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研究報告調查發現，即使組織已經使用了安全機制仍無法完全阻止危害組織資訊安全事件的發生，這是因為組織的資訊安全管理是一個不斷改善的過程，並不是使用了安全防護措施之後，就可以高枕無憂，除了架構安全防護機制外，還需要去分析資訊的機密性、完整性或可得性等是否真能夠受到保護？所使用的安全機制是否真能解決組織的資訊安全問題？或是所提供的安全程度是否能接受等？ 為了解決上述等問題，本研究希望從管理的角度切入，應用錯誤樹分析方法在資訊安全管理的領域上，希望藉由此方法幫助管理者獲知組織的資訊安全需求，然後透過資訊安全管理不斷改善的過程，改善組織資訊安全的弱點，提高組織安全的可靠度。 依據研究架構，結合BS7799此資訊安全管理標準，並應用錯誤樹分析方法，將資訊安全政策轉換為資訊安全模型，由此資訊安全模型作進一步的定性與定量分析；本研究利用錯誤樹分析方法的六個步驟，實際模擬組織資訊安全需求獲得的過程，並透過分析的結果，幫助組織從中獲取資訊安全的需求，找出資訊安全的弱點，作為組織資訊安全改進的參考與依據。 / As the investigate report dictated, the degree of security of an information system does not only depend on the security mechanism installed by the organization. It is a continuous and recursive procedure. Most researches are technique-oriented currently. In order to adjust this bias, this research propose a new approach, which is from th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BS7799 is used for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reference. FTA is used to build up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odel and acquire the requirements of a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verify its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 can promo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system too.

隨著金融集團組織大型化，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提高。為保護小額存款人及維持金融穩定，銀行安全網實有存在必要。然而銀行安全網的過度補貼也會助長道德風險的問題。理論上，如果銀行遵循法規的成本負擔等於或大於所得到的安全網總補貼，即銀行無法得到政府的實質淨補貼，則銀行安全網遭濫用的可能性將可有效降低。然而實務上，安全網補貼的金額及銀行遵循法規的成本負擔均不易量化估算。 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構下，為防範銀行安全網遭濫用，可行的方法包括：控制銀行安全網的補貼於適當水準，監控防火牆阻隔利益輸送，健全金融集團體質，加強金融體系之公司治理與市場制約，以及強化金融監理等。我國規範金融控股公司防火牆的相關法規大致粗具，惟亟需加強者在於金融監理、公司治理、市場制約、與社會道德與法治觀念的提升。 為避免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引發系統性風險、道德風險及銀行安全網遭濫用，本文乃就央行扮演最後貸款者角色、央行扮演支付系統保證付款角色、存款保險及金融監理與法規四方面提出具體建議供金融主管機關決策參考，以期防範未然。 / The emergence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has raised concern over the increasing systemic risk of financial systems. To protect individual depositors and maintain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is urgently need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could provide excessive subsidies, thereby incurring moral hazard. Theoretically, if banks’ regulatory cost equals or outweighs gross subsidy from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real net subsidy banks receive from the government will be zero or negative. Then the possibility of abusing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could thus be effectively reduced. In practice, however, neither subsidy from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nor banks’ regulatory cost can be easily quantifi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feasible ways to prevent abuse of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keep subsidy from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at an appropriate level, (2) build a firewall to insulate illegal profiteering, (3) enhance the health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nd (4) strength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 of financial systems, and (5) reinforce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case of Taiwan, regulations related to firewalls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have been largely in place, while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market discipline,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need to be further emphasized.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this paper follows four perspectives: (1) the central bank as lender of last resort, (2) the central bank as guarantor of the payment system, (3) deposit insurance, and (4)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and provides concrete suggestions to monetary authorities in devising preemptive measures.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強，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上扮演優越主導之地位，其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作為，深深牽動與影響全球國家。2001年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其現實主義的理念與強勢獨斷的行事風格，將美國帶向一個單邊主義取向的國家，引發各方之質疑與反彈。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除了打破美國堅不可摧的神話，改變了國際安全的環境，也讓美國體認到非國家行為者與國際恐怖活動對於美國國土的嚴重威脅，以及恐怖主義對於世界安全與和平構成嚴峻的挑戰。因此小布希大幅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的思維，追求積極主動與絕對安全的戰略作為。在此架構之下，小布希發動阿富汗戰爭討伐塔利班政權與剿除基地組織的巢穴，不顧國際反對執意「先發制人」攻打伊拉克，對國際社會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 本論文研究的重心，即針對小布希團隊的決策風格理念，分析其在安全、外交等方面之政策作為，並深入探討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面對新的安全威脅所採取之本土防禦、國防戰略與核武戰略轉變的意涵，進行全球反恐戰爭與遏阻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特點分析，處理北韓、伊拉克問題所面臨的癥結與阻力，以及美國相關政策作為對於國際安全的影響。

911恐怖攻擊事件，對世人造成無與倫比的震憾與驚駭，對世局形成絕無僅有的影響與衝擊。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公民，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自不能置身事外，須儘早掌握身為小國的生存安全自處之道，以開拓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 基於上述思維，作者以新現實主義華爾茲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的觀點切入，藉由文獻回顧，觀察911後台灣安全環境時，各家學者分別從國際安全、亞太區域、台海安全環境層面切入，發現每個環節對台灣安全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但相關因素卻又相互牽連，交叉影響，唯有將三個介面相連結，方可一窺台灣安全環境的全貌。 在新世紀的國際環境，國際體系結構下美中戰略互動，才是影響台灣安全的重要結構性因素。如果美中聯合反恐愈是成功，台灣付出的代價也愈是昂貴，台灣絕對不可輕忽911事件提供中美在反恐上絕無僅有的合作契機，反恐戰爭越久，中共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美國就可能傾向中共的一邊，應切忌使台灣問題成為美中關係反恐的籌碼。 世界格局的重心正向亞太地區轉移，美中日三國的互動關係更決定了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安全環境。對東北亞情勢而言，911後美國支持日本承擔更多區域安全責任，是比較有利於台灣對抗中共的戰略威脅，如何強化台日關係具有重大實質意義。北韓核武飛彈危機，台灣應當注意美日同盟對北韓問題處理的動向；美國是否以台灣利益作為交換與中共合作的籌碼；又萬一在朝鮮半島擦槍走火，台灣尤須對中共藉機武力犯台預作防範。對東南亞情勢而言，政經整合趨勢已是強權角逐的利益所在，台灣卻無對話空間，對於台灣整體安全影響深遠。 911後台灣安全環境，美國與中共的互動存在於台灣戰略布局首要考量的決定性因素。相對於身處亞太形勢中的台灣而言，美中台三邊關係對台灣安全具有決定性地位。美中台三邊無法構成等邊三角形的對等關係，美中關係與美國因素對台灣安全更具有關鍵性影響。911後美國兩岸政策已向中共修正，兩岸關係政冷經熱，政府間僵持對立，而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對台灣已形成潛在隱憂。整體而言，911後的台海安全環境已出現對台灣不利的走勢，而保持現狀不僅符合國際反恐訴求，也是台灣最佳的戰略選擇，關鍵轉捩點在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關鍵字： 九一一 反恐 台灣 生存安全 國際體系 美國全球戰略 中共新安全觀 美日同盟 北韓核武危機 東協 美中台關係 武力犯台 非傳統性安全威脅

一九九○年代初期，由於蘇聯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劇變，致使「兩極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型態。美國雖成為全球獨強，但亞太地區卻因蘇聯解體，權力平衡出現不穩定的局勢。此時，中共卻因「改革開放」專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並漸漸的取代俄羅斯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以致「中共崛起」逐漸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致使西方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壓力。 中共的地緣環境國土遼闊，有2萬多公里的大陸邊界線，並與15 個國家相鄰，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與6 個國家相鄰，可謂陸海兼備，且其部分週邊國家乃區域或全球性的強權國家，如美、俄、日、印等國。因此，中共必然重視其地緣政治利益，積極發展週邊關係，以建立成為區域大國的地緣戰略為目標。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外交政策。」故中共近年來一系列的「週邊關係」發展與行為變化，會對亞太地區及我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何影響，實值得我們注意觀察與瞭解。 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進一步擺脫了狹隘的地理因素束縛，進入了研究地理環境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關係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容詞仍為學者與政治人物所重視。如它使人們聯想到波斯灣的石油供給、分佈不均的戰略礦產、各大陸的農業潛力、險要的海上通道、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等等，均可意識到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現階段要瞭解中共的對外行為，筆者試圖以地緣政治的觀點切入分析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上的「週邊關係」發展，來探討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地位。 由於後冷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與多邊會談的和解氣氛中。正符合中共的國際新秩序觀，即「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切分歧和爭端」，「通過對話協商增加相互瞭解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因此，中共對外的「週邊關係」發展，經個人研究認為是中共在歷經國內、外環境的變遷，藉由經濟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厚植綜合國力，調整對外政策，透過對話與合作方式，化解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而且「週邊關係」更可以說是中共結合西方和中國固有的地緣政治與中共毛、鄧、江三代領導人的對外思想，辯證發展出具有以國家利益、民族意識及地緣政治的「中國特色外交政策」，以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週邊關係」環境，使中共在多極化世界中，已建立成為區域「一極」的大國地位，並積極朝向經濟大國的方向努力，提昇綜合國力，爭取國際地位。 關鍵詞：週邊關係、地緣政治、大國外交、新安全觀

「911事件」改變了世人對戰爭型態的觀感，同時促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這個恐怖攻擊事件使得當前國際大國們齊一口徑，同聲譴責與撻伐恐怖主義，因此堅定了美國消滅國際恐怖主義及遂行反恐戰爭的決心，美國總統布希並強調，為了保護美國免遭恐怖分子的襲擊，必要時美國將實施「先制攻擊」。而公然支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當然成為美國反恐戰爭的首役目標。隨著反恐戰爭的節奏，美國順勢將美軍前送歐亞大陸建立橋頭堡，以保護美國在當地的利益，進而拓展其全球戰略佈局。 中亞五國因為前蘇聯的解體，各國雖獲主權獨立的地位，但經濟上卻持續地衰退。後冷戰時期中亞各國挾其豐厚的能源優勢，開展其「經濟外交」的政策，援引外國的資金與技術，以改善國內的經濟景況。惟中亞各國的政經情勢仍飽受地區的民族極端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等「三股勢力」的威脅，呈現不穩定狀態。 後冷戰時期迅速崛起的中共，無論從地緣戰略或是經濟安全戰略來看，中亞地區的穩定將被中共視為影響國家利益的重要環節。尤其在中共「新安全觀」形成後，積極推動的「上海五國」至「上海合作組織」等機制的建構，從邊界糾紛、裁軍等安全問題，擴展至地區經貿合作的議題，皆顯示中共日益重視西部邊境的安全。 當美國反恐戰爭與中共中亞安全政策在中亞地區並行推動時，歐亞大陸的權力平衡板塊也立即受到擠壓與變動。美「中」兩國的國家利益在中亞地區所產生的競合效應，對區域穩定將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如中亞各國協助美國「反恐」，使各國立即獲得資金的援助，而在地緣上與中亞緊鄰的中共，則藉著未來「新絲路」的潛在商機，吸引中亞各國的經貿合作。未來美「中」兩國在中亞地區的競合關係，將隨美國反恐戰爭及「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而持續發酵。

由於印度的經濟力量持續擴大、軍備武力極力擴張，目前在南亞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印度主要「國家戰略」目標是「稱霸南亞、控制印度洋、爭當世界一等大國」；以上三項目標的實現都與印度海軍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 目標上，在「沿海防禦一區域控制一遠洋進攻」的戰略原則指導下，印度海軍已相當程度地擴大了影響力。在手段上，印度提出要建立一支具有足夠嚇阻能力的快速反應部隊，同時必須不斷加強海軍的遠洋作戰能力，發展航空母艦、核子潛艦、新式傳統動力潛艇、飛彈驅逐艦、飛彈巡防艦、遠程反潛偵察飛機等攻擊型武器裝備，致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敢觸犯印度的勢力範圍。 90年代後，在印度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及國際環境優勢的良好機緣下，印度海軍在武器裝備引進「多管道」的政策指導下，印度國防科技研發有了長足進步，現正針對世界尖端軍事科技，加強高科技武器裝備的重點研製，以符合軍事戰略之需求。 印度為了實現其戰略構想，印度海軍裝備不斷向大型化、遠洋化發展，把海軍活動範圍從阿拉伯海北部擴大到南中國海，這將不僅對周遭各國構成威脅，也會改變這一地區的權力均衡。 印軍實力的急速擴張大規模的裝備更新，自然與國家政策、國內經濟成長與軍事戰略的發展有關。可以預見的是，21世紀印度軍事力量的躍升使得印度對於未來成為「大國」的夢想充滿著無限的憧憬。 但印度國內的政治角力、經濟貧富不均、種姓制度的社會階級、人口成長的壓力、世界級大國利益的分配及周邊國家的反應等因素均制約著印度成為政治或軍事大國的夢想。 然而目前印度畢竟是南亞的大國，也是事實上的核國家，目前印度海軍雖不能完全掌控印度洋，但未來的發展卻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

以色列國土面積2.1946萬平方公里，人口675萬，與台灣3.6萬平方公里、人口2300萬相較，土地約為台灣的60﹪，人口不足台灣的三分之一，自然資源並不十分豐富，然而，在歷次的戰爭或軍事衝突中，以色列空軍藉著自創的想法與技巧圓滿達成任務，表現的十分獨特與突出，並贏得其人民與軍隊的尊敬，成為他國空軍欽羨的對象，研究隱於其後的建軍、備戰的思想與作為是本論文的主要目的。 藉由以色列國家安全政策、國防戰略、「空中武力」思想的起源、以及歷史的回溯，重建以色列空軍建立與發展的脈絡，並由「空中武力」的初期角色和「空軍」的角色理論進一步探討以色列空軍在歷次戰爭中扮演的角色，然後從以色列空軍的任務賦予、以色列空軍達成任務的情形、兵力現況和敵國相對戰力的比較以計量和非計量的基礎數據展現以色列空軍實質戰力情況，最後再以以色列國家安全政策、國防政策、戰爭型態歸納以色列空軍未來的發展，歸納整理以色列空軍致勝因素八項、陷入困境的因素兩項以及研究心得六項。

冷戰結束後，國際情勢的變化以及中、美、日、俄之間的權力消長，促使東北亞大國重新檢視權力的布局。而當前國際安全形勢中區域內主要大國普遍增加軍事安全支出，並加快調整軍事戰略步伐。因此，增加國防安全經費支出是當前東北亞大國軍事安全競爭加劇的主要因素之一。且東北亞安全環境仍存有潛在的衝突因素：如北韓核武威脅、台海問題、歷史問題及海上資源爭奪與主權維護等因素，這些對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帶來潛在的威脅。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造成了恐懼與不安，使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必須自助，由於自助而產生安全困境。本文主在探討冷戰後東北亞安全不穩定的核心問題，即現階段東北亞列強之軍事權力競逐所產生的安全困境。期望以適切的研究途徑，合理的研究方法，藉由安全困境理論來解釋與發掘東北亞區域安全不穩定的現象和問題，並期能找出緩解的作為。全文以緒論做概括說明，本文論述的主要觀點區分為四章十二節，結論概述研究總成，並提出主要發現和意見。 本文將安全困境的定義為「當一國爲了增強自身安全而採取的各種方式，必然構成對別國的安全威脅，雖然雙方均無意攻擊，其所採取的行動均是基於安全防衛考量，但是雙方亦不知道對方只是為了防衛目的才強化軍備或採取行動。雙方的行動可能會使情勢更為惡化，形成安全上的困境。」而安全困境本身就是一種悲劇。柯林斯（Alan Collins）認為安全困境應有三項必要條件：第一、雙方均不能確定對方的意圖，並進而誤認為是一種威脅；第二、存在於各參與者間幻想的互不相容態勢；第三、彼此尋求各種自相矛盾與減損的政策，因而產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所以，以上三個特性，均需證明在東北亞地區確實存在，否則就不會發生因安全困境而造成的不安全螺旋。 研究的重點，從東北亞軍事權力平衡、潛在的衝突因素、安全機制整合的程度等三方面所塑造出區域安全的戰略環境，探討區域強權軍力發展的外在因素。再以安全困境的角度來檢視冷戰後中共軍力發展與美日同盟的軍力布局，及彼此權力競逐作為。並綜合分析區域安全內在與外在的主要因素，找出原因，再結合國際發展趨勢，提出彼此對話、建立安全機制、強化信心措施、及合作等安全困境的緩解作為，期能藉由區域強權的共同參與，瞭解彼此問題所在及錯誤認知，進而消除疑慮、避免衝突，以確保東北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

本論文主要在釐清中國安全決策組織及流程，進而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研究途徑切入，探討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對其國際安全、周邊安全、台海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及環境安全威脅之認知，剖析中國領導人如何做出政策選擇。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對一九九○年至二○○○年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各類文件、通知及決定，主要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歷屆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開（閉）幕講話，人大及其常委會歷次會議之工作報告、決議，國務院所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下發之各類規定等進行摘要並作內容分析；並參考各國學者在中國決策及安全研究上之論點，從相關文獻中發掘中國安全決策制定流程與規律，據以驗證本文所提出的三項假設。本論文獲致如下結論： 一、一九九○年代中國確實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安全環境，有利於中國大陸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中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在內部，中國面臨權力繼承問題、貪污腐敗、失業率攀升、國企效率低下、壞債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安全威脅，但中國卻刻意誇大美國的霸權主義、美在亞太軍事部署、台灣獨立、西化及分化等外在安全威脅。 二、中國在安全政策選擇上，時常陷入原則與務實、多邊與雙邊、開放與封閉、改革與穩定、自力更生或仰賴進口、堅持主權或擱置主權的矛盾。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參與國際體制日深，其國家行為日趨開放、務實，積極參與多邊體制，並提出新安全觀及擱置主權爭議等主張，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 三、本文三項假設獲得印證，第一、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漠視腐敗、失業、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等問題，衝擊社會穩定，並使環境安全惡化，甚至造成跨國性威脅。第二、中國誇大霸權主義及台海安全的危害性與急迫性，進而提出推動建立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的構想，發動具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因此被視為國際現存秩序的挑戰者，激化兩岸衝突與對立，進而引起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第三、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活動，加入多邊安全體制，有效化解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建立社會保障及黨政領導人退休、任期制，有效化解下崗職工不滿及權力繼承危機。在經濟安全方面，中國正視轉軌過程中國企、貿易、金融、財政、糧食、能源等問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世貿組織，實施分稅制等，有利於建立國內市場的統一規則並與國際經濟體制接軌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aims to clarify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and via constructivist study probe Beijing’s leaders’ recogni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eripheral, Taiwan Strait,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ies in the 1990s. It also aims to analyze how Chinese leaders made these policy options. This thesis adopted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excerpt and make an analysis of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s and notices issu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er and State Council between 1990 and the year 2000; speeches delivered by major leaders at opening or closing ceremonies of previous party congresses and central committees; work reports and resolutions issued at previous conferenc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s;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prepa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its regulations sent to lower units. This thesis also referred to points of view, provided by scholar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n China’s policy-making and security research, and discovered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establishment process and regular patterns from related documents verifying three assumptions provided by this pape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 1. In the 1990s, China had a good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i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China’s major security threats came from the interior. Beijing had to face power inheritance problems; corruption; rising unemployment rates; low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rious bad deb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However, China purposely over exaggerated exter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American hegemonism, U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Asian Pacific,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estern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2. On security policy options, China often fell into contradictions - between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opening up and closed doors; reform and stability; self-reliance or dependence on imports, and insisting on sovereignty or shelving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following the gradual ris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ts deeper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hina’s national behavior became more open and pragmatic, and China actively joined these multi-lateral systems. In addition, it brought about new views of neo-security and shelved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order to make a peaceful and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3. Three assumptions were verified in this paper. First, in the1990s, Chinese leaders ignored corruption, unemploy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by ecological damage, which impacted social stability and caused worsen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ven bringing about translational threats. Secondly, China over exaggerated the harmfulness and urgency of hegemonism and the Taiwan Strait security, to drive the conception of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s well as initiating aimed military exercises. Therefore, China was taken as a challenger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cause of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brought about anxie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bout China’s rise. Thirdly,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UN activities and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thus effectively reconcil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xiety over China’s rise. It established social security as well as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terms of retirement and tenure of office, which effectively reconcile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laid-off workers and the power inheritance crisis. In terms of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was concerned abou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rade, banking, finance, and food and energy problems during their transferring process. To drive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perform dual tax system,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unified regulations of domestic market and connected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