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敘事是台灣日治時期新文學很重要的一個表現，但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在台灣文學史受到戰後民族主義浪潮的催發而展開的書寫過程中，經常因為「時空環境差異」以及其中內含「皇民文學」等看似親近日本殖民者的言論，而與民族道德相對正確的前行時代隔離開來。只是當我們明白歷史敘事、尤其是於民族主義滋養下進行的歷史敘事，經常為了證成當下身份意義的需求而導致了偏頗以及去脈絡化的結果，「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就有了重新閱讀的空間。本文以民族主義的理論爬梳為始，配合「東方式殖民主義」的概念，切入1930年代左翼思潮在地開花，以及1940年代的鄉土書寫、文學史建構與「皇民文學」等一系列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學活動，一方面以回應「東方式殖民主義」的假定，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編入日本帝國的欲望連接回皇民化時期之前；另一方面則期望賦予被殖民的台灣人追求身份認同的過程以完整的意義。

(<特集>価値多元化社会における教育の目的)

本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撒拉族所經營的鄉鎮企業，研究主軸則是從撒拉族的鄉鎮企業發展情況，來探討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確定了經濟改革的方向，中國的經 濟發展從計畫經濟體制朝著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農村家庭承包制，使得鄉鎮企業在中國農村有了發展的契機。自八○年代以來，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經濟發展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大力興辦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是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標誌，更是撒拉族提升本民族經濟的最佳方式。而影響循化撒拉族興辦鄉鎮企業的因素，除了整體大環境的變革使鄉鎮企業有發展機會之外，民族本身的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的影響，更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撒拉族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經營的正面影響為：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提供撒拉族積極發展鄉鎮企業的動力；多種經營的傳統符合市場經濟的供給需求；開放性與包容性使撒拉族能快速掌握機會；自尊心強使撒拉族人努力發展鄉鎮企業；傳統社會結構使撒拉族在經營鄉鎮企業也能團結互助。而其負面影響則是：自尊心強導致人人都想當老闆，鄉鎮企業規模小，不易進步；傳統社會結構使鄉鎮企業容易形成家族化現象；對學校教育接受度低導致教育水準低落，使鄉鎮企業缺乏人才。 而撒拉族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影響的。經濟因為社會與文化的因素而有發展的機會；社會與文化也因為經濟的發展而有所變遷。因此撒拉族在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經濟水準有所提升之後，撒拉族的社會與文化也因為鄉鎮企業發展的緣故，產生了獨特的變遷與適應：傳統經濟生活走向產業化，並提供剩餘勞力工作機會；對體制內的學校教育接受度提高；撒拉族婦女有了經濟獨立的機會。 撒拉族雖然因為興辦經營鄉鎮企業之後，對於學校教育的觀念有所改變，但是目前教育水準的低落仍是鄉鎮企業發展最大的問題，值得後續繼續觀察；而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撒拉族婦女很多的工作機會，使得撒拉族婦女的角色與地位開始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對於撒拉族社會可說是相當大的變遷，也是撒拉族面臨未來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

牛街是北京市內一條古老的街道，位於現今北京市宣武區西南隅，呈南北走向，北起廣安門大街，南至南橫西街，此街一帶為北京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區，以牛街為中心，在其東西兩側，有大大小小幾十條胡同，居住著數以萬計的回族居民。牛街回族聚居區由於歷史悠久，不僅在國內聞名遐邇，在國外伊斯蘭世界裡更是耳熟能詳的回族聚居區代表。 牛街有著近千年的歷史底蘊，蘊含了世居都市回族的文化內涵，然而北京市政府為了適應北京國際大都市建設的需要，對於位居中心城區的宣武區，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推行了大規模的危改計劃，此一都市更新計畫，影響牛街回族社區的發展極大，改變了回族聚居的生活型態，將世代居住在此的牛街回族，透過政策的執行，轉變為散雜居的形式，回族住在已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牛街社區裡，還能繼續保持與傳承屬於自己的民族傳統與宗教文化嗎？ 這個問題不僅是牛街的個案而已，當今中國各地大都市的回族聚居區，都同樣面臨這樣的狀況，要怎樣在國家體制與社會變遷的影響之下，而不被都市的生活習慣與價值觀所左右，迷失了自己的民族身分，而持續保持回族的民族文化並加以傳承，這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世居回族們，要加以深思的問題與考驗。 筆者先從歷史背景的描述，先理解牛街回族社區的形成，以及掌教制度的崩解和寺坊制度的瓦解過程，再簡介北京市宣武區政府的危改計畫內容後，最後從經濟生活與族群關係的角度，橫向地來探討北京牛街回族經歷城市更新計畫與社區轉型的變遷因素，如何改變與適應這不同於以往的生活型態，希望藉此個案的研究，提供台灣學界對於中國都市回族研究的窗口。

台灣地區原住民因長期處於結構性劣勢，面臨語言、文化逐漸消失，生存權被壓迫的危機，且受限於複雜的地理環境及特殊的文化背景，致使原住民族在台灣社會中一直居於弱勢地位。而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如何讓少數族群，如原住民族感覺制度公平、獲得尊重，近年成為大家關心的課題。 原住民就業等相關問題，為其弱勢地位的關鍵成因。問題之解決繫於原住民族相關法制之妥善制定及貫徹施行，大賴政府部門引入規劃與執行良善政策的原住民優秀人才。而如何培育、掄拔優秀原住民族行政人才，並規劃及執行原住民族發展政策，從而建構多元且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考銓制度，確保相關法規及措施之有效執行，維繫發展原住民社群及文化，是當前考用政策重要課題，亦為本論文所欲研究之範疇。 由於我國特殊的處境與政治發展，早期文官系統呈現泛政治化的特質，印證了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價值取向的必要性，其價值取向由強調國家忠誠、意識形態、政治課責、分贓制等政治價值，逐漸走向功績、中立、才能、效率、理性等行政價值，而人才之考選亦走向沒有特定身分限制的公平考選取向。惟隨著世界潮流及參照先進國家文官制度的實際發展，人才考選之甄補取向已配合潮流，走向著重社會公平、正義與照護弱勢族群及代表性團體的代表性價值觀。 本文選擇考用政策為研究重點，係因考用政策居於整體文官制度之起點及關鍵地位，且在人力資源管理上，亦居於重要的位置，不僅反映了政府取才所採用的價值立場，亦影響到政府整體人力的組成、素質。目前世界各國對原住民族政策及法制釐訂之原則，大體上係朝向原住民自治、人權保障及文化多元自主等理念，承認原住民集體性權利及恢復傳統自我管理能力，並逐漸形成一股現代潮流。因此，在尊重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強調多元化（diversity）的精神及現有文官僱用制度下，如何放寬考試用人限制、建構多元進用之管道，建立具彈性及民族特色和符合原住民族需要之人事制度等，為本論文研究之重點，並擬從政策價值觀點進行研究。基此，茲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我國原住民族文官之考用政策有那些價值？其意涵為何？有那些指標可說明考用政策的價值轉變？ 二、考用政策的各種價值之間，存在何種衝突矛盾？應透過何種方式來解決？ 三、透過僱用政策變革的指標，了解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加拿大等國原住民族文官制度之演進，及現階段僱用政策之價值偏好為何？ 四、藉由僱用政策變革的指標，探討現階段我國原住民文官考用政策的價值偏好為何？ 本論文共計六章除第一章緒論及第六章結論外，上述四個研究問題分別在第二章至第五章舖陳。第二章首先透過相關理論歸結出我國原住民文官考用政策的三種價值及其在僱用政策上的代表意涵： 一、平等：（一）法律之前，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一律平等。（二）取才的方式、標準、過程是公平的沒有歧視的情形。 二、社會公平：（一）遵守平等就業機會原則。（二）取才的結果，有助於促進社會上各族群的公平代表性。 三、效率：（一）代表以快速、省錢的方式找到機關所需要的人。（二）組織所僱用的人，其知識、技術、能力符合組織的需要，將為工作帶來效率。 從上述意涵，進而探究各項價值在僱用政策上的關鍵因素、評量指標與應用情形。並歸納出法制建立與變革、文官數量之變化、考用的模式與方法之檢視等三個型態，以此說明我國原住民族文官考用政策價值之演變。透過平等、社會公平及效率價值，反映與落實於多元文化、平等就業方案、弱勢優先及管理多元化政策，建構主要評量指標，透過其於政治價值與行政價值之鐘擺中保持平衡，制定我國原住民族文官考用政策之內容。第三章及第四章即為以上開分析架構，探討國外及國內原住民族僱用政策之演進及價值偏好。並藉由第五章之深度訪談，進行實證分析研究。 總之，我國文官甄補政策的發展脈絡自平等就業機會原則、弱勢優先、重視差異性發展至多元文化管理，從消極面言，可避免因文化、民族、宗教的隔閡所引起的衝突；從積極面言，可更有效管理異質性高的員工，亦可透過員工的多元背景，積極開拓不同的市場。從人力資源管理的立場來看，多元化管理的價值，已逐漸取代平等就業弱勢優惠行動方案，成為實踐公平的主要手段。惟我國原住民族考用政策未來之發展，為尊重與考量原住民族內部特殊性需求及深化民主與多元化之核心價值與國家的關係，宜採夥伴關係及準國與國關係之思維，並據以建構不同階段的考用制度。

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呈現復興的趨勢，而從九零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復興與發展，也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話題與焦點，像是1997年的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到現在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些都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實際例證。但是對於民族主義，一般總是存在著許多負面的看法，因為在西方的民族主義發展歷程當中，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將很容易的演變成極端激進形式，我們是否能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輕易的套入西方的歷史情境當中，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至於民族主義在外交中的影響力，如同惠廷(Allen S. Whiting)所言，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外交，將取決於它國如何對待中國，也因此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除了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在外交層面的作用之外，更需關注中日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趨勢，以及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本論文在分析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上，關注的主要變數是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在分析的途徑上則試圖從國際層面:如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趨勢；國內層面:如中共愛國主義的原則、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以及決策層的認知思維層面，依據多層次的分析途徑，從以上這些變數來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並期望藉由民族主義興起的研究，提供理解中國崛起與發展的一個觀點。

壹 研究目的 本文以「後殖民與民族主義：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構成」為題目，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五：一、探討「後殖民主義」理論及其與中國大陸教育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其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反思與批判，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教育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二、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度下民族主義的不同類型，並探討中國大陸以國家中心為主的民族認同教育的特性及其歷史文化背景；三、審視並反思在「後殖民論述的概念架構下，不同形式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義、性質、任務與內涵；四、闡述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涵、特性，並說明這種與資訊化、全球化時代相配合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質乃是公民教育的真諦；五、歸納研究發現，並重構合理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一方面先建立現代意義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面再朝轉化成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教育方向努力，以作為今後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轉型或實踐工作的參考，而這種合宜的公民教育亦有助於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 貳 研究架構 本文以後殖民論述途徑為主要架構，兼採歷史詮釋分析途徑、全球化論述途徑和意識型態批判途徑，冀能超越中共把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困境。本文的論述內容，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外，主體結構大致上分成下列三部份： 其一，理論與背景部份：第二章，適用於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的後殖民理論。第一節則從後殖民主義與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國家教育的關係作為分析起點，承續上一章的一般性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文獻之探討，試圖超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對立的愛國主義教育，且能在全球化時代建構現代中國具有後殖民思維的公民教育；第二節則探討後殖民主義論述及其與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教育發展間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在第三節中將其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中國大陸教育方法論的研究領域。第三章，民族主義類型論與愛國主義教育的背景。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度下中國與西方民族主義的兩大類型，並探討現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建構基礎與其歷史合理性，以及中國大陸從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到鄧後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歷史文化背景。 其二，理論的印證部份：第四章，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包括第一節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愛國主義教育，第二節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依托的愛國主義教育，與第三節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就是說，我們從中共官方文件、出版刊物與相關專書中，考察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內容，可分三大塊，即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同時，筆者審視、反思在後殖民主義論述的概念架構下，並輔以意識型態批判途徑與全球化論述途徑，探討中國大陸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等三種不同型態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意涵、性質與任務。基本上，中共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一方面不斷深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之中，被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納編，但另一方面又強調要防止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而其用來作為抵擋西方文化價值觀滲透的基礎乃是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已較甚少標榜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了。 其三，展望與結論部份：第五章，筆者歸納研究發現，提出現今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與反思，並至盼中共當局能順符中國大陸社會變革與發展對教育的要求，以及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潮流，用公民教育的概念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的概念。最後，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亦即，筆者嘗試提出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理念與精神，作為中國大陸欲與世界接軌時必須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轉型之參考。 參 研究發現 一、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特點 ※　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一）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堅持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意識型態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強調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 （三）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加強國際反帝、反霸和反「和平演變」的教育。 ※　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四）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五）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　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六）愛國主義教育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七）愛國主義教育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 （八）愛國主義教育要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旗幟。 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 （一）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擺脫階級民族主義的束縛。 （二）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正視國家民族主義的侷限。 （三）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迎向後民族主義的挑戰。 肆 展望 一、後殖民主義對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的啟示 （一）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重建主體性教育。 （二）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喚醒人文精神教育。 （三）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形塑公民社會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轉型 （一）全球化時代宜用公民教育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 （二）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公共領域讓傳統民族主義轉化為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三）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

俄羅斯與西方在南奧塞梯及科索沃宣布獨立問題上採取截然不同的立場，科索沃宣布獨立後，俄羅斯表示堅決反對科宣布獨立，此舉破壞國際法準則及地區穩定，國際社會不應奉行雙重標準，也不能出於政治考慮有選擇地利用國際法。 俄羅斯在協助南奧塞梯的獨立運動支持喬治亞分離主義的同時，卻強硬鎮壓其境內的車臣與印古什獨立運動，前者可以幫助俄羅斯擴大在前蘇聯境內的影響力，後者可以確保俄羅斯境內不會產生分離主義的骨牌效應，支持前者、鎮壓後者都確保俄國在歐亞政治板塊中的地緣政治優勢。 俄羅斯在對南奧塞梯及科索沃獨立態度上，可就下列面向比較討論：(1)當南宣布獨立時，俄國立即宣布承認，並認為其有權決定自己命運；當科宣布獨立時，俄則認為其獨立破壞國際法準則及地區穩定，負面影響如車臣(2)國際法方面：對南的態度是根據局勢發展做出的決定符合有關國際文件；對科則要求安理會遵守1244號決議，並認定其單方面宣布獨立無效(3)考量因素：對南則是捍衛在喬治亞戰略、政治利益、經濟與生態維護利益；對科則是俄與塞同為斯拉夫民族，科在沙皇時期為俄傳統勢力範圍，另以經濟角度來看，巴爾幹是俄對歐出口能源通道。 南奧塞梯和阿布哈玆問題反應國家主權與民族自決權的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際關係的一個普遍原則，然而現在美國歐盟與俄羅斯卻都出現雙重標準，在科索沃獨立問題上，西方國家強調民族自決權，俄羅斯則譴責美歐破壞塞爾維亞主權將帶來嚴重後果。而在俄喬衝突中，俄羅斯支持南、阿獨立。在此兩事件中，在國家主權及民族自決權雙重標準下，造成國際關係的動盪。在科索沃和南奧塞梯的問題上，美國、俄羅斯和歐盟正是依民族自決權原則為依據，先塞爾維亞後喬治亞，通過對別國的干涉而維護自己的利益。 / Russia and the West take different positions on the issue i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South Ossetia and Kosovo. After Kosovo'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Russia is firmly opposed Kosovo'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is action effect destabilize regional and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not take double standard, and use international law selective out of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Russia helped to support Georgia secessionist movement and South Ossetia's independence, but it had tough crackdown in Chechnya and Ingushetia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former can help Russia to expand the territory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influence, which can ensure that Russia will not produce a domino effect separatism. This will ensure that the Russian preserve geopolitical advantage in the Eurasian areas. Russia's attitude towards the independence of South Ossetia and Kosovo, we can compar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When the South Ossetia declared independence, Russia announced to recognize immediately, while Kosovo declared independence this action effect destabilize regional and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such as Chechnya (2)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Russia made a decision according with the situation toward South Ossetia; and Russia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244, and concluded its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s invalid (3) consideration factors: to protec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 of the South Ossetia, while in Kosovo, with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Balkan is a Russian exports to the EU energy channels.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issues react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of independence. Maintain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ever, the EU,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double standards on the issue of Kosovo's independence.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y stresse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but Russia condemn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undermine the sovereignty of Serbia and it will bring serious consequences. Russia suppo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in this incident. With the double standard i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t will cause turbul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issue of Kosovo and South Ossetia,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the EU are on the base of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by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countries.

日本系統的台獨運動在1950年代發端至1960年代由台灣青年社扛起大旗並引領、啟蒙世界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在1970年代交棒，台獨運動的重心轉至美國。在這樣一個運動興衰的過程中，台灣青年社無疑扮演了 「銜接與轉換點」的關鍵角色。《台灣青年》作為台灣青年社的機關刊物，更承擔起論述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責大任。《台灣青年》所呈現的台灣民族主義面貌，在對外的界線上，劃出了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清楚鴻溝，但包納了在海外的台僑，在對內的界線上，曖昧的區分出原住民與漢人，但對閩客問題卻未有更多的討論。在 「台灣人」的內涵中，《台灣青年》試圖以多種方式定義台灣人，有從族群演變的觀點，也有從歷史事實的分隔點，更試圖直接探討抽象理論，希望找到清楚定義的嘗試。而對於台灣人過去的書寫，具有代表性的「列傳」專欄，卻呈現出立場跳動的問題，最後草草收場。在觀察史明等人的共同體論述後，大致可以認定，《台灣青年》主張台灣人意識與中國人意識從未重疊發展，而是在不同的空間下各自發展，而當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發展出具近代性意義的共同體意識時，中國卻尚未形成，這也是兩者無法消弭的界線。而台灣的現在到未來，《台灣青年》也持續不斷的觀察、思考與想像。在國際上，他們堅持要求尊重台灣人民族自決的權利，進而創造出一中一台的國際空間，在國內，他們針貶時政，並在海外對島內的政治反對運動遙相呼應，同時以清晰的表達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立場來為將來定調。 / The Taiwan independent movement in Japan launched from 1950’s.During 1960’s ,it was lead by Taiwan Chinglian(Youth) Association, to inspire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worldwide. Until 1970’s the independent movement was transported from Japan to America. From 1960’s to 1970’s, Taiwan Chinglian(Youth) Association played a key role .Taiwan Chinglian , as a journal of Taiwan Chinglian(Youth) Association, took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defining and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First of all, The defining made by Taiwan Chinglian , it clearly told the difference of Chinese and Taiwanese, but including overseas Taiwanese .Second, it not apparently told the difference of aborigine and Han people , and did not discuss the difference of the problem between Minnan people and Hakka people .In the contents of Taiwanese , Taiwan Chinglian tried to use variety approaches to define Taiwanese, someone defined it from the changing of folk ,someone defined from confirming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torical truth ,and someone even tried to discuss the abstract theory . In explanation of Taiwan history ,the representative column ‘Biography(列傳)’ failed to find the same standard to define Taiwanese. After observing the community discourse of Su-Bing and the others, we can find that they considered Taiwanese awareness and Chinese awareness has never engaged and developed in different spaces. When Taiwanese had developed the moder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under Japan’s domination , Chinese moder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had not yet .And that is the line between Taiwanese and Chinese that can not be erased. In 1960’s ,Taiwan Chinglian continued to observe and imagine the exist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ese.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 , they demanded other countries to respect the Taiwanes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 and claim one China and one Taiwan . They discussed and cared about the politics and democracy activities on the inside of Taiwan . and clearly stated the stand point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activity to def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本文的研究主軸是從哈薩克與俄羅斯雙邊外交互動的情形，來探討哈薩克俄羅斯人的歸屬問題，並以族群政治衝突的模式，分析哈薩克的俄羅斯人其處境。 哈薩克的俄羅斯人數，僅次於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拉脫維亞，居中亞各國之首，且在哈薩克獨立之前或獨立初期，俄羅斯人的人口數都還遠超過哈薩克族，佔國內總人口數的半數以上，使其境內的俄羅斯人問題成為俄羅斯與哈薩克雙邊關係運作的一個重要變數，是雙方政府在其外交與內政問題上，必須同時面對並保持密切互動與接觸的議題。 因此在探討中亞的民族問題時，除了受「911」事件影響，重視伊斯蘭教的宗教極端主義之外，我們也不能忽視「俄羅斯人」這個受政治變遷所造成的民族問題。這些俄羅斯人在蘇聯解體後，失去其原有的優勢地位，且因為哈薩克有計畫的自境外移入哈薩克人，使俄羅斯人在哈薩克境內的人口數降到總人口數的50%以下，變成少數民族，如此政治社會上的情況轉變，引起俄羅斯人在哈薩克的適應問題與族群間的緊張關係。 本文從歷史、制度與現實三個層面來分析哈薩克境內的俄羅斯人，瞭解何以蘇聯時期出現大規模的移民現象？而蘇聯的蘇維埃化政策對移民地區的政社經濟情勢的變化有何影響？在哈薩克獨立後的國情變遷，以及此過程中，哈薩克政府如何處理其內部的俄羅斯人問題，以及此問題所引發與俄羅斯雙邊關係發展上的變化為何？俄羅斯政府如何在其對哈薩克的外交與內部的民族政策運作上取的協調？以及哈薩克國內的俄羅斯人在俄哈雙邊的外交運作中如何自我定位與調適？最後本文希望藉由探討1991年至1999年俄羅斯人與俄哈政府三邊的歷史互動，除了瞭解上述幾項問題之外，還能夠思考出對族群之間政治衝突解套的方法，以做為未來台灣族群政治問題研究之借鏡。 /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Russian who reside in Kazakhstan and on foreig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Kazakhstan. The approach that the author takes is an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model which analyzes the status of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in Kazakhstan. Among the former republics of Soviet Union, the Russian population in Kazakhstan is next to that in Latvia, and is the largest in Central Asia area. Moreover, in the beginning stage after Kazakhstan’s independence, the Russian, which is the ethnic majority, outnumber the Kazakh. So this issue becomes an important variable to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Federation and Kazakhstan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levels. When exploring the ethnic problems in Central Asia, in addition to the Islam religious extremism, we could not neglect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ethnic problems caused by political transi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those Russian lost their advantages because of Kazakh immigrants so that the Russian became minority instead. With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 it roused the Russian adaptation problems and racial tense. In order to study the mass migration phenomena in Soviet Union period, the autho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Russian in Kazakhstan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d realism aspects. Besides, the author examines what impact the Sovietization policy might have on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migration area. Moreover, it would be detailed that, after Kazakhstan’s independence, how Kazakhstan government deals with the Russian -Speaking Population issue, which affects the diplomatic change in the relation with Russian Federation. In addition, the author depicts how the Russian government strikes a balance between its diplomatic and ethnic policy. Accordingly, it is also examined how the Russian -Speaking Population in Kazakhstan define and accommodate themselves in Russia-Kazakhstan bilateral interaction. Finally, by exploring the context of trilateral relations among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Russian government and Kazakhstan government from 1991 to 1999, the author seeks a resolution for the racial disputes, and hopes it might be a lesson for studying Taiwan’s racial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