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探索同意權制度之意義、起源、性質與功能等及其在我 國憲政史中之流衍變遷，以至國民大會同意權制度法制架構、行使程序的 全般建立，其制度類型與性質及行使經驗等諸多問題。本文之研究結果： 一、任命同意權係源於分權理論，為貫徹「政府的統治權力，必須基於人 民的同意」此一民主主義基本精神所為之制度設計；實踐上衍生兩類任命 同意權，一為議會政府制之同意與信任制度，功能在達成政治責任之連鎖 ；一為美國參院制同意權其功能則在於防止不當之任命與維護被同意任命 者之獨立行使職權。二、我國自清季立憲運動起，即偶有任官同意權制度 ，其類型游移於議會政府制與美國參院制之間或兼及兩者，蓋源於中央政 制類型之差異。至民國三十六年間折衷妥協所公布施行之中華民國憲法仍 持續此一特色。三、經過各類同意權之說明，可知國民大會同意權之性質 乃近於美國參院對大法官或獨立委員會之同意權，，而非如內閣制國家之 國會行使閣揆同意權帶有政治性。而美國參院行使同意權，祇為限制太不 妥當的人，並不為黨派關係或個人的好惡，限制總統的用人權。從而對其 人選之審查係採法律之實質審查，以確保其適任該被任命之職務。本文之 研究建議有：一、制度方面──行使同意權之適當與否當隨進一步確立我 國中央政制類型而得到解答；同時也將確立司法、考試兩院院長、副院長 是否為總統僚屬，抑應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皆應在法制上加以確立 。二、審查程序方面──宜建立適當之審查性聽證制度，以精密化審查程 序；並改進審查報告之撰擬，確實反映各種審查標準與意見。

本論文主要探討中共派系(改革派與保守派)對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爭論和 其所呈現的特色與影響,進而評估其發展趨勢.論文內容共分五章十一 節, 約十萬字,茲簡述內容如下:中共自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就一直存 在領導階層對經改速度和幅度上的認知差距,因而他們就分離為互相對抗 的不同派系(改革派與保守派).改革派主張市場化的激進的改革取向.他們 認為中共目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以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進行,才能挽 救中共政局和經濟的危機.而保守派雖然理解目前中共面臨的問題和經濟 改革開放政策推行的必要性.但其改革開放政策囿於意識形態與既得利益, 因而其對改革開放的範圍和速度仍局限一定的範圍內,因而他們較強調四 項基本原則的堅持,以及改革與調整並行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改革派與保 守派由於這些基本觀點的差異和權力因素的考慮,以爭論政策和意識形態 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便成為口實,最終並進而爭奪對中共的主導權.對這些爭 論與鬥爭，有人認為是權力鬥爭,有人說為政策爭論或路線鬥爭.筆者在本 論文中主要論證與分析,以政策分歧和經改成效,以及社會形勢為出發點, 以自己權力的維持和擴大為核心,以意識形態解釋權和合法性的爭奪為主 要手段或工具的派系鬥爭.這種鬥爭可以說是改革派與保守派圍繞改革開 放政策不斷爭論或鬥爭所呈現的主要特徵.中共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 不斷的派系鬥爭,首先給中共帶來了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在改革與調整,放與 收之間搖擺不定,其意識形態在左與右之間反覆循環,其領導階層的人事變 動大起大落,其第二代指定接班人皆成為他們鬥爭的主要對象而下臺.這些 結果或影響頗為深遠,其中包括: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停滯不前,意識形態 危機和非意識形態化,以及中央組織結構的不穩定和權力繼承危機等.

俄國作家索忍尼辛在其文學創作生涯中，以不凡勇氣對抗蘇聯體系聞名於世，並因對俄羅斯文學精神價值的延續而榮膺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過往對於索忍尼辛的研究受到冷戰政治語境的限制而有所侷限，然今日觀之，其創作中雖有許多對於蘇聯體制的直接指涉與批判，但其中的藝術內涵與永恆價值仍值得文學研究者深究。具有高度自傳色彩的小說《癌症病房》以作家曾罹患癌症並奇蹟痊癒的經歷寫就，該作品雖是以癌症病房為背景，但延續作家在創作中對於蘇聯的批判傳統，文本呈現權力、空間與個體的深刻互動：權力透過種種規訓手段對個體加以馴化，個體則透過不同方式對權力進行抵制，權力關係在兩者的積極互動之中成形；空間成為權力施展與個體抵抗的場域，以及反映個體權力之消長等多重角色。本論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以傅柯的權力理論分析小說中所存在的規訓權力；接著以傅柯的異質空間理論和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析論癌症病房同時亦為一抵抗場域，並分析小說中個體的抵抗形式及其意義；最後續以異質空間理論，分析小說中病房外的其它空間在喻示個體權力之升沉所具備的意涵。

作為20世紀最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Hannah Arendt的政治理論提供我們不同的視角來審度公共事務，本文所討論的自由課題亦可凸顯Arendt這一與眾不同之處。從「自由與政治是否相容」這一根本問題出發，Arendt的立場首先與自由主義呈現出區隔。據自由派主流意見，自由是政治領域外的選擇自由（freedom of choice），強調干涉闕如及個人獨立；但Arendt認為，自由與政治彼此重疊，自由須透過政治參與纔能獲得實現。然而，從政治與自由相互契合、倡議積極公民權及公民德行的角度觀之，學者普遍同意Arendt隸屬共和主義陣營，但這卻不足以完整勾勒其自由概念的內涵。Arendt的政治自由要求積極參與政治，但政治自由本身卻非一有待完成之特定目的。所謂政治參與，即是要求公民勇於行動，使政治這一必然有限的空間能保持在永久開放的狀態，而非一閉鎖之領域。當行動不斷挑戰既有政治邊界，變易的可能性便得以在政治空間中裡持續發生。基於此，本文分兩個方向來處理Arendt的自由概念：首先，自由既然在行動當中獲得彰顯，就必須先對行動有所了解，如此方能確切掌握自由概念的內涵；另一方面，每當體現在行動中的自由對政治邊界產生衝撞時，自由／秩序這一組傳統政治思想當中的對立概念似乎在Arendt這裡獲得了肯定，但這點有待商榷。傳統政治思想在論及自由時，經常將幾個與自由極其相關的基本概念一同納入討論，Arendt亦不例外，但我們必須注意這些概念在Arendt這裡已做了大幅度修正。為化解傳統對行動的敵視，以及理解Arendt的自由如何可能，我們必須將第二個面向中所討論的幾項概念納入做一整體考量，這是自由可以持續發生的幾項基本政治條件。

法國思想家傅柯於1984年6月出版了《性史》的第二、三卷。此二卷與第一卷的出版之間長達八年的間隔，取材的範圍也從原先16到19世紀的現代西方社會，往前推移至西元前到西元初的古希臘社會及希臘化羅馬時期。除此之外，傅柯更清楚地表明，他的研究旨趣已經從原先對權力運作的解析，轉移到關於倫理修身實踐的議題上。儘管傅柯本人對於這個轉折十分坦然，但他卻又透過主體化、真理和自由實踐等概念，說明這個轉向其實可以放進他整個研究的藍圖中。本文即以《性史》作為主要的討論素材，首先，將探討傅柯在《性史》第二、三卷中所提出的倫理是什麼？接著，由此回溯《性史》第一卷中對權力的研究，討論傅柯是怎樣分析現代西方文明中的主體化歷程？對權力的分析是否促使傅柯轉向研究自我倫理？最後，我們將綜合上述有關倫理、權力、真理及主體化的討論，說明傅柯所謂自由實踐的意涵為何？ / Michel Foucault published the second and third volumes of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June 1984.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rest of the volumes was as long as eight years, and the scope of the first volume was modern European society from the sixteen to the nineteen century, whereas i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volumes it extended to as early as from ancient Greek to the Hellenistic period. In addition, the central issue was shifted from “power” to “ethics” in those later volumes respectively. He frankly admitted that the central concern of this work did encounter a change described above, however, he also claimed that the chang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link between two phases of a continued project, that is, the discussions of “power” and “ethics” are indeed integral parts of his project viewed in light of the concepts of subjectivation, truth, and practice of freedom.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 of “ethic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volumes of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based on this implication explored, to elucidate the way Foucault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subjectivation in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n in turn we try to answer whether this analysis of “power” caused Foucault’s shift of interest to “ethics.” Finally, as a conclusion, through integrated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ethics,” “power,” “truth” and “subjectivation,” we try to explicate the significance of “practice of freedom” Foucault propounds.

自1990年代初期Joseph S. Nye提出「軟權力」的概念後，隨之促成相關應用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尤其是在中國，「軟權力」遵循著其的發展脈絡逐漸被轉化與重構成為「文化軟實力」一詞，並服膺於國家的發展戰略與目標。同時間，世界遺產公約自1972年通過以來，至今已累積超過40年的發展歷程，其著眼於對世界各種具備「突出普遍性價值」的遺產類型之強調，以呼籲世界各國及全人類共同予以保護，被視為是當今國際社會中舉足輕重的一項國際制度。 本研究即是由以上兩方面歸納出欲探討之問題——了解中國參與世界遺產公約是否可被視為中國「文化軟實力」？以此，本研究的內容主要分成四個部分，首先，闡釋中國「文化軟實力」概念的發展意涵；其次，說明世界遺產公約的緣起內涵；再次，則是陳述中國參與世界遺產公約的內容成果；最後統合以上，連結文化軟實力與世界遺產，為本文問題意識提出明確解釋。本研究企圖經由上述四個部份的論述鋪陳，進一步增添並豐富無論是中國「文化軟實力」本身，抑或世界遺產公約的相關研究成果。

本論文是就美國當代思想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u, 1892-1971) 的政治思想，加 以系統的整理、分析、評價與比較。為論述的方便本論文共分成七章。 第一章：尼布爾的生平與著作。尼布爾的政治思想是時代的產物。因此研究他的政治 思想必須由他的生平與所處的時代著手。 第二章：有罪的人─論人性。雖說尼布爾的政治思想是時代的產物，但是他對於政治 問題的分析卻是基於基督教的人性觀。尼布爾承襲了奧古斯丁的「原罪觀」，認為人 人都是有罪的。由於人人都有罪，因此人人都有權力的慾望。尼布爾就是由這種對人 性的基本看法而推論出整個政治思想的體系。 第三章：權力鬥爭的社會─論權力。尼布爾主張，人是社會的動物，個人不能離群索 居。又主張，政治的行為主要是在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關係中表達的，而具有權力慾望 的個人所結合而成的團體（社會）與團體之間的關係，必然是種權力鬥爭的關係。 第四章：權力的規範─論政治倫理。權力運用不當，結果必然造成權力的腐化。因此 權力必須加以適當的規範。權力的規範也就是政治的倫理。尼布爾在論政治倫理時， 是由基督教的倫理開始討論的。他認為最高的倫理標準是「愛」─一種犧牲的愛。但 是這個絕對的倫理標準有罪的人是永遠達不到的。 第五章：合理的政治社會─論政府與民主。公道是政治社會的最高倫理規範，那麼一 個政治社會如何才能達到公道的標準呢？尼布爾指出，一個政治社會必須首先以政府 的力量建立秩序，這是建立公道的政治社會的首一步驟。次一步驟，必須政府的權力 有外有制度上的制衡，期使政府的權力既維持秩序又不損及公道。 第六章：世界秩序的維持─論國際政治。在尼布爾的觀念裡，國際社會與國家社會一 樣，也存在著團體（國家）與團體（國家）之間的權力鬥爭，團體（國家）間權力鬥 爭的結果也會造成國際社會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可是為解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 尼布爾並不如解決國家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那樣，以民主的政府加以解決。 第七章：結論。本章是就尼布爾的政治思想作一綜合的論述，共加以適當的檢討與評 價。尼布爾的政治思想是二十世紀旳時代呼聲。研究他的思想，可有助於我人瞭解時 代的現象，也有助於我人解決時代的問題。 關於本論文的寫作方法，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本論文的撰寫，除了分章節之外，各 章（第一章與第七章除外）之後都有結語。為了行文的方便，各章的本文著重在尼布 爾思想的闡述與分析。如有進一步說明必要者，或有撰者個人意見者，大都在註解中 說明。結語則就各該章的主要論點加以綜合論述，並提出個人的批評，在適當處並與 中西相關思想家的朼想加以比較。 /

本文研究以總統權力、國會政黨體系與府會關係，來分析俄羅斯的總統權力及其政府體制類型。藉由評量俄羅斯總統權力與他國總統權力比較的方式，瞭解俄羅斯總統權力的範圍，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本文重新檢視俄羅斯政府體制是否符合半總統制的定義，探討在俄羅斯政治發展過程中，總統權力的範圍會是否受到府會一致與否（府會一致或不一致）、國會內政黨分佈型態（聯盟或單一政黨組成）與國會多數的席次多寡（過半或三分之二過半）的影響。 本文研究發現，俄羅斯現行的政府體制實際運作模式為總統制，但俄羅斯政府體制仍有向半總統制傾斜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一、憲法修改；二、慣例的建立，總統尊重國會多數，放棄組閣的權力。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教師彰權益能的現況，以及在不同背景變項之下，教師彰權益能情形的差異，並進一步釐清教師彰權與益能之間的關連性，探討教師彰權益能的作法，以作為學校辦學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59所國民中學，5804位合格教師為資料分析對象，從全部母體中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39所學校為代表學校，再依不同學校規模抽取樣本數，總計發出1008份問卷，回收826份，有效樣本共計817份，可用率為98.91％；再就四種不同權能關係，以立意抽樣方式分別抽取2名進行訪問。問卷資料使用描述性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典型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訪談資料則依據訪談錄音內容及筆記紀錄進行歸納整理，重點列出受訪教師對教師彰權益能的看法、經驗及建議。經研究結果發現： 一、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教師彰權益能現況呈現中上程度，「自我效能」向度最高，「參與決策」向度最低；惟「權能皆低」比例仍高達三分之一強。 二、在權能關係分佈上，男性、年齡越長、服務年資越久、擁有研究所以上學歷、兼任行政及進修時數越高之教師在「權能皆高」象限的人數比例越高。 三、在彰權益能的表現上，男性、擁有研究所以上學歷、兼任行政及一學年平均進修時數在五天以上之教師表現最佳；在年齡、教育界服務年資、是否加入教師會、學校規模及學校歷史變項上則無顯著差異。 四、彰權與益能間具有正相關。 五、教師個人、學校內部、學生學習態度、家長支持程度及社會價值觀念等因素會對教師彰權益能表現情形產生重要影響。 六、增進教師彰權益能的具體策略，可從教師個人本身、學校環境及社會環境等三大部分著手。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發現，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重視教師彰權益能的觀念宣導及相關研習課程的安排，並鼓勵教師進修更高的學重視學校人力配置的問題，減輕教師工作負擔，建立行政人員輪調制度，以增加教師進修意願，讓教師有機會接觸不同行政工作。 三、鼓勵女性教師多參與校務，並協助解決教師子女托育問題。 四、正視教師權能剝奪的情形，增加教師參與校務決策的機會，重視教師表達之意見，賦予教師實質權能。 五、校長以專業領導者的角色，協助教師彰權益能的增長。 六、教師應體認教育專業的本質，積極扮演專業角色，並且培養正向思考、自我負責及反省的心理能力。 七、針對研究對象與研究變項提出建議，作為後續相關主題研究之參考。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傳統土地、勞力、資金之外的另一項生產元素。其次，媒體社會形成，符號的力量和價值提高，有時甚至超越真實。最後，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使得媒體走向絕對的商業化：以上三點讓包括媒體在內的各行各業出現轉變。身為知識／資訊工作者的記者，其工作性質讓賦予他公眾知識份子的角色，讓他除了在所屬的媒體上生產訊息換取薪資之外，還能夠佔用社會中其他發言管道，將他自己變成具有使用、交換價值的商品。本文亦以台灣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中的記者來賓為例，體現記者運用他本身的附加價值，使得自身成為可被消費的商品。 本文回顧了記者的發展史，歸納出記者在商業化媒體下的變化。然後本文整理知識經濟、知識政治、知識社會的相關文獻，加上符號學的分析，重新討論傳播商品化理論，提出記者（過度）商品化的模式。為了驗證此一模式的有效性，本文分析談話節目的來賓身份和出息次數、談話節目的內容言說及訪談閱聽人，一方面指出上節目記者的商業屬性，另一方面從閱聽人角度點出記者特殊社會地位權力。綜合理論分析和實際觀察資料，本文提出記者商品化的論述，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相關的研究。 / In an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aside from land, labor and money, has become another productive element. Moreov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a society, the power and value of signs sometimes even surpass those of the reality. Finally, market-driven capitalism transforms the media into commercial-oriented companies. The above three phenomena change all walks of life. As an information worker, reporters are granted the role of public intellectual. They not only earn money by producing reports for its newspaper, they also make use of their use and exchange value by presenting themselves on other media channels. The dissertation takes the reporter guests in Taiwan’s TV news talk shows as example. Reporters make themselves commodities by the surplus value they carry. This dissertation reviews reporters’ history and the changes that industry has gone through. The dissertation then deals with theories such as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politics, knowledge society and semiology in order to re-discuss the commodity theor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result is a model of reporter’s “(hyper-) commodification.” The dissertation applies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of talk show’s guests, and the discourse on the show. Interviews of the audience were conducted to further discuss the social power of reporters. The above analysis and theories finally give birth to a theory of the “hyper-commodification of repo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