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報紙正面臨廣告主、讀者市場失利，報社調整組織目標，加強業務合作案已成為報業新趨勢，報社記者長久以來秉持的新聞意理，與報社商業化新聞操作方式多所衡突。本研究援用傅科權力的觀點，深入地方記者的工作情境，以瞭解報紙企圖透過與消息來源交換業務合作案，增加報社的盈收，是如何妨礙記者的工作自主權？而記者面對報社內外諸多權力的夾擊，又是如何絕處逢生？在組織中存活，並展現反抗的策略。 本研究發現，面對報社目標的改變、組織權力的施展，新聞工作者雖然夾處在報社、消息來源、廣告主等三方權力的操弄下，壓力沈重，但記者仍可以藉著制度的漏洞與權力的縫隙，累積資源，施展反抗策略。 本研究進一步主張，記者應該善用人際網絡中的社會資源，適時與組織內外的權力進行「合縱」或「連橫」，必要時還要對權力進行分化、阻斷策略，才能在權力的夾縫中求生。

本文的目的在於，藉由參照Foucault的觀點以探討資訊時代的科技/權力問題，並且試圖將黑客精神置於“逾越”的關鍵位置上，藉以討論其逾越的可能與不可能。首先，本文從一個較為抽象的層次出發，藉由Heidegger的技術觀與Foucault的權力觀之討論，提出一種科技/權力的觀點。本文認為在Heidegger對於現代科技的分析，以及在Foucault對於知識/權力關係的看法中，他們都描繪著一種人們深陷於其中的被限定(limited)關係，是故，本文認為可以藉由Foucault的權力觀來探討潛在於科技之中的權力作用。接著，本文藉由Jordan的討論，使得科技/權力的概念在更具體的分析層次上成為可能。簡言之，Jordan認為當各種科技被發明、製造出來時，它的設計實際上是被嵌入各種既有的價值規範，故進而便在使用者之間形成權力關係的網絡。 討論完科技/權力的基礎概念之後，本文選擇了網路空間(cyberspace)此一領域藉以更深入地分析科技/權力之運作形式。本文藉由三個討論的問題，來分析網路空間中的科技/權力作用：這三個問題可以簡略地陳述為：1)誰來決定？或如何決定？2)便利=控制？3)檢查！確定的個體？在討論中，本文認為，一種“確定性的控制”做為價值理念持續地藉由網路空間資訊科技的普及而滲透著，藉由各種形式，它運作出科技/權力的常規化效果，並藉以區分、形成優劣勢的權力關係。此外，確定性控制同時也表現在資訊科技強大的監看能力上，這樣的監看在今天已使得全然的可見性徹底地降臨在個體的身上。最後，不僅是因為確定性控制的價值取向形成了優劣勢的權力關係，經由監看科技的中介，更形成了觀看與被觀看的不對等地位。 藉由Foucault的觀點所形成的三個提問，我們描繪出網路空間中科技/權力作用的圖像，面對這樣的科技/權力作用，Foucault所謂的逾越如何可能？最後，本文將此一問題的討論置放在黑客的身上。本文試圖探問，具有著自由、熱情的天性的黑客們是否有實踐逾越的可能性？從對於黑客歷史的考察中，本文發現這是一部持續地在為自由而戰鬥的歷史。但這並不意味著黑客便已然實踐了對於科技/權力的逾越，至少現在仍未如此。至於黑客是否具有逾越的可能性？本文以為這答案並不是單一的，一方面，本文相信黑客們的自由精神確實是逾越科技/權力的重要條件，且他們仍持續地在戰鬥著，若是從對於加諸於黑客自身的科技/權力界線之逾越來看，黑客們大有可為；但另一方面，若從逾越做為人類集體之事業來看，要說黑客有能力獨力地將其推廣、傳散，便似乎是種過於樂觀的期待。而我們或許需要的是其他更多參與的力量。 /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nquire the questions about technologies/power in the informational age through referring to Foucault, and to place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n the spirit of Hackers for Foucault’s practice of transgressi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uthor addresses the idea of technologies/power which is shaped in the synthesis of Heidegger’s notion of technology and Foucault’s notion of knowledge/power. They similarly depict human relations as limited ones. Following that the author expounds how the idea of technologies/power is possible on the concrete level through adopting Jordan’s discussion. In a word, Jordan addresses that th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embedded some kinds of values in them as soon as they were produced. After addressing the essential idea of technologies/power, the author chooses the cyberspace to analyze the operation of technologies/power in depth. 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inquired here. 1) Who decides? Or how to decide? 2) Convenience = Control? 3) Examination! Determinate individuals? In these discussions, the author claims that a value of “determinate control” has penetrated the cyberspace through the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of individuals. By many ways, the technologies/power in cyberspace operates the effect of normalization so as to discriminate the power relations. In the end,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he practice of Foucault’s transgression is possible in this network of technologies/power. Referring to Foucault’s ontology of presence and expectation of special intellectuals, the author places crucial importance on the spirit of Hackers. But the author also claims that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Hackers is really a struggle process toward more freedom, we still have not seen the practice of transgression yet. And maybe what we need is more participation of others in the future.

「資訊科技」的革命並非侷限於更低廉的通信或是更快速的電腦而已，「資訊科技」的革命是從各種角度影響全球的經濟與政治，包括資訊蒐集、分析、傳播等各方面。當前「資訊科技」革命的時代，其基本科技趨勢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表達：即能力增加、成本降低及連結性增加。 二十世紀以來「資訊科技」的提升，已經讓人無法輕忽其所產生變化的效果。正如同自由主義學者所認為的，這種科技的新進展將會引領我們走向新舊國際關係的分水嶺，舊有的權力政治關係及行為模式將隨著傳播與運輸科技的發展，而形成一種全新的國際關係。 資訊科技跨越國界的穿透能力，使得過去我們所認知的空間觀念區需要重新再做建構，國際政治上的地緣政治觀念也需要加以重新詮釋。有形的地理疆界固然使得各國得以壁壘分明的劃地自限，但是一旦此地域觀念被打破，相對的國家安全所面對的環境及挑戰也將截然不同。 未來衝突形式將更加混亂分裂，流血程度將大為降低。21世紀的軍事傷亡人數比較起20世紀百萬人在戰場傷亡的人而言，數量上面將會大幅下降許多。大規模武裝力量(伴隨龐大軍事開支)的世代即將告一個段落，也許我們可以期待「資訊效益」(Information dividend)或許比起後冷戰時代所妄想的「和平效益」(peace dividend) 將來得更為貼近真實。透過資訊科技及能力的審慎運用，將能有效防範資訊時代之爭端於未然。

本文旨於透過分析日韓爭端檢視韓國之中型權力形象。在回顧過往對於支持與反對韓國作為一個中型國家的文獻後，本文藉由自1990年代至朴槿惠主政時期之三個個案分析日韓爭端中韓國政府的國家管理政策。最後，本文歸結由於韓國在與日本的爭端中並沒有堅持正統的中間勢力行為，中型權力理論並無法充分描述南韓獨特的外交政策取向。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對日本政策的重新評估，南韓政府有可能採取更為強勁的中型權力聯盟。 / This thesis seeks to test South Korea’s image as a middle power by examining the country’s approach to bilateral disputes with Japan. After a review of literature supportive and critical of Korea’s status as a middle power nation, it then focuses on evaluating the country’s management of ROK-Japan bilateral disputes using three different case studies span from the early 1990s to the Park Geun-hye administration. Finally, this thesis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since Korea does not consistently adhere to orthodox middle power behavior in its disputes with Japan, the middle power theory does not adequately describe South Korea’s unique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However, with time and with a sincere reevaluation of its Japan policies, South Korea has the potential to adopt a more robust middle power alignment.

我國上櫃股票與上市股票在發行條件與交易方式而言可說幾乎雷同，因此集中市場與櫃檯買賣市場之管理亦應具有高度的同質性，故對於台灣證交所監理上市股票之論述，對於櫃買中心監理上櫃股票之情形，亦應同等適用。 櫃買中心在權限上包含訂定市場規範、管理上櫃公司、並對違反者，施予處罰。在組織型態上雖屬公益私法人，卻受到證券主管機關之嚴密監督與控制。證券主管機關在人事上與財務上實質掌控櫃買中心，且櫃買中心相關章則之修訂實則受證券主管機關主導。因此證券主管機關實對櫃買中心監理上櫃公司之方式應具有全面主導與監督權限，櫃買中心更可說實質上是證券主管機關之工具。 至於證券主管機關與櫃買中心對於監理上櫃公司，向主張係以契約關係為基礎。為使所有上櫃公司皆受相同之監理章則規範，定型化契約條款之使用則無法避免。然實際上櫃買中心監理章則修正十分頻繁。依意思合致原則，修正條款須經由雙方意思表示之合致，始得成為契約內容，以櫃買中心章則修訂頻率之高，此種以私法契約作為監理上櫃市場依據之作法，即顯得代價極高與困難重重。且上櫃公司負有忍受櫃買中心檢查行為之義務及違約金條款，亦恐難以通過定型化契約條款內容控制之檢驗。 至於櫃買中心之地位是否為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雖然未能全數法律要件皆符合，然則若放任國家利用可以全面掌控之私法人如櫃買中心，並利用該私法人幾近獨佔市場之地位，極易發生「公法遁入私法」之嚴重流弊。再者證券主管機關對櫃買中心相關章則修訂之「核備函」，應視為為證券主管機關正式委託櫃買中心執行公權力之意思表示，因此櫃買中心實際上是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

中美雙邊關系的外交議題，在八○年代前后有重大的變革。兩國關系因長期貿易順差 使外交重心由戰略利益轉向經濟利益，兩國自１９８５年起的密集貿易談判充分凸顯 出雙邊關系的這種轉變。 中美貿易談判就表面看，是兩國貿易長期順差導致的結果，但就新興工業國家角度看 ( NICS) ，卻微妙的反映出體系中新興勢力的發展趨勢，即新興工業國家經長期發展 后，其經濟實力已浮現為世界貿易市場的重要競爭者，而GATT的經貿體制帶來不穩定 的因素，使得美國經貿失衡的困境更為嚴重難解。 因此，中美經貿談判可說是美國與其它新興國家談判的一環。這些NICS在國際體系中 權力資源及地位都不如美國，故引發本文動機，即「弱國如何在強權社會中生存」。 其假設為：在強與弱的談判中，權力資源屬于弱勢國家，如何藉談判策略來彌補其權 力結構的限制。 就此假設我們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分別以國家有效資源及依賴受損度概念分析國 家權力與談判結果的關聯；及以博奕理論和磋商理論(bargaining theory) 探討不對 稱性談判的策略運用。 在第三章中以臺灣在外交、軍事、經濟上的權力資源，分析臺灣由依賴走向互賴之際 ，權力的增加是否可增加兩國間利益交換的機會。 第四章中的臺灣談判策略分析及第五章的結論都是針對中美在1985∼1990年就個案談 判雙方策略顯現在經貿政策的運用、利益團體的游說，以及結盟奧援等做法的分析。 本文焦點放在以「權力－策略」觀點，分析不對稱談判中弱者如何求生存？以及弱勢 國家如何以策略縮小彼此差距，以打破「權力決定談判結果」的模式，從而為中美經 貿談判的有關研究中，補充這方面的學術空白。

一、研究目的：（一）探討權力基礎、參與決定之意義、理論及相關研究，期經歸納 、分析後有助未來研究者之驗證。（二）探討省立高中校長權力基礎、教師參與決定 性形，及二者間是否相關。（三）對校長如何運用適當權力基礎以使教師獲得適當之 參與決定需求，提出建議，供學校及教育行政實務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一）文獻分析法。（二）問卷調查法。 三、研究結論：（一）省立高中校長之權力基礎主要為法職權和專家權。（二）不同 性別校長之權力基礎並無不同。（三）不同學歷、年齡校長之權力基礎有顯著差異。 （四）高中教師在一般校務、訓導事務上呈剝奪參與，在教務上呈適度參與。（五）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參與類型上並無不同。（六）不同服務年資、任 教科目、地區之教師在參與類型上有顯著差異。（七）校長以專家權和參照權為基礎 者，教師在參與決定上較傾向於適度參與。 四、建議：（一）校長對教師之領導方式應以專家權和參照權為基礎 。 （二）學校對各項活動之推行，應多徵詢教師們之意見。 （三）採行適度參與決定方式，如以委員代表方式參與。 （四）校務會議一學期至少召開二次，並增加教師們發表意見機會。 （五）已做成之決定應責成考核單位，評鑑執行成果。 （六）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最近，我國社會發生不少自力救濟運動，此現象無疑已對政府施政能力與形象造成困 擾。為了深入瞭解當前自力救濟的形成原因與解決之道，本文特以「鹿港反杜邦事件 」及「後勁反五輕」事件為個案，並從政治構通的角度分析研究，以發展新的理論架 構。 本文之提出，乃有感於國內自力救濟運動發生相當頻繁，且其與政府政策有相當之關 聯性，同時，自力救濟發展階段中，已經不是單純的社會事件，政府的因素影響也很 大。對於這個現象，本文嘗試取鹿港杜邦與後勁五輕事件為個案，並以「政治溝通」 的概念架構，分析其形成原因與發展過程，企冀達成以下之目的：（一）探討傳播、 民意與政策在自力救濟運動中之影響；（二）檢討政府之溝通結構，並嘗試提出一有 效溝通管道。 全篇論文主要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入訪問法」為研究方法。在文獻探討上，除參 閱有關「政治溝通」理論之外，並輔以政治與傳播之理論基礎；其次，本文更參考台 大學生製作之「杜邦事件綜合報告書」與輔大、成大學生對後勁的問卷調查報告，以 補足本文在經驗性資料上之不足。 本文內容共分五節十二節。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並界定「自立 救濟」之定義。第二章政治溝通之理論基礎，論及政治與溝通之意涵與關聯性，並說 明傳播、民意與政策三者之關係。第三章探討自力救濟個案之背景與始末，藉以充分 瞭解其發展過程。第四章是政治溝通對兩個案之解釋，從傳播、民意、政策三方面來 探討鹿港與後勁兩個案。第五章結論，提出一些建議，並檢討當前對自立救濟處理方 式之缺失。 經過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指出，自力救濟運動已成為國內甚受矚目之社會（政治）運 動，其形成原因，反映出政府決策與社會功能結構之不足，而在公權力屢屢被蔑視的 情形下，使得有關當局喪失許多民意的支持基礎，為徹底解決當前之問題，或可從開 放政策制定之政治參與、重建公權力與公信力，有效率地解決民眾切身之問題三方面 著手，對消弭民眾對政府與社會之不滿情緒，應屬可行。

本篇論文共一冊，約六萬字，分為五章，包括一、導論；二、文獻探討；三、研究方 法；四、研究結果；五、結論與建議。 內容主要探討主管人售面臨三種不同的衝突情境時（人際、組織間、國際）對七種衝 突解決方式（武力脅迫、經濟制裁、靜觀其變、接受現況、退讓、第三者介入、破壞 聲譽）的偏好程度。並探討不同的權力基礎（威迫、獎賞、合法、參考、訊息、專家 、關連）與成就動機（精熟、工作導向、與人競爭、對人不在意）對七種衝突解決方 式的影響。

本文共乙冊，分五章九節，計約十餘萬字。 列寧建立了共黨的一黨專政，黨是俄國政治權力之所在，而政治局、黨總書記則是俄 共真正的權力核心。 史達林利用各種手段建立其個人獨裁，其後的赫魯雪夫、布里滋涅夫為追求權力，鞏 固權力，亦個自採行不同的方法，建立了不完全相同的領導風格，使俄共由極權的個 人獨裁逐漸走向穩定的集體領導。 本文首就蘇聯的黨政結構與政治體制作一釋探討；次就權力鬥爭的觀點，來看俄共領 導階層之權力基礎與領導者如何取得權力且維持權力；最後從制度上及實際的政治運 作，來分析個人獨裁與集體領導的實質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