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旨在探究列寧與史達林統治期間，蘇聯電影之濫觴與發展。文中首先詳論蘇聯電影形成之時代背景與特殊使命，說明電影傳入俄國之初，正值布黨握權未久，民心浮動之際，列寧與史達林如何善用電影高可塑性及易於大量複製之特色，進行政策宣導與掃盲教育，不僅積極為共黨樹立領導威信，更塑造政權繼承之合法性。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共黨首重電影工業之管理，從1919年列寧將電影工業收歸國有起，至1953年史達林去世為止，蘇聯電影機構與管理階層不斷改組，權力集中。與其他各國娛樂商業影片相較，蘇聯電影濃厚之政治色彩與實用功能，風格自異。 蘇聯電影在歷經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寫實主義、二次世界大戰等不同階段的政策洗禮後，除呈現一系列歌功頌德的樣板影片外，亦在重重監檢制度與狹窄創作空間下迸發令人驚嘆的藝術成就，如庫列雪夫、愛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等大師的電影蒙太奇理論，又如他們結合政治現實與藝術理想之社會寫實創作。蘇聯電影不僅成功整合政治宣傳，鼓舞民心士氣，更於拍攝技巧和視覺美學上，創造出彌足珍貴的藝術語言，為本論文提供豐富且堅實之藝術佐證。 /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Cinema under Soviet Socialist ideology during Lenin & Stalin period from 1917 to 1953. First came into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pecial mission: cinema came into Russia in early 20th century while Revolutionaries just grabbed power, Lenin and Stalin wisely u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lasticity and massive reproduction in films to propagandize their political policy and to educate the overwhelmingly illiterate peasant masses. Not only did Soviet Cinema build reputation for Soviet Communists, it also helped to legalize the regime of Bolsheviks. After the 1917 Revolution, Bolsheviks first pay their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film industry. From 1919 Lenin took over the whole Soviet film industry and made it nationalized to 1953 Stalin passed away, Soviet film department had been gone through process of constant reshuffles and power centralization. To compare with the entertaining and commercial film industry in other countries, Soviet Cinema is unique for its strong political color as well as its pronounced pragmatic function. After baptizing itself through the policy changes during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Stages in Wartime Communism, New Economic Policy, Socialist Realism, plus Second World War, in addition to a series of complimentary stereotype films, Soviet Cinema, under layer upon layer censorship and cramped creative room, still spurted its astonishing artistic achievements to the world: the Montage film theory developed by Kuleshev, Eisenstien, Pudovkin and Dovzhenko, the masterpieces of social and realistic creation which demonstrate sophisticat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reality and artistic idealism. Soviet cinema played a successful role in integrating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with encouraging the massed; furthermore, it also create the precious artistic languages in the shooting skills and visual aesthetics, all these apply the rich and profound artistic evidences for this dissertation.

本文旨在探究三項命題，即中共八大路線的具體內容為何？由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制定通過的路線，何以發生轉折變化？以及為何在中共黨史上獲得「正確」路線評價？ 1956年的中國大陸局勢，正處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共黨於1955年下半年發起的加速合作化運動獲得空前成功，中共的權威和聲望達到高點；受到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影響，共黨有意放鬆高壓的政治思想管制，舒緩社會階級的緊張對立形勢。於是自毛澤東開始，共黨領導人提出一連串傾向民主化和自由化的主張，使得1956年成為中國出現「走向民主道路」可能的一年。此時召開的共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中共黨史上極重要的「八大路線」。 八大路線由幾個有機聯繫的部分組成，包括總結「三大改造」的經驗；對當時社會形勢、階級關係的評估；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界說得出的主要矛盾論斷；和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主要任務等。這些要素組合而成共黨特定時期的任務目標，既可滿足無產階級政黨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意識型態需要，又可解釋執政黨領導各級黨政機關實行各項政策方針的合理性，就「理論—路線—政策」的決策模式而言，八大路線可說是一個頗為完備的基本路線。 八大路線的轉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與行動，無疑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八大路線的指導思想中，雖然並未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但是諸如反冒進或平衡發展原則在路線中的重要性，實際上超過了毛思想中相關原則的地位。這種現象原可使得按照理論結合實踐原則產生的基本路線，具有修正不合時宜的意識型態以推動各項具體政策的作用；經過頗具制度化決策方式產生的八大路線，卻未經實踐即告失敗，足以證明「結合」原則難以在客觀環境下實現，路線模式在中共的現實政治環境中是相當脆弱的。 共將1957年以後的路線走向歸結於「左傾錯誤」的說法，八大路線顯然是一條「非左」的路線。文革之後，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的口號，確立以「生產力標準」作為判別路線正確錯誤的標準。根據此一觀點，中共給予八大路線極高的評價，而確立其「正確路線」的地位。除此之外，中共對歷史的評價顯然離不開現實政治的需要，八大路線可說是以毛澤東時代中的一個「非毛主義」式的基本路線，而受到中共領導階層的相對重視。 於路線模式可以滿足無條件的共黨領導的需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有效性，因此共黨將不會輕易放棄路線模式這項政治運作的原則。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主要包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二十世紀中 國革命思潮三個來源,這三者之間並非全無扞格,但是毛澤東卻是採取一種 相當實用的態度來處理這些不同的思維.其間的判準並不全是基於推動革 命事業的需求,還包括了毛澤東相當個人化的忖度與反應,包括他的世界 觀,他的欣賞情趣,以及他對權力地位的佔有欲望.這使得在毛澤東文藝思 想宰制下的中國文藝歷史,呈現出一種多變的,不穩定的,壓抑且扭曲的面 貌.除了歷史情境的因素,以及與毛澤東個人因素之間的互動探討之外,筆 者也指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演變之下,文藝的革命性被政治實踐要求扭 曲,以及革命文藝對於文藝歷史扭曲的結構性因素.於是,文藝的實用性從 事實認定轉變為本質認定,其極至的結果,使得文藝淪為政治的宣傳工具. 中共在新時期主導中國大陸的文藝思想,與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最大區別,在 於知識份子的地位從工農兵文藝原則下的尷尬地位解放出來,這對於中國 大陸文藝的多元發展,起著根本的正面作用.但無論如何,文藝的首要價值 仍是受到非文藝的因素決定,在中共政權之下,加在文藝工作者身上的束縛 仍是存在的.

無

在擴大對「蘇聯文化」研究的基礎上，本論文探討蘇聯的文化政治與政策施作，其終極目標乃透過命名的權力來建構文化的社會主體性，也即「蘇維埃人」這樣的歷史共同體。為求例證之多樣性，本論文綜合了文化研究與歷史研究途徑，以文本分析和文獻分析作為研究方法，並將指涉的文化政策範圍縮限於文學與藝術領域，以及對文化公共財，如圖書館、博物館、劇院的擴充。 對布爾什維克而言，爭取文化霸權就是建構並傳播蘇維埃意識形態，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即藝文團體、報刊媒體等來體現，繼而將個人建構為主體，製造出一批批本應如此的「形象」。因此，蘇維埃意識形態始終驅動著蘇聯文化政策的開展。配合主政之領導人，國家對政策的指導可簡化為「文化革命─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公開性」的歷程，並對應由逐漸緊縮到開放的程度。其中，由列寧發起的文化革命可謂蘇聯文化政策的承先啟後階段，尚且容許藝文團體的多元發展。進入史達林時期後，所推出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既是一種創作風格，也是政策的依歸。從寫作到編曲，從繪畫到電影，它為蘇聯的文藝創作設置理論與框架，並成為作品能否公開展演及獲得國家獎勵的唯一標準。至於戈巴契夫的公開性則帶來蘇維埃意識形態更為人性化的修正與文化政策的轉折。 另一方面，本論文透過觀照經蘇維埃化所產生之新蘇維埃人的日常生活片斷，概括蘇維埃文化的若干特徵，點出其指導大眾邁向由官方營造之理想人生的規訓功能，繼而探究蘇聯社會中不同身分的互動，析論政策造成的後續影響。藉由對精英、婦女與青年等文化研究關鍵面向的討論，可以發現蘇聯文化政策的差別待遇模式，以及未將文化納入政策考量的若干失誤。

女性與貧窮之間的密切關連幾乎舉世皆然，台灣亦不例外。除了從傳統的貧窮定義來界定女性的貧窮問題，女性其實在個人能力的發展、權利與機會上都較男性少。同時，以家戶所得的計算方式掩蓋了女性的貧窮現象，而父權體制資本主義更刻意貶低了女性的勞動價值。本文先從貧窮的定義開始，探討傳統的貧窮計算未考量到家戶中性別權力的分配，導致許多女性的貧窮問題無法真實呈現，以所得界定貧窮與否，更是忽略了女性在社會上被剝奪的機會與選擇。貧窮女性化的定義至今仍有諸多討論，最為廣泛的角度來看，其指涉貧窮人口中的女性比例逐漸上升的趨勢。從研究看來，台灣的女性貧窮狀況確實有上升的趨勢，女戶長家戶的貧窮率也一直高於男性。本文透過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角度，試圖理解女性貧窮的現象與成因，從而聚焦在兩個面向：家務勞動的女性化、勞動市場的性別區隔。事實上市場跟家庭並如資本主義所希冀的可以一分為二，父權式的資本主義思維不只在市場中運作，更滲入家庭生活之中。以愛之名的各種角色（如母親、妻子、媳婦）不僅讓女性的勞動付出得不到經濟上的回報，更將女性的就業與能力限縮在無法與男性匹敵的狀態內。隨著勞動型態不斷地改變，短期聘僱、彈性變換的雇用型態對於女性的經濟穩定增添更多風險。台灣的制度與文化在父權國家的運作機制下，貧窮問題的重要性總是遠遠落後於經濟成長的追求。殘補式的福利措施既無法解決問題，更加深了弱勢者的依賴。唯有改變個人與國家整體的傳統父權思維，才能夠普遍改善女性的處境。

當代「日本中國認識」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面臨一次重大轉折。戰後開始的「中國研究」主要受到日本對於自身認同重建的看法；以及冷戰國際架構的影響。本文藉由「系譜學方法」，回溯戰後半世紀以來，日本對中國的研究角度經過什麼樣的變化？中日研究群體如何開展及互動？本文發現日本當地中國研究的典範演變，最初是因應西方現代學科的需要，以建立歷史理論與史觀。戰前以東洋史學與區域調查為主要典範。此兩種團體延續到戰後成為史學與區域研究兩種系譜。戰後初期（1945-54）佔有主要論述空間的是左派革命史觀研究群體，主要學術產出是實態調查、社會史方面的資料。第二階段（1955-64）是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化論者，延續戰爭責任論爭中的研究主體問題。第三階段（1965-74）是隨著日本自身發展與文革演進，研究者依照對文革態度而分裂，自此主流是對經濟、政治、國際關係的研究。第四階段（1975-84）民國史觀強調社會主義中國與傳統中國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雙重連續性」，這兩個思考脈絡最後集成為溝口的基體論與濱下的體系論。另外出現以近代化（民主化經濟發展）短暫的成為主要論述，之後隨著前兩者理論對西式近代的否定，開始找尋「亞洲價值」。第五階段（1985-94），面臨昭和年代與冷戰結束兩個重要分期，日本學界提出新亞洲學，強調區域多元性以及混成亞洲統合兩大觀念。新亞洲學中，不可避免的也繼承了戰前亞洲學的基本要素。綜觀而言，本研究不僅能提供對中國研究途徑更多的參考面向，也能為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界提供更多元的研究方法，更能有助於對當代東亞局勢的瞭解。 / Modern “China studies” (sinology, modern china study, etc.) in Japan began in 1945, the end of Pacific War. It was in a very complicated situation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it must take mission on the revival of national confid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influenced by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Japanese China study” from a genealogic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also tries to depict the “genealogy”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of Japanese China study and their research approach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adigm change began in the need of discipline modernization,in order to build their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views. Two mainstreams before WWII are “touyougaku (orientalism)” and “regional study”. They became two major studies, “history” and “regional science” after war. In the first period (1945-54), the leading group “revolution historian’ (Marxist or lefters) accomplished much research about “village investigation”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second period (1955-64), Marxist (lefters) and Modernist debated the question of “research subjectivity” regarding war responsibility. In the third period (1965-74), researcher groups were affected by Culture Revolution, and became radical. After this deep confliction, they became neutral,and advocated to study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a. In the fourth period (1975-84), “R.O.C. perspective” emphasized “double continuity “ existing between socialist China and traditional China, and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 China, consisting of “Mizokuchi theory” and “Hamashita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heory) also rose up, considering Asian value as opposite of Western value. Therefore, in the fifth period (1985-94), facing the end of Showa period and cold war, scholars start to assert New Asianism, emphasizing divers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Asian countries. We could discover that New Asianism is similar to wartime Asianism, which is a symbol of Japanese China study that time. This study will not only clarify the Sinology in other culture, but also bring more approaches for scholars in Taiwan. / 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の最大な分岐点は1945年である。戦後の中国研究には、日本の自己認識を立て直す考え方が含まれている。さらに、冷戦時代の国際関係もまた中国研究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この状況の下で、中国研究は複雑な様相を呈している。本研究は、系譜学的方法を以って、この半世紀において、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が、どのような研究視点を採ってきたのか、また、学界がどのように形成され、内部にどのような会話・論争を経てきたのかを分析する。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のパラダイムは、最初は欧米の現代学科を真似て、自国の歴史理論や史観を発見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戦前の主なパラダイムは東洋史学と地域研究で、戦後その二つ系譜も続けている。戦後初期（1945－54）に、左派（革命史観）グループは主流で、実態調査や社会史に多くの力を入れていた。第二時期（1955-64）に、マルクス主義者と近代化論者は戦争責任の問題に沿い「研究者主体」について論争した。第三時期（1965-74）に、日本自身の経済発展や中国の文革の影響により、研究者グループが分裂し、激しい批判も出た。その後、一変して、「無価値」の経済や政治、外交など、つまり、「国情研究」が主流になった。第四時期（1975-84）に、民国史観や基体論、朝貢体系論など、社会主義中国と旧中国との「連続性」や中国中心と周辺国家との「連続性」に着目した研究が現れた。そのほか、アジア的な近代化論も大勢になり、「アジア価値」は再び脚光を浴びた。第五時期（1985-94）に、昭和時代と冷戦の終わりとともに、地域多様性とアジア協力を強調する「新アジア学」も出た。新アジア学と「戦前アジア学」が多くの共通性があるため、同じ系譜に属することを本研究によって解明できる。本研究は、台湾におけるこれまで中国研究に対して、新たな研究方法を紹介し、示唆的な観点を与え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る。

自一九八九年起，民主化浪潮陸續於世界各地發生，且愈演愈烈，但中共卻無視這股時代巨流，執意走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對之民主轉變的期望視為是「和平演變」的陰謀，並強調中共國情迥異，展開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反「和平演變」運動，極力避免步上前蘇聯、東歐國家被演變的後塵。 　　本文欲探討的主題即，什麼因素使中共能免民主潮流衝擊於一時？中共如何詮釋「和平演變」戰略的內涵？中共面對「和平演變」時，所採取的反制策略為何？中共因應「和平演變」的措施能否在目前全球生態丕變的環境下持續奏效？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各章內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方法及架構、研究範圍及限制。 　　第二章則於檢視中共反「和平演變」之內涵前，先探討中共對「和平演變」的看法，包括「和平演變」的產生背景、定義及施行目標、發展過程及施行手段。 　　第三、四、五三章分別論述中共三個反變時期，分別為毛澤東時期、鄧小平前後時期等，並以反變的背景、措施及成效等三個要素作為此三章的論述架構。 　　第三章說明中共反變運動最初形成的內外背景，反變的種種措施，以及毛澤東錯估當時各種情勢與反變結合後所造成的不良後果。 　　第四章則突出鄧小平掌權後，中共反變大環境有所變動，使得此時的反變必須在改革開放之下進行。 　　第五章敘述中共鎮壓民運的戲劇性發展，使反變與「和平演變」之互動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並闡述中共反變運動時馳時張之緣故。 　　第六章首先對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反變內容及成效作一初步的比較，次則指出中共反變目前所處的兩難境地，最後則展望許家屯及海內外學人所提出的「和平演進」論及「新權威主義」設計，在可見未來是否能為中共當局採納，而採用後的結果又為何？本文並以此章作為整篇論文之結論。

1978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造就中共30餘年來高度的經濟增長率，中共在1990年代中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體制，結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時至今日中共仍然在調整社會主義（國家）和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權力關係，中共政府雖然接受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源配置的作用，但代表社會主義的中共政府，仍牢牢掌握對整體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但對於中共而言，更加複雜多變的政經環境以及融入世界經貿體系的因素，改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體制對於資源配置的作用程度。 本論文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造成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困境、提出的應對措施和發展目標的轉變，檢視中共使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另外在金融危機後，中共又是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控制能力，以及提昇市場經濟的作用程度之間，做出適當的調整，以配合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達成經濟增長、調整結構、促進改革等目標的平衡發展。

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或有稱社會國Sozialstaat)自十九世紀開始發展，在二十世紀儼然成為實施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國家的努力目標，國家的角色及任務亦因而重新定位。從各國實證經驗觀察，福利國家的建立，所牽動的影響因素甚為複雜，在不同的人文、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的交互影響下，各國也發展出不同態樣及特色的福利國家類型，顯示了福利國家的形貌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性格」，因福利國家乃為解決社會問題以滿足人民及社會的需求而生，在不同的國家環境、不同的社會文化裡，所發生的社會問題自然有所差異，也因而產生不同的社會需求，以及不同之因應模式。當然，從福利國家發展理論中之擴散理論探索可以發現，福利國家似乎亦具有在各國間擴散的現象，這或許是因為福利國家是在當代為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引發問題，人類文明所可以採取且最為有效解決方法，所以外部因素的示範效果，也是國家發展福利國家制度的原因之一，想當然爾，大量移植西方制度之中華民國也承襲了福利國家思想，民生福利國原則遂成為建構我國憲政秩序的重要原則。 然而，制度的繼受僅僅是一個開端，並非結局，由西方世界進口的福利國原則，所蘊含的價值理念如何體現？是否適合一個高度依賴貿易而以經濟發展為主要趨向的海島型國家？能否完全與台灣社會融合並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以上均係繼受外國福利思想及制度所無可避免的問題，尤其，在民主法治仍屬落後，且擁有與西方文化性質迥異的東方文化的台灣，上開問題似乎更為棘手，理想與現實因而產生鴻溝。而在法制的繼受後，為了處理所衍生的問題，緊隨的學說或理論的繼受也就成為制度運作良痞的保固服務。然而，若僅僅只是將外國的學說理論直接套用在我國法制，而未考慮前面提到的人文、社會、經濟及政治等背景因素，這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健康，也非治本之道，只會使得制度運作與社會現實更加疏離。蘇永欽教授更指出，以台灣近年變遷的快速，憲法與整套法制的「異化」，就很難避免，其中又以不受大法官眷顧，而未能經由解釋跟上時代腳步的基本國策規定，與社會現實脫節最遠。憲法的福利國原則，與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運作及社會現實的反應，正好足以印證福利國家及制度的異化現象。 近年來，比較法學的研究仍然是法律學術研究甚至實務運作的主流，無可否認的，在大量繼受外國法制且社會變遷迅速的海島國家，比較法學仍然具有無法抹滅的價值，這也是為了能夠瞭解外來制度的起源、思想、社會背景、甚至全貌的方法之一，俾以作為我國制度建構及實際運作的參考。而為能解決制度繼受所產生的前揭問題，俾便能更貼近社會現實，真正發揮制度的功能，建構「本土化」制度也成為學說、實務運作制度的方向。然而，在法制實行層面，除了襲用外國發展出的法釋義學外，還有沒有其他或在地的方法，憑以發展出有鄉土味的制度，真正落實本土化的目標，這也必須回歸社會現實層面作整體的觀察瞭解，以拉近規範與現實的距離，所謂「從哪裡跌倒就應該從哪裡站起來」，畢竟福利國家思想乃因應社會需要而生，若是無法確實認知社會真實的需要究竟為何，暢言建構本土化社會福利制度無異淪為空談。憲法本文有這樣的問題，而在行憲半世紀後，我國憲法在民國八十年間歷經六度增修，是否有加以檢討而能夠反應社會實際？或是擴大與台灣社會的鴻溝？則是本文需要正視的問題之一，期能明瞭憲法規範與社會現實一路走來的軌跡。 此外，台灣的西方化過程，是以一種濃縮的方式幾乎在半個世紀完成了很多西方國家數個世紀的發展，可見台灣社會，曾經處於一個變動劇烈歷程，不僅如此，由於科技的發達，跨國經濟突破國界的藩籬，引發一波「全球化」的熱潮，也造成全球性的影響，台灣這樣一個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海島國家，更無法自外於全球化的潮流，隨著伴生的經濟體制及社會福利制度問題，具有強烈剛性憲法性格的中華民國憲法，是否及如何能夠切合時代潮流與時俱進，或者逐漸退化成卡爾、羅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所謂的完全不具有規範力的字義性憲法（紙上憲法），在時代潮流的沖刷下逐漸消逝，此乃係我國憲法學當前所需面對、甚至無法逃避的急迫問題。在這樣瞬息萬變的環境之下，憲法福利國所接櫫的價值是否已不合時代潮流而為主流價值所揚棄？而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未來要走往那個方向？或是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均是當前台灣社會各界所需共同面對的嚴肅課題。本文循著前揭思考脈絡，發現我國憲法問題叢生，然而問題的解決，牽涉層面範圍甚廣，絕非本文所敢恣意嘗試，毋寧是希望藉著本文，抒發個人觀點，發掘解決問題之可能方向，抑或能拋磚引玉，提供往後從事此方面研究者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發展科學知識的策略有兩種，一是從研究到理論（research-then-theory），又稱為「自然的解釋」（interpretation of nature），係指選出一個現象，透過實證方法蒐集資料，並且分析資料，找出系統性的模式；二是從理論到研究（theory-then-research），又稱「心思的預想」（anticipation of the mind），係指選擇一個理論衍化出來的敘述，透過實證研究加以檢視。本文主要透過社會學家對於各個具有典範象徵的福利國家所作類型化分析探討而形成之「福利國家類型論」為主軸，具體化福利國家此一概念，釐清現今各福利國家類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文背景及其制度特徵，並藉此對我國憲法及社會福利相關政策制度及其實施狀況加以定性，以茲瞭解我國憲法上福利國原則之屬性、上開原則所欲彰顯的價值及所隱含的意識型態等整體的認識。其次，誠如前述，在台灣，規範與社會現實之間確實存有落差，尤其在具有福利國家思想的憲法基本國策專章，此種情形特別嚴重，為了瞭解憲法規範與社會現實的實際差距，擬透過「福利類型論」從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現實層面著手，說明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目前的真實狀態，體檢台灣的主流價值及意識型態並加以定性，以茲檢視其是否與相關憲法規範意旨相符合，藉以探究憲法規範之實行、所發揮的規範功能功能及實行後之結果，是否達成憲法委託國家的任務及目標。最後，更進一步，在觀察當前台灣社會面臨的社會問題之後，擬探討台灣福利制度所面臨的困難，以及憲法規定的模式是否妥當。綜上所述，類型化的研究，在法概念之下，扮演連接規範與現實間橋樑的功能。因此，本文採取第二種理論到研究的策略作為本研究的基礎。 基於前述問題意識及研究方法，本文擬建立章節內容如下： 本文第二章，擬介紹福利國家形成的理念，即在福利國理念之下，各國所建構出之福利國家類型，嘗試分析出各福利國家之類型特徵，並試圖整理出福利國家之評價基準，以作為本文主要之理論基礎。 第三章闡述我國憲法社會安全基本國策相關規定，說明我國憲法描繪的福利國家藍圖，並透過福利國家類型論，對我國憲法社會安全基本國策及福利國原則加以定性，瞭解憲法規範的理想，並作為下一章探討與臺灣發展出的社會安全制度間，規範與現實差距問題的基礎。 第四章則回歸社會現實層面，先說明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發展歷程，在這個歷程裡面所發生的憲法變遷現象，以及造成憲法變遷的影響因素。而這些現象，是否也促成了民國八十年間，在數次憲法增修條文中，增加了社會安全基本國策的規定，並造成了典範式轉移的現象。 第五章則在一系列探討我國憲法福利國家理念與現實社會福利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之後，再運用福利國家類型論，闡述社會立法的審查基準，藉以發掘福利國家類型論的實用功能，及對於社會立法可能造成的影響。 最後，透過瞭解福利國家在現代面臨的困境，及世界各國面對新的世界局勢所採取應對的方法，探討我國國家福利制度未來的走向，並以此作為本文的結論