必須包含新現實主義的體系觀，也就是國家行為的產出包含主客觀因素的「體系十國家利益」的綜合考量（以中共而言，就是「大國外交」＋「新安全觀」）；第二個部分，釐清安全機制的發展階段概念，提出「東亞安全的發展光譜」，尤其著重「政治CBMs」的重要性。第三個部分，配合「東亞安全發展光譜」，與各吹區域建制水準與信心水準的觀察，可以得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發展階段的客觀評估。最後，本文整理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成立的十一個要件，作為本文對於「何謂東亞安全機制」與「東亞安全機制如何運作」這兩個核心問題的解答。

美國柯林頓總統於1995、1996年所提出《擴大與交往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基礎在於擴大市場、民主社群，同時嚇阻與圍堵對我們國家、盟邦與我們利益的廣泛威脅。」。為了這一廣泛目的，美國須維持一個強大的防衛力量與運用有效的外交政策，以提升合作性的安全措施；致力打開外國市場與激勵全球成長；助長海外的民主並促進區域的合作安全等。 　　小布希總統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將「透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開啟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時期」列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一環。2006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重申自由且公平的貿易政策是第一支柱的一部份，透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來啟動一個全球經濟成長的新時代是其整體戰略之一；另一方面為了終結暴政和促進有效率的民主，工具之一就是締結自由貿易協定，鼓勵各國加強法治、打擊腐敗、落實民主責任。 　　美國的東亞政策可說重回「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雙軌路線。東亞經貿的發展與區域經濟的整合，更是讓美國看到延長霸權經濟命脈的新金礦。未來區域內的主導地位，將會取決於中國與美國相互競爭，這個競爭也許會是良性的，各取所需、各有所獲，但是過程中將會顯示這兩個大國經濟發展將在區域內的產生權力消長。 　　美國認為，中國在地緣戰略上是具有實力引起國際權力分配產生重大轉變，因此美國政策必須調和改變去掌控中國，以便維持及促進美國重大利益。但是隨著國際局勢變化，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趨於務實，摒除與中國聯盟對抗蘇聯的思維，轉為全面性交往，但是強化其與日本等國的軍事同盟關係。 　　推展民主制度雖然不一定是美國的優先要務，但只要機會，美國總是鼓勵各國走向民主，因為美國人普遍認為，民主政體有能力抵擋極權擴張、便於美國行使權利、減少軍事衝突的風險。此論點乃基於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更不願意發動戰爭之想法。在某些菁英人士心目中，保障及推展民主乃是美國重要的道德目標。 　　美國為確保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戰略總體指導，後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區域經濟、軍事、政治安全等領域維護將更為重視，並力求主導區域安全相關議題制定、運作機制和秩序規範。 / US president Clinton points out a topic “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it say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s based on enlargement the market and diplomatic social groups, simultaneously deter and stop any threat that will disadvantage out nation and allied nations.” For this general purpose, United States has to sustain a strong defense power and utilize diplomatic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of security measures, endeavor in open foreign market, incentiv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diplomatic nations growth, and area security cooperation, etc. 　　President George Bush also point out “use free market and free trading to open the new growth of global economic era”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in 2002. It restated free and fair trading policy plays a big portion in 2006. Through free market and free trading to initiate a new era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s part of the plan. The tool of terminating tyranny and effective the diplomatic is making a trade policy to encourage other nations stop crime and corruption. Play the role of democracy country. 　　United States Eastern Asia policy is back to theory of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wo axis.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sia Trade and Integration of Area Economic are the new vault for United States to prolong his sovereign rule in economic. The future leading nation of the area depends o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It maybe positive, each gains his own benefits, but the process will show the grow or diminish of these two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within the area. 　　United States think that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s very powerful which makes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distribution, so that U.S. has to adjust the policy to facilitate the U.S. key interests. But, along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U.S. attitude with China turns out to be more practical. It changes the idea of allied with China against Soviet to fully engage with China in all perspectives. In addition, it strengths the military allie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d eastern Asia countries. 　　To popularize the democracy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of United States. If there is a chance, U.S. will always encourage all countries toward democracy. American think that democratic system can stop the extremity system expand, which ease U.S. use his privilege and reduce military conflict risk. This is based on democratic nation is more unwilling to start a war than any other nations. In certain elites’ mind, that the goal of U.S. ethics is to ensure and improve democratic. 　　After cold war era based on U.S. interest, United States is more emphasize on the Eastern Asia’s economic,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ndeavor on leading the area security.

冷戰結束之後，安全研究從「軍事安全」的傳統安全研究中解放出來，1990年代中期，西方學者使用「非傳統安全」一詞來擴大安全研究的範圍，「安全的威脅來源」從軍事戰略議題延伸到社會、經濟和環境議題；「安全的指涉對象」則從國家縱向擴張到地方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社群和個人等不同層次的行為者。不同層次的行為者在不同的安全議題中有分歧的利益，保障國家層次的安全不見得就能保障其他層次的行為者安全，有時候國家甚至成為其他行為者的威脅來源。 能源安全作為安全議題，其本身也有傳統和非傳統的意涵。傳統的能源安全關注國家之間搶奪特定的資源是否可能導致衝突甚至戰爭，能源是國家衝突的根源，也是一國宰制他國的外交政策工具。非傳統的能源安全則著重在國家取得穩定的能源供給、減少依賴特定能源運輸通道以及單一進口來源之外，不同行為者的能源安全的政治社會面向、經濟面向和環境面向是否也兼顧。 在能源安全研究的脈絡下，本論文聚焦於2010年6月正式開工建設的中-緬原油和天然氣陸上跨國管線工程，探討此管線建設是否滿足了宏觀層次、中觀層次和微觀層次的行為者在不同問題領域的安全。以國家層次來說，中國政府試圖藉此陸上跨國管線確保原油運輸管道的多元化，減少麻六甲困境的威脅，麻六甲困境反映的不僅僅是能源安全，也是中國的經濟安全和政權安全；另外，管線建設也將帶動中國西南部的經濟發展，缺油少氣的雲南省將成為最大的受惠者。對於緬甸政府來說，中-緬原油和天然氣管線每年可以讓緬甸從中國取得豐厚的管道過境費、路權費、增值稅和購買天然氣的費用，緬甸政府也可從中獲得固定比例的原油和天然氣分流，中-緬能源開發合作也有助於中緬關係的發展。 跳脫國家和次國家行為者層次，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在興建天然氣和原油管線時，是否也保障了當地社群和個人在不同領域的安全？緬甸政府派軍駐紮管線沿線保護管線不被破壞的同時，處於弱勢的個人和社群的基本權益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被侵害？環境是否為一被漠視的安全指涉對象？本文將從能源安全的政治面向、社會面向、經濟面向、環境面向以及區域面向來分析並檢視這些非國家行為者的利益和安全，透過安全指涉對象的轉換來呈現管線工程的利與弊。

本文由新安全觀角度研究石油能源安全，由安全分析發現，任何影響石油供給的課題，都會成為安全議題的指涉對象；二戰結束後，因戰爭需求的石油使用動機轉變成為經濟發展的目的，因此經濟互動對能源安全的影響，加上自70年代末期後核能使用對環境破壞帶來的不確定性，更加重石油在能源市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環境議題的重視在90年代以來成為影響石油能源安全的重要「功能性行為者」，所以國際能源安全大致受到能源生產消費自身的限制、經濟發展與能源產業的互動，及環境管制的三面向的領域作用影響。 由區域安全分析的層次來看，資源蘊藏與地域分配有密切關係，在60年代後石油躍升成主要的能源來源，加上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成立，使石油生產集中的情況更加明顯，面對政治夾雜經濟的複雜供需情況，使區域安全分析成為研究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徑。本文以美國涉足中亞之石油能源安全為例發現，因為能源生產分配集中，使油氣產地對更具戰略意義，然政治因素仍是目前影響美國石油安全的重要變因，但經濟及環境發展在能源安全政策整體制定上仍是不可或缺的內涵。 / The thesis is aimed to make the study of oil energy security in the viewpoint of new security concept. In the framework of security analysis, what may affect the oil security of supply will be possible to be the reference object of security agenda. And after the WW II, the purpose of oil using form the war fighting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energy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uncertainties resulting from the nuclear using,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became the main factor— the functional behavio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nergy security analysis. Thus, 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is concerned by the aspects of the self-limitation of energy suppli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industri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e can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energy resource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with the regional level of security analysis. In 60s, oil raise to be the main global energy source, and phenomenon of oil production centralization became more obviou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OPEC. Facing the situation mixed with the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it is the best method to take the way of regional security analysis to make the study of energy security. Besides, it concludes that the oil production place become more strategic as making the study of “American oil energy security policy set foot in Central Asia”. At the present time, political factor still ruling guides the American oil energy security; however, the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is indispensable in making the whole energy security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