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 1875-1933)於1917-1929年間擔任蘇聯教育人民委員部(Narkompros)首任委員，在任期間發表了大量關於藝術的文章及報告，其在蘇聯藝術發展史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他以藝術達到社會主義理想的主張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十分不同，他相信群眾意識才是推動革命的必要條件。而他從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就抱持這種想法，因此曾一度主張將宗教與社會主義結合，使革命意識成為一種宗教情感而深植人心，而這種想法受到被極度反對宗教的列寧的嚴厲批評，隨後這種想法才轉向以藝術來實現。 在盧那察爾斯基思想中可見到實證主義(Positivism)、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宗教哲學、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哲學與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色彩，這使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理論在眾多馬克思主義美學家中顯得獨樹一格，本論文主要透過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並加上中西學者對於盧那察爾斯基的研究，不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來理解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思想，探討盧那察爾斯基對於藝術與革命的認知與實踐。 / Anatoly Lunacharsky(1875-1933) was the first Commissar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Education(Narkompros) from 1917-1929. During his tenure, he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and reports about the arts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his proposal to achieve the ideal of Socialism through the arts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rthodox economic determinism of Marxism. He believed that mass consciousness was a must to promote the revolution. He already held this idea long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Thus, he once advocated combining religion and Socialism, making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into a religion deeply rooted in everyone’s mind. Nevertheless, this idea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by Lenin, who was very opposed to religion. Afterward, Lunacharsky’s thoughts changed, turning instead to realize ideals through art. The influences of Positivism, Feuerbach’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Nietzsche’s philosophy and Wagner’s concept of art can be seen in Lunacharsky’s thought, making his views on art unique among Marxist aestheticians. In this paper, instead of understanding Lunacharsky’s theory of art in the context of Marxism, discussion will focus on Lunacharsky’s works and Chinese/Western scholars’ studies on Lunacharsky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Lunacharsky’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art and revolution.

緒 言：研究中共專利法，了解中共如何調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以印證其 經濟改革前途。 第一章：說明共產主義法律思想，中共經改後法律思想的變化、與資本主義法律思想 的基本差異。 第二章：說明中共專利法沿革、專利法在中共法制體系中的定位、專利制度概況。 第三章：說明中共專利法對發明之定義，以及禁止專利之發明的項目。( 並和我國專 利法之規定比較 ) 第四章：說明中共專利法在發明之專利要件，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等規。( 著重 在新穎性所採取之立法原則 ) 第五章：說明中共專利法在專利權歸屬上的規定，包括職務發明之廣泛，以及參加巴 黎公約在專利法上的影響。 第六章：說明中共專利法之申請與審查。尤其著重其早期公開、延遲審查制度。( 中 共所採為極新的制度有相當特色 )。 第七章：說明中共專利法為推廣應用的目標，所做的特別規定。著重其特殊的計劃實 施規定。 第八章：說明中共專利法對發明專利權的期限、無效、及民、刑事的保護規定。( 參 攷中共刑法的有關規定 ) 第九章：簡要交待合併在中共專利尖有關新型、新式樣 (中共法稱為實用新型及外觀 設計) 的不同規定。 結 論：由前述各章發現的問題，分析中共調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問題所在。

本論文除在第一章緒論介紹研究動機、主旨和方法論之外，第二章將追溯「發達社會 主義」意識形態形成的背景。遠因將涉及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見解， 以及列寧、史達林及赫魯雪夫基於這個見解，對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性質所作的定位。 近因探討布里滋涅夫時期的內社會環境與外社會環境，對「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形成的影響。 第三章將討論「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征，並進一步探討它和布里滋涅夫時期 的政策之間的關聯性。企圖探討蘇聯意識形態在蘇聯政策上的意涵。 第四章將討論布里滋涅夫之後，「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歷經安德洛波夫及契爾年 科時期的演變，以至戈巴契夫將此意識形態揚棄的過程。 第五章結論：共產主義運動並沒有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所預測的資本主義高度發達 的國家取得勝利，反而在以農民為主體、工業不發達的俄國最先取得勝利，這個非馬 克思心目中理想的邁向共產主義國度，在朝向共產主義前進時，其「體質」之不良可 想而知，雖然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區分，保留了相當的模糊性，可是，蘇 聯執政者還是必須面對共產主義何時降臨的問題。 雖然赫魯雪夫冒然宣布蘇聯可在一九八○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然而，布里滋涅夫為 了規避這個時間上的壓力並在政策上與赫魯雪夫有所區別，因此，發達社會主義意識 形態巧妙地規避了赫魯雪夫留下的難題，而且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內涵上也兼具 了保守與改革的色彩，相當具彈性與包容性。 可是，發達社會主義之後還是得面對共產主義降臨的難題，因此，戈巴契夫以「加速 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為政策的重心，對於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則避口不談。 可見，蘇聯從一個非馬克思所預言的起點出發要達到他所預言的終點可說是遙遙無期 。

本論文共一冊，約十萬字，分七章廿四節，內容係以中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 」及對外經濟政策為基礎，深入探討其外匯管理制度。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中共當局恆常透過經濟計劃，對內部經濟活動維持 全面性的控管。中共統治地區的經濟運作，因而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保持一定的獨立性 ，相互依存的危彩淡薄。一九七八年年底以後，中共展開經濟體制改革，積極進行對 外經濟交流，目的在引進外部「一切可用」的資源，加速內部經濟發展，但訌劃經濟 基本架構並未隨之脫胎換骨，外匯管理制度亦有其不可變的核心內容。 本論文引用「國際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s） 的模式為論述骨幹，主要 內容包括﹕中共管理外匯之理論架構、經營帳收支管理、資本帳收支管理、人民幣對 外之匯率制度，以及中共外匯管理制度之績效評估。論文最後，對該制度的未來演進 路徑，亦有所探討。 本論文儘量從經濟的角度，對中共外匯管理制度進行剖析，但必要時仍酌引政治因素 作論證，此乃中共為「高度的意識型態統治」性質政權之故也

鄧小平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中國大陸現階段社會主義建設的口號， 希望能為中共奉行貳的馬列主義與現實環境之間的矛盾，提供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本篇論文的主旬就是從「革命理論」（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 以及「發展策略「（達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方法、手段）兩個面向，來觀察中共如 何在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建立起社會主義。中共在歷經蘇聯模式、毛澤 東的「大躍進」模式式二種發展策略後，體會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依舊無法解 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門的矛盾，因此在鄧小平上臺後便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 發展生產力作為關鍵。但是為了解決僵硬的意識形態影響改革的問題，而對馬克思主 義採取「發展」的態度終必使得「革命理論」本身也產生修正或改變的現象，仗得發 展策略與革命理論發生辯證的關係。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身就還是一項不斷在發展的體，它未來的走向是一項耐人 尋味的問題。由於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本身繼承了史達林主義以黨和國家控制一切的特 質，因此它處處顯示出「國家主義」的色彩，雖然中共也採行某些市場機制以搞活經 濟，但是基本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仍然是局限於「國家主義」模式的範疇；這 是由於在資本主義盛行的世界體系之下，社會主義建設本身還是得利用國家機器以爭 取世界分工秩序下一個較有利的地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方面要求堅守社會主義 的原則，而另一方面則要求快速現代化。打破這種僵局的方法，還是在於找尋生產力 和生產關係在某一歷史階段的平衡點。

本論文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剖現階段中共進行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之真相，進一步判斷 它將來的發展趨向。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三節 資料的來源與研究的限制 第二章 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我基本理論 第一節 是否存在社會主義客觀經濟規律 第二節 關於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基本理論 第三節 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關係 第四節 分配理論─按勞分配 第三章 中共經濟管理體制的演變 第一節 時期的劃分 第二節 經濟管理制度的演變過程 第三節 現今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時代背景 第四章 現階段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之內容 第一節 農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第二節 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第三節 商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第四節 財政管理體制的改革 第五節 對外貿易管理體制的改革 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 現階段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之特性與局限 第二節 中共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之展望

第一章 導論─理論、概念與方法 第一節 政治參與的概念及其在中共研究上的應用 第二節 政治行為的驅力─政治社會化 第三節 青年知識分子的角色界定 第二章 文革前知識青年的政治參與分析 第一節 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系統環境分析 第二節 政治社會化的手段及目標 第三節 知識青年的政治參與─案例研究與分析 第三章、第四章分別以文革期間、文革之後為研究範圍，研究方向同第二章。再於第 五章綜合所論而做總結。

本文嘗試以蘿莎．盧森堡與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列寧等其他社會主義者的爭論為軸心，梳理出盧森堡的政治理論。並且企圖以「法則—行動」此一命題為導線，貫穿第二國際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各項議題。 本文採取康德—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主張「資本主義必將崩潰、社會主義必然到來」的法則作為一種設想，以便批判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並進行人與人之間聯合的行動。用盧森堡的話來說，就是將共產主義社會視為最終目的，用來指導當下運動的策略，法則與行動分別作為社會主義實現的客觀以及主觀因素，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偏廢。 伯恩斯坦否定法則的效力，使運動本身成為目的，終究走上改良主義的歧途。考茨基和列寧雖然都強調革命，但是都認為應該在革命前建立強大的組織，忽略了組織其實是革命的產物。考茨基更盲目崇拜法則，以為通過資產階級民主可以直接達到社會主義，列寧重視人們有意識的行動，卻和考茨基同樣錯誤地將民主與專政視為對立的選項。 最後在結論中指出，即便過去在現實中出現的社會主義已經破產，盧森堡仍然留給人類偉大的遺產，她的政治理論是政治上的無秩序和經濟上的有秩序，這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重要意涵：社會主義才使民主政治真正成為可能。

本文採用制度途徑為分析工具，比較歐洲地區的後社會主義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國內外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運作。從政治背景和金融發展兩個層面來看，後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區分為三類：中東歐、波羅的海及獨立國協，因為資料和能力所及的緣故，本文選擇了波蘭、愛沙尼亞與烏克蘭作為比較的個案。 任何形式的改革皆會有阻力與助力，而在金融自由化之前需先做到經濟穩定化和國營部門私有化，這就要國內的既得利益階級犧牲部分利益，才能讓改革繼續下去，既得利益階級不甘利益受損，於是團結起來抵制改革，或對國會遊說、施壓，或藉由選舉進入國會、掌握國家機器，保持舊制度；此時，西方國際組織(歐盟、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等)扮演著改革助力角色，利用貸款、加入國際組織條件從外部制度協助後社會主義國家維繫改革動能和抗拒既得利益階級。 本文研究發現，朝野主要政黨能夠遵照新制度而行的國家，往往是經濟改革和金融自由化較為優異的國家，這些國家的既得利益階級和國內對立情況相當較弱者，又有加入歐盟的改革誘因，才能順利推動改革，如波蘭及愛沙尼亞；烏克蘭陷於東西對立，既得利益階級強盛，國會屢屢修改制度，造成金融自由化落後。結論是制度和行為者都很重要，行為者制訂制度，制度提供行為者遊戲規則，行為者要遵守制度而行。

This thesis, “One-Party Democracy”: Prospects for a Future Democratic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Swedish Democratic Experience, attempts to contribute further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 compa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is study aims to gauge a possible future way for the future democratic fea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emerge by using,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the Swedish system of a one-party dominant democracy under the rule of a socialist party in a capitalist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