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一冊，約五萬字左右。分為五章，十七節。 一家典型的鄉村社區報紙，就是該地區的發言人和代表者；同時也是該區的精神、理 想、行為、進步的象徵。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強調該地與農村新聞的報導，使當地居民 或外人能夠膫解自己所處的環境，進而產生共同的認同感。 本論文從居民閱讀社區報紙與否這個觀點出發，來測定他們在社區中的整合程度。從 社會學的系統理論來說明整合概念。同時從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理論－－媒介分配控 制功能來說明社區報紙在整個過程中論來說明整合概念。同時從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 理論－－媒介分配控制功能來說明社區報紙在整個過程中所擔負的角色。

農村居民對社區更新及宅地重劃意願之高低，是 村社區更新及宅地春劃成敗之關鍵 ，也是決定該計劃可否實施之基本條件；因此尋求影響 村社區更新及宅地重劃意願 之因素，乃是推行該計畫之基本前提，俾從中發現影響因素而提出對策，以利農村社 區更新及宅地重劃之推行。 本論文興壹冊，計五萬字，分成四章，研究內容係於民國七十三年，以台灣省十三個 農宅改善示範村里之初勘或複勘地區的一一○位居民為樣本，訪問他們對農村社區更 新及宅地重劃之意願的高低及幾項可能影響更新及重劃意願之因素的態度，而以皮爾 生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 ）及逐步迴歸（Stepwise Regres sion）為主要分析 方法，以尋求影響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影響農村社區更新意願的重要因素，有「居民對居住環境的態度」、 「居民對農村社區更新措施的 解程度」、「居民改善居住環境的經濟能力」，結果 顯示，對居住環境愈不滿意者、對農村社區更新措施的 解程度」。而影響農村宅地 重劃意願的重要因素，「居民對 地重劃措施的 解程度」、「居民對農村社區更新 措施的 解程度」、「居民的風水觀念」、「居民改善居住環境的環境的經濟能力」 ，結果顯示，對 地重劃措施愈為 解者、對農村社區更新措施愈為 解者、風水觀 念愈弱者、改善居住環境之經濟能力愈強者，均有愈高的農村宅地重劃意願，其中最 有解釋力的因素為「對農村社區更新措施的 解程度」與「改善居住環境的經濟能力 」。本研究也以某些 景因素，檢驗該等背景因素對主觀態度之影響，結果證實「所 得」與「人格特質」、是極有意義的背景因素，與許多主觀態度有顯著關係；而其他 的背景因素，則沒有很高的解釋力。

近年來，中國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流動性過剩的問題。中國流動性過剩問題實屬於總體經濟的問題，是一歷史遺留的結構性制度弊端。流動性過剩，不只是代表著當時經濟的卓越發展，更意涵著中國在資本帳持續管制下，貨幣供給數量相對於需求過多。2005開始，中國股票市場延續房地產投資的熱情，交易的密度與力度迅速升溫，直至2007年，上證綜合指數已飆升至歷史的高點。 造成中國股市飆漲的源頭來自於流動性過剩的問題，不過流動性過剩屬總體經濟失衡的其中一環節，雖然中國官方已不斷地嘗試各種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的方法，但是卻始終無法抑制投資市場的交易熱情。連結流動性過剩與可投資金融性商品不足的關係，解決中國流動性過剩問題，除了使用貨幣政策凍結貨幣的在外流通數量外，亦可採取增加商品供給的方式平衡投資的需求。近年來，中國股票市場非流通股逐漸解禁，可至市場上自由交易，是一提供增加金融性商品供給的渠道之一。另外，藉由新增居民儲蓄量的變化，推測造成推升股市上漲的動力與對未來預期獲利相關，欲降低中國股市交易的熱度，應改變的是對未來獲利的預期。

休閒農業區係具備了豐富的農業生產與農村文化特色，以及在地獨特農業自然環境資源，開啟其自然、生態與景觀美學潛力，並帶動居民自我認同的理想型農業園區。然各地休閒農業區與鄰近都會型城市相距不遠，加上休憩機會密集下，勢必衝擊休閒農業區環境資源的保育。農業型生態旅遊之推動，亦兼顧農業生態保育及休閒觀光發展等雙重效益，惟如何在休閒農業區內提供更佳的旅遊方式，其先決條件在於地方居民對「生態旅遊」的認知與接受程度。因此，本研究擬針對此一問題加以探討。 　　本研究從居民面向切入，依據生態旅遊及認知與態度等理論之相關文獻探討，建立本研究居民之基本特性與生態旅遊認知與態度等變項間之架構，並以中壢市設籍居民為受訪對象，桃園縣中壢市大崙自然生態休閒農業區計劃案為研究範圍，探討地方居民對休閒農業區推動農業型生態旅遊之認知與態度，並分析不同屬性之居民對生態旅遊之認知與評價，以及其認知與態度間之差異與相關性，俾供政府於休閒農業區規劃政策中，注入生態旅遊活動模式之參考。本研究係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已回收有效問卷計300份。 　　經本研究實證分析結果發現： 　　休閒農業區亦適合發展成為農耕生態體驗與地方農業人文類之生態旅遊重地，並依受訪居民之問卷後瞭解，中壢居民對農業型生態旅遊之意涵與特性已有相當程度之認知，在接受態度上亦呈現正面與認同，故值得吾等儘早推廣與執行規劃。 　　基於不同基本資料與屬性之居民，對本研究生態旅遊意涵及特性之認知與反應態度間均有些許差異，經營與管理者實應針對不同屬性之中壢居民進行個別教育，並增加相關活動及資訊傳輸，籲請大眾於區內確實負起環境保育之重責大任來。 　　另外，中壢居民對於本研究之休閒農業區內推動生態旅遊之認知與接受態度各界面間是具有顯著相關性的，當認知面之效能愈高時，其反應評價之態度面亦呈現愈高，故印證兩者間具有正向預測作用，即居民透過宣導與教育亦愈能認同農業型生態旅遊涵義，必然能產生更積極與負責任之態度參與生態旅遊相關工作，進而共同努力提昇區內旅遊品質，朝永續性土地利用與精緻旅遊發展策略前進。 / Based on the trend of promoting ecotourism as well as the exploitation of an otherwise agricultural area,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converting an agricultural area into a recreational one and its conserv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long with the re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diversified residents in the area.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were on those household-registered residents in Chung-li City of Tao-yung County. Residents in this area were involved in a questionnaire, being questioned about setting a recrea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in Da-lung Natural Ecosystem Resort Center of Chung-li City as a research field. This study collected opinions from diversified residents examines the re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local residents, analyzes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about the ecotourism, and illust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attitude. From the findings, local residents recognize and identify with the ecosystem, accept the idea of pulling out the potential of the recreational arbitral area, and indicat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util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as well. Nevertheless, the instill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cotourism into the residents is necessary. By doing s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xploit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will be highly accepted. 　　This study shows the value and feasibility of promoting and carrying out the ecotourism in Chung-li City. It also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fine an ecotourism plan in transformational agricultural land and resources.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社會控制的放鬆，制度的調整與創新，種種改變無不成為中外學者對中國大陸民主化前景引頸期盼的研究焦點。當中國大陸面對多種民主化路徑選擇下，「選舉」無疑是備受學者關注的一環。1998年起，「直接選舉」在城市基層社區的推動，成為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而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更將城市視為「民主發展的搖籃」，其高度的經濟、社會發展，有利於帶動公民社會之萌生與民眾政治參與的需求。因此，選舉在城市的發展為觀察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重要標的。 有鑑於「民主選舉」具有的政治賦權意義，社區居民委員會推動的直接選舉，雖仍存在國家主導的問題，但選舉機制的修改，讓選民能自由參與、自由選擇，以及開放候選人的推薦。因此，選民是否能在此機制之下，透過居委會選舉的參與，培育出更強的政治意識，或透過選舉議題激發社區公共意識的萌芽，發展抗衡國家的社會力量？本文經由2003、2006兩屆上海居委會選舉為研究案例，探討社區居民的選舉參與情況，以「政治功效意識」和「社區意識」作為分析選民選舉參與態度之架構。 研究結果發現，城市社區選舉參與程度愈高者，其政治功效意識與社區意識均得到提升，但低度參與的社區居民兩方面的效果則不顯著。顯示，基層社區國家動員下的選舉參與，有助於部分社區成員強化其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激發社區意識的我群觀念。而選舉作為中國大陸基層社會自主力量的訓練，將可能有助於培養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政治參與能力，以及可能產生的非預期政治改革後果。

自1987年《村委會組織法》通過，中國的農村基層選舉，便如火如荼的遍地展開，即便制度和實踐上仍漏洞百出，但民主參與的價值已逐步在村民間散播，其地方統治的形式，也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相較行之多年的村委選舉，城市的居民委會選舉，無論在制度規範、居民參與等各層面，均遠遠遜色，那麼從「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的原因究竟何在？看似簡單清楚的現代化、城市化過程，背後是否隱藏著政治動機？此即本文探索的關鍵。 因此，本研究的重心在於中國「地方菁英」及「基層自治」間的相互關係，特別凸顯新制度採行所造成的治理困境，藉以探討「村改居」此類制度變遷的原因。首先，分析村、居委會制度上的統治結構後，吾人發現，透過村、居委會制度差異，促使基層政府有制度誘因去打破村委會結構而改變現況，選擇更利己的遊戲場域，因而形成撤村改居的制度變遷，撤村改居之後，基層權力結構從過去兩元權力轉為黨政一元權力，權力集中於政府手中，居委會結構下將更有利地方菁英解決村委會時的治理困境以及權力分化的問題。 因此，吾人認為若統治結構不變，則基層「村-鄉/鎮兩級關係」及「村-黨兩委關係」間的政治治理困境將極易產生，即便透過更換當事雙方，也無法徹底化解此類僵局，釜底抽薪之道在進行「村改居」的改制。換言之，村改居的制度變遷乃出於地方菁英為解決治理困境、有效行政控制所進行的有意識的制度選擇。但卻因此規避村委選舉所產生的制度約束，造成民主化的倒退。換言之，本研究將透過制度變遷理論來觀察中國大陸的基層治理，試圖經由改制過程與西方的制度變遷理論對話，參照中國政治發展的經驗，發掘不同於西方發展經驗的理論模型。

2006年，中國大陸國務院將天津定位為北方經濟中心，天津的金融發展加速，金融機構家數及存貸款餘額不斷增加。當金融市場完善，有助降低交易成本使資金的融通管道暢通，居民可透過金融市場融通資金來從事更多消費，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金融發展是否也是影響居民消費及恩格爾係數的因素。 本研究以金融深化程度及銀行效率指標兩項金融發展指標，來衡量天津的金融發展程度。實證結果顯示，短期下實質人均儲蓄、都市化程度對居民消費有負向影響；物價指數、實質人均GDP、實質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與金融深化程度對居民消費有正向影響，銀行效率則對居民消費無影響；而長期下，實質人均儲蓄與都市化程度對消費有負向影響，物價指數、實質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及銀行效率對消費有正向影響，金融深化程度及實質人均GDP則與居民消費無影響。 在恩格爾係數方面，短期下依賴比、實質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對居民消費有負向影響；金融深化程度、都市化程度對居民消費有正向影響。長期下金融深化程度對恩格爾係數無影響，但銀行效率卻對恩格爾係數有正向影響。依賴比與實質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呈負向關係，但金融發展程度與銀行效率對居民消費確實有促進作用。最後本研究建議天津政府除了積極促進消費的同時，也應致力於提高居民實質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水準及提高銀行資金運用效率。 / In 2006, The State Council in China set Tianjin as the economic center in the northway of China.,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ianjin has speeded up. The numbers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deposit and loan have risen up. When the financial market becomes mature that will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and consumers will have more financial accesses and opportunities to fin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aimed to discuss whether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a factor that influence the consumption and Engel’s coefficient or not. This paper used two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ianjin- Financial irrelevant ratio (FIR) ,and bank efficienc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s that real personal savings, and urbanization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whereas the price index, real GDP per capita, real personal disposal income and financial irrelevant ratio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and banking efficiency has no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in the short run.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real personal savings and urbanization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but price index, real personal disposal income and banking efficiency hav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But financial irrelevant ratio and real GDP per capita have no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In the Engel’s coefficient aspect, dependency ratio and real personal disposal income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The Financial irrelevant ratio, urbanization and food price index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in the short run. In the long run, financial irrelevant ratio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ngel’s coefficient but banking efficiency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Dependency ratio and real personal disposal income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FIR and the bank efficiency have pushed up the consumption in the short run and long run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at the Tianjin’s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to push up the consumption but also should be dedicated to raise up the personal disposal income and banking efficiency.

本研究以城鄉差異觀點，評估台灣鄉村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之服務需求，具體目的有(1)分析台灣縣市及雲林縣鄉鎮與心理衛生有關之各項社會指標，以驗證社區心理衛生相關問題的城鄉差異性；(2)瞭解雲林縣及其鄉鎮關鍵訊息提供者對高度農業地區各項社區心理衛生問題嚴重程度、問題型式、地理分佈與相關在地服務資源之看法；(3)瞭解雲林縣高度農業人口鄉鎮社區居民對其村落各項相關心理衛生問題嚴重程度、問題型式、社區壓力源、因應方式與求助情形之看法；(4)由社區居民調查結果，抽取鄉村心理衛生相關問題之共同因素，並歸納諸項調查研究與指標分析結果，初步擬定出一「台灣鄉村心理衛生指標系統目錄」。 研究方法採用多方法評估策略。社會指標分析方面，共計分析台灣地區23個縣市24項及雲林縣20個鄉鎮市16項心理衛生相關問題，以比較不同農業人口分群其發生率或盛行率之差異。關鍵訊息提供者調查方面，使用自編問卷分別調查雲林縣30位與二崙與水林兩鄉69位政府單位、民間機構或專業個人等。社區居民調查方面，二崙與水林兩鄉共發出2049份問卷，回收1074份(52.4%)，有效問卷為967份(41村、97.6%)。統計方法有描述統計、集群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因素分析等。 研究主要發現如下：(1)高度農業人口地區之老年、低教育程度、喪偶、外籍配偶、身心障礙、意外事故死亡、醫事人員平均服務人口數等比例明顯較高，離婚、全般刑案、竊盜、強盜搶奪、暴力犯罪、強制性交等比例則較低。(2)台灣縣市心理衛生相關嚴重問題社會指標之地理分佈概況不明顯，但雲林縣心理衛生相關嚴重問題比例則以高度農業人口的二崙與麥寮兩鄉明顯較高。(3)雲林縣與二崙、水林兩鄉關鍵訊息提供者皆認為人口外移與老化、老人問題(獨居、貧窮、安養等)、電話詐騙等問題比例較高。雲林縣關鍵訊息提供者主觀覺得口湖、台西與四湖為最亟需心理衛生服務的農業鄉鎮。二崙鄉關鍵訊息提供者主觀覺得大庄、楊賢與港後為該鄉最亟需心理衛生服務的村落。水林鄉關鍵訊息提供者主觀覺得水北、塭底與大山為該鄉最亟需心理衛生服務的村落。(4)二崙與水林兩鄉社區居民認為電話詐騙、人口外移、農產經營影響、人口老化、家庭經濟壓力等問題比例較高，青少女母親(含未婚懷孕)、家庭人數眾多、親友與鄰居死亡頻傳、自殺、性侵害、精神疾病、家庭暴力、家庭虐待等比例較低。(5)二崙與水林兩鄉居民認為「社區孤立與無望感」來自人口老化、多孤獨貧窮老人、人口外流嚴重、生活無聊、缺乏休閒娛樂等因素較多，「犯罪被害擔憂與恐懼」來自竊盜、詐騙、嗑藥吸毒等問題較多，「社區憂鬱現象」來自個人與家庭經濟壓力、失業、農業損害或收益等因素較多。(6)二崙與水林兩鄉居民認為其感受社會壓力源以治安惡化為主，農業壓力源以農產收益與自然災害為主，社區壓力源以治安不佳、衛生環境不良、缺乏休閒娛樂等較多，學校壓力源以城鄉差距大、教育與學習資源不足、課業或升學壓力、教育政策多變等較多，家庭壓力源以經濟收入與子女教養為主，個人壓力源以經濟收入、身體健康、工作壓力等較多。(7)二崙與水林兩鄉居民指出習慣(或主要)抒解或因應壓力方法，以「找人聊天」居首，只有6.5%曾求助於親友之外的專業人員。(8)雲林縣現有7個單位或機構(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與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社會局─各課、家庭教育中心、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科、雲林區心理衛生諮詢服務中心與生命線協會)共提供37個鄉村心理衛生相關服務項目。 本研究由社區居民調查結果，共抽取出七個因素構面並分別命名為「一般社區心理衛生問題」、「農業社區心理衛生問題」、「環境污染」、「經濟壓力」、「居住生活風險」、「犯罪」與「家庭婚姻特性」，並歸納諸項調查研究與指標分析結果，初步擬定出一「台灣鄉村心理衛生指標系統目錄」(5大指標向度，14個指標項目)。 文末，研究者並根據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相關文獻，分別提出鄉村居民心理健康政策、鄉村心理衛生指標系統、農業危機服務、老人心理衛生、社區孤立與無望感、犯罪被害恐懼、環境污染心理影響、鄉村性別與族群心理議題、鄉村學校之預防功能、鄉村心理衛生服務模式等10項建議。 / The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were: (1)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some social indicator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of Taiwan (23 cities/counties) and Yunlin county (20 townships). (2) to understand the opinions of the key informants about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problems. (3) to survey community residents of agricultural areas about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their mental health. (4) to set up a summative index of Taiwan Rural 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System. This research used a multi-method strategy. Data collected in the spring of 2005 included 24 social indicators of 23 cities/counties in Taiwan, and 16 social indicators of 20 cities/township in Yunlin, and questionnaires of 99 key informants and 967 community members of Erh-lun and Shui-lin Township of Yunlin County.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social indicators about the numbers of older population, the lower educational status, the widowed, the foreign spouse, and the disabled, the accidental injury-related deaths in agricultural counties. In contrast, urbanized areas had higher rates of the divorced, all criminal case, larceny, robbery and forceful taking, violent crime, rape,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serviced by per medical personnel . (2)The geographic analysis in terms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ervice needs of residents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23 cities/counties,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20 cities/township (Yunlin County), Erh-lun and Mailiao had much more problems. (3)Yunlin County’s key informants indicated that the areas of Kou-hu, Tai-si and Sih-hu have high needs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Erh-lun’s key informants indicated that 3 villages have high needs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Shui-lin’s key informants indicated that 3 villages have high needs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4)Most respondents of resident sample ranked the follow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s serious: fraudulent telephone calls, out-migrant, farm crisis, being elderly, and family economic hardship. (5)Most respondents of resident sample employed “chatting with others” as stress-relieving or coping method. Besides “family and friends”, only about 6.5% of respondents reported that they sought help from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or specialists. (6)To set up the initial rural mental health indicator systems of Taiwan: a summative index consists of 14 items and is divided into five dimensions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rural mental health policies, indicator systems, program strategies and rural mental health service delivery issues were also suggested.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eco-cities, especially in those fast-growing populated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is important to minimize human impact on the planet. Nevertheless,  despite that there is a very well-designed eco-city, if residents living in an eco-city are not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the eco-city is sustainable only in its tangible part –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but not in its intangible part –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residents. The intangible part is important since HUMANS are the root cause of current climate change (IPCC, 2014). When the policy makers decide to build an eco-city, this thesis thus argues that they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the tangible part of the city, but also consider the intangible part of eco-city –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residents. This thesis provides a survey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150 Stockholm residents living in three districts: Hammarby Sjöstad, Östermalm and Bromma. It also reports on a well-developed environmental project which is led by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Stockholm eco-district of Hammarby Sjöstad.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City of Stockholm (Swedish: Stockholms kommun / Stockholms sta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to find out th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residents living in three selected districts of Stockholm; (2)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mmarby Sjöstad and find out if residents living in Hammarby Sjöstad are particularly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3)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y makers (e.g. Chinese and Indian) of how to tak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resident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projects such as eco-cities. Among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re: (1) in the high income, educated, and political conservative Stockholm districts where I conducted my surveys, respondents in general report high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2) however, concerns questions relating to cars (parking restrictions, limiting or banning cars from their districts or Stockholm as a whole), opinions were very divided. There seemed to be much reluctance among many to put severe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cars; (3) in the eco-district Hammarby Sjöstad, the expression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did not appear particularl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districts. Many respondents in the district moved into the area for diverse reasons other than environmental ones; (4) however, a well-developed environmental project which is led by residents living in Hammarby Sjöstad has emerged in the eco-district, where comparable projects were not found in the other districts in Stockholm. / I och med den snabba urbaniseringen, klimatförändringen och befolkningstillväxten under 2000-talet, är utvecklingen av eko-städer i de snabbväxande befolkade områdena som Kina och Indien viktig för att minska den mänskliga påverkan på planeten. Emellertid, om en eko-stads invånare inte är miljömedvetna så kommer en väldesignad eko-stad endast vara hållbar på sin materiella del (teknik och infrastruktur) men inte på sin immateriella del (miljöattityder och beteendemönster hos invånare). Den immateriella delen är viktig eftersom MÄNNISKOR är grundorsaken till den nuvarande klimatförändringen (IPCC, 2014). När beslutsfattarna bestämmer sig för att bygga en eko-stad, hävdar den här uppsatsen att de inte bara bör överväga den materiella delen av staden, utan också överväga den immateriella delen av staden - miljöattityder och beteendemönster hos invånare. Den här uppsatsen bygger på en undersökning om miljöattityder hos 150 boende som bor i tre olika områden i Stockholm: Hammarby Sjöstad, Östermalm och Bromma, samt beskriver ett välutvecklat miljöprojekt som leds av invånare i eko-distriktet - Hammarby Sjöstad. Målen för denna forskning är: (1) att ta reda på miljöattityder hos invånare i tre utvalda områden i Stockholm; (2) att förstå utvecklingen av Hammarby Sjöstad samt ta reda på om invånare i Hammarby Sjöstad är särskilt miljömedvetna; (3) att ge förslag till beslutsfattare (t.ex. kinesiska och indiska) om hur man tar hänsyn till miljöattityder hos invånare när de planerar och utvecklar projekt som eko-städer. Bland forskningsresultaten finns följande: (1) i de politiskt konservativa Stockholmsdistrikten med många välutbildade invånare med hög inkomst där jag utförde mina undersökningar rapporterar respondenterna generellt en hög nivå av miljöhänsyn och miljövänligt beteende; (2) när det gäller frågor som rör bilar (parkeringsrestriktioner, begränsning eller förbud mot bilar i deras distrikt eller Stockholm som helhet), var åsikterna emellertid mycket uppdelade. Det föreföll att många svarande inte är villiga att sätta stränga restriktioner på användningen av bilar; (3) invånare i eko-distrikt, Hammarby Sjöstad, verkade inte som om de var särskilt miljömedvetna. Många svarande flyttade in i distriktet på grund av olika orsaker än miljö; (4) ett välutvecklat miljöprojekt som leds av invånare i Hammarby Sjöstad har emellertid uppstått i eko-distriktet. Jämförbara projekt hittades inte i övriga distrikt i Stockholm. / 随着21世纪迅速的城市化，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尤其在中国和印度等拥有庞大人口及急速发展的国家，生态城的建设对于减低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至为重要。然而，即使生态城的设计完善，如果生态城的居民不具环保意识，生态城的可持续性只能在其有形的部分（技术和基础设施），而不在其无形的部分（居民的环保态度和行为模式）。生态城的无形部份是重要的因为人类是当前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IPCC，2014）。当决策者建设生态城时，本文认为决策者不仅要考虑生态城的有形部分，还要考虑生态城的无形部分 - 居民的环保态度和行为模式。 本文提供了一个瑞典斯德哥尔摩三个地区150位居民的环保态度调查：哈马比生态城（Hammarby Sjöstad），Östermalm和Bromma。本文还探讨了一个具规模并由哈马比生态城居民领导的环保项目。 本研究的目的： （1）了解斯德哥尔摩三个地区居民的环保态度; （2）了解哈马比生态城的发展情况和探讨哈马比生态城的居民是否特别具有环保意识; （3）为决策者（如中国和印度）在规划和开发生态城等项目时如何考虑生态城居民的环保态度提供建议。 研究结果包括： （1）在斯德哥尔摩高收入，高教育和政治保守的地区，受访者总体上显示高水平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 （2）然而，受访者在涉及汽车的问题上（如泊车限制，限制或禁止在区内或斯德哥尔摩内使用汽车）意见是非常分歧的。许多人似乎抗拒限制使用汽车; （3）在哈马比生态城，居民的环保意识显现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除了环保因素外，受访者迁入该地区有多种原因; （4）然而，哈马比生态城有一个具规模并由当区居民领导的环保项目。在斯德哥尔摩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现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