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如同現實主義對於國家間衝突的解釋，亦即國際間對於中國威脅的廣泛論述，不論其威脅是否真實存在，其對國際間的影響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這是自1963年以來中國首次出現的石油赤字，宣示了中國石油供應自給自足局面的結束，也開啟了中國能源政策對外擴張的開始。 中國正由計劃經濟朝向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對於在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而言，現階段的發展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中國的經濟發展計畫，預約了對於石油的消費，其能源消費結構的錯置與供應來源的單一性以及潛在的脆弱性，對於中國的能源安全來說無疑是一個潛在的負面因素。尤其是當增加石油進口成為解決中國能源安全矛盾的必要路徑時，對外的能源政策將是確保中國能源安全是否穩定的關鍵點。 國家為了能源的安全獲得確保，必然發展對內保護對外擴張的能源政策，尤其是仰類進口能源的國家，其對外的能源政策將更具侵略性。中國的能源安全戰略圍繞在多元化為中心的概念展開，包括能源的來源、種類、路線以及運輸與獲得方式的多元化。對內，中國透過多元管道強化本身的能源安全鏈，避免對於進口石油產生過度依賴。對外，中國領導階層積極的出訪，綜合外交的力量推展「能源外交」，全方位的在全球佈局，突破大國對中國軟性的圍堵，除了獲得實質的石油收益外，也開啟了中國外交的新趨向。 / China rises abruptly symbolizes the explanation of realism is on a collis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Meanwhile the world make a popular discussion about they were threatened by China. Whatever it exist or inexistence, but it definitely influence the whole world. Until 1993 China became the petroleum importer that caused first deficit in China since 1963. It announced to end in self-contained petroleum and commence opening the extensive of energy resources policy. The China is going to plan the economics that go forward and change into socialist marketing. For the 2050, they’ll expec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iddle-development country, an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ing at this most important stage now. In their economics- development planning which bespeak the petrol expense is error of structures of resources expense, single-supply source and potential frailty. It was without doubt that potential negative factors for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of China. When they increase to import the petroleum, it becomes to solve the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was confusing with necessary method. An external policy of energy resources will ensure China to connect the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if it's stable. They need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was assured so that they must develop the policies are internal protection and external extension. Especially the country depend on the resources imported, the external policy will more invasion. The safe policies of resources are around the conception of diversity are origin, kinds, channels, transportation and so on. For domestic policies, China use the diverse channels to strong the energy in Security and avoid to over rely on the imported petroleum. For foreign policies, China leaderships are highly active to make an official visit and diplomatic power combined to promote the “Energy diplomacy”. They operated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global and broke through soft containment of super state to them. Therefore China not only gains much benefit of petroleum virtually but opens the new tending of diplomacy.

冷戰結束後，由於蘇聯的解體與俄國專注於內部政治經濟的動盪與軍力的貧乏，兩極體系崩解，所以美國是唯一的世界超強國家，世界權力結構由兩極對抗轉為以美國超強與其他區域強權相互競爭的權力結構(一超多強)，就國際體系理論角度，當2001年美國於阿富汗執行反恐戰爭、2003年二次波灣戰爭後，美國「世界超強」地位，愈形鞏固。 而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中共經濟成長率近年來持續在增長，在未來的10—20年內，中共可能將成為少數具備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潛力，且足以威脅美國區域利益的國家。2002年美國防部發表之《中國軍力年度報告》與美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之《美中經濟關係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報告，均認為中共崛起之威脅不僅損及美國家利益，亦將威脅亞太與世界安全。中共的崛起(或稱之『再起』) ，已引起亞洲的區域緊張，甚而是世界強權的焦點。因此冷戰後，「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崩潰論」一直不斷的在國際間盛行。所以，中共以建構「新安全觀」為對外關係理論，期爭取相對和平之國際環境。 另外，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勢力介入中亞這塊新興的權力真空地帶，導致該地區周遭國家政治、軍事的緊繃，區域形勢更形複雜。中共為因應美國勢力介入中亞，及化解國際間因「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威脅論」疑慮，與周邊國家建構多邊安全組織，期能確保中共周邊區域安全，「上海合作組織」即在此環境背景所成立的機制。為瞭解中共「和平發展」的意圖？「上海合作組織」的實踐過程與特性？並探討其與冷戰之後中國提倡的「新安全觀」之關係為何？其「上海合作組織」在實踐過程所面臨的內外現實挑戰如何？而從中共「新安全觀」理論發展及實踐的過程，冀能剖析中共外交政策的轉折過程，本文研究的動機係肇因於此。

本論文探討冷戰後中共與東協國家多邊外交安全關係為重點，無論是中共或是東協國家，都採取多邊外交的活動，運用經濟為手段，進行全方位的合作與發展，進而提升至政治、軍事以至於安全領域，故而以多邊外交活動與多邊主義理論，及綜合性的安全為基礎，探討中共與東協的安全關係。 跨入21世紀，中國大陸累積實力，已足以影響世局，而大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所採取預防性的部署措施，導致東協因世局的變化而活躍於東亞地區，因此中共新安全觀、睦鄰外交政策，結合東協的體制發展，使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融為一體，然而中共隨其國力的增強，企圖透過「立足亞太，穩定周邊」的戰略規劃，以負責任的大國化解世人對其疑慮，以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構想，企圖融合整個東亞地區，並主導東亞地區事務；而東協則利用其組織與運作機制，與各國交流合作及吸納大國以平衡各國關係，雙方各有所圖，但利益一致。 在錯綜複雜的世局，中共與東協的密切關係，都源自於中國威脅論與亞洲價值觀，由於具有強烈的區域意識型態的色彩，無形中不論是大國或是區域性的強權，都受到極大的衝擊，因此中共與東協的互動，是機遇也是挑戰，更受到大國與區域性大國某種程度的制約，雖然如此，但當前各國對和平與發展的共識，將使整個東南亞地區，必然會持續的運用各種方式整合與發展其安全機制。 總之，多邊外交活動是當前東南亞地區各國活動的特色，而區域的安全機制的建立，已逐漸的發展與成熟中，未來東亞地區因所有大國的參與，將可能成為世局的焦點。 / The dissert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Post-Cold War era multilateral national diplomatic secu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Both China and ASEAN take the multilateral diplomatic activities as economic measures to procee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s, then expand the fields of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and security, hence, multilateral diplomatic activities, Multilateralism and synthesized security are used as foundation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of security of China and ASEAN. Stepp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mainland China has accumulated its strength and has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world, the precautionary deployment measures taken due to doubts of the rising China from other main countries lead ASEAN actives lively in the eastern Asia region, therefore, the new viewpoint of security and diplomatic policy of good-neighborliness of China combine the system development of ASEAN to integrate mainland China and the eastern Asia region into one. With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China, it tends to reconcile doubts of the world by the strategy plan of “ Base on Asia Pacific and stabilize the surroundings”. It tends to integrate the whole eastern Asia region by the concept of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ak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affairs in the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ASEAN uses its organizations and operational systems to communicate and absorb from the other main countrie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m, each side has their own intention but with the same benefits. In the intricate worl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originates from the theory of China threats and Asian values, since they are tainted with strong regional ideology, imperceptibly whether the main country or the regional strong power are both greatly stricken, theref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s opportunity but also challenge which is moreover constrained by the mai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of the region in certain degree. Despite that, common consensu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ll make the whole eastern Asia region to continu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system under the appliance with all means. To sum up, multilateral diplomatic activities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activities of eastern Asia countr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system gradually develops and mature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uture,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other mai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astern Asia region could possibly be the focus of the world. Key word：multilateral diplomatic, synthesized security, the new viewpoint of security, East Asian Community, the theory of China threats.

自從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共經濟發展的成果顯現，在經濟規模以及軍事力量的成長上，中共已經成為了東亞地區乃至於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國，對於國際結構的變化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面對中共崛起這個後冷戰時期以來的最大的國際結構影響，攻勢現實主義便根據歷史上大國之間的權力變化導致的行為進行分析，認為在擔憂自身國家安全的影響下，中共必然會追求權力的擴張，進而與周邊國家與原先的大國美國發生衝突。 本研究即是希望了解中共的國家安全以及國防現代化二者之間的關聯性，並透過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加以分析，了解攻勢現實主義是否足以解釋中共權力擴張的行為。因此，本研究內容者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分析中共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內涵，了解中共的安全問題；其次，了解中共國防現代化的起源及成果；再次，探討中共的國防現代化對維護其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的影響；最後，分析中共在國防現代化後的周邊國家的反應、對中共安全環境的再影響以及中共的回應，是否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模式，以回答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對上述四個部分的論述鋪陳，能對於中共未來的軍力發展及戰略規劃的可能方向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本篇論文係研究一九八○年代，日本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在軍事、經濟範疇中所採取 的戰略。第壹章，介紹本篇論文之研究動機、範圍、限制及方法。 第貳章介紹總合安全保障的構成。研究方法係藉用系統理論中的「分析層次」，說明 八○年代日本外交戰略的構成及構想，描繪出本篇論文的架構。 第參章描寫自戰後以來，日本安保體制的演變及其本質，和日本對日美 安保體制的 看法，並對「日本軍國主義是否會復甦」提出討論。 第肆章介紹日本為了減輕安全的威脅，希望打開與蘇聯的關係，並且致力於維持朝鮮 半島的安定。 第伍章描述日本在官民合作與協調之下，日本對中共、東協、澳、紐展開經濟協力， 期望建立經濟安保體制。此外，日本推動「太平洋共同體」的戰略目標也在討論之列 。 第陸章提及，日本認為工業時代即將結束，而所面臨的是情報時代。日本為了因應此 一潮流，除了廣設「情報中心」之外，甚而計劃將國土和東京改造為國際化的國土和 高度情報通訊基地。 第柒章就上述所提作一簡單的結論，並提出日本在國際化中所面臨的困境，及筆者對 日本在外交上的期許。

本論文試圖從邊防的角度來探討清代於內外蒙古地區設防的原因、經過及其影響，以 期了解帝俄侵略我國的史實和外蒙古獨立的原因，藉以提供未來大陸光復後，重建蒙 古參考的方向．研究方法之採用，主要為歷史文獻的分析的工作，並運用社會科學的 理論來建立變項、旨標，再從歷史的角度以比較、歸納、綜合、分析等方法來探求各 指標間可能存在的關係． 全文計一冊，約九萬餘言，共分六章二十一節，下再分若干小節． 第一章緒論，以文章之命題、意義與範圍及蒙古內屬經過，及蒙古在清代戰略上之地 位等作為論文之說明． 第二章探討清代蒙古邊防之原因與目的． 第三章說明清代蒙古邊防設施． 第四章分析清代蒙古邊防演變過程． 第五章檢討清代蒙古邊防的得失． 第六章是以積極開發蒙古、建設蒙古，並建立良好的邊防基礎，作為國家安全的保障 以為結論． 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則冀望於方析清代在蒙古地區的邊防狀況，檢討其得失，以為日 後光復大陸後，邊防建設之參考，並以帝俄以武力侵奪我蒙古地區，加以詳述，以了 解其梗概，而促進國人對蒙古地區的重視和關懷．

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底，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1,485,200 人，佔總人口之7.09％，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 高齡化社會指標；迄至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底，老年人口已增加到 2,099,944 人，佔總人口的9.29％，印證了我國人口結構正邁向快速 老化。人口結構的變遷，加上工業化、都市化之高度發展所導致家庭 形態的急遽轉變，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再再都衝擊著家庭或 個人對於衰老、傷病、殘障者所導致照護需求之支持功能，照護需求 隱然成為疾病、老年、職災與失業之外另一嶄新型態的生存風險！ 同樣因面臨人口結構改變、家庭形態變遷以及社會安全體系內在 壓力而於一九九四年毅然開辦第五大社會保險－「長期照護保險」 （Pflegeversicherung）之德國經驗，對於尚未建立兼具綜合性與連續 性長期照護體系與機構設施，乃至於服務人力猶感不足且尚欠缺制度 化財源機制的我國而言，實有足堪借鑑之處！本篇論文即以德國長期 照護保險法制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及於該國長期照護保險之立法 例、法制史以及社會背景環境等。如前所述，本篇論文之目的乃在檢 視德國實施長期照護保險之制度經驗，希冀藉由此等外國法制之比較 研究，提供我國未來規劃長期照護體系之立法與政策參考。 本論文共分為八章，思考脈絡上可以概分為四部，首先提出問題 （第一章），繼而探討德國法制（第二章至第六章），次則觀照我國現 況（第七章），最後回應問題（第八章）。其中，德國法制之探討部分 係先從制度肇建之初的經社背景、法制現況、討論沿革以及立法經過 等經驗事實著手（第二章），然後分由基本原則（第三章）、保障範圍、 法律關係（第四章）、組織與財務（第五章）、給付及支付制度（第六 章）等面向切入，次第呈現德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之全貌。順序安排 上先談制度的基礎思想，界定被保險人範圍與保險人組織、財務，然 後由點而面，開展給付與支付制度之層級化規範秩序以及主體間的法 律關係。 經由此等外國經驗之比較研究，本論文認為德國經驗給予我國以 下啟示：一、勇敢回應社會結構變遷的挑戰；二、以「社會保險模式」 處理長期照護的財務問題；三、組織分權、專業分工與實施社會自治； 四、抑制成本、控制品質並追求效率競爭；五、改造歧視家庭照顧者 權益的社會安全制度。而德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的建制與成功運作， 適可確證社會安全體系的合法性及可行性。雖然社會安全制度面臨經 濟體系中人口與社會結構之變遷，受限於日漸惡化的經濟局勢，必須 配合不同的經濟與社會情況進行調整，以提升其效率並確保財政上之 穩定性；惟經由德國實施長期照護保險之成功例證，我們應當更有理 由相信，社會安全制度（特別是其核心的社會保險制度）確實有其發 展遠景，明日的世界，周延的社會安全制度仍會如過去一般佔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電子商務的盛行，組織的資訊環境隨之大幅變遷，資訊系統用者已由組織內部的特定人員，迅速擴大到無國界而不特定的任何人，組織對資訊系統的依賴亦日益加深，凡此種種，都使得組織的資訊安全面臨空前的挑戰。世界各地每天都在上演著，無孔不入的網路入侵，組織內部的人謀不臧，及層出不窮的各種災害，因此，舉世無不對資訊安全更加的重視，期望資訊安全管理理論能作為組織資訊安全管理之策略方針，建構一個與技術無關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並評估此一系統的有效可行，實為本研究之目標。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實務觀察，將資訊安全管理理論歸納為：安全政策理論、風險管理理論、控制與稽核理論、管理系統理論、權變理論等五種，繼而針對上開理論之不足與侷限，建構資訊安全管理之「整合系統理論」，以因應組織資訊安全管理循序程序與權變程序之需，此一理論包括：安全政策、風險管理、內部控制與資訊稽核，以權變管理為基礎的資訊安全管理架構。繼而以「整合系統理論」之權變程序與「安全政策理論」為基礎，發展「安全政策模式」，進行因徑分析，經驗證結果，「組織性質」與「資訊組織規模」之大小會影響「資訊安全政策制定時間」之早晚，「資訊安全政策」會影響組織「資訊安全之提昇」，且其兩者之間有因果關係。 本研究進而建構「影響資訊安全因素架構」，就資訊安全影響因素66項，對資訊人員進行問卷調查，經以因素分析結果，萃取八個因素構面，再以「整合系統理論」為基礎，轉化為「影響資訊安全關鍵因素架構」，包含8個關鍵因素構面。本研究以上開研究為基礎繼續發展「資訊安全評估總體指標」之層級結構，含9項評估構面，其最底層之評估準則共37項。繼而以層級程序分析法（AHP）就資訊安全評估總體指標各評估構面與評估準則進行權重評估，其評估構面權重之重要程度，依序為：「安全政策與資源」、「人員安全」、「存取控制」、「系統與網路」、「風險管理」、「實體安全」、「業務持續運作」、「資訊稽核」、「軟體管理」等，再結合目標，評估構面與評估準則之權重，建構「資訊安全多準則評估模式」。 本研究進而以實務探討及個案研究，驗證研究結果之可用性，對於組織解決資訊安全問題之管理、產品與工具、委外服務之策略，及資訊安全管理程序等，經訪查結果顯示：組織解決資訊安全問題，具有權變管理的多元程序之特性，並發展諸多命題。又以真實個案採用「資訊安全多準則評估模式」，進行資訊安全評估，經驗証結果顯示模式的可用性。

冷戰結束，作為冷戰時期圍堵共產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似可在作為敵對的華沙公約組織瓦解後而解散。但是，北約非但未解散，其成員國不僅愈有擴大趨勢，組織功能也從冷戰期間著重被動性防禦、威嚇敵對勢力，改為主動以軍事行動干預冷戰後出現的區域局部衝突。1990年北約在倫敦召開首腦會議，會上通過《倫敦宣言》，明確宣佈北約將不因華沙的解體而解散，且在1991年5月相繼召開國防部長和外長會議，商討北約在冷戰後的地位及作用。與會國一致認為應對北約軍事作出調整，決定向中東歐國家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保護，並提出廣泛的合作計劃，以擴大北約的政治作用。為因應冷戰後世界局勢的變化，北約16個成員國在1991年底提出「新戰略概念」(New Strategic Concept)，將經濟、社會與環保等因素列為新增的國防政策，執行層面上除了包含原先具有的集體防衛能力，又列入對話、合作方式， 並至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大會上通過「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得以完善。「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與以往北約戰略最大的不同，在於北約職權的範圍擴大到非會員國，由被動的防禦轉為以足夠的武力積極維持和平，顯現其本質已有相當大的改變。北約已將組織功能朝向因應危機處理的方向發展，逐漸成為具備主動、多元化的政治、軍事防衛體系。 　　北約擴展在多數學者眼中，其目的除了解決冷戰後中東歐國家民族衝突、走私、販毒與核武安全等日益嚴重問題外，戰略意圖則在於防範俄羅斯的再次興起造成歐洲安全上的恐懼，因此欲藉由廣納與俄羅斯鄰近的中東歐國家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填補蘇聯瓦解遺留的真空地帶。 1995年北約公布《東擴可行性研究報告》，明確提出加入北約的條件和步驟，規定欲加入北約的國家必須滿足五項條件。 1996年12月北約舉行外長會議，正式宣佈北約擴展時間表，確定在1999年以前納入第一批新成員國家。1997年北約馬德里高峰會宣佈邀請波蘭、匈牙利、捷克參與入會談判，而在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時，三國正式成為首批加入北約的原華沙會員國。由於北約的擴展計劃一直以來就遭受俄羅斯的反對，尤其強烈反對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入會，因此1994年發展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Partnership for Peace,簡稱PFP)， 便成為北約與中東歐、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家增進交流的第二軌道，以緩和俄羅斯境內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期望藉由軍事合作增進相互了解，促進這些國家的軍事、民主化發展，作為日後加入北約的準備。 　　因此，以往對於「北約擴展」的研究，學者的看法多是著重對俄羅斯的衝擊。以中國大陸為例，1999年以前對北約擴展的探討，多是附加在探討中俄關係的進程上。學者指出，促進19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的外部因素，其一在於中俄雙方認為美國藉北約擴展遏制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另外則是以1996新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牽制中共，東西包夾方式圍堵中俄。 中共的戰略因此以東南沿海的戰略部署作為第一要務，可見北約擴展對中共的衝擊不敵《美日安保條約》的迫切威脅性。不過，1999年北約出兵南斯拉夫，炸毀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則喚醒中共對北約擴展的重視。經媒體大幅報導後，中國大陸的報章期刊不僅可見情緒性的文章批評北約暴行，學者從國際法、戰略層面探討北約出兵行動、組織演變等， 幾乎如出一轍將北約與美國劃上等號，視北約為美國建構單極世界體系的工具。大使館遭到北約轟炸，引發中共國內對於國際戰略、「和平與發展」、「韜光養晦」、對美「不搞對抗」綱領的強烈質疑，各種反西化、反全球化、反對私有化市場改革的「左傾」勢力，大有與民族主義情緒結合，挑戰冷戰後整體外交方針的趨勢。 因此，認為以美為首的北約在「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將中共視為取代俄羅斯的新圍堵對象，而美國更深用意在於建構單極霸權。 　　除了喚醒中共對北約在冷戰後組織演變及擴展的認知外，就地緣政治而言，中共認為北約擴展的目標不僅限於歐洲。由於東鄰中國大陸的中亞地區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隨著蘇聯瓦解造成中亞地區的戰略真空，各大國紛紛意圖填補，其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也令各大國勢力尋求有利位置。西方勢力便以北約作為前進中亞的突破口，藉由與中亞各國建立「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積極與中亞國家發展多邊安全合作。中共認為北約的「亞洲化」趨勢目的在於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部局，將擴展觸角伸向中亞，一是為控制中亞、高加索地區的油氣生產和運輸，二則為填補中亞地區的「權力真空」，奪取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不僅可以打通連接北約與美日安保同盟的戰略通道，在歐亞大陸建立安全體系，並以中亞地區為地緣政治支點，北約擴展和美日安保同盟為兩翼，抵制俄羅斯的復興、防止伊斯蘭教義派的滲透以及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 尤其911事件後，北約為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將反恐列為二十一世紀新任務之一，在鄰近阿富汗之中亞地區的軍事部署與軍事合作勢必將更為密切。中共因而擔心，北約在全球輿論的支持下，藉由打擊恐怖主義，鞏固在中亞地區的勢力，進而將北約腹地向東直逼中國大陸西部疆域，更為壓縮中共的戰略空間與衝擊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不僅在戰略上對西部邊界形成軍事威脅，對中共構成戰略進逼之勢，北約是否會以「科索沃」模式干預中共境內的分離運動問題，也令中共倍感威脅。 　　由於中共「新安全觀」的制定背景基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蘇聯瓦解令中共調整傳統的安全觀，在大規模軍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的認知下，中共調整其國家安全利益，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以因應冷戰後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中共因此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以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擴大與各國的交往並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構築發展「四化」的穩定環境。不過，國際環境並未如中共預期，除了冷戰期間潛藏的地區衝突、熱點一一浮現之外，「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令中共深感遭受國際圍堵。因此，在1999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一事發生後，中共如何因應北約擴展、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為何？「新安全觀」是否遭到挑戰與調整，都是本文探討的焦點。

90年代初，中亞地區情勢的改變，對鄰近的中國而言難免會對安全環境產 生影響。新興的五個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塔 吉克斯坦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及土庫曼斯坦將在中國安全環境上 扮演何種角色，亦受關注。 本文研究目的主探討中國與中亞國家於安全合作上的展望。文中以現實主 義性質的地緣政治為研究途徑，分項說明彼此安全合作實踐情形、檢視實 踐成果，了解其間中國的優勢與限制。 促成彼此安全合作的原因是謀求國家安全，這其中包含新疆民族問題，而 對中國而言，由於中國與中亞地區相鄰，因此還需防範各強權在中亞地區 的勢力佈署，其中，中國特別關注美國的影響力。 基於安全考量，中國與中亞國家展開軍事、政治、經濟等近乎全面的合作 交流，其中，中共又將上海合作組織視為彼此安全合作的代表。軍事上， 建立信心建立措施，希望取得互信基礎；政治上，各部門領導人互訪頻繁 ，期營造互動良好的氣氛；經濟上，中共更力促展開包括能源開採、投資 在內的各項經貿合作，期藉由經貿交流，穩固與中亞國家的各項安全合作 關係。至於中共大力推動、且企圖朝經貿合作為主軸的上海合作組織，則 被中共視為是彼此合作的代表。 然而，中國與中亞國家雖有交流之實，但實際成果經檢視後卻未盡如人意 ，無論於軍事、政治、經濟，甚至是中共引以為傲的上海合作組織均存有 限制，箇中原因則與各國勢力介入、中國實力尚不足、彼此發展存有差異 相關。 總體而言，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安全合作關係，有兩項較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雖安全合作頻仍，但實質效果卻有限；二、在有限的實質效果中，企 圖轉以經貿合作為主軸的上海合作組織，經優劣勢分析後，或許是彼此未 來合作較可期待的機會點。亦即至目前為止，中國對中亞國家的吸引力仍 有限，未來彼此安全合作展望如何，則有賴中國能否成為中亞國家對外關 係中不可或缺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