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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以對農民健康保險政策的歷史背景分析,藉以探討農民在臺灣社會的地位.農保於1989年由政府立法全面實施,學者多半認為這項政策的實施是政府照顧農民的德政,或以工業主義邏輯加以解釋.但由比較的觀點卻發現,農保的實施比軍公教勞保晚了30餘年,其間的差異不是上述兩種觀點可以解釋的.所以本文企圖從世界體系,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三個變項之間的互動出發,並且依循農業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兩個脈絡,來分析農保為何在1980年代前無法實施,而在1980年代卻由試辦到全面實施的原因. 研究結果發現,1970年代前,世界體系與國家-社會關係都是阻止農保無法提前實施的主要原因;1970年代雖然世界體系的變化已形成農保制定的充分條件,但缺乏必要條件的配合,農保仍無法實施;必須等到1980年代之後,國家-社會關係發生轉變,農保的必要條件出現,才使得農保政策由中央立法全面實施,所以農保政策的制定過程是世界體系,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三者互動的結果,缺一不可. 由農保的制定過程看出農民在臺灣社會的地位似乎有提昇的趨勢,但長期看來農民仍將退居到歷史舞臺,較邊陲扮演一次要的角色.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政府開放一般民眾赴大陸探親, 阻絕將近四十 的 台海兩岸人民打破以往的限制, 開始展開正式的交往, 兩岸關係邁入民間 交流的階段。但是, 由於台海兩岸處於長期的分裂狀態, 加上彼此的歷史 恩怨和意識型態上的差異, 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也朝不同的方向 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 民間交流是消弭雙方認知差距、形成共識的首要工 作, 更是岸邁向未來統一的必經階段; 易言之, 在目前兩岸官方仍處於敵 對的狀態, 民間所展開的經貿、文教各項交流如果能產生良好的互動情 形, 將形未來兩岸政治統合的助力, 亦就是西方學者所說的「擴散」( spill-over效果。本論文即是在探討近五年來民間所展開之各項交流是否 已產生上述之「擴散」功用, 亦就是說, 民間交流對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 何種程度的響。並且加以檢討民間交流之各項問題與限制, 藉以了解兩岸 民間在交流中所扮演之角色、地位, 及其所能發揮之空間。因此, 本論文 將透過近五年來兩岸民間之經貿、社會文教各項交流之際概況及官方所制 定之相關政策與措施之歸納整理, 以便對於上述問題有所了解。本論文共 分為五章十六節及結論, 共十餘萬字。第一章為緒論, 主要是就研究動機 、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疇及研究資料做一描述。第二章: 分別從國際 外環境、台海兩岸政治態度與立場的轉變、民間方面的衝擊等三方面去探 討促成兩岸民間交流之背景因素。第三章: 主要是歸納整理近五年來兩岸 經貿交流之相關政策、措施及實際交流情形, 並探討其相關問題及限制。 第四章: 主要是歸納整理近五年來兩岸社會文教交流之相關政策、措施及 實際交流情形, 並探討其相關問題。第五章: 將近五年來之民間交流正負 面問題做一省思, 並探討其和兩岸關係發展之互動情形。結論: 將本論文 之研究所得做一歸納整理, 並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提出建議與展望。

國際會計準則IFRIC 12「服務特許權協議」 係對營運者之公辦民營服務特許權協議之會計處理提供指引，解釋範圍內之公共建設不應認列為營運者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因合約形式之服務協議並未轉移公共服務公共建設之使用控制權予營運者。營運者建造或升級用以提供公共服務之公共建設，並在約定期間內營運並維護該公共建設，應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認列與衡量所提供服務而產生之收入。 而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對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會計處理，除87.07.20基秘字第150號係解釋投資方於投資BOT之會計處理外，僅93.12.23基秘字第321號針對民間廠商出資興建政府各項設施之會計處理做出解釋，解釋內容規範興建期間所投入之建造成本應列為特許權取得成本，且自硬體設施興建完成，開始經營特許業務時起，於受委託經營期間攤銷，此與IFRIC12之規範大相逕庭。 本研究針對個案公司就轉換國際會計準則前後之財務報表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轉換國際會計準則後對特許公司財務報表及經營績效報導，如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能力及獲利能力等皆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尤其是當特許公司對各項假設判斷不同時，其經營績效報導則呈現不同結果。兩種準則相較之下，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對BOT之會計處理相對較為保守，BOT計劃期間內經營績效報導呈現較為穩定。另特許公司之利害關係人，除投資人應注意不同準則下特許公司財務績效報導差異之影響外，轉換為國際會計準則後之特許公司財務報表對主辦機關財務檢查及聯合授信金融機構所訂財務比率限制尚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自2003年推動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起，我國為快速提升用戶接管率，引進民間參與辦理污水下水道建設。促參模式在經費預算面及組織人力面較政府自辦模式具有相對優勢，惟站在長遠國家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考量，應參考國外PFI模式建立「公帑節省價值」 (Value for Money, VfM) 評估相關機制，評估促參模式具有VfM時方得採用。 VfM來源由「政府自辦與PFI基礎成本現值之差額」、「風險調整」、「彈性溢價調整」及「稅收差異調整」四項目所構成，本研究以羅東污水下水道BOT案為案例進行VfM評估，試算結果：(一) 單獨看本案基礎成本，促參PFI模式高於政府自辦5.7億餘元。 (二) 本案VfM值約10.7億餘元，即政府可節省10.7億餘元，顯示以促參模式辦理羅東污水下水道建設具有VfM及可行性。 現行規劃之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計畫以BOT ( Building, Operation, and Transfer）模式為主，然污水下水道實乃屬於低自償性之建設，且地方政府污水處理費率未修法之前，污水處理費幾乎由政府全額負擔，本質上較接近「民間融資創建」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 模式。PFI模式相當強調VfM評估，當專案具有VfM價值時方有採行PFI模式之必要。我國可參考國外VfM之評估機制建立相關規定，以確保未來引進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建設可達成效率之提高與成本之節省。

民間故事凝聚了民眾的情感與風俗，「變形」母題在民間故事中具有特別的文化意涵。筆者搜集318則中國各地的「人變異類」故事，依照情節特色將故事分類敘述：在神話裡的「變形」展現先民對抗大自然的奮鬥過程；人物傳說中的「變形」刻劃了英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偉大情操；風物傳說中的「變形」帶有惜福愛物之心；神奇故事中的寶物與法術都能引發「變形」；生活故事中的「變形」凸顯小人物的苦難與愛情的堅貞不渝；寓言中的「變形」則大多是懲罰。 在「人變異類」故事的敘事分析方面，故事中最常提到拯救社會的大英雄，以及飽受欺負的悲苦人物，人物的名字與變形物往往有相對應的連結，故事的情節模式大致分為「不凡的命運」→「現實的考驗」→「超現實的結局」。而變形的原因歸類為「遭遇危險」、「期望未成」、「懲罰性變形」。變形的類型分為「直接的變化」，變化時間短則一瞬間，長則數年之久；「有憑藉物的變化」，例如運用寶物、衣服進行變形；而「連續變形」則以蛇郎君故事為代表。變形的環境以「懸崖」、「烈火」、「水域」、「雷電風雨」、「墳墓(土)」有較多的描述，壁畫與懸棺的文化顯示懸崖是一個特殊的神祕空間，烈火、水域、土皆被視為「再生」，雷電則具有懲罰的能力。 變形物在「人變異類」故事中有特別的文化意涵，魚、蝴蝶、「龍鳳匹配」皆隱喻愛情，樹、花、彩虹都有美好的象徵，石頭代表生殖與誓言，鳥類的叫聲表達主人翁的心境，杜鵑鳥有其特殊的悲苦意涵。各地不同的地形風貌、風俗習慣影響著變形物的流傳與寓意，例如藥材由來的故事與望夫石傳說，大多屬於解釋性傳說，苗族的樹崇拜、滿族的鳥崇拜影響故事中變形物的選擇。「人變異類」故事表現人類對於生命意義的追求，表達了人民對自然、社會抗爭的不屈精神，以及對人、事、物的感恩，而道教與佛教的觀念間接影響著民間故事的變形觀。「人變異類」故事中，無論是角色的對比、環境的渲染、情節的推演、變形物的象徵，皆烘托出「變形」情節在「人變異類」故事中的「不可變動性」。以人為主體的描述方式，透過超現實的「變形」情節，表達人類堅強的意志力、決心與純潔的真善美價值。 / Folk tales combine the customs of the people's emotional, "deformation" Motif in the folk tale has a special cultural meaning. The author collected 318 Chinese around the "human variation" storie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story plot . In the natural mythology "deformation" to show the process of our ancestors struggle against nature; figure of the legendary "deformed" scored a hero "sacrificing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the great sentiment; In helenahat legendary,"deformed" has cherish love for things ; in amazing story, treasure and magic can lead to "distortion"; life story of "deformation" highlights the suffering of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steadfast love; fabled 's "deformation" is mostly punishment . In the "human variation" story of narrative analysis, the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the story are a great hero that sav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misery suffered bullying characters, figure names and deformation often have a corresponding links, the plot can be divided into" extraordinary destiny "→" reality test "→" surreal ending. "The cause of the deformation can be classified as "defuse the crisis",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punitive deformation", "magic." Deformation mode is divided into "direct natural variation," changes in a short time,or as long as several years; " deformation by something" such as the use of treasures, clothes for deformation; while "continuous deformation" places snakeman story as a representative. Deform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s "cliff", "fire", "water", "lightning and storm", "tomb (soil)" have more description, cliff Contains natural worship and witchcraft culture, fire, water and earth are all considered "reborn," lightning then have the ability to punish. "Human variation " story perform the pursuit of human meaning of life, express the indomitable spirit to natural and social protest, as well as gratitude for averthing, and the Taoist and Buddhist concepts indirectly influencing the deformation of folk tales. Deformation in "human variation" story has a special cultural meaning, fish, butterflies," dragon and phoenix match "are metaphors of love, trees, flowers, rainbow has a beautiful symbol. Stone represents reproductive and vows, birds cry expression masters of mind, the cuckoo has its special misery meaning.Style and customs over different terrain, affecting the meaning of d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story of herbs origin and Amah Rock legends mostly explanatory legends, Hmong tree worship, the birds worship influence selection of deformation in the story. In the story of human’s variation, whether it is the role of contrast, the rendering of the environment, the deduction of the episode, a symbol of deformed material, all express a "deformation" episode "non-volatility" in the story of human’s variation story. Description of the human subject, through the surreal "deformation" episode, expressed strong willpower, determination and pure value of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從政治－歷史的角度來看，鄭成功具有已進入世界體系的歷史身份；由現代「民族國」的歷史角度來看，鄭成功本身即有豐富的「史實面向」──初為日本人、長為中國人、死為台灣人──從史實面向出發，和台灣曾受到中國、日本統治的歷史過程相疊合，鄭成功受到不間斷、而且相對不同的歷史解釋；這些不同的解釋，也造成鄭成功這個概念的多元性。而被政權所引以鞏固自身統治正當性，或者被政權引為統治者精神象徵的，我們稱呼這種概念為「鄭成功的意識型態」。鄭成功的意識型態經過不同歷史時期的詮釋，分別表現為，一、海寇──為民之戒、為國之賊；二、忠節──危身奉上、難危莫奪；三、武士──武勇壯烈、南海雄飛；四、孤忠──反清復明、建國復國。也因為這些詮釋是做為「鞏固政權的意識型態」，因此，在台灣主體性彰顯的今天，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攻擊：一方面是政治實務上的經台無功；另一方面是政治目標上的反清復明。 　　本論文認為，我們應該正面接受鄭成功這個概念做為意識型態的事實，然而不應以「因為受政治影響而形塑出的鄭成功概念」做為對鄭成功負面評價的理由。我們應由民間社會的角度出發，對鄭成功概念進行整體的分析。以民間社會概念來與政權意識型態對立，從民間社會的概念中理出政治的影響，是本論文提出的分析策略。 　　那麼，如何彰顯民間社會的力量呢？我們提出和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以及開台聖王信仰這兩者來進行對比分析。在討論了和鄭成功傳說之後，我們從中分離出了台灣型和中國型的差別，並且認為台灣型的鄭成功傳說才代表了鄭成功概念的進一步發展──神奇的、靈驗的、故事性強的傳說，這是鄭成功從史冊中步入常民生活的重要發展。從傳說走向信仰的過程中，我們比較了關公、岳飛、鄭成功這三位歷史人物，進一步發現，相較於其他兩個人物，「表面性」的政治力涉入在鄭成功的身上較為不明顯，我們認為，在「感念開台之功」（民間式的）和「因其忠烈報國」（政治式的）這兩個崇敬原因裏頭，至少在信仰初期，似乎前者的成份較強。 　　接下來，在開台聖王信仰的分析中，本論文從時間的縱切和地理的分佈上，全貌性地追索現今開台聖王廟的分佈與發展。我們認為，開台聖王信仰的地理分佈，其各自的獨立性相當高，從不同系統的移民來看，在沒有個別廟的單點調查之前，也不宜推論信奉開台聖王的人多屬何種系統。同時，更不宜把「歷史事實」理所當然的放到開台聖王信仰的脈絡中加以申論。此外，我們也提出，開台聖王信仰的歷史分期，與對鄭成功的歷史評價，這兩者應該合在一起看。開台聖王信仰在台灣的成立，受到政治力介入的痕跡相當清楚。「信者的比附」（到底我拜的神是誰？）受到政治力的影響，使得新建和改奉的廟，「祀神選項」趨於固定。從台灣開台聖王信仰本身的源起來看、沒有堅實的證據可以指出，信仰中所奉的主神「就是」／「不是」鄭成功。因此，我們在這一點仍要存疑。但是，毫無疑問地，「現在」我們所指的開台聖王「就是」鄭成功，原因很清楚，是政治運作的結果。是政治力打造了現在三位一體的「鄭成功」＝「國姓／國聖爺」＝「開台／開山聖王」概念。 　　最後，我們認為，從政治－歷史、傳說、信仰這三個角度分別觀察，現在的鄭成功概念就是在這三個面向不斷地纏繞迴旋、互相影響之下造成的，政治－歷史對鄭成功概念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傳說為政治－歷史的解釋以及信仰的生成帶來大量素材；信仰生成新的傳說，也塑造了在民間社會中鄭成功的正面形象，這種形象使得政治－歷史解釋更為便利。分析了諸般糾纏的概念之後，我們認為，如果鄭成功概念的分析，對當代台灣意識的重構，及台灣主體性的建立能有所貢獻的話，那麼，我們的貢獻應該在於提醒：作為一種概念、一種意識型態的「鄭成功」，不宜落入國族主義泥淖的討論與批評；應從台灣的民間社會性格出發，以開放的、面向海洋的觀點，全面性地理解鄭成功概念的全貌。

VJ表演隱藏著一種矛盾性。VJ表演之觀眾特徵，較常表現出非主流的品味，傾向於追求與眾不同的體驗，與對於自主權的掌握展現較高的積極性。然而享受音樂表演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沈浸與忘我，在觀賞表演時需暫時捨棄自身的自主權與主體性方有可能真正享受其中，這之間便產生了控制與被控制的矛盾。當互動科技的元素介入到VJ表演時，這種矛盾性就會更加明顯，甚至被揭露與強調。互動科技的加入旨在過程中使人們能夠參與，讓人們擁有做決定或影響表演的權力。故互動的VJ表演具有控制權矛盾之特徵，而這樣的矛盾性應當被表演設計者所發現並探索。本研究希望透過理論爬梳與作品實踐，探索互動加入在VJ表演時如何提高觀眾的參與感。於是如何盡量減少互動所造成的干擾性以完成一場互動表演，便成為本研究關心的一項重點。 　　在內容主題上，台灣民間信仰是關於控制與被控制一個很好的轉喻。故此計畫將設計一個以台灣民間信仰為主題的互動VJ表演，並利用台灣民間信仰來反映觀眾主體性矛盾與控制權矛盾的不同面相。

依據我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主要方式有六種，其中又以BOT模式最具代表性，最常為世界各國所採行。 BOT專案融資之償還責任，由傳統的政府機關移轉到民間企業集團承擔，而民間企業集團除有限的自有資金部位之外，大部分資金仍需仰賴金融機構融通，亦即，政府機關移出之風險，到頭來還是會轉嫁到融資機構。因此，融資機構除了審慎評估專案融資風險或尋求其他有效方法轉嫁風險如保險或共同承貸等之外，另需透過契約妥適規範風險分攤，才能有效控制風險承受程度。 鑒於「專案融資」為BOT專案計畫最重要關鍵變數之一，本研究除了深入探討BOT專案計畫之定義、適用之先決條件、法源依據、基本契約架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涉及政府出資樣態，並述及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招商作業、甄審及評決、議約及簽約、興建、營運及移轉等作業流程，再就攸關BOT專案計畫成敗之「專案融資」起源、意義、計畫、類型、優缺點、與傳統融資之差異、當事人法律關係、法令規範、風險管理、政府提供融資協助機制等進一步研析；最後援引並評析臺北縣政府刻正辦理之重大BOT「徵求民間參與淡水鎮漁人碼頭休閒專用區觀光旅館暨藝術大街計畫案」，俾結合專案融資理論與實務。 綜上研究，歸納提出5項結論併相關建議，備供學界及實務界人士參考。 一、BOT專案成功關鍵繫於當事人間之風險認知與有效溝通協調。 二、政府融資協助機制相對保守。 三、現行BOT計畫之融資管道仍以間接金融為主。 四、實務上，融資機構評估意見之甄審評分權重比率並不高。 五、促參案件爭訟之實務判決案例仍然不多。 / According to our Act for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private institution may participate in 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by six means but BOT is the typical model that usually be adopted in the worl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ebt of BOT project finance have transferred to private institution from the authority in charge of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except limited private capital, lots of capital for BOT still needs to depend on the financing institution. That is, the risk of the debt of BOT project finance will transfer to the financing institution finally. Therefore, besides evaluating the risk of project finance deliberately or looking for the effective methods to transfer the risk by insurance or consortium loan, the financing institution needs to plan the appropriate risk distribution via the contract for controlling the risk that can be accepted. Because project fina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key factors of BOT, beside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suitable conditions, law bases, contract frame, the investment types of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feasibility study, preliminary plan, announcement by a public notic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negotiation and signing of concession agreement,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transfer, this research will further study BOT project finance, relevant risk management, law relation between the persons involved, the financing assistance by government . Then, proceeded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case study domestically and laid the special emphasis on both of principal plan terms and important financing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s above, summarized five conclusions combined with suggestions as following for reference. 1. The key factors of success about BOT depend on the risk understanding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tors. 2.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ng assistance by government is conservative relatively. 3. Indirect finance is the principle channel for BOT at present. 4. The weight of opinion of financing institution evaluating BOT is not enough. 5. There are still a few cases with regard to the law suit about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語言與文化脣齒相依，在語言學習與教學的層面上，文化的概念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特別是屬於高語境的華語，擁有豐富的文化意涵。華人社會中的民間風俗緊貼日常，是理解生活文化的重要線索。華語學習者能透過習俗傳說的故事性，理解隱含的華人文化背景，避免文化誤解，達到尊重他人，進而培養跨文化的能力。 　　民間故事的教學多置放於中文母語學習者的教育歷程，而在華語文教學的領域，仍以華裔或中高級以上程度學習者為大宗。故本研究以民間文學中的習俗傳說為範圍，中級華語學習者為對象，使用內容分析法找出合適的文化教學主題，文本分析法探析教材與跨文化教學點，並援引前人歸納之文化教材編寫與教學設計理論，做出教學設計，另以調查研究法中的研究工具作為輔助，透過行動研究法檢視華語文教學的實踐。 　　本研究目的有二，一為發展習俗傳說與跨文化概念應用於成人華語課程之教學設計；二為探討習俗傳說與跨文化概念於成人華語課程之實施成效。本文融合ADDIE教學模式之五大步驟，包含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評鑑，以及Moran之體驗式學習循環，包括理解內容、理解方法、理解原因、理解自我，作為本研究課程設計模式。並以影音、問卷、訪談等資料等研究工具，作為評估實施成果與修正依據。 　　本文研究結果如下：第一，於教學設計方面，本研究採用兩項教學模式之融合，為ADDIE教學模式及Moran之體驗式學習循環，有助於文化教學更加完整，達到跨文化的範疇，另外，於教材設計中，需針對學習者程度考量詞彙難易度，並注意應符合教學宗旨與課堂設計；第二，於實施成效方面，以習俗傳說為素材之華語教學課程，能夠增進學習者的語言技能，提供文化學習與體驗的機會，達到跨文化的目的。 /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Cultural concepts are considerably importa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particularly for Chinese, a highly contextualized language with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s. Folk customs in Chinese socie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veryday life and can serve as important c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living culture. Stories involving customs and legends can help learners of Chinese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al implications, avoid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achieve respect for others, and develop interculturel competence. The teaching of folktales is usually used in the education of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is generally restricted to heritage learners or learners at or above the high intermediate level. This study focuses on customary legends in folk literature with intermediate learners as the target group. Content analysis is used to determine appropriate topics for cultural teaching and text analysis to analyz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tercultural teaching points. Established theories of cultural materials compilation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were referenced to inform our own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addition, I adopted action research design and developed a survey instrument to use as an aid in examin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study has two objectives: first, to develop an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the teaching of customary legends, and intercultural concepts in adult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and seco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utilizing customary legends, and intercultural concepts in adult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ADDIE model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Moran’s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knowing about, knowing how, knowing why, and knowing oneself) were used as models for course design. In addition, video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and served as a basis for revisio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two teaching models that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this study, the ADDIE Model and Moran’s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contributed to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cultural teaching and the achievement of an intercultural scope. However, dur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it wa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the vocabulary matched learner levels, and that the vocabulary aligned with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course design. Second, in respect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ation, I concluded that a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utilizing customary legends as teaching materials can enhance learner language skills, provide cultural learning and experiential opportunities, and achieve intercultural go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