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事務中，權力與倫理應當有著什麼樣的區別與關聯？乃是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 。德思想家韋伯（MAX WEBER, １８６４－１９２０） 對政治事務的思考，亦特別著 重於此。他的基本觀點是：人對人的權力宰制無法取消，亦即整個社會徹底地倫理化 乃是不可能的，在此限制之下，政治行動及制度的唯一倫理可能性在於責任；而政治 事務要不淪為純然的權力徵逐而墮入虛無，亦唯有憑藉責任倫理來提昇。於是責任倫 理不僅是唯一可能的政治倫理，亦是必要的政治倫理。此即為本文的主要論題之所在 。為突顯韋伯上述觀點，本文將韋伯置於左抗馬克思，右拒尼采的立場來考察；馬克 思可視為從「倫理」的立場對「權力」的最猛烈批判，而尼采則可看做從「權力」的 度對「倫理」的最徹底顛覆，他們共同構成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最嚴重威脅。韋伯處此 左右夾擊之中，則要求西方現代人做一個政治上成熟的人，採取責任倫理的實踐立場 ，並以此為唯一必要且可能的生存之道。 本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指出研究目的與範圍，並對主題所在的脈絡及論述架構 做一說明。第二章討論兩個先決問題：其一，韋伯與政治思想的關係、其二，韋伯與 馬克思及尼采的關係，以做為下一章論述的準備。第三章以「馬克思－韋伯－尼采」 這一對比為基本架構，從個體的人格、行動及群體的制度三個層次，來正面舖陳韋伯 的基本觀點。第四章從「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這一角度對韋伯的基本觀點加以評估與 辯護。第五章結論並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

本論文之研究主題，乃在探討汽車供應商和經銷商之間的外顯衝突。目的在了解ぇ通 路衝突的原因。え那些交易事項上容易引起外顯衝突。ぉ通路領袖運用或擁有的權力 來源對衝突的影響，以及お通路領袖的控制能力是否和衝突的發生有關，以為通路衝 突管理的指引。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包括相關之國內外文獻探討，郵寄問卷蒐集有關資料，並予以分 析與解釋，以為結論及建議之依據。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理論架構。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四章：研究發現。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由於教育的普及提升、社會的需求婦女投入工作的情況也愈來愈普遍，但至目前為止 ，婦女的工作角色仍無法與男性做公平的競爭，然而國外許多研究發現女性員工的工 作能力不比男性差。本論文基本的觀點是婦女參與工作已是不可避免之事實，站在有 效利用人力資源的前提下，管理人員如何領導婦女員工。組織承諾是本論文衡量員工 對組織的努力意願、留職意願、及價值認同的指標，借著婦女員工的個人需求，和其 上司所運用的影響力，對此指標的影響來做進一步的探討。 本論文共一冊，約四萬字，分五章拾伍節。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的動機和操作性定 義及研究假設。第二章為有關文獻之探討，並與本研究的結果做一比較。第三章為研 究方法。第四章結果的分析與假設的驗證，第五章為討論與建議，將研究結果做一管 理上的應用參考。

本論文共一冊，分為六章十六節，共約七萬餘言。 第一章：緒論，分為三節。研究目的、方法及範圍，外蒙古概述。外蒙共黨之建立。 第二章：黨內權力形態之演變，分為三節。「之憲君主」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四 ），由「右派」至「左派」的黨內權力鬥爭時期（一九二四∼一九四○），喬巴山獨 裁時期（一九四○∼一九五二）。 第三章：黨的組織與政綱，分為四節。黨的組織形態，黨章與黨綱，歷次全黨代表大 會的決議案，外圍組織。 第四章：建設政體的三大力量—喬巴山奪權之基礎，分為三節。「軍隊」、「蒙青團 」，「內防處」。 第五章：黨政的各項措施，分為三節。經濟措施，文化措施，涉外關係，宗教措施。 第六章：結論。檢討初期外蒙共黨權力形態變化之性質與真相，以及黨政方向之演變 。

本文從「普遍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關係」這一角度，研究邊沁關於功利原則、自由、民 主這三個概念的主張。貫穿全文的一項基本假定是： 「邊沁政治思想的重點，在於如何透過制度改革，達到兼顧普遍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目 的，個人利益指向個人價值，普遍利益指向社群整體的秩序，亦即如何在不侵害個人 價值的前提下，維持社群秩序，以及在不損及社群秩序的同時，使個人價值得以確保 。」 由此一基本假定，衍生為下列各章研究的重點： 第一章的研究要點在說明本文研究之目的與範圍，並討論有關資料，以指出邊沁生處 的時代環境對其思想的影響。 第二章的研究重點在檢驗功利原則立論的基礎；從人性趨樂避苦解釋功利原則的實然 ，由邊沁對其餘道德原則的批判，確立功利原則的應然，井鉯倫理計算做為調和此實 然與應然的方法，另一方面，普遍利益乃功利原則的另一說法，而調和個人利益與普 遍利益，即是調和個體價值與整體秩序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的研究重點在指出邊沁對自由採消極性定義，自由不復為一自然權利，而是由 法律所保障的安全，亦即免於個人與政治權力侵犯的保障，而出版與集會自由則是免 於政治權力濫用的救濟方式之一。 第四章的研究重點在探討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之原則與代議民主的關係，以指出就 人性實際面而言，統治者必追求一己私利，而理想的政府目的應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 幸福，為求調和這實然與應然的衝突，代議民主乃成為必需的制度。 第五章除提出筆者個人研究心得外，並嘗試將邊沁的思想做一綜合評論。

國家為達成本身存在目的、實現各種公共任務而影響人民隱私權的程度，可分成國家安全、犯罪偵查與行政檢查等三個面向，又以實施的手段方法，可以分為對於個人表象事物與資訊的取得、入侵個人封閉事物與資訊，以此適用的法律原則，儘管有其例外，大致上可以分成封閉、開放；通訊內容與非通訊內容兩大原則，作為權衡國家公權力與個人隱私權保障與否及其程度範圍的判斷標準。此等原則仍適用於國家公權力利用衛星科技影響個人隱私權的情況，特別是利用衛星進行通訊監聽方面，與其他監聽工具方法並無明顯差異。利用衛星取得他人通訊內容，必須事先取得搜索票，如要取得非通訊內容，該資訊若有識別個人的成分，則應由法院為非搜索票的許可程序，以保障個人資料不受任意外洩或交付他人的風險。 其次，國家公權力利用衛星進行穿透光波的遙感探測，除了以國家安全為目的使用之外，作為犯罪偵查仍需事先取得搜索票為宜。至於無票搜索的衛星穿透光波利用，由於衛星造價及營運成本昂貴，距離地表過於遙遠，無面對面武器檢查的明顯立即危險存在，仍採用衛星進行穿透光波探測，違反比例原則的可能性相當高。 就有關開放空間中的衛星空照攝影或定位追蹤行為，即使是隱私權保障的程度較低，仍可能因為衛星高空、遠距、全球化且可為結合所有地面的個人資料庫形成全面監控的情況，難免使隱私權的保障略顯不足。對此，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對於開放空間中的監控行為限定在重罪與一年以下期限，足為開放空間原則的界限。至於有關公權力機關在私人財產外部裝設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作為監控個人行動的行為，美國國會趨於保障個人地理位置資訊的影響之下，可能不能再以開放空間原則作為身分確認與定位追蹤行為的合法基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如有可能進入並探測他人封閉生活領域事物，或者如跟監時日過久，就有必要由法院審查。

近年來，金融產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環境，在開發新顧客成本遠高於維繫舊客戶，以及金控法通過後欲獲得更多交叉銷售機會的情形下，深耕顧客、和顧客建立良好關係也就成了當前金融業最重要的目標。 而要和顧客建立關係，「溝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本研究將焦點放在關係行銷策略中的溝通策略，以權變理論為出發點來探討在不同的情境下，吾人應該運用何種溝通模式，才能增進對方的滿意度、信任感及繼續合作的承諾感。其研究方法是以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針對製造業企業共發出656份問卷，並在經效度及信度的檢定後，以迴歸分析來驗證架構的適宜性。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一、雙向性的溝通策略對關係品質有正向的影響。 二、策略性的溝通內容對關係品質有正向的影響。 三、當對方的企業文化偏向外在定位時，將會增強雙向的溝通對於關係品 質的正向效果。 四、當對方的企業文化偏向內在維持時，將會減弱正式的溝通對於關係 品質的正向效果。

全球行動電話用戶數已超越了傳統室內電話（fixed-line）的總數，這項新媒介的普及率不斷竄升，成為人們每日的生活元件，其可攜性和移動性產生了流動空間，超越了物理環境的限制「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聯絡別人，同時也可以隨時隨地被聯絡，當它的普及性從私有化走向機構化之際，雖然可以提升組織的工作品質，但也左右了個人的生活品質。 本研究鎖定企業公關人員為研究對象，試圖探討行動電話在公領域近用之後，對社會人士在工作與生活上的正負面影響。行動電話的媒介豐富度充分符合公關的工作特性所需，可以強化公關的組織功能，因此在這個業務網絡中，它代表的不僅是一個通訊工具，而是重要的溝通管道，而公關人員的使用中更有了創造性的轉化，藉以提升個人的工作資本和生產權力。儘管在工作上具有高度的正面價值，行動電話卻成為行使權力的傳輸載具，箝制了個人生活的主控權，其中因為所處的工作社會環境差異，公關人員承接到的壓力有強弱之分，給予的使用評價好惡各不相同，但整體皆呈現擴大使用的效應，不論公關人員察覺與否，他們普遍受到工具制約的束縛，形同處於全視空間的工作場域，研究發現職場的行動電話近用，因為有更複雜的權力政治介入其中，其使用影響和一般人大不相同。

過去的學者在研究北洋政治時期的政治史時，或許由於意識型態的關係，認為軍閥主政本身就是一件負面的事，常常預先做了價值判斷，而導致多從批判的角度切入。對於北洋政府時期的描述，也多在軍閥間的權力鬥爭，大小戰役，和國際關係之間為主，對於此一時期人物的研究，也較多關注於各大軍閥領袖，或是革命派人士身上，甚少將重點放在此時的國家元首－大總統上面。本文從制度的角度出發，分析在臨時約法、新約法、曹錕憲法等不同的時期之間，總統與國會、國務總理及軍閥之間的關係，對於總統權力的大小及運作有何影響。 研究發現，北洋政府時期的總統權力，在初期袁世凱執政的時候是由小而大的變化，經過一連串有計畫的步驟，其權力在廢棄臨時約法，實施新約法後達到最高峰；在曹錕執政的時期則次於袁世凱時期，因為他掌握了軍閥的主要勢力與國會的多數，而且曹錕憲法中總統的權力也較臨時約法中略大；其次是徐世昌執政的時期，雖然他為文人出身，但他能周旋於各大軍閥之間，從中取得平衡並適時的施展自己的主張；黎元洪與馮國璋執政的時期則是權力最小的，在有一個強勢國務總理的狀況下，大部分的政治權力都被總理所掌握，此時的總統最為符合虛位元首的特徵。

漢娜鄂蘭是二十世紀極具代表性的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十分傑出的共和主義理論家，她的政治哲學寫作時期恰好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極權主義垮台，冷戰方興未艾，在這段政治局勢高度緊張的時間裡，鄂蘭通過批判和反思來尋求解決現代政治問題的根本途徑，其方法為對於極權主義進行分析和理解，並提出本於共和主義的政治實踐圖像。 此一理論具體地呈現在《論革命》一書中，鄂蘭在書中透過對於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重新詮釋以及批判反思來探討革命理論及其共和主義理想，並且藉著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重新反思傳統政治哲學的缺陷，同時也藉著對於美國革命的詮釋和讚揚來重申共和主義精神。本論文的主旨即在通過對於《論革命》的重新閱讀來瞭解鄂蘭的新共和主義理論，此一理論面向表現為「權力」和「權威」要素。 藉由耙梳鄂蘭從早期在手稿中形成的相關論點，連接到《論革命》中的理論思考，本論文企圖呈現歷來較少受到關注的鄂蘭理論面向。反思現代政治問題，鄂蘭認為其癥結在於對於政治的錯誤理解以及匱乏的想像，而唯有透過重新梳理古典政治傳統的資源加以去蕪存菁，並融合於現代政治世界，才能對二十世紀的政治問題提供一個較為完善的回答。透過對《論革命》的重新耙梳和理解，我們也在鄂蘭的政治書寫中檢視和借鏡哲學傳統的珍貴資源。 / Hannah Arendt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hilosoph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 remarkable republican. Her writ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ppened to begin right after the end of World-War II when the Totalitarian just collapsed and the cold war started. In that political situation with high tensions, Arendt tried to find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solving the modern political problems through criticism and introspection. She was devoted to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otalitarianism. Her theories were fully elaborated in On Revolution. In this book, Arendt explored the revolution theory and its republican ideal by re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th her review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rendt re-examined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meanwhile, through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he reclaimed the republicanism.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Neo-Republicanism theory by rereading Arendt’s On Revolution, with a focus on power and authority. This paper tends to analyze Arendt’s theories less discussed before by the method of combing the arguments in Gauss Manuscript and connecting them to the issues developed in On Revolution. In terms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problems, Arendt believed that it was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and the lack of imagination. Only through rearranging the sources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integrating its essence with the modern world can a philosopher provide a better answer to political problems. Keywords：Totalitarianism、Revolution、Power、Autho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