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因行銷之行銷聯盟在台可行否？ 發展一種模式以辨識必要之行銷和環境因素 / Cause-related marketing (CRM) alliances offer businesses and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a unique partnership opportunity to reach corporate and philanthropic goal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81 in the United States, CRM alliances have grown in popularity as a way for companies to increase sales and market share, open new market segments, build employee morale, differentiate their products and create brand image. For NPOs, the alliances have provided new ways to raise funds, reach out to new potential donors, increase awareness of the cause, and mobilize the public. While CRM alliances have been for the most part successful in the West, there is little in the way of research into the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allow this success. For example, are there certain consumer markets that are more likely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CRM? Are ther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encourage businesses and NPOs to partner, and that may not be present in every industry or country or d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ations themselves set the stage for partnership? These are the types of questions this paper address. By examining the factors that are shared across successful CRM alliances in the West, a new model is created that outlines the factors that are necessary to foster CRM within a national market. After introducing this model, we apply it to the case of Taiwan to determine if CRM is likely to succeed in the long-term on the island. We discover that business plays a strong role in driving the CRM movement in Taiwan, while NPOs and external forces play only a moderate role. Consumers, the government and outside facilitators, the other components of the CRM model, play a relatively weak role in bringing CRM alliances to the island, and therefore are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to CRM’s sustainability in the area. We also discover that the model needs to be modified to fit Taiwan’s unique environment. In the conclusion, future areas of research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recommend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CRM alliances in Taiwan.

本文係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針對我國營建業之發展歷程，進行有關產業環境中之各項 因素對產業內企業競爭策略影響的研究。由於企業競爭策略的決定，必須考慮該企業 所身處的產業環境，以及該企業本身的條件，經過所謂「衡外情」、「量己力」的功 夫，而做出正確而有助於企業生存發展並可以指導企業功能性政策執行的策略；因此 如何掌握產業環境的各項有利（機會）、不利（威脅）的因素，並從而制定競爭策略 ，就成為企業主管所關切的課題。本文即嚐試經由個案的分析，了解產業環境諸項因 素對企業制定策略的影響過程及涵意，並發展出足以提供企業主管參考的原則。本文 之理論架構係參考有關產業組織、產業經濟、競爭策略、企政策等文獻，並參考有關 產業政策的理論，綜合而成。 我國營建業自民國３４年台灣光復後始逐漸出現有規模、有組織的團體，並在民國５ ６年太平洋公司成立後至民國６２年第一次能源危機民國６９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止 ，是一段相當快速的成長，建設公司一夜之間暴增，並且多人因而一屋致富，但經政 府連串壓抑房價措施，便銷售銳減，一時間許多財務不健全的公司因而倒閉，房地產 景氣低迷，並持續至民國７４年；７５年，７６年是一次空前的房價漲升，並且出現 仲介公司、建築經理公司以及海外投資房地產的多化功能，營建業一片欣欣向榮。 經個案分析，吾人得知營建業依賴資金極重，若一公司財務槓桿優良自可渡過難關， 但許多財務不健全的公司，追求營業上的風險，因而倒閉，是足警惕；此外，政府政 策對營建之影響應十分驚人，值得施政者注意。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問題與目的：六十九年習七十年住宅建築業的大變動，引起研究環境因素 對產業影響之動機。 第二節本文流程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二章住宅建築產業特性分析 第一節產業產品特性 第二節產業資本規模 第三節產業營運銷售 第四節產業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之角色 第三章住宅建築業環境 第一節一般環境因素：包括經濟、政治、政府政策、景氣變動等因素。 第二節市場環境因素 第三節土地建材因素 第四章環境因素對住宅建築經濟之影響 第一節環境因素對住宅建築業市場之影響 第二節環境因素對住宅建築業成本結構之影響 第三節環境因素對住宅建築工程技術與品質之影響 第五章住宅建築產業績效之評估 第一節財務績效之評估 第二節非財務績效之評估 第六章策略改進與建議 第一節對政府政策之建議 第二節對並者之策略建議

內容為說明為何銀行需要以電腦化為根基的管理資訊系統，分別自環境因素及銀行業 務需求兩方面來加以說明，接著說明一些管理資訊系統的有關知識包括電腦科技的發 展，管理資訊系統的內容，網路型式分析，銀行資訊系統的發展等，最後以作一個區 域型連線網路系統的系統研究為結束，其步驟為確定系統範圍，分析現行系統，確定 新系統、資訊需求、保護措施、績效、擴充、發展、驗收，使該系統研究能作為想電 腦化的銀行的參考架構。

本文的主要目的係探究各國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出口貿易比較利益型態，在因素秉賦與環境政策隨著時間改變的前後十四年間是否有變動；環境因素稟賦是否可以解釋一國為何發展該種污染性質的出口產業型態；高污染性產業外移是否因為環境稟賦不同所造成。由於廣義環境因素稟賦的相關資料在收集與數量化上常遇到困難，所以過去有關環境因素稟賦對一國出口貿易產業型態影響的實證文獻非常少。針對上述所面對的的困難，本文嘗試以國際貿易理論中有關比較利益的模型，在加入環境因素稟賦等相關變數後，對一國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出口產業型態之發展有無影響？而環境因素稟賦隨著時間的演進，對該國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之影響程度為何？以檢定一國之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的發展趨勢與環境因素稟賦之間的互動關係。茲將本文的研究步驟與結論分述如下： 　　（一）研究步驟 　　　　1.為了求得世界主要出口國家整體製造業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產業性質之出口比較利益型態，乃運用Ralassa所提出的「A 'Stage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分析模型做為基本架構，將該分析模型內之第一階段迴歸估計式內以資本密集度定義的解釋變數，改為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解釋變數，以檢定上述各國的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另為分析各國出口產業比較利益的發展趨勢，乃以1976年、1987年、1990年等三個年度、十四年間的資料，分別求得各國該年度的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為何種污染密集程度的產業。並將各主要出口國家按已開發國家、亞洲新興國家、中南美洲國家等三大分類，重新歸類其貿易型態與發展趨勢。 　　　　2.在上述模型架構下的第二階段迴歸估計式中，以第一階段所得的參數值為被解釋變數（即各國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產業型態參數估計值），再以各國廣義的環境因素稟賦為解釋變數（除了原有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外，分別加入環保政策變數、自然資源因素稟賦、自然環境因素稟賦與廣義的環境因素稟賦等做為其他項的生產因素稟賦），檢定環保政策變數與該三類的因素稟賦對各國所發展的比較利益產業型態的關聯性。另外配合1976年、1987年、1990年等三年度的資料，觀察環境因素稟賦隨著時間的變遷，是否對該國的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3.在有關產業外移的問題中，以經濟部投審會核准的國人赴海外投資之資料，以分區分業分年的統計結果分析台灣的高污染性質製造業是否有外移的趨勢。 　　（二）研究結論 　　　　1.各國的出口比較利益型態，除了中南美洲與少數國家外，OECD國家及亞洲各國整體製造業的出口比較利益型態，在最近十四年間的變化，並無明顯的改變。 　　　　2.環保法規政策變數對各國出口比較利益型態之影響並無實證統計上的顯著性，無法判定其對高污染密集度產業之出口比較利益會有何種影響。 　　　　3.在觀察未加入環保政策變數的第二階段迴歸分析中，首先該階段迴歸式內的解釋變數分成三類。在第一類自然資源因素稟賦中，只有石油礦產具有正相關與統計上顯著性的特性。而其他各種礦產，除了煤礦產具有負相關與統計上顯著性的特徵外，雖然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但其迴歸係數仍為正相關。故基本上，該國如富有污染密集較高的礦產類生產因素，則對輸出該礦產所製造的產業，具有相對的比較利益。而第二類的自然環境因素稟賦，除了空氣污染程度的虛擬變數具有與本文假設的負相關特性及統計上的顯著性外，其他的自然因素稟賦包括降雨量、森林面積比例等並非是良好的解釋變數。第三類的廣義環境因素稟賦，除了教有程度一項在三個檢定年度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且正負相關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外，其他各迴歸係數或有統計上不顯著的缺點，但其趨向與本文假設的相關方向呈現一致。原則土是可以解釋該國為何發展某種污染密集程度的產業，尤其是在都市化程度、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項。另從三個檢定年度的迴歸係數觀之，其間的變化雖然不大，但是某些環境因素稟賦對一國出口貿易比較利益型態的影響，卻與日俱增（例如：每人國內生產毛額、都市化程度、空氣污染程度）。 　　　　4.根據外國文獻所整理收集的資料顯示，產業外移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而環境因素稟賦所造成約比較利益型態差異或環境政策之鬆緊不同祇是其原因之一。本文以經濟部投審會的資料所做的分析顯示，在1988年後，國人投資於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四國的高污染密集產業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而在1991年方有統計資料的大陸地區投資，也同時顯示投資於該產業的金額與比例有遞增的趨勢。故純由數據顯示，從短期的觀點而言，高污染密集的產業確實有外移的現象，但是否表示因為近年來環保法規採高標準的緣故，仍值得更長期的觀察。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三：（一）研擬出一套具體可行有助於本研究進行並能合理解釋 少年犯罪行為互動歷程之概念架構，然後運用各種統計技術考驗該概念架構，設法修 正成新的互動性影響理論模式；（二）編製可以早期識別潛在少年犯之測量工具；（ 三）比較一般少年與犯罪少年以及財產犯與暴力犯在各心理與環境變項上之差異情形 。 為期達成上列目的，本研究採取人格心理學上互動論的觀點、重視科技整合的精神， 並且同時運用傳統少年犯罪與自陳犯罪報告兩種研究方式。首先以２０２６名一般少 年及４４１名少年初犯與累犯作施測對象，據以建立少年犯罪量表。然後又對５１３ ９名一般少年、４９３名少年暴力犯及４５８名少年財產犯施行自編的少年生活情境 量表，其內容含自陳報告財產犯罪與暴力犯罪的題目。 本論文共分九章三十四節，首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問題背景及其重要性、研究目的、 取向與重要名詞。次章探討有關本研究之理論與實徵性研究。第三章陳述本研究概念 架構之建立過程與研究假設之內涵。第四章報告研究方法、對象、工具與資料處理類 型。第五章敘述少年犯罪量表之編製過程。第六章是預備性分析，分別指陳三十個變 項的相關程度以及各自變項對六個依變項的預測力。第七章係分析並討論各組少年在 三十個變項之差異情形，以及各自變項對六個依變項的主要影響。第八章則係分析並 討論各自變項對一般少年與犯罪少年情緒狀態、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次數及自 陳暴力犯罪次數之互動性影響程度。第九章是綜合討論、結論與建議，先對各項重要 研究結果作更進一步的討論，再據以提出結論與主要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一）少年犯罪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尚佳，可作早期識別少年犯之重要 工具。（二）犯罪少年之父親關愛度及家長社經地位均較一般少年低，其家庭功能與 在校人際關係、學行成績較一般少年低劣，其所居住社區不良程度較一般少年更重， 而其逃學次數、怨恨情緒與焦慮情緒均較一般少年外，其自我概念較一般少年更消極 ，其情緒控制與自我克制能力較一般少年為低劣，其潛在非行性較一般少年為重，其 財物誘因、暴行誘因、自陳財產犯罪次數與自陳暴力犯罪次數均較一般少年更多。（ 三）將少年財產犯與少年暴力犯相較，少年財產犯之父親關愛度較暴力犯為低，家庭 功能亦較暴力犯低劣，不良交友較暴力犯多，自我概念較暴力犯更消極，而其財產罪 次數亦較暴力犯為多；反之，少年暴力犯之憤怒情緒則較少年財產犯為更多，情緒控 制能力較少年財產犯更低劣，而其自陳暴力犯罪次數亦較少年財產犯為多。（四）大 多數的自變項對一般少年的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次數與自陳暴力犯罪次數的影 響具有顯著的主要效果存在；但是，只有相當少數的自變項對犯罪少年上列三個依變 項的影響之主要效果顯著。（五）就對一般少年與犯罪少年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 罪次數、自陳暴力犯罪次數的影響而言，以潛在非行性（指對自陳財產犯罪與暴力犯 罪次數的影響）、怨恨情緒、內外控取向、自我概念、活動性、逃學次數、不良交友 、不良社區、家庭功能、人際關係等項為最具影響力的變項。（六）就對一般少年潛 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與自陳暴力犯罪的互動性影響而言，逃學次數、家庭功能、 不良交友、不良社區、活動性、衝動性、自我概念等項，乃是最具互動性影響力的變 項；而潛在非行性、財物誘因及挫折容忍度三變項係對一般少年自陳財產犯罪獨具互 動性影響力的變項；潛在非行性、暴行誘因及情緒控制能力三變項係對一般少年自陳 暴力犯罪獨具互動性影響力的變項。（七）就對犯罪少年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 與自陳暴力犯罪的互動性影響而言，家庭功能、內外控取向與母關愛度三項乃是較重 要的互動性影響因素。（八）就對所有少年自陳暴力犯罪的互動性影響而言，潛在非 行性、財物誘因、暴行誘因、自我克制能力與少年組別五個變項對於自陳暴力犯罪具 有顯著的互動性影響。（九）上列各項研究結果大致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大部份研 究假設，且驗證互動論對少年犯罪行為歷程可作合理的解釋。依據互動性影響的研究 結果，本研究乃建立各自變項對一般少年及犯罪少年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自 陳暴力犯罪互動性影響的新理論模式共計六個。 根據本研究各項結果，研究者建議：（一）運用各種有效的途徑，落實親職教育的推 展，強化婚姻諮商與家族治療的功能，使病態家庭減少至最低限度。（二）改革學制 ，徹底扭轉社會上文憑主義、升學至上的錯誤觀念念；充實各級中學教育內涵，期其 五育平衡發展；改革道德教育方法，並早期發現潛在的少年犯，施予有效的輔導諮商 措施，強化中學的犯罪預防功能。（三）淨化大眾媒體內涵，改善社會風氣，並加強 對青少年的交誼輔導。（四）學校與家庭教育宜加強培養兒童及青少年高度的挫折容 忍度、情緒控制與自我克制能力，並設法糾正其偏差的性格傾向。（五）學術界宜多 編製少年犯罪量表供實務界參考，並加強少年犯罪早期預測研究，期能採取攻勢性的 犯罪預防策略，徹底防治青少年犯罪行為之產生。（六）學術界今後有必要多進行自 陳報告式的少年犯罪研究，與傳統式的少年犯研究同步並進，相輔相成；同時，並宜 多運用互動觀點與科際整合精神，深入探討少年犯罪行為的互動歷程，俾對少年罪問 題的解決，以提供更大的助益。

近年來有關企業策略及產業演進之研究，隨著組織內外環境互動之增加，而逐漸受到 相當的重視。有關企業策略之研究，一般偏向於公司個體作為之剖析；而有關產業演 進之研究，則多採整體覯察之方式進行；本研究試圖同時以個體微觀與整體巨觀之方 式，對兩者間互動關係進行探討。有關產業演進之理論根據，係以哈佛大學教授波特 （Porter. １９８０）有關產業分析與演進之論著為主，並參考吳思華教授之「產業 政策與企業策略」；有關企業策略之文獻則以司徒達賢教授之「企業政策」及策略形 態理論為骨架，旁及國內外學術期刊中有關競爭策略之論著。由於研究範圍相當廣泛 ，且重點在於建立自有之理論架構，故研究方法係自理論之研討與實務之觀察同時並 進，著重於資料之蒐集、分析、比對，並以專家請教、團體研討、腦力激盪等方式來 產生創造性思考，以獲致架構性結論。研究內容係以電視機及個人電腦產業為對象， 分別觀察其國內外產業演進之歷史軌跡，以生命週期循環之觀念劃分其演進階段，並 歸納呇階段之產業特色、關鍵性成功因素、以及變遷訊號；而另一方面亦透過專家請 教及次級資料之蒐集，來瞭解國內外主要廠商在產業演進各階段之策略性作為，以及 其策略成效。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產業之演進型態有所差異，而不同階段中有著不同的 關鍵性成功因素；就企業而言，策略形態之決策係受外在環境、內在條件以及企業目 標組合之影響，當功能性政策及組織結構與策略形態配合良好時，可以產生策略效率 ，使企業之策略作為有所涵意，然而，此項策略涵意必須能配合業滿足產業階段性關 鍵成功因素，才能產生實質的策略效果，而達成企業績效。最成功的企業，能夠在環 境變化實際發生以前偵測到變化訊號，予以正確之解釋與推論，並且預先調整本身策 略形態以為因應；而未能敏感於內外變動，且無策略調整以為因應之企業，其生存成 長將受到嚴重威脅。

『國際化』對於台灣企業而言，已是必然的趨勢。因此，如何成功地進入國外市場？可以說是目前台灣企業最重要的課題。而對一個想要進入國外市場的企業而言，除了選擇所要進入的國家外，更重要的是『進入模式』的決定。一個適當的進入模式對於企業往後的國際營運影響深遠，不僅直接影響到該市場的成敗，對於企業的其他市場亦具有間接的效應。因為在全球整合性的競爭下，市場間的競爭關連性上升，一個市場的成敗往往是在另一個市場上優、劣勢的來源。 目前學者對於影響企業決定『進入模式』的因素看法並不一致。不過大致仍可歸納出內部與外部因素兩個方面(Root, 1987)。而『企業生命週期』可視為企業內部因素的表徵，因此，企業的組織階段勢必對進入模式的決定有某種程度的影響。而由於『企業生命週期』的概念較為普遍，對於台灣一般的企業而言，實用性較高。因此，本研究的動機乃是基於探討『企業生命週期』與最適『進入模式』間的關連性。而影響進入模式的因素除了組織內部因素外，還有企業外部的環境因素，尤其是地主國的環境因素，對進入模式的決策更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亦將地主國的環境變數納入考量，以提高研究模型的解釋能力。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有以下主要目的：1.探討並整理『企業生命週期』與國外市場『進入模式』相關的文獻。2.以『企業生命週期』理論為出發點，發展一個觀念架構，用以描述企業的組織階段與地主國環境變數，對於國外市場進入模式決策的影響。3.以台灣企業為對象，針對本研究所發展的觀念架構，進行實證分析，並提出研究結果以供業界及後續研究參考。 本文以郵寄問卷方式，對於台灣企業進行實證研究；所採用分析方法包括：敘述性統計、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變異數分析、鑑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t-test 以及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等等。研究結果顯示： 一、目前從事國際化的台灣企業，根據其組織內部情況，我們可將其劃分為創業期、加速期、制度化期、以及再生期四個階段。 二、企業生命週期對進入模式之影響 1.再生階段相對於創業階段而言，在出口對其他、出口對生產據點、以及出口對銷售據點三種情況下，具有顯著性影響；也就是說在以上三種情況下，再生階段會比創業階段傾向採用較高涉入的進入模式。 2.加速階段與制度化階段相對於創業階段而言，只在出口對銷售據點時，具有顯著性影響；亦即，在考慮出口與銷售據點兩種進入模式時，加速階段或制度化階段均會比創業階段傾向採用銷售據點形式之進入模式。 3.若考慮銷售對生產據點，或者是合資生產對獨資生產據點時，則不論是加速階段、制度化階段或是再生階段，相對於創業階段而言，均未有顯著性影響。 三、地主國環境因素對進入模式之影響 1.關於地主國環境變動程度之因素，實證結果雖具顯著影響，但與本研究假設相衝突。因此，只可經由文獻之整理加以推論（詳見 P.98），而無法獲得明確之結論。 2.不論是考慮出口對其他、出口對銷售據點、或是出口對生產據點，當地市場之規模與文化相似性具有顯著性影響。亦即，當市場規模愈大或兩地文化相似愈高時，企業會傾向採用涉入程度較出口為高的進入模式。 3.若考慮同為生產據點的合資生產與獨資生產兩類進入模式時，企業對當地環境之熟悉程度具有顯著影響。亦即，當企業對所進入的市場環境愈熟悉，其愈傾於採用獨資生產的進入模式。反之，若企業對當地環境較陌生時，則會傾向以合資的方式進入該市場，以分散投資風險。 4.若以出口對生產據點以及銷售據點對生產據點而言，當地市場之吸引力具有顯著性影響。亦即，相對於出口或銷售據點，在當地市場吸引力愈大時，企業會傾向採用生產據點形式進入模式，以獲取在當地投資設廠之利益與優惠。 /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Taiwan business. The choice of the entry mode for foreign markets play a vital role in global competition.According to other literatures, we find that the factors effect this choice can devide into two part: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the business life cycle express the internal ones. According to these reasons,our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porpose: 1.Review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bout the business life cycle and entry mode. 2.To develope a concept infrastructure to describe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life cycle and host country environment for entry mode. 3.Using the Taiwan business as empirical respondents to approve our concept infrastucture,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Taiwan entrepren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