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共和國（簡稱捷克）自建國以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維持著正式的外交關係。2004年，捷克加入歐盟後，兩國關係更快速進展，乃因中國視捷克為策略夥伴。 為了最佳檢視捷中關係，本論文採用新自由主義當作研究方法，從國際政經的角度來探討，而非從國際安全的角度。 本論文檢視了現任總統執政期間，捷克為深化與中國合作所採取的各種措施。捷克總統曾積極地推動捷中經濟往來以及吸引中國各種可能的投資。除了經濟合作之外，捷中兩國擁有正向的政治關係。捷克政府改變了對中國既有的態度，從“因違反人權而譴責中國以及對捷中進一步合作興趣缺缺”的負面態度大幅度轉變成致力於“維持捷中良好關係、避開敏感話題以及發展實質的合作”的正面態度。本論文藉檢視捷中已簽訂的協議以及捷克官員的言論來探討政治面的議題。此外，也利用其中一個章節來探討捷克與台灣間的非正式關係，以及此一關係如何影響捷中關係。 在歐洲的中部與西部地區當中，捷克並非是中國唯一有興趣往來的國家，本論文透過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等四國與中國關係的比較來探討中國是否給予捷克任何較為特殊的待遇。 /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zech Republic has had an 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evolving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notably from the year 2004 when the Czech Republic join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made her a strategic partner in China’s eyes. To provide the best examination of Czech-China relations, I use neoliberalism a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I apply neoliberalism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uring the current Presidency period we can examine steps that have been made by the Czech Republic to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Czech president ha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especially in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China and in attracting possible investment. Besides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had a positiv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The Czech government has changed the unofficial approach from 'blaming China for violating human rights and lack of interest in further coopera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Czech side' into a focus on 'keeping good relations, avoiding sensitive topics, and aiming at developing solid cooperation'. This signals a dramatic change in focus for the Czech Republic. The political section of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 examination of agreements and statemen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One chapter of this section is devoted to un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aiwan and how it influences Czech-China relations. The Czech Republic is not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reg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hina is interested in. Comparing the Czech Republic to other Visegrád group (V4) countries leads us to a question as to whether China provides any special treatment to the Czech Republic, therefore an analysis of V4 countries-China relations is also shown in this research.

「對外發展援助」作為歐盟施展全球影響力之重要途徑，其具體作法與實際成效在於維繫歐盟「文明權力」之可信度。時值國際金融海嘯衝擊，而歐洲債信仍危機四伏之際，歐盟能否持續推動發展援助政策，已然成為新時期歐盟全球戰略之迫切問題。爰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歐盟發展援助政策，希冀經由對此一政策形成、推動、發展與演進之分析，輔以亞洲地區援助計畫個案討論，全面檢視當代歐盟發展援助政策之實踐與展望。首先透過文獻資料蒐集與整理，系統地回顧歐盟發展援助政策之沿革，並就其相關法理基礎進行初步檢視與探索。其次探討歐盟對亞洲發展援助之架構與策略，闡述歐盟自1994年啟動《邁向亞洲新策略》以來歐亞關係之演進與變遷。最後則以南海海嘯作為分析個案，評估歐盟對亞洲發展援助政策之實踐與現況，進而分析該政策對我國影響與啟示。 / As being the essential approach for EU global influence, European development policy has maintained the credibility of EU “civil power” by its real measures and effects. After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to maintain the development policy became an imminent challenge for EU global strategy in this new er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n Asia, there is a need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background and legal basis of EU development policy, then to analyze the framework and strategy of EU development policy in Asia and the inner EU-Asia relations since 1994 “Towards A New Asian Strategy”. After all, understand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development policy in Asia by evaluating the case study of 2004 South Asian Tsunami, which can also be infer a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for Taiwan.

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的方式，研究歐洲央行宣布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對歐豬五國信用風險的影響，本研究以各國主權信用違約交換的超額報酬顯著性衡量量化寬鬆政策對信用風險的影響。 研究結果為多數的QE政策宣告對歐豬五國信用風險的影響在事件期中有正向有負向，且時常交錯分布，未有一固定的模式，故無法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ECB’s (European Central Bank)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 on the credit risk of PIIGS. In this case, we used each underlying countries’ excess return of their sovereign CDSs to identify if their credit risks a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Our finding was that most QE announcements by the ECB had multiple impacts on the credit risk of PIIGS. They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Also, the patterns were not the same, so we do not have a clear conclusion on whether the QE policies are good or bad for the credit risk of PIIGS.

一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歐洲理事會十六個會員國，在義大利首都羅馬簽訂歐洲保護人 權及基本自由公約，至今已有二十一國已批準本公約。 本論文第一章概述歐洲人權公約締結的緣起，以及陸續簽訂五項議定書的經過和內容 。第二章說明本公約與議定書內所保障的十九項權利與自由。第三章與第四章分別為 歐洲人權委員會與歐洲人權法院，是本公約所創設的兩個保障人權的監督機構，這兩 章內容分別說明它們的成員、職權和執行任務的程序。第五章說明歐洲理事會的部長 聯席會在本公約內所擔任的角色、以及執行任務的程序。第六章檢討歐洲人權公約締 結以來的成就、以及其本身的缺失。

大多數國際政治研究集中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國際組織研究、區域研究或國際安全研究，對於難民相關之研究卻如鳳毛麟角，事實上，難民問題攸關國際和平秩序之維繫，實為研究國際安全秩序之一重要環節。 歐洲聯盟自1992年成立歐盟人道救援署(ECHO)以來，遂積極從事國際性人道救援行動，歐盟援助的對象無論天然災害或人為戰爭引發之人道危機，援助的範圍更遍及全球，歐盟之國際性人道救援網絡正逐漸成形，影響力隨著歐盟之整合擴大日益重要，成為聯合國人道救援體系以外之另一個救援架構。本篇論文著眼於目前缺乏對歐盟人道救援體系之專門研究，希望透過理論與實務的探討，拼湊出歐盟人道救援全貌，全文主要分為三個層面：一、介紹歐盟主要之人道救援組織、政策與人道救援運作模式；二、分析歐盟於科索沃與達爾富爾地區之人道救援實際案例；三、在結論部分，透過上述案例歸納出歐盟之人道救援特色，並分析歐盟人道救援發展的限制性。 本研究的目的不在挑戰聯合國的人道救援任務，亦不認為歐盟與聯合國的人道救援體系存在競爭的關係，只希望透過對歐盟人道救援體系的研究與認識，提供另一個國際人道救援選項，並喚起世人對國際人道危機之重視。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透過觀察威發里亞主權觀念的演進，以詮釋在先今國際體系中各主權國家應要如何行使自己的主權，如何看待他國的主權，才能在追求國家利益時，兼能維持國際體系的運作。威發里亞主權有其內部性和外部性，主權對其境內是一至高無上的權力，對外則不受他國之干預。本研究發現主權的內部性出現於三十年戰爭之後，但是其外部性則是落實在歐洲協調機制的出現，此時各國懂得唯有尊重他國的主權，才能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 威發里亞主權觀念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受到了挑戰，各國爭相發展境外經濟，降低對境內經濟活動的管制，以爭取國際市場中快速流動的資本，支持國家的發展和生存。此舉雖不符合威發里亞主權的本質，但是主權國家為其生存，行使主權，做出決定，追求利益，正是威發里亞主權本質的實踐。惟有透過國家的作為，主權才得以表現出來，擁有存在的事實。因此，當一國在面對國家存續，維護國家利益，所做出讓度或分享主權的行動時，並非削弱國家的主權，反而是國家主權的彰顯。

本論文探討芬蘭中立政策。首先說明中立意涵以界定芬蘭中立政策的特質。芬蘭中立政策一直是安定與經濟並重，一面與蘇聯/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一面爭取進入西方市場，確保經濟利益。因此，芬蘭所採取的政策為平衡策略。二次大戰後以中立政策為優先，實為考慮到國家利益與國家生存。後冷戰時期，蘇聯瓦解，限制芬蘭與西歐整合的因素不再，芬蘭因經濟需要，選擇加入歐洲聯盟。成為歐盟會員後，芬蘭必須重新調整中立政策，以因應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要求歐盟會員國必須接受歐盟制定的共同外交政策，甚而共同防衛。這是測試芬蘭等中立國對歐盟承諾的最大極限。芬蘭的外交政策因而逐漸不談中立，但仍維持中立的核心-軍事不結盟與可信的防衛。芬蘭採行不結盟政策，避免參與集體防衛的行動，嚴格區分防衛與危機處理任務，不參與軍事層面的活動。芬蘭利用北約組織架構進行國際合作，參與非軍事行動，增加本身危機處理能力。此外，在西歐聯盟的機制下，也提倡危機處理與維持和平任務，謹慎選擇參與的行動。本論文的結論為芬蘭的中立政策保有其彈性與靈活性，以符合東西集團的要求，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與國內的要求，調整中立政策。冷戰時期芬蘭在安全需要與經濟需要間取得平衡；後冷戰時期，因國內經濟考量加入歐盟，不再採取中立政策，外交政策調整為不結盟政策，不參與軍事聯盟，因此沒有加入西歐聯盟與北約組織。但並不意謂芬蘭將來不會放棄不結盟政策，仍舊保有政策的彈性，若情勢變遷，芬蘭可能會選擇加入軍事聯盟，捍衛本身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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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性偏誤」（Convexity Bias），非債券的「凸性因子」（Convexity），來自利率非平行變動對債券價格的影響。對利率交換契約而言，有其特殊意義。是指利用一連串到期日連續的期貨契約，作為評價利率交換契約的模型，卻因為在期貨契約到期前，其隱含利率並不等於遠期利率的情況下，採用未經修正過的模型，將錯誤估算交換契約的價格。而此偏誤值因隨著到期日的增加，或利率的波動增高而逐漸擴大，呈曲線特性，故稱之為「凸性偏誤」（Convexity Bias）。 由於完整資料收集不易，本論文的重心就限於探討美國歷史上，從1994年至1996年間，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FED），第一階段利息大幅變動期間，利率的變動對凸性偏誤的影響，並預測之後利率變動時，對利率交換契約價格的影響。旨在以實證資料作完整分析，希望藉此探討凸性偏誤是否也會因利率變動程度的不同，進而對利率交換契約價格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並進一步利用簡單的模型，推算出準確的遠期利率，作為評價利率交換契約的指標。將來若利率發生變動，交換契約的交易雙方，也能因此得到正確的交換契約價格，進行交易或避險，以減低利率風險可能帶來的損失。

成立區域經濟聯盟除因政治因素之需要外，主要係因會員國可藉由經濟統合，消除彼此間貿易及競爭之障礙，而獲致經濟利益。經濟聯盟會員國間稅制之差異及差別課稅待遇亦會形咸貿易及競爭之障礙，因此有加以調和之必要。一般之經濟聯盟由於統合程度較低，僅有將關稅等間接稅加以調和，而歐洲共同體因致力於建立一個無內部邊界之單一市場，確保貨物、人員、勞務及資本之自由移動，其統合程度較高，故對直接稅亦加以調和。其調和直接稅之立論根據及處理情形，頗值其他區域經濟聯盟之參考，為本文之研究重點。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則先就經濟統合之型式及利益加以介紹，為獲致這些利益，租稅所形成之障礙有必要加以消除。其次，對調和租稅之一般理論，按租稅調和之性質、方法、原則及動態等面加以說明。最後分析直接稅各別稅目之調和理論。在公司所得稅方面，分析不同之課稅主權主義對國際間效率面之影響，及其租稅調和之效果。在個人所得稅方面，資本所得課稅之效果與公司所得稅相同，勤勞所得部分，為兔租稅影響人民工作地點之選擇，各國之薪工稅應予一致，並採屬人主義課稅。不論就公司稅或個人稅，屬人主義在效率面之效果均優於屬地主義，惟因人民之國外所得不易掌握課稅，及聯盟內人員之跨國流動性提高，屬人主義下仍有其缺點，而有必要進行租稅調和。至於其他之直接稅，因多係對不動產加以課稅，稅基較不具流動性，扭曲效果較小，故其調和較不具迫切性。 　　歐體之直接稅應否調和，在其會員國問一直存在爭議，主要係因在經濟面，直接稅差異之扭曲效果及福利成本不易估計，故不易說服會員國採行調和法案。另在法律面，調和直接稅之法律依據亦不若間接稅明確。本文第三章就歐體公司稅之扭曲情形及共同體法之規定加以討論，以瞭解歐體調和直接稅之立論根據，並介紹直接稅調和之主要演進情形。 　　第四章則就歐體實務面調和直接稅之法案加以介紹，包括已獲採行及提案中之法案，分為與公司有關之直接稅調和、所得稅之稽徵業務、個人所得稅及其他直接稅、相關改革等四個部分加以說明。 　　第五章就歐體直接稅調和之現況加以評估，討論未來以租稅條約取代調和指令之可行性，及歐體會員國租稅條約應有之政策。因租稅條約尚無法完全取代調和指令，歐體直接稅採指令加以調和仍有必要。由於歐體直接稅調和尚在發展當中，其未來進一步調和的空間仍大。惟直接稅調和受歐體其他方面未來統合進展之影響頗大，故就其未來受經濟面、政治面、法律面、理論面影響之因素加以分析。並介紹歐體未來調和直接稅之計劃，以對直接稅調和有有一整體性之瞭解。 　　最後於第六章對本文做一結論，並就我國稅法之規定、對我國公司之影響及對國際組織之態度等方面提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