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論 （一）內蒙古自然環境。 （二）內蒙古歷史淵源。 （三）內蒙古社會文化。 二、中共文教思想理論及其政策。 （一）中共文化思想理論與政策。 （二）中共教育思想理論與政策。 三、中共內蒙古自治區文教政策背景。 （一）中共少數民族文教政策。 （二）內蒙古清代、及民國以來的文教概況。 （三）內蒙古淪陷後的文教概況。 四、中共內蒙古自治區之文化工作分析。 （一）中共在內蒙古之文化政策。 （二）中共在內蒙古之文化措施。 五、中共內蒙古自治區之教育工作分析。 （一）中共在內蒙古之教育政策。 （二）中共在內蒙古之教育措施。 六、結論 （一）中共在內蒙古文教措施之成效檢討。 （二）中共在內蒙古文教措施之影響。 （三）三民主義文教政策之前途。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以及研究步驟。 第二章，西突厥與中國、波斯及東羅馬之交往情形。分三節：一、西突厥地理位置之 重要性；二、西突厥與中國；三、西突厥與波斯、東羅馬。 第三章，中國文明之西傳及其貢獻。分五節：一、商貨之交易；二、科學之交流；三 、生物之移殖；四、藝術之影響；五、娛樂游戲之流傳。 第四章，西方文明傳入中國及其貢獻。分五節：一、科學之交漢；二、生物之移殖； 三、宗教之傳神；四、藝術之影響；五、娛樂游戲之流傳。 第五章，結論。總述中西文化交流之盛況，說明西突厥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地位之重要 及其偉大貢獻。

安哥拉是葡萄牙最大的海外領土，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是非洲歷時最久的民族主義運動。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而葡萄牙竟在此狂熱的非洲民族主義大浪潮下，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其殖民政策，以歐洲蕞爾小國統治為其本土之十四倍的安哥拉，垂四百餘年之久木其特一也。 葡萄牙統治安哥拉的政策，一般稱之為「基督教的家長政治」實行個別同化政策，旨在建立一個「多極族國家」，其特一也。 聯合國審議安哥拉問題，歷時十數年，通過給予安哥拉民獨立的決議案不計其數，然而葡萄牙以國內管轄事件為由，不予置理，聯合國竟未採取有效行動，其特三也。 安哥拉自於一九六一年掀起大風暴。以後十餘年間，只有一些間歇性的游擊戰，並未獲得決定性的進展，其特四也。 民族主義運動的組織富有部落的色彩，內部派系複雜，各自為政各自尋求外援，互相傾軋，其特五也。 安哥拉問題已成為國際性的問題，關係大國的利益，其特六也。 本論文依此六項觀念，為經為緯，以剖析安哥拉民族主義之運動，及其今後之發展 本論文共分六章、十七節，都六萬餘言。

台灣長期以來都是處於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一元化的政治體制在黨外政治改革運動風潮下逐漸被瓦解；台灣政治才逐漸走向自由化（liberalization）與民主化（democratization）。1987年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解除黨禁和報禁，以及國會改革等都是影響台灣發展重要的運動；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也在推動政治運動過程誕生，從此國會才逐步進入政黨競爭的年代。雖然1992年以降國會改革終結國會法統，乃至於經過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但國民黨仍維持執政的優勢。 原住民立委長期以來都是國民黨所囊括，雖然自1972年開始就有原住民席次1席，到1992年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為止，將近20年100﹪都由國民黨所囊括，非國民黨是毫無空間可言，經國會全面改選之後才改變政黨一元化的局面；進入到第三屆民進黨以全國不分區立委名額提供1席予原住民。使得國會的原住民立委政黨也逐漸朝向多元化。即使到第三屆7席的原住民立委除了民進黨全國不分區有1席外，其他6席都屬於國民黨。歷屆原住民立委席次佔總席次平均仍不到2﹪，因此，長期受制於兩種因素所致，一為政黨；二為多數決，使得原住民立委問政頻遭瓶頸而難有突破。 1995年12月20日第三屆立委選舉結果，國會生態丕變，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三黨實質不過半，是台灣政治與國會史上的第一次，提供了民與新兩黨合作的空間，且早已在選前預測此一態勢，提出大和解共組聯合內閣的共識。國民黨的原住民立委蔡中涵（阿美族）、瓦歷斯貝林（賽德克族）不顧其政黨壓力，以政治生命作賭注對民與新大和解做出回應。當蔡與瓦主動回應在野黨大和解的同時，卻反而遭其他同黨的原住民立委抗議與反對，6席原住民立委未能如預期般團結合作，而失去提昇原住民族政治地位的機會。 1996年2月期間影響台灣政局的重大事件包括2月1日的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以及2月23日行使閣揆同意權等事件。在蔡與瓦同民進黨合作下僅以1票之差就贏得勝利。蔡與瓦為爭取原住民族權益法制化，掌握時局，運用關鍵少數對抗國民黨與左右朝野政黨，以成立行政院原民會作為交換閣揆同意權；在立法過程成功的運用策略與議事技巧成立行政院原民會。二月政改過程蔡與瓦扮演的角色，打破原住民立委向來給人溫順忠黨的觀感，始料未及的更成為動搖國民黨政權的關鍵少數。在第一次與在野黨合作之後，欣然接受國民黨黨紀處分，即使蔡遭開除黨籍，瓦停黨權一年的處份，2人為原住民族權益在所不惜。 國民黨為積極爭取蔡與瓦的支持，國民黨不得不以此承諾成立行政院原民會，但卻主張依「行政院組織條例」第14條，以臨時性任務編組來成立行政院原民會。在蔡與瓦等其他跟進的原住民立委的堅持下，以具有法律位階來成立行政院原民會，主張應修訂「行政院組織條例」第3條。但因修法緩不濟急，因而研議朝向依第6條作為草擬「行政院原民會組織條例草案」的法源依據。為能減少審查過程不必要的干擾與阻力，蔡中涵與巴燕達魯兩版本進而合併成為原住民立委共識版，與行政院版進行併案審查。審查過程從法源依據、組織位階、立法程序、首任主委任命、組織架構與各處室職權、人事任用等都有所爭議。民與新雖敗猶榮且信守對蔡與瓦之承諾與實質協助原住民立委審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立法工作，若非經民進黨與新黨信守對蔡與瓦之承諾與鼎力協助，原住民立委在有限的時間裡是很難獨力下完成立法工作。 根據歷屆原住民立委問政內容顯示，要求成立「原住民專責行政機構」是歷屆原住民立委提出最多，且透過各種問政管道突顯的質詢議題，自第一屆至第三屆2會期前，總計提出113筆，但從未受到當時執政者國民黨的重視。雖然也曾於1995年作出附帶決議卻無視其存在，也未進行具體研擬工作，顯示具執政優勢的國民黨對其黨內立委所提案漠視的事實，卻是在危及政權與朝野政黨競爭壓力下，才不得不向原住民立委釋出「善意」。自5月22日於立法院提案開始，到11月1日審查完竣三讀通過，歷時5個月又9天完成有史以來第一個由原住民立委提案的法案。訂定此法案的立法過程既繁雜又冗長，不僅涉及立法專業問題，更重要的是對原住民族處境的體認，除了原住民立委本身積極參與之外，國會各政黨立委更協助提供其專業背景與立法技術等寶貴之意見。請參見下表： 國會各政黨立委審查院原民會組織條例草案發言次數表 排名 民進黨 發言次數 新黨 發言次數 國民黨 發言次數 總席次57席 總席次21席 總席次85席 --------------------------------------------------------------- 1 蘇嘉全 40 鄭龍水 07 劉光華 41 2 盧修一 林濁水 15 周陽山 05 林顯榮 02 3 翁金珠 08 陳癸淼 高惠宇 02 從上表顯示以人次來說有46﹪的民進黨立委參與；新黨立委有29﹪參與；國民黨立委卻只有5﹪參與。原住民立委此次可以說是100﹪。以個人來看，國民黨幾乎只有劉光華獨挑大樑；民進黨則以蘇嘉全第一名，新黨以鄭龍水第一名。明顯看出原住民立委受益最多，不論是專業領域或立法技術等問題都從各政黨立委的發言得到實質助益，順利完成屬於原住民族權之首部法案。由於過去都是由行政機關主導立法方向，由立法委員扮演領航角色也是創立了一個立法新例。選擇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作為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不僅意義深遠，同時也為台灣原住民族政策立下重要的基礎。筆者即透過長期參與國會的政治與立法過程，分析並提出對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路線的另一個視野。 關鍵詞：二月政改、原住民立委、立法過程、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族權法制化

社會變遷的快速，推波助瀾學校教育改革的腳步。學校教育不能原地踏步，必須有所創新；學校教育必須能掌握社會脈動，才能提供學子隨機應變的能力。因此，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中央統籌規劃的課程是一套統一的架構，並未考量學生生活經驗、學生成長背景、學生民族身分..，所以，為了改善上述缺失，教育部現今推行的九年一貫國民教育，在課程規劃上，安排一周兩節課的彈性學習時間，提供給各小學彈性運用課程的設計，也就是鼓勵學校妥善運用這兩節課時間，設計規劃適合該校學童學習的課程活動。精神上強調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期望學生從此課程學習中找到學習的樂趣，從而喜愛上學、更有自信面對挑戰。課程的內容可以是各學科的補救教學活動；或是結合社區發展、自然生態資源、機關團體的課程設計；還是民族文化相關的課程發展活動…。因此，學校本位課程的推動，彰顯了各學校的發展特色。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風土民情；語言、習俗上的不同，讓台灣境內各民族有了各自不同的特色。學校本位課程所提供各學校彈性的自主課程設計，造就了原住民小學與漢人小學在課程設計方向上不同的發展。原住民小學發展了與該學校學童民族身分相關的民族文化課程活動，有的是民族語言課程、民族舞蹈活動、原住民合唱社團、還有原住民祭儀活動，以及傳統編織、織布技藝等課程。漢人小學則多是結合社區發展鄉土人文、自然生態，或是與社區機關、社團結合的課程活動。 本論文是以比較分析台灣中部以北地區，八所原漢國民小學所推動的學校本位課程活動，透過訪談、問卷調查，綜合歸納後得到下列點結論： 壹、原住民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傾向於民族文化相關課程。 貳、漢人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多與社區資源相結合。 參、原住民教師比漢人教師關心民族教育。 肆、學生喜愛主題活動式課程。 伍、學校本位課程活動設計打造學校特色。 / Study and Analyze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Aboriginal Schools and General School for the Northern of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s The modern society changes so fast that it accelerates the revolution in our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innovate in order to make progress instead of regression.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ability to adapt modern society, which changes all the time, revolution in our educational system is imperativ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signed curriculum, a prevailing uniformity of educational skeleton, concerns nothing about the living experience, backgrounds and special racial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romotes the nine-year integrated education, an educational frame,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flaw that ignore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 nine-year integrated education provides the flexibility in program design by arranging elastic courses two times a week. In other words, the purpose on this special educational frame is that appropriate arrangement for activities and programs which suit students. Moreover, the essence of the nine-year integrated education puts emphasis on the spirit that the individual can see the fun of learning. In additionnine-year integrated education, students love to go to school and act with confidence to face challenges. The ingredients of the program may contain tutorial class or cooperate wi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nature resources, and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advocat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makes traits of every single school more obvious. Generally speaking, diverse races have dissimilar cultures which are unique. The variety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s, languages and custom contribute the special feature which belongs to natives in Taiwa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hich offers flexibility in program design makes the difference in curriculum arrangement between aboriginal elementary school and general elementary school. The aboriginal elementary schools have developed the cultural programs, which include mother language, folk dance, chorus, ritual ceremony and traditional weave skill, relating to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traits that students pres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neral elementary schools combine their programs with native humanism, environmental concerns or cooperate with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e thesis analysis and compares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eight schools which include aboriginal and general elementary schools in north and central Taiwan by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then obtains conclusions represented below. 1.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aboriginal elementary school inclines to develop cultural programs. 2.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general elementary school chiefly combines with community resources. 3. The aboriginal teachers concern more about national education than other teachers. 4. The students prefer topical subject curriculums. 5. Design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forms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s.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試圖從「戰爭」的角度來描繪現代性的樣貌。戰爭如何刻劃著現代性呢？如何從戰爭與現代性的相互理解中來認識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呢？從西方歷史的發展軸線來看，在過去三百多年來有三件標誌著時代變化的重大事件：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伴隨著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1906年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2001年美國紐約世貿大樓所經歷的911恐怖攻擊。這些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揭示了現代性的深層變動。所以，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嘗試依循著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從社會學的知識發展傳統來提出整理和說明，並且，也希望從戰爭與現代性的切入角度來對未來的發展提出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 在導論中，筆者從兩個小節來分別切入主題。首先，在「研究動機」這一節所提出的問題是：「社會學為何缺乏戰爭的研究？」我們試圖從十八世紀後半葉以來社會學知識發展的脈絡來加以回答。基本上，我們會發現到，以資本主義生活為基底所形成的「社會」這個概念，抑制了戰爭在社會學中的發展。其次，在第二節「問題意識」中，主要是從「社會學要如何研究戰爭？」這樣的提問，來檢討「民族國家與戰爭」這個命題。在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社會學往往從「民族國家」出發來觸及戰爭現象的研究；但是，這容易落入只是對國家軍事「制度」和「組織」的研究，對於戰爭的思考可以引發的知識作用，以及戰爭理論和概念的建構就顯得相對匱乏。所以，我們試圖從政治社會學中「國家－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以及克勞塞維茲所提出的「政治－戰爭」之命題，從兩者的結合中進一步提出整體論文的分析架構（三個思考戰爭的典範）。 從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討論中，筆者依序整理出三個具代表性的思考戰爭議題的社會學典範：「民族國家－總體戰」、「階級鬥爭－游擊戰」、「生命政治－社會內戰」。三種「政治－戰爭」的類型也正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學立場與分析的延伸（韋伯的「民族國家就是社會」、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抗」、傅柯的「從權力分析國家與社會」）。我們最終希望能在三個類型彼此之間形成一個對話與思考的空間，從而呈顯出一種現代性的戰爭考察。 基本上，在三個類型的建構上，是沿著與克勞塞維茲的對話來前進的。首先，「民族國家－總體戰」這個類型是具有原型的意義，因為，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戰爭正是現代性的根本特點之一。民族國家的戰爭標示出有限戰爭（封建）與絕對戰爭（現代）的差異，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也早已告訴我們集合全民意志的「總體戰」所帶來的驚人效果。此外，從韋伯的分析中，我們也企圖賦予克勞塞維茲的戰爭理論更多的社會學內涵。不同於克勞塞維茲將民族國家等同於社會這樣的整體觀，列寧依循著馬克思的思考傳統，強調社會內部階級差異的重要性，並且，配合著對於當時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之理解，而提出以「階級戰爭」來面對總體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想法，這也就導致了民族國家與階級鬥爭兩者政治思考的融合。此後，在二次大戰與冷戰時代的第三世界革命中，游擊戰成為了最重要的戰鬥形式，這樣的形式也挑戰了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正規性框架。正規戰（總體戰）╱非正規戰（游擊戰）所帶來的差異為現代性的戰爭研究帶來了深刻的思想衝擊。傅柯則更進一步地拆解了整體同質社會的看法，不僅存在於階級這組權力關係，權力會在各個微觀的層面上不斷地運作。他翻轉了克勞塞維茲的戰爭命題，以戰爭（略）的權力模式批判了霍布斯的主權－法律模式。戰爭不僅是存在於國界邊境上的實際戰鬥，而是會瀰漫在整體社會的權力關係中。由權力關係形塑的個體（主體）如何整合進社會整體之中，正是現代民族國家生存與強化實力的重大任務，治安的政治技術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傅柯延續著治安的想法，而以「生命政治」來作為描述當代政治理性的核心概念，替代過去國家理性的想法。有別於傳統的戰略思想，從生命政治的角度，傅柯對後現代與全球化的戰爭思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最後，筆者也希望去凸顯出，在戰爭的歷史發展軸線中，「人民」形象的變化，並且，當「戰爭」的議題置入政治社會學三種「國家－社會」關係的思考模式時，不同的知識典範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知識上的緊張性與相互撞擊，進而能夠使我們對於民族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度的思考。 在第五章中，我們嘗試從戰爭的角度來切進全球化的議題。從「全球化與戰爭」這樣的面向，來提出兩個主要的思考脈絡：「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以及「民主與戰爭」。儘管諸多全球性的危機和發展都使得民族國家的權力顯得軟弱無力，但是，從戰爭的角度來切入思考，全球化是否真的或如何改變了長期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現代性。此外，在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成過程中，民主作為當前的普世價值卻弔詭地成為發動戰爭的語意，其中的成因也是我們探究的焦點。為了釐清上述的問題，我們整理出兩個主要的理論思考模式：哈伯瑪斯的「後民族格局」以及Hardt和Negri的「帝國」模式。基本上，我們並不試圖採取上述任何一種立場，而是提出以戰爭的角度，來重新思考民族國家此一現代戰爭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變化。 在結論中，筆者指出當前相關的理論發展糾結在下面三種可能的思考取徑之中：馬基維利的國家理性、康德的永久和平、傅柯的戰爭與秩序（社會內戰、生命政治）。並且，還進一步地從國內外當前的學術潮流與發展情形，來評估本論文的意義與未來可能性。同時希望「戰爭」作為新的理論元素，能為政治社會學的發展開拓出更多的思考面向。

從整體國家權力機關體系而言，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大陸憲法賦予它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和崇高的職權。其中，省級人大在整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體系中，處於聯繫中央和地方，在工作分配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相對的，隨著地方人大權力的強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弱化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能力。因此，探討中國大陸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權的行使，不僅有助於瞭解其政權穩固的因素，且有助於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充分行使自治權，確立和發展平等互助、團結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關係。故在此等基礎上，本論文主要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行使為討論對象，冀能透過科學的剖析，來闡述中國大陸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權的理論與實踐。 新疆自古以來即是多民族和多種宗教並存的地方，目前境內有53個民族人士分佈，其中有13個世居民族，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人口高達59.4%(2000年)，是中國大陸唯一的三級自治地方(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和民族鄉完備的區域。不僅依法享有一般省、直轄市的地方立法權，還有權根據當地實際和民族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在貫徹國家法律時可以制定某些變通辦法或補充規定，其立法權限與一般省、直轄市相對要大一些，但是又必須接受嚴格的立法監督，即必須履行報批程序。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第一部地方法規，是在1979年11月由自治區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邊境管理區安全保衛工作通告」。迄2006年1月止，共制定330個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變通與補充規定，這些法規涉及到自治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民政、宗教、環境與資源保護等各個方面。對於自治區的穩定有一定的作用存在。 雖然，中國大陸當局一再強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立法中，已充分表現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但從其所制定的法律內容上看，現有的民族法律、法規大都比較偏重原則、抽象，調整的手段和方法比較單一，多為指導性的規範，懲罰性的內容薄弱。從數量和結構上看，缺乏系統性，許多實踐急需的法律、法規及其配套法規、規章還沒有制定出來。從保障機制上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監督保障機制，實際執行起來難以達到法律、法規所規定的預期效果。事實上在中共現有體制下，唯有加強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化與法制化，才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真正有效途徑。 關鍵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民族區域自治

本論文的研究主體，為台東平原的阿美族，即馬蘭社阿美族。 和以往的阿美族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焦點，集中在歷史研究，尤其由政治經濟學的取向，探討社會文化的貫時性變遷。由此，本文試圖從歷史進程，理解馬蘭社阿美族特別的文化脈絡與社會型態。 歷經各種不同的統治政權，本文歸納出馬蘭社阿美族特殊且一貫的重農傾向，並與相鄰的「武族」卑南族有政治經濟的合作共生關係，而越接近當代，我們會看到馬蘭社阿美族受到統治政權越廣泛深入的影響，無論在經濟處境、社會結構、政治角色與文化表現上，都感受到越來越明顯的壓力。 基於以上的概念，本文論述的取向，不僅是貫時性的，也是文化的比較研究。在不同時期，找出政治環境引入的不同人群，以及經濟環境上的重要變遷，以突顯台東平原，尤其是馬蘭社原住民的文化表現，尚武的卑南與重農的阿美兩種文化傳統，進入當代國民國家的體制內，其社會文化，從諸多面向來看──包括生產方式，社會地位，政治參予，經濟權利，與精神生活，都可以發現許多值得探討其脈絡的特殊表現。 本文第一章首先揭露，有足夠證據顯示，馬蘭社具備長久歷史。其次，本文提出卑南族與阿美族在臺東平原的共生關係，這個歷史淵源，作為本文的重要主軸，在接下來的篇章，會持續提示每個時期，兩族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文化調適。最後強調馬蘭社阿美族的文化特色，即在於特重農業生產的傳統。 第二章討論日本統治初期，台東平原原住民，因其社會文化更適宜統治，以致於很快就被統治者識別，採取與島內其他原住民不同的統治方式，從稅收、產權與勞役等政策上，都可以發現較短的適應期與更早的公民化，然而也在生產勞力上出現更深廣的剝削。由此接續第三章以糖業生產為中心的探討。 第三章以日本推行糖業生產，導致台東平原民族關係的改變為探討主軸。在生產勞力重整的過程中，特意引進定居人口（內地人與本島人），同時加重原住民勞力負擔，抑制原住民地權，乃至經濟建設（卑南大圳）引起的農業環境改變，凡此皆是台東平原原住民經濟生活轉變的重要關鍵。 第四章由經濟轉向政治，分析日本帝國引進的公民政治，試圖在臺東平原建立一個本島人支配內地人與原住民的階級結構，其中原住民在文化上與經濟上最居劣勢，從而影響其政治生活，幾乎難以感受原住民精英的活力，自難期待從政治參予上整體增進原住民的社會地位。 第五章進入戰後，選擇了又一個興起二十年的農產經濟──罐頭鳳梨的生產外銷。不僅要成為國家公民，國民黨政府更要求同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住民勞力投入鳳梨工廠的同時，文化也面臨毀滅，年輕一代向都市移動，原有的農耕傳統、家庭組織、宗教信仰都面臨嚴峻考驗。1970年代鳳梨加工產業走向黃昏的同時，馬蘭社阿美族文化似乎也走到一個臨界點。 最後，作為民族史的政治經濟比較研究，本文強調，社會文化的完整運作，才是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政治經濟的競逐，無論如何必須避免歷史文化上的短視，甚至忽視。 / The su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Taitung Amis, who are Falangaw Am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because it is concentrated on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Much is due to political economics. Falangaw Amis saw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The cultural tendencies of Falangaw Amis are consistently related to agriculture. They cooperated with Puyuma who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military Wu Zu武族 and lived next to them,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More recently, Falangaw Amis are more deep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No matter what their economics, society, political roles,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were, this trib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pressure about those. This dissertation not only reveals long historical changes, but also studies cultural comparis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urroundings as well as the crowds led into Taitung by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can revive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Falangaw Amis. The Puyumas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military; the Amis stress agriculture. This can be a wide area of inquiry. These all affect the production, social status, political concerns, economic rights, and cultural life of Amis. The first chapter in this dissertation reveals that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Falangaws had a long history.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Puyuma tribe and Ami tribe had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Taitung plain. This history is the main topic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will mentio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two tribes in each period. Finally, it emphasiz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langaw Amis,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 of agriculture. The second chapter shows tha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e aborigines who lived in the Taitung plain were more easily ruled by Japanese. Therefore, Japan adopted different ways to govern them, from others. With tax revenue, decreas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forced labor, all evidence shows that aborigines had little time to adapt to the new government and be citize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exploited the aborigines considerably in production work. The following chapter will discuss the sugar production industry.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treats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promoted the sugar production industry. This caused changes i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Taitung plain. Under the process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labor, the government brought in some special popul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d the aborigines' labor burden and suppressed their property rights. Furtherm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tches) made the agricultural surroundings change. These are all keys that made the aborigines' economic life change considerably. The fourth chapter shows that the Japanese brought in citizen politics and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class system. In this system some dominated others, including the aborigines. In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 aborigines were inferior. Therefore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enthusiasm or support from aborigine leaders. No wonder that it'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aborigines by political means. . The fifth chapter mainly treats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 export trade of pineapple can production, another hot agriculture industry. KMT government made the aborigines be citizen and adaption. The aborigines worked for those pineapple factories. The young men moved to big cities for work and life. Their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family organization and religion faced a baptism of fire. In 1970, when the pineapple can production was downward, Falangaw Amis seemed to be at the juncture. Finally, as a ethnic history in politic economy compared research , the dissertation stress that the social culture should works well,then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would have a steady foundation. Eve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can be successful. It is very important not to be shortsighted in critici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國內電子商務市場隨著上網人口逐漸增加，在市場中依照商品提供者與消費者來分，B2C的市場中以旅遊及金融商品營業規模最大，而在C2C的市場中，服務則是缺乏相關的研究。本研究將探討透過網路所販售的服務中，最需要審慎評估的服務商品-新娘秘書。 本研究透過網路民族誌的方法搜尋相關消費者分享的經驗，此方法可以在最少干擾下了解消費者在選購此類商品時所考量的相關因素。不足的部分透過深度訪談來補足。從交易成本角度的「外顯單位效益」、「資訊搜尋」以及「道德危機」三方面來了解為何新娘會在婚禮籌備過程中選擇新娘秘書服務，以及選定某位特殊服務提供者的因素。 研究結果得知，在交易成本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危機成本，因為婚禮不能重來，所以只能透過多元的作品集來評估新秘的經驗，另外面對面的試妝，可以了解彼此溝通是否順暢。另外所提供效益是新娘考量選購此服務的重要因素，新娘秘書的貼心服務，可以免去新娘在結婚的過程中的舟車勞頓，以及可能會產生「不完美」的疑慮。對於類似性質的網路服務業，也就是能把作品透過照片、影像具體化的行業，如會場布置、表演活動、活動攝影，都可以透過相同的模式來經營。

「選秀節目」風潮近幾年來再度席捲台灣，也成功地進入部分網路閱聽人的生活之中，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收視經驗，然而，近期節目收視率的滑落並無法斷然宣告網路閱聽人對「選秀節目」失去興趣，為求貼切地理解其動態的收視經驗，本研究從「日常生活理論」面向切入網路閱聽人之選秀節目收視經驗，研究選秀節目如何在網路閱聽人的生活中佔據特定的空間／時間，並結合相關的閱聽人研究，從「主動閱聽人」、「接收分析」面向，歸納出網路閱聽人結合網路使用所具有的「非同步收視」、「強調互動參與感」、「兼具傳播者身分」之收視特質，形構其動態的日常收視形式，並構成收視實踐模式之基礎，藉以詮釋屬於個體微觀的收視實踐戰術。 本研究以台大批踢踢實業坊【SuperStarAve】BBS板作為研究個案，嘗試運用「網路民族誌」(Netnography)－結合網路文本分析、參與觀察、線上訪談之研究方法，試圖描述網路閱聽人日常生活中的選秀節目收視經驗。研究結論指出，網路閱聽人藉由個人與生活脈絡協商、配置的「戰術」，與節目產製「策略」相對地收視著「超級星光大道」，本研究認為，其日常收視經驗需考量個人所處的生活脈絡與網路傳播情境所造成的收視變動性，並因個人對節目「真誠性」的解讀而變動對「超級星光大道」的日常收視形式；藉網路使用之便，重新組配收看節目之生活空間與時間，也各自建置個人迂迴的收視戰術－兼具反制與延伸之意義。是以，網路閱聽人之選秀節目日常收視經驗乃成為動態的過程，從中展現如de Certeau所指游擊式的收視「戰術」，藉以反制節目產製策略，從中找尋獲致個人收視愉悅與意義之機會。 / Recently, “Talent TV Show “ has become such a popular program genre in Taiwan.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how Internet audiences combine heterogeneous elements of their lives. de Certeau’s theory of everyday practices will be applied to serve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concretely describe the modalities of watching TV and the formalities of interpret practices. This is a case study that makes use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Netnography to analyze BBS “ SuperStarAve ”. And the main argument of this study shows what Internet audiences’ tactics of watching TV are. Internet audiences alternate different media tactically to fit in with their life arrangements, and they make a detour to interpre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rogram. In addition, Internet audiences contemplate to seek for opportunities of establishing the trajectory of watching TV to pleasure themselves. As a resul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feature of diversity existing among individual Internet audiences shapes the movement of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watching 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