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prenant le concept de la « translated modernity» comme point de départ, cette thèse a pour but d’étudier la relation entre la traduction et un des aspects de la modernité chinoise : la nation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Qing. Nous nous engageons dans cette thèse à scruter les relations complexes entre la traduction, et l’imagination et la construction d’une nouvelle nation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 Qing. Josephe Levenson observe que le changement le plus remarquable dans la pensée chinoise dans l’histoire moderne de la Chine est une transition de « tianxia » (toutes choses sous le ciel, le monde, l’univers, Tout-ce-qui-est-sous-le-Ciel) à « guojia » (état, nation ou état-nation ). Cette thèse confirme que la transition de « tianxia » à «guojia» est facilitée par la traduction des savoirs modernes occidentaux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 Qing. La thèse se base sur l’école du constructionnisme social dans les recherches de la « nation » et du « nationalisme ». Une « nation » est envisagée comme un « construit social», c'est-à-dire une entité créée, objectivée ou institutionnalisée. En s’appuyant sur l’analyse de Benedict Anderson sur l’émergence de la nation comme une communauté imaginaire et l’essor du nationalisme partout dans le monde, et en empruntant la méthodologie de « translingual practice » proposée par Lydia Liu, cette thèse a pour objectif de répondre aux trois questions suivantes : Comment la traduction de l’époque de fin de la dynastie Qing contribue à la genèse des conditions cognitive et psychologique favorable pour la conception de l’état-nation ? Comment la conception de l‘état-nation a-t-elle été traduite, diffusée et acceptée? Comment les intellectuels de l’époque se servent-ils de la traduction des romans étrangers comme soutien technique ou matériel pour imaginer une nouvelle nation ? / T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pproaches translation as an important site for producing meaning and knowledge, so as to highlight the essential role translation plays in human history, especially to br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nation. By adopting as a research model Benedict Anderson’s analysis of the rise of nation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nd by employing Lydia H. Liu’s “translingual practice”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this doctoral thesis aims to explore how translation practices contributed to Chinese people’s imagining of a new “nation” in late Qing era.This dissertation claims that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era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s imagining of a modern and new nation: Firstly, translation of western geographic sci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s reshaped the world view of people in late Qing era, thus prompting Chinese people to reposition China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Secondly,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inzu guojia"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late Qing era, and was quickly integrated into political thoughts and popular discourses in China. Constructing a new and strong nation was a common goal and has fostered solidarity in the community. Thirdly, foreign fiction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had strong impact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era, making “fiction” a critical site for the imagining of nation. The future narrative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rough foreign fiction was quickly adopted a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imagining new China in various literary works. Besides, foreign fictions were very often rewritten for the purpose of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nation. / 本文以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基础，结合刘禾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研究方法，试图考察晚清中国语境中的翻译实践如何促成了近代中国人士的民族国家想象。全文除导言外共由四个章节及结论组成。第一章为理论基础、研究思路陈述及随后各章具体研究问题的设定。本章首先指出，翻译对社会、文化、历史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备受关注，翻译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研究问题。在众多有关民族国家兴起历史的研究当中，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专注于从社会、文化条件的变迁的角度来解释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为我们考察翻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参考。笔者根据Anderson的理论分析思路，结合中国晚清语境的历史情况，确定了本文考察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晚清时期的翻译实践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兴起之前的文化与认知条件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翻译如何促成了“民族国家”概念与原型从西方向中国的传播和扩散，以及经由印刷媒体所传播的创作小说以及翻译小说如何承载了近代中国人士的民族国家想象。第二章指出晚清时期的翻译实践影响了近代中国人士的认知和心理，为民族国家想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西方地理、西方各国知识的翻译促成了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崩塌。晚清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体系已经不再适用，而接纳了以西方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建起来的“世界万国”体系，为晚清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他者的对比参照,促使晚清中国人士对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际地位进行重新定位。其次，翻译促成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衰退。甲午战争以后，在亡国灭种危机的沉重压力下，维新派人士纷纷建言，提倡翻译和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译书强国话语逐渐驱散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进一步促使晚清中国人士在心理和认知层面重新定位中国文化。第三章着重考察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如何被译介到在晚清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中“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他们一致追求的目标，取代了“天下”与“王朝”成为了晚清人士认同的对象。而通过对晚清时期出版的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的考察，笔者认为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经历了两个步骤，首先是“国家”概念的转型，其次是“民族”概念的译介。“主权”的译介推动了古代国家观念的转型，而作为现代国家观念核心的“主权”概念主要是通过国际公法译介到中国的。“民族”概念则是从日本转口输入到中国的，梁启超在这个这个概念最初引介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四章：近代外国小说的翻译活动影响了晚清中国的小说的社会地位以及创作情况，可以说晚清小说翻译还为晚清中国人展开民族国家想象创造了重要的场域和手段。首先，翻译促使近代中国小说地位的提升以及小说创作局面的更新，使之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场所。其次，翻译为晚清小说家提供了想象民族国家的叙述手段。具体而言，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百年一觉》对晚清士人的影响非常深远，该小说中的未来叙述很快被中国小说家所接受并广泛运用到了他们的写作之中，借以展开他们对未来新中国的想象。再次，晚清的翻译小说也成为了开展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重要的场所。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考察。本论文糅合了翻译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以及民族国家理论三个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试图对近代中国史上的翻译实践对思想观念、历史与社会的影响，尤其是近代翻译如何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进行考察，将焦点放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这个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面貌。其次，本文关注的翻译实践是比较宽泛的翻译，除了备受关注的晚清小说翻译实践以外，还考察了国际法、双语词典等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翻译文本。晚清翻译被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高潮，但是对这个时期的翻译实践的历史性考察大多关注与文学翻译活动，而忽略了其他如社科书籍、字典、地图、法律文献等的翻译实践，而实际上后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拓宽和丰富了近代中国翻译史研究。

本論文所要採用的研究途徑是歷史學上傳統的史料分析的方法，亦即要對葉榮鐘所保存的大量原始一手史料加以分析研究，並且要採用在問題意識中提及的台灣民族運動的理論分析與社會科學上的一些概念，對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上的角色給予適當的評價。 從筆者的研究途徑出發，本論文將從兩個角度加以分析，一個是要探討葉榮鐘在台灣的民族運動上，所實際參與的政治活動有那些，或者可稱之為葉榮鐘的政治運動論；另外一個角度是要從葉榮鐘的思想內涵出發，其思想包括了文學思想與民族意識的思想，因此筆者姑且稱之為葉榮鐘的思想文學論。將葉榮鐘政治運動的實踐與其思想內涵分開，是為了討論的方便，並不代表兩者之間並無相互的聯繫，事實上有可能是政治運動的參與影響其思想，也有可能是其思想影響了其政治運動的實踐，筆者將儘量在各別探討時予以適當的交代。 在上述的兩角度之外，筆者對於葉榮鐘早年的生活與際遇也將有所交代，以探討其早年在台灣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對其政治運動與思想內涵的影響。而在二次戰後到二、二八事件之間，葉榮鐘所參與的政治活動有那些，以及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的做為，對葉榮鐘產生那些影響，也是筆者要探討的重點。 從筆者的研究途徑及分析的角度，筆者從第二章開始欲以如下的架構探討對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中的角色。 第二章是鹿津少年、風雲際會－早年的生活與際遇。第一節早年的生活及教育，是要探討傳統漢文化及日本殖民統治者強加於台灣的日本文化，這雙重文化對早年的葉榮鐘所產生的影響。第二節初出洞門，是要探討葉榮鐘自述的一些特殊際遇對他的影響，包括與日本人交往的經驗，以及當時林獻堂的秘書施家本對他的指導等。第三節第一次赴日留學，將探討葉榮鐘接受林獻堂資助赴日留學的過程，在日本的生活經驗以及開始加入台灣民族運動的經過。 第三章是杖履追隨、從事民運－台灣民族運動的參與，亦即葉榮鐘的政治運動論。第一節將探討葉榮鐘以林獻堂秘書的身份，在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民眾黨等團體中扮演的角色。第二節是要探討葉榮鐘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的身份，參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一些活動的過程，以及他對台灣地方自治的想法等等。第三節是要探討葉榮鐘在一九三○年以後，由於日本殖民統治者加緊統治，及台灣民族運動中內部的鬥爭，使得右派民族運動人士在逐漸失去運動的組織及團體之後，為尋求活動的機關，而與日本人合作成立的東亞共榮協會，其本質是否在翼贊日本右派的帝國主義，抑或另有解釋。 第四章是鐵筆硬論、抵抗強權－民族意識的思想，亦即葉榮鐘的思想文學論。第一節將從葉榮鐘的行為及相關的著作中，探討葉榮鐘漢民族的思想。第二節將分析葉榮鐘反日本帝國主義的言論，並將其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與第三章結合起來思考，以探究其從事民族運動的路線。第三節則是要分析葉榮鐘在新文學運動中的主張，這當中包括純文學的主張與理論，以及當中所反應的與民族運動有關的思想。 第五章是忍辱包羞、今朝悽然－台灣光復初期的活動。第一節是要探討葉榮鐘在二次戰後，為迎接心目中原本同是屬於漢民族的國民政府，所從事歡迎活動的動機與心態，而其活動主要是透過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及台灣光復致團兩個團體來實現。第二節是要透過葉榮鐘為林獻堂及相關團體，為協助國民政府重建台灣所起草原始文件的建言，以及其參與的相關行動，來探討葉榮鐘對當時政治情勢的觀察及想法。 第六章則是結論，筆者將應用一些已有的台灣民族運動的理論分析，及一些社會科學的概念，來總體評價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中的路線及其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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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在結構上，除去「緒論」與「結論」外，「本論」共分成五章。第一章「三大英雄史詩的產生及其內容」，第二章「三大英雄史詩的情節類型」，第三章「三大英雄史詩生存的社會背景」，第四章「三大英雄史詩的流傳」，第五章「從比較文學看三大英雄史詩」。 　　第一章，是對「三大英雄史詩」作一個整體性的論述。英雄史詩與民族的關係不但非常密切，而且能成為該民族文學的活水源頭與象徵，變成後期文學攫取養分的精神寶庫。本論文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裡最具代表性的「三大英雄史詩」《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為對象，它們比諸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詩雖然內容相同（歌頌英雄的戰績），但是在類型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已定型或仍在繼續生長）。了解「三大英雄史詩」的形成、發展、茁壯、消退，將會讓我們更清楚「英雄史詩」在民族文學史以至於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對英雄史詩的整體了解之後，我們進入英雄史詩的內部結構。「三大英雄史詩」作品內容都有大同小異的情節，經過比較和分析，可以找出相對固定的情節，也就是所謂的「情節板塊」。本論文大膽使用「板塊」這個概念，整理出《格薩爾》板塊13個、《江格爾》板塊10個、《瑪納斯》板塊20個。由於英雄史詩的情節大多是相對固定的「板塊」構成。歌手按一定的情節模式構造的「板塊」，以不同的方式連接拼綴起來，加上藝術的加工和個人的即興發揮，一個個完整的故事便千姿百態地呈現出來。因此只要掌握「情節板塊」，不管史詩故事如何的離奇怪異，都可以輕易指出它的故事結構。本論文第二章利用「板塊」來分析比較「三大英雄史詩」，這應該是「三大英雄史詩」結構分析的研究裡較為突出並呈現整貌的一坎。 　　透過英雄史詩作品的結構掌握到英雄史詩的內部之後，第三章是探討英雄史詩的生存的社會環境。宗教與娛樂的社會功能，是英雄史詩能夠廣泛流傳的重要條件，透過了解這兩項重要的條件，我們才能進一步知道英雄史詩能夠生存的背景環境。 第四章「三大英雄史詩」的流傳，本論文從四個方面下手，即「三大英雄史詩」的演唱環境、說唱藝人的傳承、書面版本的傳播、以及「三大英雄史詩」的跨族流傳現象。整章完全環繞「流傳」這個主題，從各種不同的面向，討論「三大英雄史詩」的傳播過程。因為藝人傳承在過去是比較被忽略的，而「三大英雄史詩」的版本也過於繁瑣散亂，無法理出頭緒，所以本章較費心力是在整理藝人傳承的發展以及書面版本的匯整。 　　本論文對「三大英雄史詩」的了解是先從外在大環境的分析開始，然後深入史詩內部結構剖析，再回到「三大英雄史詩」的生存環境，探討史詩的社會功能而明自「三大英雄史詩」的流傳現象。最後一章則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探討，「三大英雄史詩」的地位與影響力。 　　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而言，精華之所在是「民間文學」，而「民間文學」燦爛耀眼的地方在「史詩」，史詩則以「三大英雄史詩」聞名。反過來說，研究「三大英雄史詩」正是採擷到史詩的粹精。

自古中原農業民族與北亞游牧民族之間便是關係密切，本質是經濟性、文化性的，而非軍事性的。和親是一種典型的間接路線戰略。和親公主則是影響和親成敗的關鍵人物，可藉由對其政治角色的研究，進而探討彼此的互動模式、政治運作，以及對民族問提的省思。 　　本文的和親是指：中原朝廷與少數民族之間為了結盟、賄賂、賞賜、離間、……等目的，所行的一種非常態性的政治婚姻，開始在春秋戰國時代，被系統化成一種政策、戰略，是漢高祖時由劉敬提出。 　　本文範圍以漢到唐初為中心，主要的和親公主有王昭君、細君公主、解憂公主、馮嫽、千金公主、義成公主等人。研究方法以史學為基礎，著重政治學、軍事學、社會學、民族學的分析。內容分為六章十七節，以及緒論、結論，127頁，約廿萬餘字。 　　本文的主要限制在於缺乏北亞游牧民族自身的史料。未來的發展則可繼續研究其他和親公主的政治角色，以及歷代在歷史、政治環境變遷下，而封和親公主所產生的不同評價及傳說。最根本的仍是去了解中原農業民族與北亞游牧民族的彼此關係與相處模式。

欲了解某一民族的文化，則研究此民族的語言是絕佳的途徑，因為每個民族的語言皆為文化發展及積累的產物，受到文化的影響甚鉅。透過語言的視窗，可以一窺蘊藏豐富寶藏的民族文化。文化的範疇廣大，其中飲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飲食是人類自古以來生存最基本的要求，是人類最為熟悉的事物之一，因此，語言亦承載了相當豐富的飲食文化內涵。 隨著時代的演變，以及人類探索的事物日趨複雜，語言亦不斷變化，其中詞彙意義的轉變尤為明顯，為了替大量從未見過的事物或抽象難解的概念命名，若上述事物或概念的某些特徵與較為熟悉且具體的事物或概念的某特徵之間具有「相似性」，人們即會產生「聯想」，並以原本擁有的詞彙加以指稱，使得原本的詞彙產生另一種意義，也就是「轉義」，當中常蘊含有「隱喻」的思維，因此轉義又可稱為「隱喻意義」，這些隱喻意義說明了人類是如何來認識週遭客觀世界。 俄語的發展進程亦是如此。俄語是俄羅斯文化的載體，自然承載了豐碩的俄羅斯飲食文化。而了解飲食文化的途徑可透過俄語飲食詞彙的研究，這些原本描寫食物、食物味道或飲食行為的飲食詞彙，在龐大的俄語系統中，被用來指稱某些抽象的事物或概念；也就是說，經過語言長期的發展，俄語飲食詞彙產生了相當多的隱喻意義，這些隱喻意義儘管是俄語使用者不易察覺到的，卻表達了俄羅斯民族的思維特性。 本論文旨在研究俄語飲食詞彙，包括食物詞、食物特質詞以及飲食動作詞的隱喻意義與用法，並從中觀察俄語中所隱含的思維方式與認知特點，以及語言所反映的民族思維特性。預期將能豐富俄語詞彙隱喻研究的視野，提供欲了解飲食隱喻的研究者、俄語教學者及學習者之參考。

近二、三十年來，台灣在貿易自由化趨勢、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外勞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使得原住民社會傳統封閉的部落生產型態逐漸遭受瓦解，許多原住民因為原鄉欠缺就業機會，紛紛離鄉背井移居至都市謀生，但因競爭力不足、適應力不佳而就業困難，致使原住民失業率大幅提高。為能改善現狀，創業便成為良好的途徑之一。政府雖有提供各項措施扶持原住民創業，然而政府所提供之各項政策措施是否能實質有效地協助原住民創業成功？同時在原住民創業過程中，是否不同原住民的特質會影響創業成功模式？緣此，本研究先從「推拉理論」及相關文獻分析光復後原住民遷移都市之原因，選定台北市原住民企業為主體，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以了解其於創業過程中之困境，並探討政府所提供之創業輔導措施能否有效協助原住民創業。最後歸納台北市原住民創業成功模式之四大面向，分別提出改進策略與建議，希冀由不同面向探悉都市原住民創業成功之內涵，以提供原住民改進內在自我特質、政府相關單位形塑適當之外在環境條件的參考。 要言之，本研究所獲致之結論歸納如下： 一、原住民陷入就業困境之主要原因為︰特殊原住民文化與主流文化應對下之社會歧視、原住民人力提供與社會所期待之人力需求未能符合、外籍勞工大舉入境排擠原住民就業，以及政府長期缺乏積極有效之就業政策。 二、影響台北市原住民創業成功之四大面向，包括：（一）個人特質：舉凡教育程度愈高、原住民在家中的排行或有負擔家計的責任感、以及與原漢接觸的程度高，都有助於創業成功。（二）創業歷程：若在創業前有關工作經驗豐富、取得多項相關證照、自有資金充裕，以及積極拓展人際關係等，都能促使創業計畫順利實現。（三）經營方法：如於行銷、財務、會計、帳務等層面處理良好，且能善用原住民文化資源，凸顯產品的獨特價值，當能彰顯創業績效。（四）政府輔導措施：善加利用政府提供的輔導企業營運措施及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有助於創業順遂。 三、此外，本研究發現台北市政府雖針對原住民創業提供多項的輔導措施，然而實際申請相關之原住民企業仍為少數；且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政策，也因貸款過程及貸款擔保方式有欠妥適，致使原住民創業受惠有限，實有必要進行全面之檢討。 / Over the past 20 or 30 years, Taiwan under the multiple influence of factors in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tre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foreign labor policy, etc. make Indigenes productive attitude of clan with close social tradition disintegrated gradually. Because a lot of Indigenes are short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y in original country, they migrate to the city 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 But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employment because the competitiveness is insufficient, adaptive capacity is not good, cause Indigenous rate of unemployment to improve by a wide margi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itiating becomes one of he good way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offers multiple measures to help Indigenes initiate, we want to know if the measures are truly and effective to assist Indigenes initiate. And if the different idiosyncrasy of Indigenes, it will affect the initiating model.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based upon “pull-push theory” and the relevant document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the Indigenes migrate to city. And select Taipei Indigenous enterprise, with a series of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ir predicament met with course of initiating and whether the government offer could help Indigenes to initiate effectively. Finally, four major factors were sum up, and propose improving the tactics and suggestion separately. It hopes to find out the intension that the urban Indigenes initiate successful, and offer some reference of Indigenes to improve inherent self-specially, and the relevant units of government properly. In short, the study results hav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main reasons that the Indigenes falls into predicament of obtaining employment are the social discriminate under the specially Indigenous culture and the major culture, Indigenous manpower offers can’t accord with the society need, foreign labors of manpower demand that the society expects on a large scale , and the government lacks the positive and effective employment policy for a long time. 2. Influence Taipei key factors of successful initiation, including: (1) Idiosyncrasy: The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the first kid of a family, the responsibility for home, and high degree contracted with original Chinese, contribute to starting an initiating successfully. (2) Course of initiation: If it is abundant to work relevantly experienced, obtain multiple relevant certificates, own enough fund and actively exp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tc., can all impel the plan of initiation to realize smoothly. (3) Management method: Dealing with such aspects as marketing, financial affairs, accounting, account, etc. well, and make the best use and the unique value of Indigenous culture resources can reflect the performance of initiation. (4) The government’s coaching measure: Exploiting enterprise’s operation measure of coaching offered by government and the loan of Indigenous comprehensive expansion funds properly, will contribute to initiating smoothly. 3. Besid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aipei offers multiple coaching measures to the Indigenes, but enterprises are still minority to apply to the coaching measure of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he policy of lending of Indigenous comprehensive expansion funds cause Indigenes receive benefits not proper and rightly limitedly, due to its loan course and loan guarantee way. And it carries on overall self-criticism really and necessarily.

論文的目的是想要了解羅馬尼亞自2007年成為歐盟成員後，在公共外交面對的主要挑戰。作者試圖從2007年以後，找出羅馬尼亞公共外交元素，理解該國在建立國家品牌的努力。 　　共產主義解體之後，羅馬尼亞不能夠建立自己的認同，無力面對歐洲聯盟的高期望。這兩個情況共同導致羅馬尼亞2007年之前的困境，加入歐盟之後這個困境更甚。看歐洲的環境及挑戰，羅馬尼亞爲克服挑戰努力以赴，但步履艱辛。 本論文參考資料主要是二手資料（例如：參考書，研究論文，報告，期刊文章等），但作者自信這些資料價值不容懷疑。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challenge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ase of Romania after the 2007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acceptance. The situation that presents itself after 2007 was only looked at in correlation to the country’s past attempts to create a national brand that includes elements of public diplomacy. Not being able to create an identit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and high expectations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ogether creat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Romania finds itself not only before 2007 but more visible after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Looking at the European context and examples of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challenges a set of possible recommendations are constructed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Both challenges are present before and after 2007 but once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was granted they became even more visible. The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secondary sources (e.g. reference books, research papers, reports, journals’ articles, etc.) from organizations, publisher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media outlets, individuals, etc.

本論文探討500年來巴西政府對印第安人以及對非洲系人的民族同化政策。首先，殖民政府以利用印第安人勞力為目的，試圖使印第安人融入主體社會中，但最後印第安人受到保護區的隔離；其次，為了解決非洲系人的差異問題，且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巴西在1890年開始採取以混種為目標的白化政策，卻在1970年代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壓力而被迫放棄白化政策。 本論文運用各種歷史文獻來探討巴西印第安人和巴西非洲人的民族同化過 程，分析政府在不同時期的同化政策有什麼轉變，並且解釋民族同化政策的結果為什麼走向失敗，最後演變為多元化的局面。 為了呈現巴西民族同化政策的全貌，將政策區分為三個階段來分析。第一階段，從殖民開始到巴西獨立為止（1500～1822），是政府對印第安人納為臣民的奠基期；第二階段，從巴西帝國時期到巴西成立共和國前夕（1823～1889），是印第安人受到監護對待的時期；第三階段，自建立共和國並採取白化政策起，到放棄白化政策為止（1890～1970），是非洲系人受到強制同化的時期。 本研究發現，16世紀以來政府對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以及1890年以後政府對非洲系人的同化政策，都趨向失敗，歸納有以下三個因素：（1）非洲系人與歐洲系人的人口數量有懸殊差異；（2）印第安人及非洲系人兩者，並未與做為主體民族的歐洲系人混居，且印第安人在20世紀因政府實施保留地政策而免於被同化；（3）相較於南美其他國家，巴西政府對非洲系人的民族同化政策起步緩慢。這些因素進而促使巴西走向多元化。

文化是當代最具尖銳性的議題之一，不同文化所造成的差異與衝突，更對法規範產生莫大的衝擊。以憲法面向來說，各種文化保障主張均以入憲為最終訴求，並藉此要求國家必須予以最高的尊重。然而，入憲不僅有其門檻限制，某些想法更與既存憲法體系有所齟齬。至於法律面向，儘管國會議員制定諸多相關文化保護法規，但因此對文化所造成的影響亦非無疑。因而，有關文化的諸多問題，必須採取其他更細膩的作法。 本書基於上述想法以及文化所具有的多元、進化及傳統等各種特色，採取部門憲法的觀點以整合文化領域的特性，進而在人民的基本權利與國家的基本國策詮釋上，顯現文化對憲法所能作用的範圍。根據本書初步的觀察，文化不應僅是狹義的教育、科學、藝術等三大領域，更應及於個人內心意志和外在認同的生活形態、行為模式以及價值觀等廣義文化面向。因此在文化憲法的角度下，文化並非僅受到特定基本權的保障，而是每個基本權內涵的形成過程，都應加入文化的考量，以免排除或忽視不同文化族群的需求。順此脈絡，本書強調在基本權限制上，內在文化自我意識必須受到絕對的保障，而外在文化的表現則應受嚴格檢驗，並且國家對文化資源的分配亦需嚴守平等原則。 在此認知之下，本文提出文化憲法下的文化自由權與文化平等權，並具體檢討國內的原住民族議題和語言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